努瓦蒂埃先生是一位杰出的预言家，事态急速变化，一如他预见。尽人皆知，从厄尔巴岛卷土重来，此举奇而又奇，神乎其神，自不待言前无古人，恐怕也是后无来者。

对这一猛烈的打击，路易十八只是虚张声势，软弱无力地抵挡一下：他对人原就缺乏信任，也导致他对事态缺乏信心。这个王国，确切地说这个王朝，刚刚由他重建起来，整个建筑物是由旧偏见与新思想构成的，基础极不稳固，上下摇摇欲坠，只要拿破仑推一把，就会訇然倾倒。由此可见，维尔福所赢得的国王的感激，此时非但无用，反而惹祸，因此他特别谨慎，没有佩戴那枚骑士荣誉团勋章，尽管德·布拉卡先生按国王的旨意，认真关照给他发来荣誉证书。

努瓦蒂埃不畏艰险，功劳卓著，在百日政变的朝廷中权重一时，没有他的保护，拿破仑无疑要把维尔福革职。这个1793年的吉伦特党人，1806年的贵族院议员，就这样履行了诺言，保护了不久前曾保护过他的维尔福。

在不难预见会再次覆灭的帝国回光返照时期，维尔福的整个权势，全用来压下唐代斯险些扩散的秘密。仅仅把检察官革职了，因为怀疑他态度暧昧，心怀二志。

帝国统治刚刚重新确立，即皇帝莅临路易十八刚离开的杜伊勒里宫，他在读者曾随维尔福参观过的小书房的胡桃木桌子上，还发现路易十八的敞盖的半盒鼻烟，并从那里向各方发出无数道命令；而在这一时期，马赛城中麋沸蚁动，尽管地方官员明令禁止，报复行为也一触即发；南方内战之火余焰未尽，现在又开始复燃，一群群人围着闭门不出的保王党宅第叫骂，公开尾追污辱胆敢出门的保王党人，稍一煽动就会发生越轨的行为。

我们曾指出，船主莫雷尔先生属于民众党派，虽说像所有勤苦经商、慢慢发家的人一样，为人谨慎，有点胆小怕事，但此时地位自然而然发生变化，再怎么受狂热的波拿巴党徒的挤对，被斥为温和派，不能说有多大权势，可也终归有讲话的份儿，能提出自己的需求：不难推测，他的要求与唐代斯有关。

上司倒台了，维尔福却岿然不动；他的婚约仍然算数，但要暂缓，等待有利的时机。假如皇帝在宝座上坐得稳，那么他就另议婚事，自然有父亲替他操办。假如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路易十八再登王位，那么他和德·圣-梅朗侯爵都会权势倍增，两家结亲就更加门当户对了。

且说这位代理检察官暂时成为马赛的首席司法官。一天上午，下人推门进来，禀报说莫雷尔先生求见。

换了别人，准会迎上前去，然而维尔福是何等样人，他即或阅历不深，对人情世故却有一种本能，意识到过分殷勤，就等于向船主示弱。于是他还像波旁王朝复辟时期那样，哪怕身边没有客人，也要把莫雷尔撂在前厅，此举无非要表明代理检察官让人候见乃是惯例。他不慌不忙，看了两三份观点不同的报纸，拖了一刻钟，这才吩咐把莫雷尔先生让进来。

莫雷尔先生本以为维尔福肯定一蹶不振，不料发现他仍像六周之前的样子：神态平静而坚定，对人客气而冷淡；这种冷冰冰的礼貌，是雅士和俗人之间难以逾越的障碍。

莫雷尔先生来到维尔福的办公室，本以为这位法官一见到他就会吓得发抖，不料面对这位双肘伏案、目光询问的人物，他反而不寒而栗。莫雷尔先生在门口站住。维尔福仿佛想不起他是谁，默默地审视了一会儿，只看得敦厚的船主发窘，手里直摆弄帽子，他这才开口问道：“想必是莫雷尔先生吧？”

“正是我，先生。”船主回答。

“过来吧，”维尔福以保护者的姿态招招手，说道，“说说看，您来找我有何见教啊？”

“您一点也没有猜出来吗？”莫雷尔问道。

“没有。不过，您说吧，如能为您效劳，我很高兴。”

