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处在哥特世界之中，这是一个充满骑士精神、礼仪规范与传奇故事的世界。中世纪的人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待事物，但他们认为那些表象应当被看作一个理念秩序的符号或者象征，它们是唯一真正的现实。

我身处在哥特世界之中，这是一个充满骑士精神、礼仪规范与传奇故事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严肃的事情都带有些许游戏成分——甚至战争与神学也都成了一种游戏；而其中的建筑之夸张奢华则堪称历史之最。12世纪终究有着一个统一的坚定信念，使得盛期的哥特艺术充满幻想而又奢侈放纵——维布伦（Veblen）称为显而易见的浪费。但是，这几个世纪中也诞生了一些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灵魂，比如阿西西的圣方济各（St.Francis of Assisi）和但丁。在所有这些哥特式幻想的背后，显示出了两个不同层面上敏锐的现实观念。中世纪的人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待事物，但他们认为那些表象应当被看成不过是一个理念秩序的符号或者象征，它们是唯一真正的现实。

这种幻想的力量总是让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巴黎的克吕尼博物馆的一间屋子里，挂着由六幅壁毯组成的《贵妇人与独角兽》（ The Lady with the Unicorn ），它是哥特精神中最具有吸引力的实例之一（图48）。它既充满诗意与怪诞，又带有亵渎的意味。表面上它的主题是有关四种感觉的。但它真正的主题是能够召集和征服所有自然力量的爱情力量，自然的力量包括分别象征着欲望与残暴的独角兽和狮子。它们跪在象征着贞洁化身的贵妇前面，抓起帐篷的一角。从纹章学的意义上说，这些野兽成为她的支持者。这个寓意性的场景处处体现了中世纪哲学家曾称为“能动的自然”（natura naturans）——树木、花卉、茂盛的枝叶、鸟、猴子，以及那些更明显地象征着能动的自然的兔子。这里面还有从自然中驯化的动物，一条坐在垫子上的小狗。这是一幅展现了最高雅的世俗欢愉的图像，法国人将其称为douceur de vivre（愉快的生活），而人们常常将它与文明相混淆。

我们已经沿着信念的道路走了很远，这种信念激励着骑士和淑女们将装满石头的推车推到山上去建造沙特尔大教堂。理想的爱情、不可抗拒的高雅和优美，都由这两头野兽所展现出的崇敬象征性地表达出来，这些观念能够回溯到三个世纪以前；我们甚至可以开始从沙特尔大教堂的北门去寻找它们的踪迹。

这座大门大约在1220年进行了装饰，它似乎是由那位令人敬畏的女士——卡斯蒂利亚的布兰卡（Blanche of Castile），圣路易的母亲——所捐资建造的。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也可能只不过因为它是奉献给圣母的，这座大门上所表现的大多数人物都是女性。在拱门上描绘的一些故事与旧约中的女英雄有关；在柱廊的一角是西方艺术中第一个有意识表现的优雅女性之一（图49）。仅在此前几年装饰的温彻斯特大教堂的圣水盆上我们还能看到妇女被表现为矮胖的坏脾气泼妇：她们是跟随古代挪威人前往冰岛的妇女（图50）。现在来看看这位贞洁的化身，她带着自觉的优雅提起斗篷、抬手、转头，这一系列的动作在以后会变得让人感到矫揉造作，而在这里却显现出真正的端庄。她就像是但丁笔下的贝阿特丽切。实际上她再现的是一位名为圣莫德斯特（St.Modeste）的圣女。她仍带有一丝冷峻。当人们仔细观察大门上的细节——那些反映了当时富于想象的生活的精彩细节——将会发现在女性人物身上体现出来的女性特征更加温柔，也更易为人接近：朱迪思跪在她的礼拜堂中，骨灰盖在她的头上，以斯帖昏倒在亚哈随鲁王面前。这几乎是在视觉艺术的历史上第一次令人们感到男女之间的和谐关系。

