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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猜测没有错，“倚云”号要接走的人果然是“五人调查委员会”的马奇主教。等我回到船上时，马奇主教已经到了。轮船最上一层紧挨着驾驶舱的咖啡厅里，我意外地看到，跟马奇主教在一起的竟是香港警察总部的高级警司劳顿。毫无疑问，劳顿先生也是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他跟我一起从香港登船，而我却毫无察觉。我走过去跟他打招呼，同时表明我已经知道他此行的目的。劳顿先生没忘记半年前因为一桩港人杀英人的案件我曾经对他穷追不舍，神经质地摆着手说：“你别指望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青岛对我们是个陌生的地方，事实上我们的调查很多时候都得依赖记者的报道。”我说：“为什么不能互相依赖呢？都是为了把事件调查清楚。”他阴郁地盯着我，半晌不语，突然说：“不错，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

我说：“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暴动案、杀人案几乎每天都有，没听说联合国插手调查的，为什么独独对‘皇族事件’如此重视？”劳顿两手一摊表示无可奉告。我又问：“是不是受了德国的请托？”劳顿说：“你是在提醒我重视‘皇族’的归属国吗？《华报》是‘皇族’旗下的报纸，说到底你也是受雇于‘皇族’的新闻记者，德国有没有请托你应该知道。”我说：“劳顿先生误会了，虽然‘皇族’是《华报》的股东，但我并不受它的控制。”“所以他们并没有告诉你为什么联合国会插手？”看我点头，劳顿又说：“看来你得去问问联合国喽！”我立刻改变了话题：“劳顿先生能否告诉我‘五人调查委员会’中还有谁？”他又是两手一摊。我继续追问：“如果不便说出名字，至少也应该告诉我，他们都是哪个国家的人？”“别问了，记者先生，没有人授权我回答你的问题。”“对不起，我的职业就是问。这个有主教大人和高级警司参与的调查委员会的头是谁？”劳顿干脆扭过脸去不看我了。我转向马奇主教，向他说起我跟锦章的关系，说起我们都受了委托需要“关照”的玛丽娅。主教知道“玛丽娅”不过是个引子，接下来我的问题依然是“五人调查委员会”，立刻微笑着打断了我的话：“你见过陶锦章了？你应该说服他跟我们去巴黎，他有高超的医术，一定会受到法国人的尊重。”我说：“如果还有机会我一定劝劝他。现在请大人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基督教的主教会成为‘五人调查委员会’的成员？”马奇主教冷下脸来，眼光滞涩地从我脸上扫过，望着窗外即将来临的黑夜说：“看来你是不信基督的，不然就不会用这样的问题来麻烦一个德高望重的主教。基督无所不往，无往不胜，此外我不能告诉你任何别的。”

一个本来很简单的问题，由于劳顿和马奇的讳莫如深而变得复杂了。我突然意识到，我的调查范围正在扩大，至少扩大成了两个：一个是“皇族事件”的起因和经过，另一个是“五人调查委员会”的真实意图和联合国的目的。我想今后我跟他们还会有许多交道要打，不能让他们一开始就讨厌我，便客气地告辞了。

“倚云”号第二天早晨启航。接下来的两天里，我尽量不去打扰劳顿和马奇，见面只是笑着点点头，或者问一声好。直到我们踏上青岛口岸，就要在码头前的广场分手时，我才装作不经意的样子，向“倚云”号挥手告别，然后问道：“劳顿先生、主教大人，知道‘倚云’号什么时候离开青岛吗？”他们都说不知道。我说：“就在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完毕之后，它会一直等着你们。真没想到，‘倚云’号成了你们的专舰。”他们显得非常吃惊。劳顿说：“如果一个记者想造谣，当然会挖空心思。”我说：“昨天我请船长共进晚餐，是他告诉我的。王耀武亲自给他打了电话，让他静候调查结束。”劳顿敏感地瞪着我说：“你的意思是我们跟国民政府有约定？不，我们的调查是独立的。”我说：“我也不相信调查会受人操纵。”说着扫了一眼停在不远处的一辆黑色轿车。有人从车旁疾步过来，毕恭毕敬地说：“是劳顿先生和马奇主教吧？我是市政府外事局的局长张绪国，请上车。”我掏出记者证举在手里，大声问：“局长已经等候多时了吧？”张绪国回答：“是。”我又扫了一眼另一边的一辆军车和一排荷枪实弹的士兵，问道：“怎么还有军队？”张绪国说：“是绥靖区司令部派来保护二位先生的。”劳顿和马奇主教顿时有些尴尬。我向他们挥手告别，笑道：“调查从现在开始，我一定还会请教二位调查大员。”

劳顿先生和马奇主教拒绝乘坐国民政府派来接他们的轿车前往市区，而是和我一样坐进了一辆敞篷式的单套马车。后来还听说他们拒绝了市长为他们安排的接风晚宴，更拒绝住进临海而立、装饰豪华且有士兵守卫的原德国领事别墅，而是住进了斐迭利街（中山路）的夏日旅馆。也许国民政府做一些迎来送往的安排，仅仅是为了表示对代表联合国的“五人调查委员会”的尊重，但调查委员会不应该接受这样的尊重，因为“皇族事件”发生在国民政府的地盘上，政府显然是有责任的，任何过于亲热的接待，都会被看成讨好或者贿赂，尤其是在我这里。说真的，虽然我口口声声说我不受“皇族”的控制，但吃人饭护人短，潜意识里，感情和立场都会起作用：“皇族事件”不可能发生在一个管理到位、治安良好的地方。我和“皇族”以及所有心惊肉跳的外国人、替外国人做事的中国人，对国民政府的埋怨不期然而然。

坐着能够唤醒我童年记忆的单套马车，我把自己安顿在了伊尔奇斯山前的海滨旅馆。伊尔奇斯山现在叫天平山，但我从小叫惯了，改不过来，也不想改。所有以往的称呼我都不想改，包括我从旅馆窗户里就能欣赏到的维多利亚海湾。它代表历史，能唤醒记忆，能让我在说国语时突然冒出一个英语词汇来，光那优美的音节就会让我陶醉半天。海湾东侧是维多利亚角，龙头一样昂扬着伸向大海，海水在龙嘴处激荡，在龙的身躯里静默，加上茂密的植物、起伏的山丘和氤氲的云雾，让它显得像一处仙境。我用英语问侍者：“维多利亚角现在有人居住吗？”侍者用英语回答：“先生，大概没有，从来没看到冒出过炊烟。”又瞅了瞅我，“先生，你会说国语吧？”我点点头。他立刻变成了国语，是地道的北京话：“我知道先生会，先生最好说国语。”“为什么？”“你不知道‘皇族事件’吗？咱犯不着用嘴巴招惹人家，您说是不是？”侍者机灵，把他自己跟我划到一起了。我有些忐忑，表面上装作无所谓，仍然用英语说：“谢谢你的提醒，你好像不是本地人？”“祖上在北京。”“是清朝灭亡时来青岛避难的寓公遗老吧？”“正是。”我请他介绍一下海滨旅馆的饭菜，他用国语说：“这里的京味中餐最有名，尤其是宫廷菜。”我轻蔑地“哼”了一声：“中餐有什么好吃的，油乎乎的。”

我欣赏着维多利亚海湾的宜人景色，在海滨旅馆的西餐厅用过午餐，租了一辆脚踏车，直奔“皇族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