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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20世纪40年代，因应与西方政制相遇这一史无前例的重大事件，我国学界诸多有识之士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禀赋和志趣奋力迻译西学典籍，翻译大家辈出。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典籍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和偶然性。1950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典籍译业，整编40年代遗稿，统一制订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1980年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尽管这套汉译名著的选题设计受到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80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迫切感到必须重新通盘考虑“西学名著”翻译清单，首创“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系列。这一学术战略虽然是从再认识西学现代典籍入手，但实际上有其长远考虑，即梳理西学传统流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迻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学界侈谈所谓西方文化，实际谈的仅是西方现代文化——自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现代学术传统，尤其是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兴起后出现的若干强势国家所代表的“技术文明”，并未涉及西方古学。对西方学术传统中所隐含的古今分裂或古今之争，我国学界迄今未予重视。中国学术传统不绝若线，“国学”与包含古今分裂的“西学”实不可对举，但“国学”与“西学”对举，已经成为我们的习惯——即“五四”新文化运动培育起来的现代学术习性：凭据西方现代学术讨伐中国学术传统，无异于挥舞西学断剑切割自家血脉。透过中西之争看到古今之争，进而把古今之争视为现代文教问题的关键，于庚续清末以来我国学界理解西方传统的未竟之业，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本丛编以标举西学古今之别为纲，为学界拓展西学研究视域尽绵薄之力。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经典编译部甲组
201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