当然，这样的情感一直是普罗旺斯的吟游诗人（jongleurs and troubadours）和那梦幻般的传奇故事《奥加西恩和尼古里特》（ Aucassin and Nicolette ）的主题。在我看来，自从希腊－罗马文明以来在欧洲精神中新出现的两三种才能中，没有什么比理想的情感或高雅的爱情更奇特和更难以言喻的了。激情、欲望，当然还有始终如一的爱情，这些对于古时的人们而言完全是陌生的。但是，这种对一个几乎不可接近的女人的意志表示绝对服从的情形，不再把牺牲视为伟大的信念，以毕生精力来追求某位令人倾倒的女士，或为她的利益而承受磨难的行为——无论对罗马人还是维京人来说都是荒谬而难以置信的。而在几百年间这样的行为都是无可置疑的，并且为大量的文学作品带来了创作灵感——从克雷蒂安·德·特鲁瓦（Chrétien de Troyes）到雪莱，其中大部分对我来说都难以理解。直到1945年，我们还仍然保留着一些具有骑士风度的行为——见到女士脱帽致意，进门时女士优先，在美国要为女士拉出桌边的椅子。我们还会认同她们是贞洁与纯粹的存在，她们在场时我们无法讲出某些故事，有些话也说不出口。

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但它曾经延续了很长的时间，还有许多事物值得一说。它是怎样开始的？事实上没有人知道。大多数人认为，它和有尖角的拱门一样都来自东方；朝圣者和十字军在伊斯兰世界中发现波斯文学有着这样一种传统，在这些作品里，女性是受到极度地恭维和崇拜的对象。我对于波斯文学的了解并不足以让我判断这样的说法是否正确；但我确实认为十字军对于高贵爱情的观念有另一种不那么直接的影响。一位城堡里的女士和那些无所事事的青年男子之间肯定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关系，他们不可能所有时间都去狩猎，当然也从不从事体力劳动；当城堡的领主外出一两年时，他的妻子就接手成为城堡的主管。她行使领主的职权，接受封建社会认可的效忠之举；来拜访她的流浪骑士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表现自己的敬意，也是希望自己能被吟游诗人写入诗中。14世纪的一些象牙镜盒和其他家庭用品证明了这种观点。关于调情的故事有一个完整的剧目，在名为《围攻爱情城堡》（ Siege of the Castle of Love ）的场景中达到了高潮（图51），几位女士倚着城垛无力地抵御着攀着绳梯爬上来的青年勇士们。在罗西尼（Gioachino Antonio Rossini）的《奥里伯爵》（ Comte d’Ory ）中出现的滑稽场面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不符合历史事实。也许我应该补充一下，当时的婚姻观念并不像现在这样讨论得那么多。“恋爱结婚”（love match）几乎是18世纪后期才出现的。中世纪的婚姻完全是一种财产关系，如大家所知，没有爱情的婚姻就意味着没有婚姻的爱情。

我想人们肯定会承认，对圣母的崇拜在某种程度上是与此有关的。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么说也许是渎神的，但事实是，人们很难确定一首中世纪的爱情诗到底是写给诗人的情人的还是圣母玛丽亚的。在所有描绘理想爱情的作品中最伟大的当数但丁的《新生》（ Vita Nuova ），这是一部准宗教性的诗篇，最终是贝阿特丽切把但丁带入天堂的。

基于所有这些理由，我认为将对于理想爱情的崇拜与人们在13世纪的女人身上发现的那种令人着迷的美丽和优雅联系在一起是有道理的（图52）。还有什么比哥特式象牙雕刻上的女人更精致的吗？与她们比起来，那些在其他女性崇拜时期——比如16世纪的威尼斯——出现的美女显得多么粗俗。也许只有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和华托（Jean-Antoine Watteau）能与之相提并论。这种微妙的人体之美伴随着一种新的韵律——甜美的新风格。有人指出哥特时期圣母的优美曲线（图53）得益于象牙本身的曲线。这并非不可能：但这种流动的韵律远远超出了物质层面的需要。在象牙雕版《墓室里的玛丽》（ Maries at the Sepulchre ）（图54）中，两个人物之间存在着一种音乐的关系。

