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属美洲殖民地居民所需的许多物品都来自海外，所以为了购买这些物品，他们就必须有钱。为了能够弄到钱，他们必须输出一些商品，到海外销售。这一切似乎是很简单的事情，事实上，的确也很简单。当然，如果你能够得到制作物品的原材料，然后再将物品输送出去，并能够按照你的希望卖到一个比成本高的好价钱，那简直就是太好了。而如果你被强制规定必须在指定的市场上购买原料，而又不得不支付这个市场所规定的价钱，那么就要冒破产的风险了。

18世纪的美国人实际上和18世纪其他地区的人一样，要消费大量我们祖先通常称之为“烈性酒”的东西。新英格兰人喜欢喝朗姆酒，纽约人喜欢喝杜松子酒，而加拿大人则钟情于法国科涅克地区出产的白兰地酒。也就是说，不管是哪里的人都爱喝酒。人们喝得很多，所以朗姆酒就成了一些地区最主要的出口商品。为了酿造朗姆酒，清教徒的酒坊就需要大量的蔗糖和糖蜜。而这些必需的原料可以用很低廉的价格从邻近的西印度群岛进口。而这些岛屿中的大部分是属于法国和荷兰的。因此，根据当时英国的法律，他们是“不准进入的”，所以新英格兰人即必须到宗主国去购买蔗糖和糖蜜。在他们的宗主国，商人们充分利用仁慈的政府交给他们随意支配的垄断权。

问题：作为忠诚于乔治国王陛下的臣民，新英格兰人难道真的会漂洋过海到伦敦或布里斯托尔，购买100块钱一吨的蔗糖吗？

回答：没有。作为忠诚于乔治国王陛下的聪明的臣民，他们直接把船开到瓜达卢佩或圣尤斯特歇斯，购买30块钱一吨的蔗糖了。

问题：乔治国王陛下的政府喜欢他们这样做吗？

回答：当然不喜欢。

问题：那么，这会影响哪些新英格兰的船长们继续从事这种非法的买卖吗？

回答：一点儿都不会影响。

这是一个需要进行长期辩论的问题。

又一个奇怪的事实是，人们追根溯源，发现古代巴比伦人在政府不干预他们的吃喝玩乐时，就会胡作非为。我有时甚至会认为：由于酒而引起的流血冲突是否不比由神学引起的流血冲突多。我的这种看法已经提出过很多次了。当英国政府与某个特定的反对集团展开争斗的时候，总是有那么一些持不同见解的人和国王保持相同的立场，当他们的敌人遭受厄运时就会幸灾乐祸。但是当议会决定对酒、茶和咖啡征税的时候，它就会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因为它涉及了公谊会教徒的利益，同时也涉及了浸礼会执事的利益，甚至还会涉及最强硬的不可知论者的利益。其实税收是很轻的，每磅才收取三个便士，但这是一件非常令人讨厌的事情，是一种伤害，因为当普通老百姓调制一杯自己喜爱的饮料时，就会想到他们是在支持、维护一条他们认为并不正当的法律。

最后，就因为这小小的茶杯还引起了一场飓风（就像许多次暴风雨所引发的那种景象一样），铺天盖地，淹没了一切。这场变故的起因只不过是为了每年那20万英镑的财政收入。

但是谁又能够料到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呢？

老实说，谁也不会预料到。

起初，美洲殖民者们勇敢地决定抵制茶叶。但是他们已经养成了喝茶的习惯，而且已经上了瘾。他们是一定要喝茶的。

楠塔基特和普利茅斯的船长们说：“好吧，我们可以走私茶叶，就像走私蔗糖那么容易。”他们于是又把船开到了库拉索，运回了大量优质的茶叶，由于是直接从荷兰东印度公司购进的，所以价钱非常便宜。这样一来人们在喝茶的时候，就再也不会有违背原则的感觉了。几个月的时间，新英格兰沿海地区的货栈里堆满了来自荷兰的茶叶。这对于英国的茶商来说，就意味着将会遭受巨大的损失。他们为此非常生气。愤怒的英国商人将会是非常危险的。议会决定必须采取行动。于是，大量英国东印度公司生产的茶叶被运送到美洲的海岸，在政府补贴的支持下，以比荷兰茶叶价格更低的价格出售给民众。

