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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研究领域都有两条界线，在这两条界线上思想运动不再精确且进入了一种哲学形式。认知的普遍前提条件，像每个特殊领域中的公理一样，不可能在认知领域之内被描述与检验，而是把对前提条件的描述与检验转换成一门更为原则性的科学。此门业已被置于无限之中的科学的目标就是：不带前提地思考——这也是为各门具体科学自身所拒绝的一种目标。因为具体的科学如果没有根据，也就是说没有实质性的、方法论性质的前提的话，将寸步难行。哲学就是描述与检验这些前提条件，它本身也不能彻底地超越这类前提条件。在这里，每一个认识的终点都产生了一种绝对命令以及对不可明证性（Unbeweisbare）的诉求，并且，鉴于可证明性的发展进步，此认识的终点从来无法明确地固定下来。如果哲学领域的开端在这里好像被标记成精确的思想运动的底线，那么其上限就在于，实证知识从来残缺片断的内容试图通过明确的概念修补成一幅世界图景（Weltbild），并力图关联到生活的整体。如果诸门科学的历史实际上揭示出哲学的认知模式是初级的模式、是以一般的概念对现象的一种纯粹的概括，那么这一暂时的过程在遭遇到某些问题——即那些特别是与精神生活的价值评断和最一般的关联有关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我们迄今为止既无确定的回答、也无法摆脱——时，就是不可或缺的了。的确，臻于完美的经验也不能取代哲学作为对实在的一种意义阐释、着色与个人性的强调，同理，对现象的机械复制术的日趋完善也不会使视觉艺术成为多余。
从这一对哲学地位的一般性勘定出发，引发了哲学对个别对象拥有的权力。倘若有一门货币哲学，那么它只可能从货币经济学结束和尚未开始的地方起步：一方面，它可以表现货币是在哪些前提条件——它们被置于精神状态、社会关系、实在与价值的逻辑构造之中——下获得其意义及其实际的位置。这并非货币的源起问题，因为这类问题属于历史，而非哲学。并且，不管我们如何重视从某一现象历史上的来龙去脉去了解该现象的好处，这一历史演变内容上的意义与重要性通常取决于一种概念性的、心理性的、伦理性的关联，这些关联不是时间上的，而是纯客观的。这类关联当然已被历史力量化为现实，但并没有被历史力量的偶然性所穷尽。正义、宗教、知识之意涵、尊严及内容完全超出于它们在历史上如何被实现的问题。因此，本书的第一部分将从那些承载货币之存在实质和意义的条件出发阐释货币。
在本书第二部分，即综合卷，我试图从货币作为前提的诸种价值感、对事物的实践、人的相互关系，研究货币的历史现象、货币的观念与结构对内在世界的影响：对个体的生命情感、个体命运的连结、一般文化的影响。这一方面涉及与货币的关联，这些关联在本质上需要精确细微的研究，但鉴于目前的知识状态无法如此研究，这些关联只能以哲学方式来处理，即一般、大致的方式，把个别现象与抽象概念相联系以呈现个别现象的方式。另一方面是精神层面的种种原因，这些原因在任何时代都是具有假设性意义的解释与人为的、从来无法彻底摆脱个人色彩的重构。本书第二部分把货币原则与内在生活的发展与评价相结合的做法远远居于货币经济学之后，正如本书第一部分的问题域（Problemgebiet）远居于货币经济学之前。本书的第一部分试图从一般生活的条件与联系理解货币的本质，另一部分则反之从货币的影响说明一般生活的本质与构造。
本书的这项研究没有只字片语是国民经济学式的。也就是说，那些国民经济学从一种立场观察的估价与购买的现象、交换与交换手段的现象、生产形式和财产价值的现象，本书将从另一个立足点予以考察。这些现象中国民经济学感兴趣的仅仅是那些最实际利益的，业已被彻头彻尾地研究过了的，可最精确地表现的方面——仅仅这样人们似乎有表面上的理由把这些现象只看作“国民经济学事实”。但，正如某个宗教创始人的现象绝不仅是宗教现象，而且也是心理学范畴，甚至是病理学、普遍历史学、社会学范畴的现象；或者，正如一首诗并不只是一种文学史的事实，而且也是一种美学的、语文学的、传记学的事实；总而言之，正如一门单独科学（它一向是基于分工的）的观点从来没有穷尽一种实在的总体——所以，两个人互相交换其产品的这一事实绝不只是一桩国民经济学事实而已。这样一种事实，也就是说其内容可能被国民经济学对它的表述穷尽的事实，并不存在。相反，这种交换的事实可以同样正当地被当作一种心理学的、道德史的（sittengeschichtliche）甚或美学的事实来处理。即使它被当作国民经济学的事实来考虑，也并非到达了一劳永逸的终点，相反在国民经济学形式的掩盖之下它也是哲学研究的对象，哲学检验它在非经济学的概念和事实中的前提以及它对非经济学的价值与关系所产生的后果。
