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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是多年的压抑，在此刻全部爆发，王莽痛哭流涕，直至耗尽全身力气，如一摊稀泥瘫倒在地。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哭得如此伤心，如此委屈。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会让人意识到，尽管王莽是帝国至高无上的皇帝，统治着当时近七千万的人口，但他仍然只是一个普通的老人，再华丽的衣冠，再巍峨的宫殿，都无法掩饰这一现实。他已经六十八岁了，即将迈入古稀之年，身体佝偻，白发苍苍，一身的老人味。
王莽这一哭，虽然突然，想来却又在情理之中，人到晚年，心境本来就寂寥悲苦，更何况家门连遭不幸，眼看着亲生骨肉一个个先自己而去，人越来越老，伴儿越来越少，心中的凄凉悲伤，可想而知。然而他却偏偏又是皇帝，他能向谁倾诉？而谁又敢给他安慰？他只能在没人的地方，允许自己短暂崩溃、痛哭一场，哭完之后，又必须擦干眼泪，继续坚强。
然而，我依然低估了王莽的情商，王莽这一哭，并非为家事而哭，竟是为国家而哭。他睁着昏黄的双眼，嘴中不住念叨着百姓、流民、百姓、流民，念叨了一会儿之后，忽然又高声咒骂起来，那意思大致是说：你们这些百姓，老子改革的时候，怎么没见你们这么积极？现在稍微一挨饿，就合起伙来跟老子作对，你们都是些什么东西？
很明显，在王莽的判断里，老百姓实在不是个东西。他虽然恨那些误国的官吏，但他更恨这些悖逆的百姓。他就是想不通：我为了这些百姓，可谓是操尽了心，勤勉政事，加班加点，常御灯火至明，犹不能胜。有这些时间，我本可以饮美酒，赏美景，睡美人，想多快活就能多快活，而我竟拒绝了这些快活，傻傻地选择了受苦，我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你们百姓？在我之前的历朝历代，你们过的都是些什么日子？最早的西周春秋，连打仗都不让你们老百姓去，觉得你们这些贱民只能耕种畜牧，根本不配拥有为国而战的荣誉；后来到了战国，他们见让你们送死是好的，这才慢慢将你们送上战场。长久以来，你们都在被侮辱被损害，富者田连阡陌，骄奢淫逸，而你们却贫无立锥之地，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一想到你们的境遇，我几乎每次都要叹息流涕。如今我当了皇帝，有了改变这种不公正的权力，我什么都替你们想到了，解放奴婢，分给你们田地，又免费借给你们钱粮。古往今来，哪个皇帝能做到这些？而我做到了，并且是在你们没有开口要求的情况下就主动给了你们这些，你们可曾想过我为此所承受的压力？你们没有，你们也不关心，你们甚至连自己都不关心。那些权贵地主就懂得关心自己，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纷纷起来反对我、阻止我，而你们呢？我以为你们会站出来为我欢呼，给我继续前行的鼓舞，然而你们没有，你们屁也没有一个，只是可耻地沉默着。我应允了你们一个光明的天堂，你们不要，反而甘心活在黑暗的地狱，你们究竟是不知好歹，还是奴性愚昧？
王莽单方面咒骂着百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然而，他高居在庙堂之上，又怎能听到百姓真正的心声？老百姓虽然人数众多，却是绝对的弱势群体，如狼似虎的官吏们，拥有随意欺负他们的权力，俚语曰：州县符，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王莽哪怕有浩瀚如江海的恩泽，等到了老百姓这里，最多也就剩下一滴两滴，其余的则流进了一层层官吏的荷包里。王莽又没有顺风耳、千里眼这样的特异功能，不可能监督每个人，逐一进行纠正。因此，王莽的诏书虽然是无比的美意，但老百姓的境况并无任何改善，该被侮辱的照样被侮辱，该被损害的照样被损害，甚至比以前更加悲惨。
在王莽的想法里，既然我都维护你们老百姓的利益了，如果有官吏胆敢从中作梗，有我替你们撑腰，你们还怕什么，你们大可以反抗啊，你们为什么不反抗？殊不知，就算王莽到时候真的肯为老百姓撑腰，老百姓依然不会选择反抗，一则他们本来就善于忍受苦难，二则这是人性的必然结果。
博弈论里有一种“自愿者困境”，即在一个群体之中，率先采取行动的人将会丧失一切，而让其他人得益，但是，如果群体中的所有人都维持不动的话，那么最后大家都会面临灭顶之灾。而具体到老百姓反抗官府这事上，则“自愿者困境”可以改称为“出头鸟困境”，即老百姓不堪官府欺压，都希望官府完蛋，但是要让官府完蛋，就必须有人起来反抗，而反抗官府的代价则是死亡。于是，每个人都希望别人去当出头鸟，为了大家的利益去送死，自己则搭顺风车捡便宜。最终结果则是谁都不愿用自己的性命为他人作嫁衣，大家都等着别人起来反抗，最后就变成没有人反抗。孔子所言的“不患贫而患不均”，至此则有了新的意义，老百姓既然都很平均地过着悲惨的生活，同时也很平均地受着官府的侮辱，于是很容易便会沦为麻木的看客，非但不抱怨自己的悲惨，甚至还学会了欣赏别人的悲惨，并从中获取巨大的安慰。