14世纪的女子真的是那样的吗？这很难说，因为直到14世纪末肖像画的概念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她们的崇拜者，甚至是她们的丈夫所希望看到的样子。正因如此，当人们知道这些优雅的女子在当时遭受了何等可怕的虐待就更令人感到惊讶了。这是千真万确的，因为有一本手册专门教导如何对待女性——实际上是如何教育女儿。这本手册是由一位名叫兰德里塔的骑士（Knight of the Tower of Landry）的人在1370年撰写的，它是如此的成功，直到16世纪还被当作教科书——甚至有一个版本还是由丢勒（Albrecht Dürer）绘制的插图。在手册中，这位在当时以格外仁慈而著称的骑士描述了一个不顺从的女人必须如何受到鞭打、挨饿和揪着头发在地上拖。我相信她们互相支持着彼此——从她们自信的微笑中人们能够感到哥特时期的妇女有能力把她们自己照料得很好。

高贵的爱情不仅是爱情诗的主题，也是散文和诗文中书写的长篇——非常长的长篇——故事。这使我想到另外一件哥特时期为欧洲意识增添的事物：那些围绕着“传奇的”（romantic）与“传奇”（romance）两个词产生的思想与情感。没有别的词汇能够更准确地描述它，因为浪漫主义（romanticism） 的本质就是逃避明确的定义。我们甚至不能说传奇是哥特时期的创造：就如这个词本身所展示的，我认为它真正具有罗马特征 ，它是从法国南部地区发展而来的，虽然撒拉逊人（Saracens）更为奇特的形象覆盖了那里，但是有关罗马文明的记忆并没有完全消失。不过，作于哥特时期的骑士传奇，从12世纪的克雷蒂安·德·特鲁瓦到15世纪的马洛里（Thomas Malory），他们的寓言与化身，他们无尽的旅程和守夜，他们的符咒与祭礼，都与高贵爱情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是中世纪精神的一种特征（图55）。在两百年的时间里，《玫瑰传奇》（Roman de la Rose）与波爱休斯（Boethius）的作品以及《圣经》并肩成为欧洲最流行的书籍。就我所知，除非为了做专门的课题，如今没有什么人再去读它了。但是，这些传奇对19世纪文学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无论是为了搜寻还是为了逃避，特别是在英格兰：《圣爱格尼斯之夜》（The Eve of St.Agnes）、《无情的妖女》（La Belle Dame sans Merci）、《国王叙事诗》（The Idylls of the King），更别说19世纪后期最重要的杰作，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Tristan and Isolde）。我们也许不会读哥特时期的传奇，但它们仍然影响着我们的想象生活。

在哥特世界中最伟大的艺术与学问赞助人是四位兄弟：法国国王查理五世，他的长鼻子是我们见到的最早的未经美化的王室形象之一；勃艮第公爵，四兄弟中最狡猾、最具野心的一位，最终也是最有权力的一位；安茹的路易（Louis d'Anjou）；以及贝里公爵。他们都是艺术的赞助人——建筑者、藏书家和收藏家——但贝里公爵最为特殊，艺术就是他的全部生命。贝里公爵是一个和蔼可亲、自我纵容的人，他对女性的态度没有太多受到骑士观念的影响。据说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多多益善，永远不要讲真话。”在他的一本书中，有一幅插图描绘了圣彼得似乎没有以通常的仪式接纳他升入天堂，对于那些受到他无情征税的臣民来说，也许不能接受这一点。他建造了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华丽城堡，画家林堡三兄弟中的彼得（Paul de Limbourg）对此作出了精确的描绘，城堡里面充塞着绘画、壁毯、珠宝和精美的工艺品——更别说他喂养的一群熊和狗：他有1500条狗，这对我来说都实在是太多了。城堡与那些熊和狗最终都消失在了历史中，蛀虫吃掉了所有的壁毯，只有一座在昂热的城堡保留了下来，那是为安茹的路易建造的。但有一些珠宝工艺品仍在，名义上它们是圣物匣，实际上则是诱人的豪华玩具，从中人们仍能感受到那个充满幻想的奢侈世界的风韵（图56）。

