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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5 伤心事

仿佛是多年的压抑,在此刻全部爆发,王莽痛哭流涕,直至耗尽全身力气,如一摊稀泥瘫倒在地。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哭得如此伤心,如此委屈。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会让人意识到,尽管王莽是帝国至高无上的皇帝,统治着当时近七千万的人口,但他仍然只是一个普通的老人,再华丽的衣冠,再巍峨的宫殿,都无法掩饰这一现实。他已经六十八岁了,即将迈入古稀之年,身体佝偻,白发苍苍,一身的老人味。

王莽这一哭,虽然突然,想来却又在情理之中,人到晚年,心境本来就寂寥悲苦,更何况家门连遭不幸,眼看着亲生骨肉一个个先自己而去,人越来越老,伴儿越来越少,心中的凄凉悲伤,可想而知。然而他却偏偏又是皇帝,他能向谁倾诉?而谁又敢给他安慰?他只能在没人的地方,允许自己短暂崩溃、痛哭一场,哭完之后,又必须擦干眼泪,继续坚强。

然而,我依然低估了王莽的情商,王莽这一哭,并非为家事而哭,竟是为国家而哭。他睁着昏黄的双眼,嘴中不住念叨着百姓、流民、百姓、流民,念叨了一会儿之后,忽然又高声咒骂起来,那意思大致是说:你们这些百姓,老子改革的时候,怎么没见你们这么积极?现在稍微一挨饿,就合起伙来跟老子作对,你们都是些什么东西?

很明显,在王莽的判断里,老百姓实在不是个东西。他虽然恨那些误国的官吏,但他更恨这些悖逆的百姓。他就是想不通:我为了这些百姓,可谓是操尽了心,勤勉政事,加班加点,常御灯火至明,犹不能胜。有这些时间,我本可以饮美酒,赏美景,睡美人,想多快活就能多快活,而我竟拒绝了这些快活,傻傻地选择了受苦,我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你们百姓?在我之前的历朝历代,你们过的都是些什么日子?最早的西周春秋,连打仗都不让你们老百姓去,觉得你们这些贱民只能耕种畜牧,根本不配拥有为国而战的荣誉;后来到了战国,他们见让你们送死是好的,这才慢慢将你们送上战场。长久以来,你们都在被侮辱被损害,富者田连阡陌,骄奢淫逸,而你们却贫无立锥之地,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一想到你们的境遇,我几乎每次都要叹息流涕。如今我当了皇帝,有了改变这种不公正的权力,我什么都替你们想到了,解放奴婢,分给你们田地,又免费借给你们钱粮。古往今来,哪个皇帝能做到这些?而我做到了,并且是在你们没有开口要求的情况下就主动给了你们这些,你们可曾想过我为此所承受的压力?你们没有,你们也不关心,你们甚至连自己都不关心。那些权贵地主就懂得关心自己,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纷纷起来反对我、阻止我,而你们呢?我以为你们会站出来为我欢呼,给我继续前行的鼓舞,然而你们没有,你们屁也没有一个,只是可耻地沉默着。我应允了你们一个光明的天堂,你们不要,反而甘心活在黑暗的地狱,你们究竟是不知好歹,还是奴性愚昧?

王莽单方面咒骂着百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然而,他高居在庙堂之上,又怎能听到百姓真正的心声?老百姓虽然人数众多,却是绝对的弱势群体,如狼似虎的官吏们,拥有随意欺负他们的权力,俚语曰:州县符,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王莽哪怕有浩瀚如江海的恩泽,等到了老百姓这里,最多也就剩下一滴两滴,其余的则流进了一层层官吏的荷包里。王莽又没有顺风耳、千里眼这样的特异功能,不可能监督每个人,逐一进行纠正。因此,王莽的诏书虽然是无比的美意,但老百姓的境况并无任何改善,该被侮辱的照样被侮辱,该被损害的照样被损害,甚至比以前更加悲惨。

在王莽的想法里,既然我都维护你们老百姓的利益了,如果有官吏胆敢从中作梗,有我替你们撑腰,你们还怕什么,你们大可以反抗啊,你们为什么不反抗?殊不知,就算王莽到时候真的肯为老百姓撑腰,老百姓依然不会选择反抗,一则他们本来就善于忍受苦难,二则这是人性的必然结果。

博弈论里有一种“自愿者困境”,即在一个群体之中,率先采取行动的人将会丧失一切,而让其他人得益,但是,如果群体中的所有人都维持不动的话,那么最后大家都会面临灭顶之灾。而具体到老百姓反抗官府这事上,则“自愿者困境”可以改称为“出头鸟困境”,即老百姓不堪官府欺压,都希望官府完蛋,但是要让官府完蛋,就必须有人起来反抗,而反抗官府的代价则是死亡。于是,每个人都希望别人去当出头鸟,为了大家的利益去送死,自己则搭顺风车捡便宜。最终结果则是谁都不愿用自己的性命为他人作嫁衣,大家都等着别人起来反抗,最后就变成没有人反抗。孔子所言的“不患贫而患不均”,至此则有了新的意义,老百姓既然都很平均地过着悲惨的生活,同时也很平均地受着官府的侮辱,于是很容易便会沦为麻木的看客,非但不抱怨自己的悲惨,甚至还学会了欣赏别人的悲惨,并从中获取巨大的安慰。