在这个问题范围里，货币不过是手段、质料或实例，用以表现最表层的、最实际的、最偶然的现象与存在最理想的潜力之间的关联，表现个体生命与历史最深刻潮流之间的关联。本书整体的意义和目的无非是：从经济性事件的表层衍生出有关人类终极价值和意义的一条方针。抽象的哲学系统结构与个别现象，特别是与实际的存在之间保持着一种距离，那哲学结构看来仅仅假设它们把现象从孤立、非精神性（Ungeistigkeit）甚至事与愿违（Widrigkeit）中解救出来。但是，在本书中这种解救唯有在货币这样一种情况下才得到证实，货币不仅揭示了纯粹的经济技术的不偏不倚性（Gleichgültigkeit），而且本身似乎就居中无偏向（Indifferenz），因为它全部的目的意义不在于它自身，而在于转化为其他价值。然而，因为两方面的对峙，即最表面的、无质的东西同生活的内在实体之间的对立，在这里达到了巅峰，所以，如果这一个别情况不但（主动和被动地）渗透到精神世界的整个范围，而且它自己显现为精神世界本质的运动形式的象征，那么此种对峙必须达到最有效的协调。因此，本书考察的整体并不在于对一种个别知识内容的主张及其逐渐累积的证据，而在于寻求那种可说明的可能性，即从生活的任何细节中寻求生活意义的整体的可能性。艺术之于哲学的巨大优势乃是，它每一次都给自己设定一个单独的、严格界定其范围的问题：一个人、一道风景，一种情绪。它从这些东西向一般性的每一次延伸中、从对世界情感的宏伟特征的每一次增添中感受到一种丰盈、恩赐、似乎受之有愧的幸福。另一方面，哲学——其问题完全等于存在的整体——相比于它自身习惯于约减存在整体的范围，且哲学所提供的比它似乎应当提供的要少。相反地，本书的意图是将这种问题看作受限制的小问题，以便把该问题扩展和延伸到整体性与最一般性时公正地对待它。
就方法论而言，我们可以这样表述这一基本意图：为历史唯物主义建造底楼，从而，经济生活被纳入精神文化的原因这种说法仍保证其阐释性价值，而与此同时，这些经济形式本身却被视为心理学的甚至形而上学的前提的更深层评价和潮流之结果。对于认知的实践，上述这种方法必须在无限的相互关系中发展：依据某一经济结构对某一理念结构（Gebild）的任何一种意义阐释必须导向这样的要求，即反过来经济结构从更理念化的深度被理解，同时对这些深度自身而言也要再度去寻求普遍的经济下层建筑，如此以至于无穷。在概念上相互对立的认知原则的这种轮替与交织中，事物的统一体——它对我们的认知来说似乎不可捉摸，但依然建立起其关联——对我们而言是实际而生动的。
这里所提及的本书的意图与方法，如果它们不能服务于哲学的基本信念的一种内容多样性，它们就不得声称任何原则性的权力。将生活的细节、表面事物同它最深层的、最本质的运动衔接在一起，并且按照生活的总体意义可以把对它们的意义阐释建立在唯心论的基础上，一如在唯实论的基础上，可以建立在唯理性的基础上，一如在唯意志的基础上，可以采取一种绝对主义对存在的理解，一如采取一种相对主义的理解。本书接下来的探讨就奠基于这些世界图景之一上面——我认为这个世界图景是对当今的知识内容与情感取向最为恰切的表现，并且非常显著地排斥与其相反的世界图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可能使它们沦为一个纯粹范例的角色，即便它不符合客观的情况，也显示出它作为未来正确性的形式的方法论意义。
第二版所作修订丝毫不影响本书基本主旨。不过，我试图藉由新增事例与讨论，尤其通过深入根基，提高这一主旨为人理解和接受的更多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