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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否认我故意落下行李箱有一半是为了再次见到玛丽娅。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希望多看她一眼，容貌永远是女性最强的吸引力。我喜欢她的容貌，喜欢她那种线条夸张、起伏明显、大气从容的样子，那是欧洲女性特有的漂亮，而我对女性的欣赏永远烙印着我所接受的欧化教育，烙印着童年和少年的经历——母亲很早就去世了，魏玛小学的爱伦老师说：“孩子是不能没有妈妈的，你要是叫我妈妈，我会每天赏你一个吻。”她那因为渴望而越发美丽的大眼睛就像透明的水晶石，柔软的手不停地抚摩着我硬邦邦的头。无数次的重复之后，她终于不等我叫“妈妈”就把厚软而温热的嘴唇放在了我的额上、颊上、嘴上。这到底是为什么呀？有一天，就在父亲送牛肉的时候，就在爱伦老师家里，蓦然之间，我看到了惊人的答案，然后就满腹狐疑：父亲，你凭什么，你一个莱茵河牛肉店的中国伙计，凭什么能把年轻漂亮的爱伦老师搂在怀里？就凭你快步小跑，把一份份新鲜牛肉送给德国主妇的殷勤？就凭你那一身并不合体的燕尾服和马尾巴一样在胸前甩来甩去的领带？进入欧人区的通行证莫非也成了通往爱情的通行证？我再一次在心里惊呼起来：父亲的本事真大。爱伦老师带我来到她家，并且跟她一起用餐，恐怕就是为了让我看到这一幕吧？以便让我丢弃所有的顾虑而叫她“妈妈”。不久我就听父亲说，爱伦老师是德国犹太人，一个比中国人还要灾难深重的民族——中国人至少还有自己的祖国，他们呢？德国不是他们的祖国，连一个良好而安全的栖息地都算不上。所以爱伦老师来到了中国，而且打算一直生活下去。但所有人都没想到，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硝烟弥漫在青岛的日子里，日本人赶走德国人成了新的统治者。跟许多拿起枪来抵抗日本人的德国侨民一样，爱伦老师成了俘虏。大部分俘虏后来被释放，尤其是商人。日本人说，只要多多地交税就是大大的良民。但是爱伦老师没有，真不知日本人把她怎么了，当她赤裸裸的尸体出现在维多利亚海滩时，父亲和我都大哭一场。埋葬了爱伦老师之后，父亲问我：“你喜欢不喜欢德国人？”我迷茫地摇头。父亲说：“你应该喜欢，因为你差一点儿有一个德国继母。”又问：“你喜欢不喜欢日本人？”我赶紧点头。父亲说：“不对，你不能喜欢，因为日本人害死了非常喜欢你的爱伦老师。”我说：“我本来就不喜欢，你一问我就不知道怎么说了。”父亲说：“爱伦老师留给我一笔钱，我要用这笔钱把你送到一个看不见日本人的地方去，你敢不敢去？”我说：“看不见日本人也就看不见你了。”父亲说：“等学成了本事，你就可以回来看我。”于是在莱茵河牛肉店老板的介绍下，我坐着轮船去了上海，考进了英国人创办的博雅英语学校，又认识了陶锦章。锦章是我在“雅博”的同班同学，上海人，从小跟随做生意的父亲生活在青岛，初中毕业后才回到故乡，也算是我的半个老乡，来往自然多些，渐渐就亲密无间了。三年后我们从“博雅”毕业，锦章去法国学医，我又在父亲的主张下去了香港，一边读大学一边做工。我两三年回青岛一趟，看看日渐衰老却依然在递送牛肉的父亲，就又去“英风欧雨”的世界里讨生活了。我一直没有结婚，就是因为父亲竭尽全力让我接受了欧化教育，却不希望娶一个我从骨子喜欢着的爱伦老师那样的外国女人做他的儿媳妇儿：“你太文弱，驾驭不了，不像爹，东奔西走，身体强壮。”我后来意识到他指的是性欲，担心我满足不了生命力旺盛的欧洲女人那种强烈的要求，而导致红杏出墙，或者干脆就半途分手。他把自己的意见保留到最后，直到去世才给我带来择偶的自由。但是我已经不再年轻了，在浪费掉所有青春之后，我的资本似乎已经不够用来寻找一个爱我的人了。在香港，有我愿意追求的外国姑娘或寡居的少妇，却鲜有令我满意的回应。一个中国男人喜欢外国女人，真是件不容易的事，有太多太多的不可能。父亲，你失败了，你对儿子的欧化教育终于因为改造了儿子的审美情趣，而要面对无妻无后的结果了。

我冷静地走过原本很幽静深远现在却很嘈杂浮华的毕史马克街，一路上都在想：为什么玛丽娅说她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从来没去过别的地方？做一个土生土长在中国的西方美女是不是太可惜了？就算没有“皇族事件”，也没有跟杀人凶手之子王实诚的关系，我也很想知道她的身世、家境、履历，以及那个说了算的“妈妈”。

