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依据国王诏书建立的帝国

英吉利海峡并不宽阔。

欧洲大陆的旅游者乘坐快船从加来到多佛，只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但是他通过英国的海关之后，就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在英国旅游的时候会不断地感到迷惑不解。

举一个小例子。

在欧洲，行李的处理一直都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要把行李拖到火车站的一个角落，在那里称重，然后再给旅客一张收据凭证，旅客凭这张收据再付款。一切都是照章办理，依令而行。而在英国，一名打着红领带的人从从容容地将旅客的行李用小车拉到行李车的旁边，随意丢在那里，得到一点儿小费，说一声“谢谢”，就会悄然离去。抵达目的地之后，又有一位打着红领带的人将客人指认的行李从行李车上挑出来，丢在他的小手推车上，然后送到一辆出租车的旁边。

外国人认为这种没有官方监督管理的状况简直就是一种罪过。他们问英国人：“你们这样做，难道不会丢失许多的行李吗？”

英国人答道：“不会的，什么也丢失不了。只是偶尔会有送错行李的事情发生。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制度。我想，我们早在使用公共马车的时代就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做法。这种做法是行之有效的。为什么要改变呢？”

一句话，英国的制度（如果使用这一响亮的术语是合适的话）好像就是要让事态自然地发展，我行我素，给予个人最大限度的自由，政府方面的干预和限制要降到最低的程度（诸如警察、法官和亲切有礼貌而且手脚灵活的刽子手所必须做的事情）。而在欧洲大陆上，公众被认为是没有用的低能儿，如果没有政府的监督和管理那么就会无法生活。

这种关于“民族习俗”的哲理性论断，可能已经超出了本章叙述17世纪历史的范畴，但正是当局的这种不断的干预才使法国人失去了他们在美洲的控制区，才使其他欧洲国家的许多次殖民活动最终以失败告终。

如果诺贝尔先生早200年前就发明了炸药，并且每年一次向在发明创造领域取得最大成就的人授奖的话，他的大部分奖金恐怕都会落入法王路易的一些臣民手中。

法国人徒步、骑马、乘船、划独木舟、穿雪鞋，穿越加拿大内陆，他们全然不顾个人的安危（更不会在乎死亡的威胁）。他们冒险活动的记录在今天看来就像是《三个火枪手》中那些令人崇敬、难忘的章节。

然而最后，他们却一无所获。

而他们的邻居英国人，却竭尽全力死守那些交通便利的河流和海湾，建立起最伟大的现代国家。

从法国人的观点来看，这一切都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但是这一切却又都是难以避免的。

法国在17世纪很快就变成了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国家。封建贵族统治制度消失了，国王陛下拥有绝对的权力。

而事实是，如果封建贵族不再进行“领导”、用温柔的语调说一些“效劳”的话语，那么他们在国家的发展中就不会再起到什么非常重要的作用了。

17世纪的时候，英国的贵族还是地方上公认的统治者，如果他们有自己的办法，那么就绝对不会去伦敦，而是一直生活在自己的地盘上。而法国的贵族如果被允许去侍候国王的女人们，或者被允许长期生活在他们伟大主人的周围，那么他们就会感到非常欣慰。

因此，英国的国王不得不十分小心谨慎，除非他们得到了乡绅们真心实意的支持，否则就不敢贸然发布敕令；而法国的君主则是非常随意的，或者根据某位女士和大臣的意愿对国家进行统治。

法国人不喜欢出国旅行，因此他们对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都一无所知，他们总认为别人是非常可笑、野蛮的。法国的国王可能对从巴黎到凡尔赛沿途的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但是却对世界地理一无所知。

我并不是说斯图亚特王朝的各位君主每天晚上都会秉烛研读布劳先生著述的著名地图册。其实他们并不需要那样做。他们只是鼓励他们的臣民，让他们成群结队地横渡大西洋，从而使英国的利益得到很好的维护。但是就连这一点，法国的君主都做不到。

人们通常认为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民众的贫困。“他们如果吃不上面包，那么就让他们啃草根树皮好了”，等等。现在，终于有了一种不带有感情色彩的，而且比较可信的历史观开始批驳这种说法了。欧洲其他许多国家的农民不仅被要求食用草根树皮，而且还被迫食用那些难以下咽的草根树皮，以求活命。他们实在是太虚弱了，没有足够的精力从事反抗活动。而那些举行暴动、大肆烧杀的外省长裤汉和其他刽子手们，看上去则是营养相当充足。否则，他们不可能精力那么旺盛，取得节节胜利。

法国农民的确是非常贫困的。但是气势非凡的凡尔赛宫却是整洁、舒适的，王公大臣们在那里悠然自得地生活着。其实普通的法国乡下人并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村庄，他们的状况并不像一些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试图要我们相信的那样糟糕。

有一种很古老的说法，认为法国的北美殖民地发展缓慢的原因是缺少人手。

探险者们回到巴黎之后，向政府报告了他们的发现，并且说他们为新法兰西王国扩张了很大面积的领土。国王和他的近臣们认为应该有所行动了，但是到哪里去找那么多的殖民者呢？他们拥有700多名糕点师，但是却找不到殖民者。