最重要的是我们有许多他的书，这些书表明了他为什么能被称为一个创造性的赞助人——更确切地来说，他不仅发掘了那个时代最有天赋的艺术家们，并且还鼓励他们进行创新。他的兄弟查理五世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但是他的收藏主要是教育性的书籍，为这些书籍绘制插图的画家也只是普通的宫廷画师。而贝里公爵的艺术家们则是那个时代最具洞察精神的一群人。他们告诉了我们哪些有关14世纪下半叶文明的事情呢？首先是13世纪的精致和高雅延续了超过一个世纪。它度过了席卷欧洲的黑死病、百年战争、第一次圈地运动的经济革命，彻底成为了国际性的。哥特式象牙雕刻的甜美新风格变得愈发甜美和柔和，甚至（人们还可以这样说吗？）显得过于纤巧。14世纪初时的那种活力和张力在1380年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愈发的精巧。在雅克马尔·德·埃丹（Jaquemard de Hesdin）的《愚人画》（ The Fool ）中能分辨出多少感觉的层次呢（图57）？公爵为我们留下的他跪在圣母面前的自画像也一脉相承。他并不掩饰自己是一个世俗之人；圣母则陷入自己的沉思之中，没有注意他。她那柔和卷曲的衣着仿佛象征着她的温柔、复杂和内省的思绪。

幸运的是，这种构图的类型通过英国的王室肖像画流传至今——即所谓的威尔顿双联画（Wilton Diptych）（图58）。画面描绘的是理查二世和庇护他的圣徒，圣徒正将他引荐给圣母。相较于对待贝里公爵的态度，天后对他显得有些兴趣，实际上她所有的随从天使都穿戴着国王的标记，白色雄鹿和豆荚衣领。这是多么的精致高雅；相较之下，所有后来的王室肖像画显得多么粗俗！但正如我们所熟知的，理查二世是被残忍谋杀的，他对艺术的热爱显然没有被计入他的善行之中：这又是一个表明在中世纪文明似乎总是来去匆匆的典型例子。

贝里公爵的手稿表明了人的精神在上一世纪所发展起来的另一种才能：愉悦地观察自然事物——树叶和花朵，走兽和飞禽——的才能。中世纪的人对自然的反应的奇怪之处在于，他们总是孤立地看待所有事物。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确实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早在13世纪中期，哥特风格的雕塑家们就开始乐于塑造树叶和花朵的形象，在索斯威尔（Southwell）的牧师会礼堂外面的柱头上，人们会为雕塑家们的观察之准确与细致感到惊讶。中世纪的人们对鸟有着无比的迷恋。鸟是中世纪最早的随笔集之一所描绘的主题（图59），它们也充满了各种手稿的边缘空间。如果你请一位14世纪的牧师来解释所有这些鸟出现的原因，他很可能会说它们代表了灵魂，因为它们能够飞向上帝；但这并没有真正解释为何艺术家着迷于以如此精准的方式来描绘它们，我认为原因在于鸟成为了他们眼中自由的象征。在封建制度中，人和动物都被紧紧地束缚在了土地上：极少数的人能够自由地移居——只有艺术家和鸟。鸟代表着愉快、希望、大胆、运动——此外它还具备适合用在中世纪徽章中的某些特征。