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一路上虽然偶尔也有好事，譬如女儿国什么的，但大部分时间里，总还是碰到妖怪前来欺负他们。此时的师徒四人，其实也面临着“出头鸟困境”，打妖怪总是有危险的，最好是让别人去搞定，自己则不出工也不出力（尤其考虑到妖怪的主要目标通常都是唐僧，三个徒弟如果都选择观望容忍，结果最多也就是白挨一顿揍，保命应该问题不大）。让唐僧高念“阿弥陀佛”的是，每次妖怪一来，孙悟空都会义不容辞地主动跳出来，从而解决了这一“出头鸟困境”。孙悟空之所以甘做出头鸟，抛开他的本领大不论，更重要的是其余三人都是人（猪八戒曾经也是人），而孙悟空则是猴，他没那么复杂和阴暗的人性。
王莽想不通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老百姓一饿肚子，就要合起伙来跟他作对？王莽这一问，虽然远比说“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来得清醒，来得高明，但他毕竟从未挨过饿，他根本不明白饥饿的恐怖。
这世上原本什么人都有，生旦净末丑，千人千面，不一而足。然而尽管人性变幻莫测，但所有的人性，都有一个最小公约数也是唯一的公约数，那便是对食物的需求。饱腹之后，自然可以人人有一本流水的账，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从而陷入出头鸟困境，而一旦饥饿降临，像做除法一般剔除掉所有多余的人性，其结果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要吃饭，我要活下去。
被官府欺压，尽管遭罪受气，至少还可以暂时苟活，久而久之，也就习惯成了自然。但是肚子一饿，饿得连称颂我皇圣明的力气都不再有，再多饿上几天，性命也将没有，此时的老百姓已经别无选择，只能成群结队、离家出走。尽管如此，依然要替这些善良的老百姓辩诬，他们虽然离家出走，却并不敢和王莽作对，他们的策略类似于甘地，非暴力、不合作，他们只是想找到属于自己的食物，仅此而已，别无他意。
孙中山先生在《民权初步》序言中曾经慨叹：“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而老百姓这一盘散沙，如何才能聚沙成塔，抑或是化为威力更大的沙尘暴？这里单讲民智尚未开启的古代。如我们所知，此次新朝末年流民的兴起，主要是由于持久的干旱和蝗灾。而蝗虫本为独居动物，生来胆小，一旦其后腿受到触碰，蝗虫就会改变原来独来独往的习惯，变得喜欢群居，群居多了，就会泛滥成灾（资料来自网络，未必正确）。百姓身上也存在着类似蝗虫后腿的部位，而这一部位便是胃，只有统治者掏空了百姓的胃，突破了这一容忍底线，一盘散沙的百姓才会奋起团结，齐心协力（拿蝗虫和老百姓相比，只为议论，绝无恶意，相反，蝗虫和老百姓堪称对立的两极，蝗虫是不劳而获，老百姓却是劳而不获）。换而言之，历史上所谓的盛世、乱世，无非就是老百姓能吃饱和会饿死的区别而已。
王莽天真地希望老百姓能够为了他们自己的权利抗争，可是老百姓到底都有哪些权利，王莽自己也说不清，两千年来的儒家也没说清。孟子曰：“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听上去冠冕堂皇，然而却经不起较真儿。如果问孟夫子一句：民为重，到底有多重？计量单位是什么，用什么秤，怎么称，谁来称？想来孟夫子大抵也只能报以怒斥：“小子无状！这重嘛，乃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
类似的漂亮话，史上多有，儒家经典上说，皇帝诏书上说，士大夫奏章上也说，但这些漂亮话通常说完就算，不能量化，更不能执行，唯一的作用，就是抚慰一下说话人那尚且残存的良心。于是乎，仁义道德多烂然显著于高文大册之间，而小民终疾苦蹙然于穷檐败壁之下。于是乎，民为重，沉于地，千人踩，万人踏。君为轻，高在天，变成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对于这些漂亮话，老百姓一开始或许还相信，但慢慢就死心了，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将欲望压抑到了最低，压抑到了只剩下生存欲。《尚书·康诰》曰：“若保赤子，唯民其康。”在这里，周公将百姓比喻为婴儿，想想也有道理，婴儿只要吃饱喝足，就会乖乖睡觉，不来和大人们闹了，更不会提多余的要求，说什么我要发财，我要泡妞，我要开名车，我要饮花酒。然而，老百姓毕竟不是婴儿，而且就算是婴儿，婴儿肚子饿了，也免不了要大哭大闹，叫大人们不得安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