数千名大胆、勇敢的人自愿迁徙到魁北克和蒙特利尔附近。然而，当一切就绪之后，法国人那种与生俱来的守法心态驱使他们犯下了一个错误：在新城镇实行完全的“中央集权制”，就好像这些新城镇是勃艮第和加斯科尼地区的村庄似的。因此，在遥远的加拿大，人们无论要做什么事情，都必须首先征求巴黎官员的意见。某个人如果想要获准狩猎，那么就必须向巴黎提出申请。总督如果想辞退一名愚蠢的官员，那么也必须先征得巴黎长官的同意。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个人积极性很快就消失了。殖民地的迅速发展，得益于那些自行其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请求中央政府帮助的人们（在那个时代尤其是这样）。

新法兰西的人们之所以远远落后于他们的邻居荷兰人和英国人，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新教教徒的殖民地上，民政当局与教会之间没有什么摩擦。加尔文教派与路德教派之间偶尔会发生争吵，但是占下风的教派往往会离开原来的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建立自己的天堂。大面积的英国势力范围有利于人们自由的流动。

而在加拿大，政府和教会总是在进行相互争斗。从一开始，耶稣会士就来到了乡村，负责监管那些可怜的土著人。这些土著人无疑是一无所有的，所以需要仁慈的神父对他们进行教导。但是耶稣会士们都是一些道德崇高、学识渊博的人，他们是天主教会的急先锋。他们所在的耶稣会也是令人敬畏的，从来都不接受国家高于教会的理论。

在美洲的巴拉圭，耶稣会士甚至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拥有一支军队，独立自主地存在了大约一个世纪。在加拿大，他们走得没有那么远，但是他们和其他传教士一起，总是抱怨国王的总督不适当地干预他们的工作。在加拿大隶属于法国的那个时期，他们是高官显贵的死敌。

法国政府当然希望能够从其美洲的殖民地获得财富。每年年终能够有所收益是殖民地官吏的职责，至于收集毛皮的方式，他们是从来都不过问的。对于他们来说，只要蒙特利尔的各个货栈堆满了熊皮和海狸皮就可以了，土著人是否因为饮酒过度而死光，他们是不会关心的。

而教会则注意到这种政策使土著人逐渐堕落，正直的神父们竭尽全力加以防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国殖民地实际上是由魁北克的主教统治的，商业贸易活动则完全陷于停顿状态。还不止这些。那些难于对付的野蛮人对这种仁慈非但不领情，反而还误以为这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并且在易洛魁人的带领下，差一点儿把所有的法国人都赶下了大西洋。于是塞纳河两岸立即迸发出一片喊叫声。一位名叫路易•德•弗朗特纳克的勇敢者立即被派往圣劳伦斯河，迫使那些异教徒投降。但是在他屠杀了大批的印第安人之后，其余的土著也就不敢再与他交战了，于是又玩起了幕后操纵的老把戏。国王的女人们美丽而又善良，每次在国王面前谈到那些受她们保护的教士的命运时，就会痛哭不已。主教们一个接一个地回到了法国。不久，敢作敢为的总督也被召回巴黎“述职”，于是一切照旧。

17世纪查理二世统治时代的某个时期，法国要占领整个大西洋沿岸的地区，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一件事情。当时英法战争刚刚爆发，法国在蒙特利尔驻扎着一支装备精良的部队，而英国实际上没有什么军队。

然而就在这个时期，就在新法兰西历史上这个关键的时刻，宗主国有一位非常愚蠢的国王，根据那些心怀不满的教士们的要求，执意要将加拿大总督召回。当这一谬误被纠正之后，入侵新英格兰的大好时机已经丧失了。

从外表上看，新法兰西帝国好像是非常辉煌壮丽的。它所控制的地域从北极圈一直延伸到墨西哥湾，幅员辽阔，气象万千。边界上都埋有沉重的铅板。国王陛下的官吏在那些铅板上刻着“埋有铅板的土地归卢多维库斯所有”的字样——还刻有相应的编号。

但是实际上，这块土地是一片贫瘠的、受教士支配的荒原，是当时不受重视的地域，受到很多过时法律、法规的管制，从来都不允许当地的居民按照自己的意愿开发资源，而是要他们根据妇人的意见或者国王的兴致来做事情。

就在17世纪下半叶，法国还有一次拯救美洲大好河山的机会。1685年，路易十四废除了《南特敕令》（亨利四世曾经根据这一道敕令，使那些信奉新教的臣民们和信奉天主教的邻居们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在那之后的20年时间里，胡格诺派教徒受到了非常残暴和愚蠢的迫害。他们在国内的生活实在是太难受了，所以请求移民到其他的地方。那些勤勤恳恳的男男女女如果被允许到大西洋的彼岸，建立一个忠于国王的法兰西国家，那么他们将会抛弃一切，漂洋过海前往目的地。他们的请求被草率而粗野地拒绝了。当他们坚持自己的要求时，边界的大门被关闭了。

当然，人们如果执意要出境（或入境），那么肯定能够出得去（或进得来）。在那以后的5年时间里，有5万多户胡格诺派教徒的家庭设法逃离了法国。他们逃到了英国或者荷兰。他们什么东西都没有带，只带走了自己的勤俭、才能和信心。事实证明，这些“行囊”是足够的。他们很快就站稳了脚跟，重新开始了自己的事业和贸易活动。而那些原本可以在世界遥远的地方捍卫法国文化的人们，现在却成了那些一心等待时机从法国手里夺取最后一块美洲殖民地的人们的生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