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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毕史马克街负一号时，我看到王实诚的脸色突然阴沉起来，望着我的眼光像是抽去了内容，死人一样的。他在想什么？玛丽娅把我送到院门外，苦笑着说：“谢谢你告诉了我们他爹要去打捞尸体的事。”我心说：你应该问我为什么会告诉你？哦，玛丽娅，我并不了解你，却已经有了希望为你做点儿什么的冲动。想着，无意中望了一眼街对面，不禁一阵发怵：“我可能又有麻烦了，怎么办？走不了啦！”

街对面的石墙根里立着两个人，一个是戴眼罩的独眼大汉，一个是歪戴礼帽的黑衣汉子。独眼大汉见我出来，忽地提起了戳在地上的木棍，神色冷峻，目光黯郁。黑衣汉子大步过去，骑上脚踏车，随时准备朝我追来的样子。我一眼就认出脚踏车是我从海滨旅馆租来的。追杀我的人一直不肯放弃。玛丽娅也看到了，问道：“你认识他们？干什么的？”我说：“仇恨‘皇族资本’的人，也仇恨外国人和跟外国人有牵扯的人，也许跟王实诚他爹有关系吧？你也要小心点儿。”她望着那两个人，想了想说：“我送送你吧！”然后大胆地朝前走去，突然又停下，搀住了我的胳膊。我提着行李箱，硬着头皮跟她走了一段，又听她冷冷地说：“你可以对我亲热一点儿。”我搂住她的腰，感觉着她的气息和她的发丝飘过我的脸颊的酥痒，甚至还两次扭头亲了亲她的额角。我陶然欲醉，好像真的已经跟她恋爱了，骄傲地望着行人，搂她搂得越来越紧，还俏皮地用手指在她的腰际轻轻敲起了步伐的节奏。我们走过了半条街，来到一个十字路口，那儿停着几辆马车和洋车。玛丽娅说：“你走吧，顶用不顶用，也就只能这样了。”我说：“谢谢。”松开她，快步走向了一辆马车。踏进车厢的瞬间，我回了一下头，看到玛丽娅一直望着我，满眼都是对我的担忧。我突然觉得一个男人是不应该让女人为他担忧的，不论遇到什么，都不能像懦夫一样逃跑。我可以狼狈，但不能在玛丽娅面前狼狈。我扫了一眼跟踪而来的独眼大汉和黑衣汉子，咬咬牙，英雄赴难似的迎了过去，大声说：“把我的脚踏车还给我。”他们愣了，没想到我会这样：搂了玛丽娅的腰就可以有恃无恐。我朝玛丽娅笑笑，挥挥手：“你回去吧，没事。”然后抓住了脚踏车的车把。骑着脚踏车的黑衣汉子望着独眼大汉说：“奶奶个熊，他来找死啊？”独眼大汉瞥了一眼满脸愠怒的玛丽娅，无奈地说：“给他。”看那人不给，又吼一声，“给他！”

我骑着脚踏车、带着行李箱朝前走去。我是不想再回海滨旅馆了，试图朝夕欣赏优美的维多利亚海湾和仙境一样的维多利亚角的打算只能抛在脑后，我必须跟劳顿先生和马奇主教住在一起，以便得到更多关于“皇族事件”的信息。斐迭利街的夏日旅馆就像一座坚固的城堡迎面而来，我会心一笑：其实这里也不错，至少睡觉是安全的。尽管独眼大汉和黑衣汉子已经放弃了对我的跟踪，但我并不相信我的危险会这么容易被解除。我留意着旅馆门口一字儿排开的几辆马车和洋车，知道他们多数是政府派来的便衣，便讨好地朝他们招招手，像是说：拜托了，我的命。我把脚踏车靠在门边，走进红色的木格门，来到旅馆前台前，告诉服务生，我希望住在劳顿先生或马奇主教的隔壁。服务生望了一眼身后挂在房间示意图上的号牌说：“可以。”

劳顿和马奇主教很晚才回来。我听到他们说着话走上了楼梯，又走向了房间。听口气劳顿有些生气，好像麦克斯以为，让凶犯王济良打捞尸体的事并没有经过“五人调查委员会”协商，劳顿不该单独向当地政府提出要求。政府满足需要的做法，说不定是想推卸责任。而劳顿认为，美籍华人米澜女士是位教授，意大利人奥特莱先生是位退役上校，瑞典人麦克斯在联合国从事难民救济工作，他们面对一桩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凶杀案并不在行。只有他，香港警察总部的高级警司劳顿，是长期跟罪犯打交道的行家里手，就算麦克斯是“五人调查委员会”的召集人，也应该虚心听取他的意见，而不应该在这件事上说三道四、横加指责。马奇主教劝说劳顿不要生气，正确和错误都由上帝来决定，那就是明天打捞的效果，要是那些尸体真的能告诉人们想知道的一切，麦克斯先生一定会向他道歉。我寻思他们吵架了，“五人调查委员会”的第一次全体会面就吵得不亦乐乎？又寻思委员会新到的成员其中一位是女的，多大年纪，漂亮不漂亮？我开门出去，向劳顿先生和马奇主教问好。他们很吃惊我也住在这里。我说：“这是为了把记者的工作跟委员会的调查协调起来。”我又问他们去不去下面的酒吧喝一杯，劳顿说：“好啊！”马奇主教说他累了，想休息。