在让·德·贝里（Jean de Berry）图书馆中的较早年的手稿里体现了这种对自然的孤立与象征的表现手法，在这些手稿中，花卉和树木被并排罗列在一个平面上。但在公爵作为艺术赞助人生涯的中期，他发现了一位艺术家——或者应该说是三位艺术家——林堡兄弟（de Limbourg），他们凭借自己的天赋以一些具有原创性的笔触方式来表现自然，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把自然作为一个完整视觉经验的一部分。虽然他们的大部分作品都遗散了，但至少有一本书保留了下来，《豪华时祷书》（ The Very Rich Hours ）（图60），它是美术史上的奇迹之一。在一个场景中，男人和女人正在田野里劳作，割草、耙地、播种，背景里有一个稻草人——突然间我们意识到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同一个地点，用同样的工具进行的，都穿过了黑暗时代（因为人们毕竟还得继续吃面包），直到最后的战争都没有一点变化。

除了描绘中世纪法国农村生活的以外，这些插图还生动地记录了宫廷生活。首先是公爵进晚餐的场景。在他的餐桌上有财产清单上提到的他那著名的金盐瓶，他的两条小狗则在盐瓶旁边（图61）。在他身后，他的内侍正向某个害羞的请愿者说，“approche,approche”（靠近些，靠近些），他的朝臣，包括一个红衣主教，非常傲慢地抬起他们的手表示惊讶。背景中貌似战争的场景只是一块壁毯——公爵不喜欢战争。女士们没有出席这次盛大的宴席；但是在4月，她们会戴上复活节的软帽，纵情在温柔的求爱游戏中，之所以这样叫是因为只有在宫廷里面她们才可能进行那些愉快的准备。到了5月，人人都戴上树叶花冠策马出游。好一个梦境！没有哪个社会比这更优雅，更快活，更讲究。

那些法国和勃艮第的宫廷是全欧洲的时尚潮流与优雅风度的引领者。这种观念延续了很长时间：“我愿她首先学会礼仪”是1916年叶芝（W.B.Yeats）先生为女儿写下的祈祷祝愿。当你提到“文明”一词时，很多人就会想到类似这样的事情。虽然它是不容轻视的，但也不足以保持一种文明的活力，因为它在当时是孤立的现象。它依赖于一个小范围的稳定社会，从不关心外面的世界，我们知道很多这类社会的例子，它们会变得彻底固化——他们担心的只是怎样控制他们自己的社会秩序。伟大的欧洲文明——确实也独一无二——的长处就在于它永远不会停止发展与变化。它并不是建立在一个完美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思想与灵感之上；甚至礼仪的典范也可以采取一种意想不到的形式。

在沙特尔大教堂的北门开始建造的时候，一位名叫方济各·伯纳戴德（Francesco Bernadone）的纨绔子弟正承受着改变给心灵造成的痛苦。他深受法国骑士理想的影响，给人的印象总是一个谦恭有礼的人。某天，当他穿上最华丽的衣服准备参加一次骑士竞赛时，他遇见了一位贫穷的绅士，这个绅士似乎比他自己更需要衣服，于是他就把自己的袍子给了他（图62，图63）。那天晚上他梦见他将重建天国之城（Celestial City）。后来他慷慨地放弃了自己所有的财产，以至于他的父亲——一位意大利阿西西城的富商——为此气愤地与他断绝了父子关系；于是方济各脱掉他身上所有的衣服，并说他已一无所有，绝对的一无所有。阿西西的主教遮住他的裸体，并且给了他一件袍子；方济各随后唱着一支法国歌曲走进了森林中。

此后他度过了三年贫困的生活，照看麻风病人，这种疾病在中世纪随处可见，用他自己的双手重建被废弃的教堂（他把自己的梦当真了）。有一天在做弥撒的时候，他听到一句话：“不要金银财宝，不要腰缠万贯，不要背袋，不要两件衣服，不要鞋，不要拐杖。”我想他以前也常听到这样的话，但这次它们直接进入了他的心灵。他扔掉了他的拐杖和鞋，赤脚走到山上。他的所有行动都完全依照福音书上的指示，他把福音书翻译成骑士诗歌的语言和他总是挂在嘴上的行吟诗人的歌谣。他说他已经选择贫穷作为他的配偶，当他采取了一些更极端的自我否定的行为时，他说这是对他的一种礼节。一部分原因是他看到了财富会腐蚀人类；一部分原因是他感到与任何比他更穷的人为伴都是一种失礼。