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一路上虽然偶尔也有好事,譬如女儿国什么的,但大部分时间里,总还是碰到妖怪前来欺负他们。此时的师徒四人,其实也面临着“出头鸟困境”,打妖怪总是有危险的,最好是让别人去搞定,自己则不出工也不出力(尤其考虑到妖怪的主要目标通常都是唐僧,三个徒弟如果都选择观望容忍,结果最多也就是白挨一顿揍,保命应该问题不大)。让唐僧高念“阿弥陀佛”的是,每次妖怪一来,孙悟空都会义不容辞地主动跳出来,从而解决了这一“出头鸟困境”。孙悟空之所以甘做出头鸟,抛开他的本领大不论,更重要的是其余三人都是人(猪八戒曾经也是人),而孙悟空则是猴,他没那么复杂和阴暗的人性。

王莽想不通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老百姓一饿肚子,就要合起伙来跟他作对?王莽这一问,虽然远比说“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来得清醒,来得高明,但他毕竟从未挨过饿,他根本不明白饥饿的恐怖。

这世上原本什么人都有,生旦净末丑,千人千面,不一而足。然而尽管人性变幻莫测,但所有的人性,都有一个最小公约数也是唯一的公约数,那便是对食物的需求。饱腹之后,自然可以人人有一本流水的账,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从而陷入出头鸟困境,而一旦饥饿降临,像做除法一般剔除掉所有多余的人性,其结果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要吃饭,我要活下去。

被官府欺压,尽管遭罪受气,至少还可以暂时苟活,久而久之,也就习惯成了自然。但是肚子一饿,饿得连称颂我皇圣明的力气都不再有,再多饿上几天,性命也将没有,此时的老百姓已经别无选择,只能成群结队、离家出走。尽管如此,依然要替这些善良的老百姓辩诬,他们虽然离家出走,却并不敢和王莽作对,他们的策略类似于甘地,非暴力、不合作,他们只是想找到属于自己的食物,仅此而已,别无他意。

孙中山先生在《民权初步》序言中曾经慨叹:“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而老百姓这一盘散沙,如何才能聚沙成塔,抑或是化为威力更大的沙尘暴?这里单讲民智尚未开启的古代。如我们所知,此次新朝末年流民的兴起,主要是由于持久的干旱和蝗灾。而蝗虫本为独居动物,生来胆小,一旦其后腿受到触碰,蝗虫就会改变原来独来独往的习惯,变得喜欢群居,群居多了,就会泛滥成灾(资料来自网络,未必正确)。百姓身上也存在着类似蝗虫后腿的部位,而这一部位便是胃,只有统治者掏空了百姓的胃,突破了这一容忍底线,一盘散沙的百姓才会奋起团结,齐心协力(拿蝗虫和老百姓相比,只为议论,绝无恶意,相反,蝗虫和老百姓堪称对立的两极,蝗虫是不劳而获,老百姓却是劳而不获)。换而言之,历史上所谓的盛世、乱世,无非就是老百姓能吃饱和会饿死的区别而已。

王莽天真地希望老百姓能够为了他们自己的权利抗争,可是老百姓到底都有哪些权利,王莽自己也说不清,两千年来的儒家也没说清。孟子曰:“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听上去冠冕堂皇,然而却经不起较真儿。如果问孟夫子一句:民为重,到底有多重?计量单位是什么,用什么秤,怎么称,谁来称?想来孟夫子大抵也只能报以怒斥:“小子无状!这重嘛,乃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

类似的漂亮话,史上多有,儒家经典上说,皇帝诏书上说,士大夫奏章上也说,但这些漂亮话通常说完就算,不能量化,更不能执行,唯一的作用,就是抚慰一下说话人那尚且残存的良心。于是乎,仁义道德多烂然显著于高文大册之间,而小民终疾苦蹙然于穷檐败壁之下。于是乎,民为重,沉于地,千人踩,万人踏。君为轻,高在天,变成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对于这些漂亮话,老百姓一开始或许还相信,但慢慢就死心了,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将欲望压抑到了最低,压抑到了只剩下生存欲。《尚书·康诰》曰:“若保赤子,唯民其康。”在这里,周公将百姓比喻为婴儿,想想也有道理,婴儿只要吃饱喝足,就会乖乖睡觉,不来和大人们闹了,更不会提多余的要求,说什么我要发财,我要泡妞,我要开名车,我要饮花酒。然而,老百姓毕竟不是婴儿,而且就算是婴儿,婴儿肚子饿了,也免不了要大哭大闹,叫大人们不得安生! TKdEpNIzhou/5StfXGYtJl0NysH4OB4RFHlrx7Sw75zc7qBZHjHhJyCdR+U7+Y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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