早晨，天气晴朗。锯齿状的青岛港在斜射的阳光里又开始倒腾船舶，大概每天都这样，停的船开走了，走的船停下了，大部分是军舰。美国在这里驻扎了一个舰队，加上党国海军的舰船，港内的码头几乎不够用。军港是用来打仗的，但共产党的进攻目前只限于陆地，军舰够不着，就只能演习待命和运送军火。还有一个用途，就是把大批从北方跑来的党国军政要人及其家眷送往上海和广州，所以打眼一看，围绕着军舰的都是些长袍马褂和西装革履，上上下下的军人都是给他们搬运行李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哭的喊的、叫的骂的，乱糟糟的一片。不用打听消息，若要分析局势，来港口望上几眼，就知道这场内战的结果是什么，或者已经有了结果。

凶犯王济良的抛尸现场在六号码头。六号码头是唯一可以停泊民用船只的地方，因为泊位拥挤，仓促加长的石桥一直延伸到防波堤跟前。“皇族资本”的“不来梅”号就停在码头和防波堤中间变得十分狭窄的水域里，从岸边望上去，像是一座旗帜招展的白色方塔。我八点钟就到了，在路边的商铺里寄存了脚踏车，来到码头前转来转去。我估计玛丽娅和王实诚也会早到，很想见到他们，尤其是玛丽娅。她跟王实诚的关系让我好奇：虽然可以肯定他们不是真正的夫妻，但也不是一般的男女关系。我告诉自己：这种时候冷静必须占据上风，我要娶妻，就一定不能娶一个不明不白、不三不四的妻，更不能娶别人的妻。不过，似乎也用不着格外担心，因为她居然可以向独眼大汉和黑衣汉子公开显示她跟我的亲热，说明她跟王实诚以外的男人保持关系在公众眼里有某种说得过去的合理性。很遗憾没看到他们，码头上的人越来越多，而他们的踪影却越来越渺茫。或者他们早来了，不想见我就躲在了一个我看不见的地方。倒是另外两个熟悉的身影在我眼前出现了两次，有点儿诡秘，倏忽来倏忽去——独眼大汉和黑衣汉子不像是在跟踪，倒像是在躲避，躲避所有人的眼光，也包括我的眼光。

九点半刚到，一辆囚车和一辆布棚军用卡车驶进了不大的码头广场。卡车还没停稳，就从驾驶室跳出一个军官，看上去是个中尉，吆喝着：“快，快，快！”满车箱的士兵纷纷落地，驱赶着人群，把广场圈了起来。囚车打开了，两个士兵架着王济良下来。王济良戴着手铐脚镣，一点儿点儿往前挪着。阳光洒在他身上，让他显得更黑更瘦，头发上带着泥土，可以想见牢房里没有床，他是睡在地上的。拉碴的胡子似乎骤然长了许多，遮掩着尖峭的下巴。眼里依然是野兽的惊惧，明亮得就像马口铁对阳光的反射。许多人过来围观，堵塞了广场边的马路，引出一片汽车的鸣笛声。王济良望了一眼人群，卑微地弯了弯腰，把眼光收敛到自己脚前，试图加快行走的速度，但很快被绊倒了。当两个士兵拉起他时，他惶恐得“嗷嗷”了两声，浑身一阵颤抖。

突然有人喊了一声“爹”。我循声望去，看到王实诚和玛丽娅正在人群里朝前挤去。我想挤过去跟他们会合，就见两辆黑色轿车鸣着喇叭驶来，豁开人群后，停在了广场上。从车上下来了一个风度翩翩的中国女人和两个外国男人。我想他们就是美籍华人米澜女士、意大利人奥特莱先生和瑞典人麦克斯了。陪同他们的是外事局局长张绪国和一个上校军官。很快，劳顿先生和马奇主教也来了。他们是坐着马车来的，试图象征性地保持调查委员会的独立性，但实际上“独立”是不存在的，连象征性也没有。跟他们同时到达的还有几辆马车，下来的全是保护他们的便衣。我来到劳顿和马奇主教身边，想跟着他们进入广场，但被士兵拦住了。我恳求道：“拜托了二位大人，带我进去。”劳顿哼哼一声说：“一切都得请示麦克斯先生，这是昨天他给我的指令。”我说：“也许我能证明发出指令的应该是你，而不是他。”劳顿摇摇头：“别对我溜须拍马，我太了解你们记者了，翻脸不认人。”我说：“这次不一样，这次是在青岛，你和我都来自香港，香港人应该互相关照。”劳顿不再理我，朝麦克斯走去。我又对马奇主教说：“看来只能由你带我进去了。”马奇说：“对不起，上帝不允许我不遵守规则。”说着同情地朝我招招手，“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