“负一号”的门牌似乎比先前更醒目，门铃也响亮了许多。我听到玛丽娅的脚步声，才意识到她一直穿着高跟儿鞋。高跟儿鞋让她显得更加高挺——超过了王实诚，却跟我差不多，也让她的走动清脆悦耳，引诱着我的想象。我，一个孤静独立的鳏夫，一个因为迷恋欧洲女人而把情爱延搁至今的单身男人，一个经历过许多次单方面的一见钟情后已经对女人打不起精神的王老五，心里面突然就微澜阵阵了。是故乡青岛潮乎乎的水土诱发了我身体里的某种埋藏，还是玛丽娅的魅力的确不凡，竟然在潜移默化中催起了铁树的春芽？打开门的瞬间，她有些愕然：“你？又来了？哦，对了，你的行李箱。你等着，我去给你拿。”我问：“他怎么样？”“谁？”“王实诚。我见到他爹了。”“他爹还好吧？”“被抓起来的人，没有挨打就是好的。我想见见王实诚。”我不过是提出了一个想进去坐坐的理由，而玛丽娅却神经质地问：“你们是不是也要抓他？”“你忘了我是一个记者，我不是抓人的人。我想告诉他，明天，或许他能见到他爹。”我说了王济良要去作案现场打捞被害人尸体的事。说的过程中我已经走进了院门。她在关上门的瞬间突然问：“先生，你会同情一个杀人凶手吗？”我想了一会儿才说：“有时候会，就看他为什么杀人了。”“他杀了那么多人，我都不同情他。”我有点儿惊讶，我的同情是说给玛丽娅的，她要是不同情，我又何必装模作样，尤其是在我还不知道杀人原因的时候。我冒昧地问：“你和王实诚既不是兄妹姐弟，也不是夫妻，仅凭同学关系，就能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不行吗？”“不是不行，是不好理解。”“那你就理解成夫妻或者姐弟吧。”我愣了一下：怎么这么乱呢？我说：“我只能选择一种理解，要么夫妻，要么姐弟。”她不置可否，平淡地说：“随你的便。”我更加疑惑了，试探着说：“那就理解成夫妻吧。你在中国长大，应该知道夫妻间一定是夫唱妇随，他恨的你也必须恨。”她说：“理解成夫妻，不一定是真正的夫妻。”“为什么？”“别纠缠这个了。不管王济良对德国人有什么仇恨，总不能见人就杀吧？妈妈是德国人，我好像也应该是。就算我不是，妈妈的感觉也应该是我的感觉。”我点点头：“这就是问题的症结了。”

说着话，我们走进了房屋。在客厅和厨房之间的门厅里，有一张餐桌，王实诚正在餐桌边吃饭。我这才意识到从早晨到现在我没有吃任何东西，却毫无饥饿感。但是现在，我饿了，顷刻之间就饥肠辘辘。我想坐下来，跟他们一起，吃一顿家常饭。一碟蒜蓉海菜、一瓷盆清炖杂鱼、两根大葱、一蒲篮烤得焦黄的玉米饼，完全吻合我对童年的记忆。尽管欧化教育让我说惯了英语，吃惯了热狗、汉堡、比萨、黄油面包，甚至让我装腔作势地讨厌着“油乎乎”的中国菜，但我毕竟不是一个一出生就吃到了西餐大菜的人，毕竟味蕾的先天嗜好比后天养成的习惯更能催生我“咕噜咕噜”往下咽的口水。更何况这是玛丽娅的饭菜，玛丽娅喜欢吃的，我为什么不喜欢？不管她吃的是什么，都应该是美食。玛丽娅看出来了，说：“你还没吃饭吧？要是不嫌弃，也来吃点儿。”王实诚站了起来，面无表情却不失礼节地将一把塞到桌下的椅子拉了出来。我说声“谢谢”，坐下，毫不客气地把手伸向了玉米饼。玛丽娅赶紧把一双干净筷子放到我面前。

至少有一刻钟我一句话不说，专注地吃着，直到玛丽娅问我：“明天，你也去？”我带着咀嚼美食的快感，先赞美了一番面前的食物如何可口，然后指着王实诚说：“最要紧的是，你不能再说你是凶手，这样不仅救不了你爹，还会把你搭进去。毕竟你年轻，今后的日子比你爹要长得多。”玛丽娅说：“妈妈也这么说。”王实诚说：“俺要是不救，爹会死的。”我发现他很天真，以为他爹是可以不死的，十八条人命的凶手，谁出面都救不了他。我放下筷子，朝楼上望了望说：“我可以见见你们的妈妈吗？”玛丽娅警觉地说：“干什么？她什么也不知道。”我说：“跟‘皇族事件’没关系，我就是想问问，她为什么来中国，来了以后怎样生活？为什么不带你回自己的国家，中国有什么好？”玛丽娅说：“不。她什么也不会告诉你。”“那我就不问了，只给她打声招呼，说声‘你好’、‘再见’。”“那也不行，你不能上去。”我发现我对玛丽娅的妈妈的好奇也是出于对爱伦老师的好奇，也许她跟爱伦老师一般年龄，也一般美丽。我得问问她认识不认识爱伦老师，做没做过日本人的俘虏，俘虏们到底经受了什么样的苦难，竟至于会被折磨致死？我给他们说起了爱伦老师，然后固执地站起来，朝楼梯走去。玛丽娅和王实诚同时站起，堵挡在了楼梯口，同时堵挡在前面的还有那只大白猫。“你走吧，谁也没有权利打扰妈妈。”玛丽娅的声音略带颤抖，清亮的眸子里泛滥着卑微的乞求，哀伤和不安过度明显地写在脸上，让她的美丽凄婉到动人，动人到可怜。她似乎立刻就要滴泪了。我突然有些懊悔：不幸是她唯一的表达，我又何必雪上加霜呢？我说：“对不起，真对不起。”玛丽娅也说：“对不起。”我走向了客厅一角的行李箱，大声说：“今天的饭菜真好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