从一开始，每个人就都意识到圣方济各（现在我们都这样叫他）是一个宗教天才——我认为是欧洲历史上诞生的最伟大的宗教天才；当他与最初的12个门徒设法获准晋见英诺森三世（Innocent Ⅲ）——欧洲最强硬的政治家（也是一个伟大的基督徒）的时候，教皇同意他建立一个修会。教皇的这一举措可谓极具洞察力，因为圣方济各不仅是一个没有受过专门神学训练的外行，而且他和他那些贫穷、衣着褴褛的门徒在见到教皇的时候激动得甚至手舞足蹈。多精彩的一个画面！遗憾的是，圣方济各传奇的早期画家都没有把它描绘下来。

关于圣方济各的故事最可信的插图（图63）出自锡耶纳画家萨瑟塔（Sassetta）之手，尽管他是在很久以后画出的作品，不像意大利的其他地方，骑士精神与哥特传统在锡耶纳延续了很长时间，这使得萨塞塔那轻快的图像具有一种抒情般的，甚至是梦幻般的特质，与乔托作品中的凝重相比，前者更符合方济各会的气质。但乔托的画更有权威性，不仅因为乔托作画的时期距圣方济各的时代近了将近150年，也因为乔托和他那个圈子的人受命装饰奉献给圣方济各在阿西西的大教堂。在更晚一些的时候——我该怎样说呢？——在圣徒的生平中更少抒情式传说的时期，乔托的壁画充满了人文精神，这是萨塞塔所不及的。在我看来，他们作品中的不足之处在于圣徒本身的形象。他们将他描绘得过于严肃和居高临下。他们没有表现出丝毫喜悦的气氛，而圣方济各将喜悦置于几乎和礼节相等的位置。此外，我们完全不知道他的真实相貌。他最早的形象肯定是在刚去世之后描绘的，这个形象（非常合适地）出现在一个法国瓷釉盒上。最为人所知的早期绘画出自最早的著名意大利画家契马布埃之手。虽然他的画看起来很令人信服，但我恐怕它完全是重绘的，它向我们展示的是19世纪的人认为圣方济各所应有的样子。

圣方济各因为苦修耗尽生命而死于1226年，时年43岁。在病床上他请求“可怜的毛驴兄弟，我的身体”的宽恕，因为他使“它”受尽了磨难。他看到那些跟随他的谦卑同伴们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人数众多的团体，他在1220年就以最简单的方式放弃了对修会的控制。他意识到自己没有管理才能。他在去世两年后被封为圣徒，几乎同时他的追随者们就开始建造一座纪念他的大教堂（图64）。这座两层的教堂倚靠在一片陡峭的山坡旁边，它既是一项工程上的壮举也是一座哥特式建筑的杰作。它的装饰全部由契马布埃以来的13世纪和14世纪的重要画家完成，它因此成为了意大利最精美并且最具感召力的教堂。这是为一个微不足道的穷人而建造的奇特纪念物，他最喜爱的格言是：“狐狸有洞，鸟儿有巢；但人子却没有地方放置他的头颅。”当然，圣方济各对贫穷的崇拜并不能挽救他——甚至不能延长他的生命。对贫穷的崇拜也被基督教教会正式拒绝，因为教会已经成为发源于13世纪意大利的国际银行系统的一部分了。那些坚持方济各的贫穷原则的门徒自称为小兄弟会（Fraticelli），他们被谴责为异教徒，最终被绑上火刑柱烧死。七百年来，资本主义不断地发展，直至达到今日这种令人恐惧的庞大规模。看来，圣方济各完全没有影响到它的进程，因为即使是19世纪那些不时援引他的教义的仁慈改革家们也不希望颂扬贫穷或是将其神圣化，他们也只想要消除贫穷。