“这事完全由您做主，先生。”莫雷尔又说道。

“您就说说看。”

“先生，”船主继续说，他自信主持公道，态度明朗，因此随着讲话，他也渐渐镇定下来，“您还记得吧，在得知皇帝陛下登陆消息的前几天，我来求您宽大处理一个可怜的青年；他是我船上的大副，如果您还记得，他被指控和厄尔巴岛有关系；这种关系在当时算做罪名，而如今则是功劳了。那时您为路易十八效力不肯宽恕那青年，先生，那算是尽职。而如今，您为拿破仑效力了，就应当保护那青年，这也是您的职责。因此，我来向您打听那青年的情况。”

维尔福拼命稳住神，问道：“那人的姓名，请问那人的姓名？”

“埃德蒙·唐代斯。”

显而易见，维尔福宁可跟人决斗，离二十五步远挨一枪，也不愿听人当他面说出这个名字。然而，他却不动声色。

“这样一来，”维尔福心中暗道，“别人就不能指责我逮捕那个青年，完全出于个人动机。”

“唐代斯？”他重复道，“您是说埃德蒙·唐代斯？”

“是的，先生。”

维尔福翻开旁边格子上的一大本登记册，又去查一览表，然后再查档案，这才转身，极其自然地问船主：“您敢肯定没有弄错吧？”

莫雷尔若是精明些，或者了解这个案件的一些真相，那他就会觉得代理检察官的行为实在古怪：维尔福何不打发他去找典狱长和省督，去查囚犯花名册，而要这样亲自答复根本不属于他的职权范围的问题。然而，莫雷尔怎么也看不出维尔福有惊惧之色，他认为这种殷勤的态度，既然不是做贼心虚，那只能是谦恭和易了。维尔福这一招果然奏效。

“哎！先生，”莫雷尔答道，“我不会弄错的；再说，那可怜的青年与我相识已有十年，为我干事也有四个年头了。您还记得吧？一个半月之前，我来求您对他手下留情，同样，今天我又来求您公正对待这个可怜的青年。那时您对我态度相当冷淡，很不乐于回答我。唔！这不足为怪，在那些日子，保王派对波拿巴派非常严厉。”

“先生，”维尔福答道，他又有机会卖弄他惯常的机敏和处变不惊的本事，“那时我是保王党人，相信波旁王室不仅奉天承运，继承大统，而且得到万民的拥戴。然而，拿破仑这次复位又是神工奇迹，向我证明我的判断有误。拿破仑以其天才获胜：合法的君主就会受到爱戴。”

“说得好！”莫雷尔粗豪爽快地高声说，“您这么说我就爱听了，看来埃德蒙要时来运转。”

“等一等，”维尔福又翻阅一本卷宗，接着说，“找到了，他是名船员，对吧，正要娶一位卡塔朗姑娘？不错，不错，唔！想起来了，案情很严重。”

“怎么回事？”

“要知道，他从我这里被押到法院的监狱。”

“嗯，那又怎么样？”

“我呢，给巴黎打了报告，并附去从他身上搜出的材料。有什么办法，这是我的职责……关押一周之后，犯人就给提走了。”

“提走啦！”莫雷尔不觉提高嗓门，“究竟怎么处置了那可怜的青年？”

“哎！放心吧。他可能被押往弗内特雷尔、彼涅罗，或者圣玛格丽特群岛，拿行政术语来讲，这叫调离本土；您就等着瞧吧，说不定哪天，他忽然回来给您当船长了。”

“什么时候回来都行，位置给他留着。不过，也该回来了，怎么还没回来呢？我认为波拿巴司法当局要办的头一件事，就应当释放被王国法院关押的人。”

“不要这么轻易地指责，亲爱的莫雷尔先生，”维尔福答道，“什么事情，都必须按照合法程序来办。囚禁令是上峰签发下来的，释放他的命令也必须由上峰签发。而拿破仑复位刚刚半月，撤销原判的指令恐怕也刚刚发出。”

“对了，”莫雷尔又问道，“现在我们胜利了，这些手续，难道就不能催促快办吗？我有几个朋友，都有一定势力，我可以求他们帮忙弄来撤销逮捕的命令。”

