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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5年之后，从欧洲前往美洲可以使用很多种交通工具。人们可以乘坐快船漂洋过海，可以乘坐飞机越过大西洋，也可以乘坐各种类型的轮船旅行。甚至有一次，十多个思乡心切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划着一艘小艇回到了他们的故乡：这简直就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最危险的要数乔治•福克斯乘坐的那艘小船了。因为每两个小时，那艘小船里就会漏进16英寸深的水（乘客和船员都要不停地向船外抽水）。这应该也算是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纪录吧！这种经历对于公谊会的教友乔治来说是非常平常的。因为他服刑的监牢要比这艘小船的体积小得多。况且，他还可以自由自在地走上舱面和水手们聊天儿。据我所知，即使只有一个人倾听他讲解人类灵魂的问题，他也会乐此不疲。
历史学中有两个问题，我通常是要回避的。并不是因为我不喜欢这两个问题，而是因为我太喜欢它们了。一个人可以写一本关于阿西西的弗朗西斯
或者是关于德雷顿的乔治的有趣的书，那么还有什么必要去描述有关中世纪教皇权力的扩张，或者是有关17世纪清教徒的新英格兰发展的那些令人伤感的故事呢？弗朗西斯和乔治是顶天立地的人物。他们是生活的强者、令人崇敬的人；他们是狂妄自傲、无法无天、不可救药的人。随便你怎么去说他们。然而，他们惊人的自信和永不衰退的激情所激发出来的威力，却可以为人类的进步做出贡献，而且这些贡献要比90%有名望的圣徒和牧师所做的事情还要多（而且所花的时间也少）。而这些圣徒和牧师的雕像，却被塑造在被公谊会教友乔治非常不尊敬地称之为“尖顶屋”、经常对无权无势的教友紧闭大门的建筑物上，他们紧锁着双眉，满脸的不高兴，让人望而生畏。
关于阿西西的弗朗西斯，我并不打算多说什么。现在通称为“马里兰自由州”的天主教殖民地，在各个方面都比新英格兰沿岸的加尔文派殖民点优越。而帕塔普斯科河沿岸所显现出来的宽容精神，好像和殖民地创建者乔治•卡尔弗特的高尚品格是分不开的。翁布里亚山区那位仁慈的哲学家对他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他所实行的政策到底效果如何，都难以说清楚。
但是乔治•福克斯就完全不同了。
所有希望严格保持这种精神实质而不蜕变为一种僵化的宗教教条体制的运动，都要面对一个大难题：人们难以确切地说出这些运动对当时的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人们可以确切地说出宾夕法尼亚第一次出现有组织的反对奴隶制的时间。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威廉•佩恩的追随者们发动了内战呢？我并不知道。
现在的人们都非常清楚，最早坚决要求进行监狱改革的人是那些公谊会的教友们。他们曾经在英国和新英格兰的监狱里度过了不少时光。这些监狱存在的问题非常多，对犯人来说也是非常有害的。但是究竟是乔治•福克斯教导我们要视犯人为病人而不要把他们当作恶棍看待呢，还是当时的人们都普遍这样认为的呢？我还是不知道。
佩恩为他的美洲殖民地提出的“特权”，与数年后托马斯•杰斐逊
在他的文稿和文集中提出的个人自由和民族自由的观念是相同的。凡是研究过佩恩的人，无不为此而感到惊讶。那么，我们说奥比马尔郡的这位著名的怀疑论者原本就是一位公谊会的教徒，是这样吗？
历史上相似的事件发生的时候（不过很少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总是会自然而然地凭主观想象得出结论，而不是根据日后的发展得出结论。
然而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分析，我得出了一个非常确切的结论：如果威廉•佩恩能够继续多活动几年的话，如果他的后继者们有他那样的能力，如果公谊会的教义能够代替清教的教义，成为美洲大陆的主流，那么我们国家历史上的暴力事件就会减少很多，而作为一个民族，我们就会比现在可爱得多、幸福得多。
佩恩的社会制度在美国并没有存在多久，最多也就是50年的时间。但是就在那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公谊会的教徒们点燃了宗教正义的火炬，照亮了当地每一个黑暗、隐秘的角落。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这样做，并没有吹嘘自己的神圣，也没有提出比别人更高的要求，更没有强迫别人接受他们的偏好和遵循的思想原则。
这就是公谊会教徒们颇为引人注目的经历。他们被一个非常卑鄙的地方行政长官任意摆布了将近半个多世纪。他们中有的人被绞死了，有的被肢解成四大块，有的则是被鞭笞而死。他们所犯的罪行，其实只是坚持某种主张，而这种主张被认为对英国圣公会的主教们的野心和清教牧师们的尊严构成了威胁。他们是一群善男信女，他们一直都对自己所遭受的苦难有一种优越感，他们认为自己才是上帝的特选子民。