诚实的走私者属于社会中最有影响的阶级。他们认为廉价出售茶叶的行为是公然违反贸易常规的行为。于是他们开动了宣传机器。报纸报道，散发传单，将所有饮用英国茶叶的人指责为“叛徒”。

煽动起信仰清教主义的人们的情绪，通常是很容易的。他们已经养成了控制自己真实情感的习惯，但即使是一个小小的“正当煽动”随时都会激起他们的情绪。装载着英国茶叶的船只被情绪激昂的人群放火焚烧了。在波士顿，一群年轻人装扮成野蛮的印第安人，登上了来自英属印度的三艘大船；他们不顾船上正在流行的天花，勇敢地冲进船舱，扛起茶叶包，一个接一个地走上舱面，将茶叶全部扔进了海里。在马萨诸塞，他们成了人民眼中的英雄。但是在英国，他们则被说成是卑鄙下流的强盗，应该被移交给当地的司法当局判处绞刑。

但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以爱国主义的名义进行暴力活动是不会受到惩罚的。当人们认识到这一点时，突然就冒出了许许多多职业的爱国者。

那些出售印花的官员是非常不幸的。他们不断受到流氓的袭击，他们的家也不时地受到洗劫，他们卖的那些印花也常常被付之一炬。那些遵守土地法的人（他们也许赞成这一法律，也许不赞成）和那些积极购买印花并贴在法律证书上的人，往往会被浑身上下涂满柏油并粘上羽毛，以示惩罚，而法院却难以保护他们。

当然，宗主国的政府是难以容忍这种状态的。一个政府不再“施政”，颁布法令后又允许民众抗拒这些法令，那么它就没有存在下去的希望了。政府必须采取最激烈的措施强制人们服从自己的意志，要不就干脆下台。

但是如何才能够在那么遥远的地方强制执行这些法令呢？

美洲的殖民地是有法院的。不但有法院，而且还很多。但是那些法院和宗主国的法院是一样的，陪审团负责决定被告有罪还是无罪。陪审团是由与被告关系亲密的朋友组成的，是由完全同情被告所犯罪行的人组成的，他们通常都会裁定被告无罪。即使是国王的法律代理人已经收集到了很有说服力的证据，被告一律都会被无罪释放。

接下来该做些什么呢？

通过一项紧急法案，宣布：将来如果再有类似的案件发生，是否可以拿到英国进行审判？可以那么做，但是那将会引起普遍的不满。英国的法律有一条古老的原则，明确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在他的居住地之外接受审判。

那么，如果政府采取了另外一项措施：取消自由民由其邻居来参与陪审的权利呢？也可以这么做，但是这将会是非常危险的。这就等于是以暴制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是一项完全无视可能引发革命的措施。

到了必须采取某种行动的时候了。殖民者们一致认为事态已经非常严重了。他们抛开了相互之间的小冲突，派代表参加了在纽约市召开的会议，抗议宗主国政府的非法政策。很明显，事情在迅速得转变成危机，在这种形势下，最好是忘记过去，从头再来。只有这样，议会才可能很有体面地抽身而退，而且还可以在坚持有权为英国及其殖民地立法的同时，表明不想做非法的事情，愿意服从理智。

但是议会已经不再愿意服从理智了，而且还不断地发出令人不知所云的威胁，想用其所能使用的权力去恢复秩序。今天，政府的“权力”是指两样东西：警察和军队。这把我们带进了独立战争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大批的军队被派到发生动乱的地区，奉命在税务官员受到暴力袭击的城镇和村庄巡逻。巡逻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身处敌对的民众之中，再加上纪律不严明，所以就连那些最守纪律的士兵也会失去耐心要发脾气的。况且他们手里还有枪。他们是可以开枪的。在波士顿，当一群淘气的小孩子用雪球扔向他们的时候，他们发怒了，向孩子们开枪射击，他们屠杀了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全城陷入了一片恐慌。

这是一个很早以前就发生过的事件了。

这也恰好证明了许多史学家的观点：历史对人们没有一点儿教育意义，每一代人都要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重新吸取教训。

你可能会说：“这是悲观主义的论调。”

朋友，真的很抱歉，我并没有创造这个世界。 e6Efuzmcm5xVvHK4JL992xu07xNH3Jps5zAQElZun/n/PIeH/cI86QX5X8dB3r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