“并没有逮捕令。”

“那就从囚犯花名册上划掉他的名字。”

“政治案犯并不登记入册。政府有时从国家利益考虑，要干掉一个人而又不留任何痕迹，可是囚犯花名册却会给调查留下线索。”

“波旁王朝时期也许是这样，然而现在……”

“历来都如此，亲爱的莫雷尔先生。政府更迭，却换汤不换药；路易十四朝建立起来的惩罚机器，除了巴士底狱，如今还都在运行。在监狱制度方面，皇帝始终比太阳王还要严厉。没有入册的囚犯数不胜数。”

多么有主意，也架不住这样好心规劝，莫雷尔甚至没有起一点疑心。

“说来说去，德·维尔福先生，”莫雷尔说道，“您到底有什么好主意，能让可怜的唐代斯快点回来？”

“唯一的办法，先生，就是向司法大臣呈送一份请愿书。”

“哎！先生，谁还不知道请愿书是怎么回事：司法大臣每天能收到两百份，还看不上四份。”

“不错，”维尔福又说，“然而，一份请愿书由我批示，由我直接呈送，他就会看的。”

“您负责呈送这份请愿书吗，先生？”

“非常乐意。唐代斯就算那时有罪，如今总归是清白的了。那时判他入狱，如今释放他，同样都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查究虽不大可能，但不得不防，否则一经查实，他就要遭殃。

“您坐这儿写，我来口授。”维尔福说着，把座位让给船主。

“您肯费神吗？”

“当然了。我们耽误的时间已经太多了，不要再延误。”

“对，先生，想一想，可怜的小伙子在盼望，在受罪，也许绝望了。”

一想到囚犯在死寂和黑暗中诅咒他，维尔福就不寒而栗，但他走得太远，难再退缩，只能将唐代斯置于他野心的齿轮中轧得粉碎。

“我等您讲，先生。”船主坐到维尔福的座位上，拿着笔说道。于是，维尔福口授一份请愿书，毫无疑问，他用心良苦，极力夸张唐代斯的爱国精神及其为波拿巴所做的贡献；照请愿书上说，唐代斯简直成了拥戴拿破仑复位的急先锋；显而易见，司法大臣一审阅这份请愿书，如果错案尚未得到纠正，肯定会立即释放唐代斯。请愿书写好，维尔福又高声朗诵一遍。

“这就行了。”他说道，“现在，就交给我去办吧。”

“很快就呈送吗，先生？”

“今天就呈送。”

“由您签发？”

“我要写上最好的批示，先生，证明您在这份请愿书中所说的话全部属实。”说罢，维尔福也坐下来，在请愿书的一角写了批示意见。

“现在，先生，还要干些什么呢？”莫雷尔问道。

“等信儿吧，包在我身上。”维尔福答道。

有了这种保证，莫雷尔便抱着希望，告别心中得意的代理检察官，跑去告诉老唐代斯不久就能见到儿子了。

然而，维尔福并没有把请愿书呈送巴黎，却仔细保存在自己手中。这份请愿书现时可以救唐代斯，将来反能坑害他一辈子，因为根据欧洲的局势和事态的变化，明眼人都能预料一件事：波旁王朝的第二次复辟。

唐代斯囚在地牢，既听不到路易十八宝座翻倒的巨响，也听不到帝国倾覆更为巨大的轰鸣。维尔福则“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在人称“百日”的帝国东山再起的短暂时期，莫雷尔两次前来催问，坚持要求释放唐代斯，而两次都让维尔福用许诺搪塞，用希望给安抚了。终于，滑铁卢一战，再定乾坤。莫雷尔不再去找维尔福了，这位船主为营救他的年轻朋友，已经尽了全力，到了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时期，为此再行活动非但徒劳，而且会牵连自己。