那些坚持虔诚信仰耶稣的异教徒，让人感到惊异，而且又让人产生兴趣。他们如果正巧碰上了一个非常有权势的保护者，那么就会被悄然拉下笞刑桩，送上绞刑架。这种事情差不多延续了将近60年。
公谊会的教徒们并不崇信英国的国教，也不崇信其他教派，他们习惯于自己单独举行礼拜会。他们的礼拜会充满了平和与安宁。他们不主张体罚，而且非常反对暴力。他们远离了一切政治生活。地方行政长官当然知道这些。但是在那个美好的旧时代，打官司是获取收入的手段之一。当生意不好的时候，带一个公谊会的教徒上法庭，由于他拒绝在法官面前脱帽致敬，所以就可以罚他几镑钱。又由于这奇怪的人不相信律师，所以也就没有被控告抓错人的危险。
世界上许多充满热情的改革家都出身于富裕的家庭。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他们生活舒适、安逸，后来又有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接触到了非常严峻的现实生活，为此他们感到震惊、诧异，所以就下决心为改变现实生活而奋斗终生。
佛祖是这样的。圣弗朗西斯也是这样的。乔治•福克斯也是同样的。现在又出了一个名叫威廉•佩恩的年轻纨绔子弟。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科克镇的地方宪兵队决定进行一次小规模的查抄行动，把所有能够搜捕到的公谊会教徒全部关进附近的礼拜堂。按照常规，他们会被带到警察局进行关押，交由法庭来进行审讯。当法官在被关押的人群中发现有一位出身高贵的人时，你可以想象得出他是多么的诚惶诚恐。他一个劲儿地赔礼道歉。当然，这完全是一场误会。而年轻人对这种非常可悲的事件往往会不以为然、欣然回家吗？
没有，年轻人并没有回家。据我所知，威廉•佩恩加入了公谊会的运动，站在被压迫者的一边，宣传新的教义，吸收新的信徒。
威廉一直都对宗教非常感兴趣。在他读大学的时候，他就坚定地主张人们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宗教信仰。后来由于他不到教堂做礼拜，所以被学校开除了。他是埃塞克斯郡万斯蒂德家族海军上将威廉•佩恩爵士的儿子，20岁以前他都是在他那个社交圈子里度过的，他的言行都被人们视为异端，而他的表现也不能尽如人意，所以他也就没有勇气完全摆脱那个圈子。
然而只要他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就不会半途而废。他脱下了制服，宣布不再当兵服役，他开始撰写一些小册子，宣传他的那些奇怪的想法：要成为所有藐视宗教者的代言人。他成为一起著名诉讼案件的中心人物。在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陪审员们拒绝按照审判长的指示执行，他们认为被告是无罪的。他们做出了合乎法律的判例。从那以后，英国和美国的诉讼案件都是遵循这个判例进行审判的。
但是这并不是他与执政当局唯一的一次冲突。佩恩不断地宣传自己的主张，不断地被关进监狱，又不断地被赦免，但是后来因为他触犯了基督教的教义，因此被再一次判处监禁，但是，他的追随者却在不断地增加。他想在美洲的荒原上建立一块公谊会的殖民地。这看起来似乎有点儿荒唐可笑，但是那些提心吊胆的亲属们却为他的想法感到欣慰。
公谊会的教徒们非常了解美洲。他们就像早期的圣方济各的会士一样，不断从事着各种类型的神奇的探险活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不约而同地航行到土耳其、莫斯科公国或者阿尔及利亚。他们都是一群普通的、从未接受过教育的人，所以也就没有那些职业航海家的怪毛病，所以到处都会受到友好的接待，又由于他们见到非基督教国家的君主时总是规规矩矩的，所以也没有受到过任何伤害。
玛丽•菲斯克在约克郡的监狱度过漫长的服役期后获得了释放。当她走进设在阿德里安堡前的土耳其苏丹的帐篷时，他可能会感到惊讶。但是他会一直端坐在上面，严肃认真地倾听她的报告。他允许她在土耳其境内自由活动，并派遣一名私人卫士来保护她的安全。
而莫斯科人和摩尔人也是出人意料的谦和。这些难以管束的公谊会教徒拜访了他们，并且对他们说：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够坦诚相待、停止争斗、不再盗窃邻居的财物，那么这个世界就会非常美好。这时，他们会非常严肃认真地说“是这样的”，并且邀请这些陌生的拜访者留下来共进晚餐。
美洲对于这些现代的布道使徒的接待就完全不同了。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被送上了绞刑架；还有一些人到处挨打。而那些女使徒们则总是任由新英格兰的牧师们摆布。新英格兰的牧师们总爱将那些涉及年轻漂亮女子的事情，变成一起政治迫害事件，并且还会趁机大造舆论。
因此，几乎所有其他教派的成员都会远离美洲。而公谊会的教徒们则对这种与命运进行抗争的极端行为情有独钟。还有就是，他们非常热衷于为土著人谋取福祉，希望能够有机会向世人（特别是向新英格兰的人们）证明：如果要想解决土著的问题，还有比枪炮和威士忌酒更好的办法。