但是他的那种信念——为了使精神获得自由，我们必须摆脱我们所有世俗的财富——已成为所有伟大的宗教导师共同的信念，从东方到西方，无一例外。无论这样的理想在实践中是多么的不切实际，那些最高贵的灵魂总会回归至此。圣方济各通过朴素而又仁慈的方式来展现这些真理，他使这些真理融入了欧洲的意识当中。他通过将自己从财富的吸引力中解脱出来而达到了一种精神境界，这种精神境界在18世纪末通过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和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的哲学获得了新的意义。正因为他一无所有，圣方济各才能由衷地感到与所有一切被造物之间的兄弟情谊，不仅是活的生灵，火和风也是如此。

这种哲学启发他写出了对造物统一性的赞美歌，《太阳颂》（ Canticle of the Sun ）；在名为《圣方济各的小花》（ Fioretti ）的传奇故事集中则通过不可抑制的天真之情表现了这种哲学。只有少数人能够理解阿伯拉尔和托马斯·阿奎那（St.Thomas Aquinas）的《神学大全》（ Summa ）中的论点，但所有的人都能欣赏这些具有神圣意味的民间故事，毕竟这些故事还是有一定真实性的。用当代的术语来说，它们至少是自《圣经》以来最早的流行传播的范例。例如，故事告诉我们，圣方济各怎样说服威胁着古比奥（Gubbio）居民的恶狼和他订立协约，根据这个协约，人们为狼定时提供食物，而狼不再侵犯居民。“把你的爪子给我。”圣方济各说，于是狼就交出了它的爪子。其中最著名的故事是向鸟传道——似乎在哥特时期人们的思想中，那些生灵享有异乎寻常的特权。七个世纪过去了，不管是《圣方济各的小花》的文本，还是乔托的壁画，那些故事情节中的纯真之美一点也没有褪去。

圣方济各是一个属于纯粹的哥特时代——十字军、城堡、大教堂的时代——的人物。尽管他用一种奇特的方式诠释了什么是哥特，他还是属于骑士时代。不管人们多么热爱那个世界但对我们来说，它仍显得无比的陌生而遥远。它就如同代表了那个时代的辉煌成就的彩色玻璃一样迷人、闪亮、非凡——用更通俗的话来说，是那么的不真实。但就在圣方济各在世的时候，另一个世界正在成长，无论好坏，它都是我们如今世界的前身，那是一个商业与银行的世界，城市里都是讲究实际的人，他们生命的目标就是在积累财富的同时获取人们的尊敬。

城市、公民、百姓、市民生活：我想所有这一切都应当与我们所谓的文明有着直接的关系。喜欢玩这种文字游戏的19世纪的历史学家们相信，城市拥有，甚至维系了14世纪意大利的共和国所开启的文明。在我看来，文明可以是在一所修道院或是一个宫廷之中诞生，就像它可以在一座城市中诞生——这样诞生的文明可能会更好。但它们都是相同的，在意大利的城镇——特别是13世纪的佛罗伦萨——发展起来的社会与经济制度都存在一个问题。与骑士制度截然相反，它是现实主义的：它能够留存至今就是最好的证据。在但丁时代的佛罗伦萨的工业与银行环境和今天的伦巴底街惊人地相似，除了14世纪还没有发明出复式记账法。当然，意大利的共和国一点都不民主，根本不像那些天真的前马克思主义者们，自由主义的历史学家们过去设想的那样。开发的权力控制在少数的家族手中，他们在一个行会制度的框架内运作，工人完全没有说话的权利。

14世纪的意大利商人不是有同情心的人——确实还比不上老恶棍让·德·贝里。佛罗伦萨人勤俭节约的故事就像犹太人曾彼此讲述的那些故事一样。但是——在这方面与伦巴底街并特别相似——新的商人阶层，作为他们自己那个时代的艺术赞助人，至少和贵族一样是聪明人。正如他们的经济制度的扩张能力使其一直延续至今一样，他们赞助的绘画也具有一种坚定的现实性，这种现实性作为西方艺术的主要目标一直延续到塞尚（Paul Cézanne）的时代。它还在不断地发展，因为它涉及如何展现第三个维度。二维的艺术——壁毯艺术，令人着迷。它创造出了属于它自己的悬挂观念的世界。它使得艺术家能够通过自由的想象来装饰他的画面。但出于某种原因，它无法再向前发展了。在达到有限的完美程度后它就停滞不前了。但当你加入第三个维度——空间、体积——之后，扩张与发展的可能性就是无限的了。