路易十八重登王位。维尔福在马赛多行不义，不免内疚于心，便请求调任，蒙准去图卢兹城补检察长的空缺。赴任之后半月，他就同德·圣-梅朗小姐结婚了，而此时他岳父在朝廷备受恩宠。由此可见，在“百日”期间和滑铁卢战役之后，唐代斯一直关在地牢，即使没有被人遗忘，至少被上帝置于脑后了。丹格拉尔看到拿破仑重返法国，就明白他给唐代斯的这一打击多么重大：他的告发歪打正着，他像所有作孽无师自通，而生活却智力平平的人那样，把这种奇特的巧合诡称为“天命”。不过，一旦拿破仑返回巴黎，再度号令天下了，丹格拉尔就心惊胆战，唯恐唐代斯洞烛其奸，有了权势，气势汹汹地前来报仇雪恨。于是，他向莫雷尔先生表示希望离开商船，并求船主把他推荐给一位西班牙商人；就这样，在3月底，即拿破仑再主杜伊勒里宫的十来天，他动身去了马德里，给那里的商人当了订货员，从此便杳无音信了。菲尔南却一无所知。唐代斯不再碍眼，这是最主要的一点，至于唐代斯遭遇如何，他也根本不想打听。在情敌离开的这段时间，他一心考虑对策，想如何蒙骗梅色苔丝相信唐代斯被捕的原因，又想如何诱拐并远走他乡的计划；有时心头实在郁闷，他就登上法罗角的岩顶，像一只苍鹰似的，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忧伤地眺望通马赛城和卡塔朗村的大道；看看会不会出现那个高扬着头、步伐轻快，在他看来也变成复仇天使的英俊青年。转念至此，菲尔南便横下一条心：一枪把唐代斯的脑袋打开花，然后自杀，心想这样就可以掩盖这种暗杀行径。但是，他这是欺骗自己——他始终抱有希望，是绝不会自杀的。

在此期间，帝国经历了许多痛苦的波折，终于动员最后一批兵力。皇帝大声疾呼，号召所有能拿动刀枪的男子出国征战。菲尔南也不例外，他要离开自己的木屋和梅色苔丝，但忧心惨切，深恐他的情敌随后回来，娶走他心爱的姑娘。如果菲尔南真想自杀，那么他在辞别梅色苔丝之际就该动手了。他对梅色苔丝的关心，对她的不幸所表示的同情，以及对她无微不至的关怀，这一切同自我奉献的各种姿态一样，终能感动高尚的心灵。梅色苔丝始终喜爱菲尔南，对他怀有深厚的情谊，而这种友谊又新增添了感激之情。

“哥哥，”这姑娘一边说着，一边帮菲尔南把新兵行囊挎在肩上，“哥哥，我唯一的朋友，你可不能死，你一死，丢下我一个人在这世上，就只能天天流泪了。”

在分手的时候讲这番话，又使菲尔南萌生了希望。如果唐代斯不再回来，那么有朝一日，梅色苔丝就可能嫁给他了。

在光秃秃的土地上，只剩下她孤零零一个人，梅色苔丝看大地一片荒凉，看大海一望无际，终日涕泪涟涟，如同悲惨的故事中所讲的疯女人。只见她总绕着卡塔朗小村子转悠，时而停在南方的火辣辣的太阳下，像尊雕像一动不动，默默地眺望马赛城的方向；时而坐在海岸边，倾听跟她的痛苦一样永不停息的大海的哀吟；她心中时时起念，还不如把身子往前一探，坠落下去，冲开海面，葬身那渊底，也省得忍受这种轮番的煎熬，这样毫无希望地等待。梅色苔丝这样打算，也有勇气这样做，但她的宗教信仰帮了忙，她才没有自杀，保全了性命。卡德鲁斯也应征入伍，不过他比菲尔南大八岁，又有家室之累，只是编入第三批动员的部队，随军开往海岸。老唐代斯仅仅靠希望支撑着活在世上，随着拿破仑的倒台，他也失去了希望。儿子被抓走之后，老人一天一天地盼，整整熬过五个月，终于在儿子被捕的同一时刻，他倒在梅色苔丝的怀里咽了气。莫雷尔先生为他出了全部安葬费，并偿还了老人生病时所借的几笔小债款。这种行为不仅需要有颗善心，还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当时南方正汹汹扰攘，像唐代斯这样危险的波拿巴党徒，他父亲纵然要死在床上，谁去救护也得担着罪名。 ZUw3uKkPrdKrEp2tyuofRWrOAI4pgrJ0d+fh4na/UL0uZwr2Wk5mB0C6juLw1N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