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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事实上，我们尚未获得自由，我们仅仅获得了争取自由的自由，不被压迫的权利。我们尚未完成征程的最后一步，而仅仅是在一条更漫长甚至更困难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因为取得自由不仅是挣脱自己身上的枷锁，更要以一种尊重和促进他人自由的方式生活。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忠于自由，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迄今我一直在通向自由的道路上行进。我一直努力克服蹒跚的步履，在这条路上我曾经多次误入歧途。但我已经发现了这个秘密，那就是，在登上一座大山之后，只会发现还有更多的山需要攀登。我在这里休息片刻，抽暇环顾周围的壮丽风景，回头看看我已经走过的路程。但我只能休息片刻，因为伴随自由而来的是责任，我不敢懈怠，因为我的漫漫自由路尚未结束。
——纳尔逊·曼德拉，《漫漫自由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