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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已经没落的帝国历史上散落着已经被废止的制度的残余。的确，在严格遵循某种刻板的法令或规则时，公共生活或者私人生活中似乎并没有什么东西会必然导致失败。然而通常的情况却是：制度越是严厉，最后的衰亡也就会越惨。
大英帝国在它的“鼎盛时期”，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那些被派往世界各地为教会的思想控制和西班牙的经济垄断而战的人们，没有受到太多来自宗主国政府的限制。他们被允许独自行动；在那时他们会怎么实用、怎么有利就怎么干。他们有时太性急了，所以难免会做得有些过分；如果被发现了，他们就要当国王的替罪羊，不是上绞刑架，就是上断头台。但是这些小事都是无关紧要的，影响不了人们的情绪。
但是到了18世纪中叶，帝国已经粗具规模，是到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组织、加强管理和（必然要）征收税款的时候了。罗利家族的人跃跃欲试。但是当大幕开启的时候，人们看到的却是身穿海军大臣制服的乔治•格伦维尔在扮演着“道德高尚的爱国者”的角色。
把“格伦维尔”的名字放在现在来讨论可能是不那么公平，但是美洲殖民地的丢失则完全是乔治一个人的责任。但格伦维尔是那个时期这种类型官方心态的典型代表，他比任何一个在历史上起了一些作用，并且在史书上有所提及的名人，在短时间里所造成的危害更大。然而，不要单纯地认为这不过是一幕喜剧。一种明显的悲剧倾向贯穿在整场演出当中——悲剧的意味就蕴涵在“徒劳”这两个字里。
乔治确实是国王手下一个非常认真负责、聪明能干的大臣。英伦三岛上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比这位滥用职权的财政大臣起得早、睡得晚。他每天都要花费许多时间来关注工作的细节。
在伊丽莎白女王的时代，如果让他去做冒险家们组成的公司里的一名账房先生，可能是很有用的。
而他生活的乔治三世时代，他被作为一个可以确定美洲殖民者纳税的时间、地点和方式的人，却是非常危险的。
他和查尔斯•汤森德一样，他们认为殖民者都是“从英国移民过来的孩子，他们接受了祖国的恩惠，所以才能够茁壮成长”。但是当老巴尔上校回答说：“孩子们是我们移植的？不是，根本不是！是我们的压迫使他们移民到了美洲；是我们的漠不关心使他们茁壮成长。”当美洲人站起来为这些煽动性的言论欢呼喝彩的时候，这位大臣会有一种什么样的表情呢？
新英格兰人，弗吉尼亚和卡罗来纳人对顺从国王的古老法律的规定实在是太留恋了，以致他们都不打算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其实，他们对此深感痛心。他们之所以离开家乡，就是为了摆脱对他们个人自由的某种压制，是为了获得足够的食物来养育他们的孩子们。但是他们刚刚获得自由，宗主国政府就尾随而来了。最早到达美洲的人感到自己又坠入了那令人憎恶的政府罗网之中，而他们之所以从英国的布里斯托尔航行到马萨诸塞，就是希望能够永远摆脱这张罗网。
虽然荷兰商人或者西班牙商人在荷兰的市场上或者是西班牙的市场上，能够得到比英国人给的高得多的价钱，但是不管他们是否愿意，他们都必须通过英国的中间人在英国的市场上出售他们生产出来的一切物品。除了他们自己能够打制的工具和农具外，他们必须购买英国生产的货物，否则就要凑合着过。
他们运进、输出的一切商品都必须使用英国的船只、雇用英国的船员，并且要由英国的船长来指挥。
在英、法之间发生边境冲突的近半个世纪里，这些规定执行得并不那么严格。但是在恢复了和平之后，乔治•格伦维尔受命征收大量的捐税，以偿还英国为了维持其陆军、海军而筹借的千百万英镑债务。
像他那个阶层的大多数成员一样，格伦维尔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生性鲁莽。他宁愿到三千英里之外的地方挑起争端，也不愿意在当地惹麻烦。他认为增加美洲殖民者（他们都是一些头脑简单的农民，而且都生活在世界的另一方）的捐税是很容易的事情。如果想让国人多交税，那么就会引起他们的不满，他们很快就会在议会里把他轰下台，并且不会再有人理睬他的妻子，让他的儿子们也找不到好的工作。他以祖国为了保护他在新英格兰和弗吉尼亚的心爱的孩子们为借口，并且说国家在抵御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残暴入侵中做出过巨大的牺牲，因此现在要采取若干的措施，以增加设在查尔斯顿和费城的财政代理银行的收入。实际上他是在帮助英国捞回已经失去的财富。
首先，他强制政府严格执行实际上在克伦威尔时代就已失效的旧“航海法”，并且由海军法庭来审讯走私的人，让由走私者的同伙们组成的陪审团靠边站。而陪审团的成员们则十分得意，他们认为被告所犯的罪行是一种崇高的爱国主义行为。
其次，停止向刚刚从法国人手里夺取的西部广阔地区移民。要等到宗主国的政府对这些新占领的地区进行丈量登记，并对保护新近征服的印第安子民采取哪些措施做出决定之后，再解除禁令。
再次，对大多数生活必需品（比如糖蜜、蔗糖，后来又加上了茶叶）要征收间接的税收。最后就是所有的官方文件、报纸、纸牌、契约书、合同书、抵押契据，全部都要贴上印花。印花是由国王的财政代理银行印制出售的，价值从1便士到数英镑不等。
与现在美国即使是最贫困的公民也必须向华盛顿的联邦政府缴纳的大量税金相比，强迫早期殖民者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那些奇形怪状的镍币和银币根本就算不了什么。但是问题并不在于金钱，而在于原则。殖民地的职业演说家们一提起这些暴虐的措施，就会火冒三丈。他们提出“如果没有自由宁愿去死”；他们指出，这些征税的措施是在没有美洲殖民者的代表参与下制定出来的，实在是太可怕了。他们忘记了：即使是他们留在家乡，议会里也不会有他们的“代表”，就像他们迁徙到佐治亚和新泽西之后的情况一样。在那个神圣的年代里，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英国人可以参加选举投票。而剩下的百分之九十的人是没有选举权的。他们只管纳税，却没有发言权。美洲殖民地的反对派首领们非常明白这一点。他们之所以那样说的原因是，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在威逼下缴纳捐税。他们提出了“没有代表就不纳税”的口号。这一口号生动、形象，意思是说：“逃税的人实际上是在为一项崇高而无私的正当政治原则进行斗争。”
随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他们宗主国的政府一直在不断地制定和通过新的法律和规章制度。
殖民者们则一直在违反这些在议会获得通过的新法律和规章制度。
乔治•格伦维尔经常是通宵达旦地“研究着这些问题”；然后，他向乔治三世做了一个口头的报告。他的报告很深刻、很庄重，也很单调。最后乔治三世把他轰走了，没有其他的原因，只是厌倦了他的啰里啰唆和没完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