1670年，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
威廉•佩恩爵士去世了，斯图亚特王族欠他的8万美元债务留给了他的儿子。斯图亚特王族是非常讲求信誉的借款人，但是当债务偿还日期就要临近的时候，斯图亚特王族的人却突然感到了祖先的灵性，就像最为刻薄的格拉斯哥的借款人一样变得非常吝啬。但是他们在财政领域内还是有办法的。他们通常都是用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来偿还债务。这样，经过数年的协商之后，他们划给威廉一大片土地来抵债。用年轻人父亲的名字将这片土地命名为“宾夕法尼亚”。这片土地位于马里兰和特拉瓦之间的某个地方，向西、向北延伸，愿意延伸多远就延伸多远。
1682年12月1日，佩恩乘坐“欢迎”号航船离开了英国，前往他的新领地。
他的这次航行，是这个国家独立以前最引人注目的殖民活动之一。
这块新的殖民地并不是由一个不在当地的董事们组成的董事会所掌握、经营和开发的企业。根本不是！佩恩是一个非常善于提出口号进行舆论宣传的人。他把他的属地称作“各民族自由拓殖之地”，这个口号说得多么明白啊！
但是他实在是太天真、太激进了，也走得太远了。他甚至坚持认为这片土地的土著也是人。他提出的这种令人难以容忍的主张，其他殖民者就非常清楚他是什么样的人了：他是一个具有不现实的危险思想的愚蠢空想家。他们认为印第安人不是非常可怜的被人愚弄的对象（需要用酒和五颜六色的玻璃珠子来逗他们），就是恶魔的化身（他们被安置在美洲海岸，占据了上帝特选子民的合法遗产。因此，每个真正的基督徒都要拿起枪来对付他们）。
公谊会的教徒们遵从他们长老的“法规”，实践了“白人与印第安人和睦相处”的规定，从来都不欺诈印第安人，从不携带枪支、棍棒进入教堂，而且在去教堂做礼拜的时候也会将小孩交给邻近的印第安女人照顾。其他的殖民者则认为，魔鬼和佩恩这个人之间肯定有一个秘密的协定。因此，他们决定采取措施来保护自己的领地，抵制那种邪恶、愚蠢的仁慈和睦政策，并且匆忙储存了大量的火药。
除了上述这些大逆不道的言行之外，1696年公谊会的教徒年会又宣告奴隶制违反了《新约全书》的教义。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地区的正派公民们认识到，殖民地上这种荒唐的治理政策就快要结束了。然而，非常不幸的是，他们的认识没有错。
那些希望将耶稣基督的言论变成行为准则的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在最初的几年时间里，乔治•福克斯、阿西西的弗朗西斯和威廉•佩恩等人的成就是巨大的，我们完全可以说：“现在好了！人们听到了将要摆脱贫困的呼声。这个呼声是来自天堂的。孩子们还会出麻疹，老年人也还会由于种种原因而死亡，但是日常生活中那种无端的猜疑、仇恨和嫉妒，将会像多余的物品一样被抛弃。”
然而在最初的激情消退之后，当人们开始普遍认识到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上帝，也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让人们立即摆脱贫困和瘟疫的时候，人们就开始叫嚷了，骂他们是不要脸的骗子、伪君子，应该把他们送上绞刑架。可怜的佩恩花光了他那块殖民地上所有的财产，他为了追随者们的幸福，不时地还会进监狱坐牢，但是最后却落得一个非常悲惨的下场。他的孩子有的死了，有的终日酗酒，有一个还成了费城声名狼藉的家伙。他的好朋友们也欺骗他，他的私人秘书则妄图敲诈他6万美元，在遭到拒绝之后，那个人就千方百计地说他赖账，要把他送进监牢。与此同时，其他殖民地为了处置土著人，还不断地挑起边界争斗，使公谊会教徒们的处境更加艰难。
1712年，中风使佩恩丧失了记忆，也使他忘却了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烦恼（大自然往往比人类要仁慈得多）。后来他能够在他乡间房舍周围的小路上散步了。几年之后，他就去世了，乔治•福克斯的美梦也就随之结束了。
但是这还没有结束。
伟大的人物就像埃及的大洪水一样，来了又走了，却给国家留下了幸福、富强和闪烁智慧光芒的思想。
公谊会作为一个教派，就如同所有社团组织所具有的兴衰规律一样，最终走向了衰落。公谊会的教徒们很快就失去了教派创始人所具有的最伟大的品格——革新精神，然而他们始终都保持着某种程度的博爱、仁慈、宽容之心。这使他们比生活在邻近的加尔文派教徒和圣公会教徒好许多。他们在自己的殖民地界内，坚持人人自由的原则。这使宾夕法尼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独树一帜。
我对于那些反对他们的论点非常了解。说他们非常小气，还非常虚伪。他们从来都不进剧院看戏。他们也不爱听音乐。他们的生活非常单调、枯燥、乏味。就算是这样吧！但是他们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他们通常都十分专注于自己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