对于任何一个习惯了欧洲从文艺复兴到立体主义的现实主义风格的人来说，乔托在帕多瓦的阿雷纳小礼拜堂的壁画（图65）看起来并不是非常的现实主义——可能还比不上哥特式的壁毯。但这一点很珍贵：他着重表现的是排布在空间中的一些简单而有体积感的形体，而不是一团拼凑的装饰。这使得乔托能以两种不同但又互补的方式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这就是我们对体积的感知以及对人性的关注。我们对触觉的信任更胜于视觉、听觉或是嗅觉，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当约翰生博士（Dr.Johnson）反驳一个哲学家认为物质并不存在的观点时，他的办法就是敲一敲石头，并且认为这足以证实他的观点。乔托比他之前的任何艺术家都更具有立体地塑造人物的能力。他将人物简化为大块的、易于理解和接受的形状；这使得观众能够感到彻底地领会这些人物，从中获得一种深深的满足感。乔托努力使他笔下的人物更加生动可信，因为他希望我们更强烈地体会他们身处于怎样的人间戏剧之中。可以说，一旦我们理解了乔托的绘画语言，我们就会把他视为有史以来描绘戏剧性场面的最伟大的大师之一。

乔托是怎样逐渐形成这种非常个人化和原创性的风格的呢？当他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他于1265年出生于佛罗伦萨附近——意大利绘画只是不那么华丽的拜占庭风格绘画。它是一种建立在传统观念基础之上的平面的、流动的线性风格，这样的观念五百年以来都没有什么改变。乔托打破了这个传统，发展出了这种立体的、具有空间意识的绘画风格，这样的创造性壮举在整个艺术史上也只出现过两三次。当这种剧烈的变化发生的时候，人们通常能够找到明确的开端、某些模式或是前兆，但乔托的这一次没有。直到1304年以前我们对他还一无所知，那年他为一个位于帕多瓦、名叫阿伦纳的小礼拜堂绘制装饰画，当时它只是一座毫不起眼的建筑，而如今，对任何一个关心绘画的人来说，它都是世界上的圣地之一。

这项装饰工程的委托人是一个名叫恩里科·斯科洛文尼（Enrico Scrovegni）的放债者，他的父亲已经因为放高利贷而被关在监狱里——也就是说他放债的利息过高了，因为适度利息的放债是有非正式的许可的；这项工程也是通过使用大量金钱赞助艺术作品来作为一种赎罪方式的最早实例之一，这样的行为给世界带来的益处几乎可以与虚荣和自我放纵带来的益处比肩。在这也许是最早的肖像画里有一种明显真实的相似性，他被带到三位天使面前展示他的小教堂的模型（图65），他因此在最后的审判中被置于受祝福的人中间。

乔托的另外一些杰作也是为银行家画的，佛罗伦萨的两个主要金融家族，巴尔迪（Bardi）家族和佩鲁齐（Peruzzi）家族。这些讲究实际的人后来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的资产阶级经济与不可靠的北方贵族之间的鸿沟，将数百万英镑借给爱德华三世继续他的对法战争。1339年爱德华三世厚颜无耻地拒绝还账——在黑太子的父亲眼里放债人算什么？其结果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早的经典破产案例之一。

在灾难发生的二十年前，乔托已经为圣十字区的两座并排的小礼拜堂绘制了装饰画，从中能够看出他的艺术创作技巧在不断地发展。我之所以用这种间接的方式来谈论它们，是因为它们在19世纪都被重画过，一个全部被重画了一遍，一个大部分被重画了。构图仍然保留了原本的样子，它们是绘画结构的杰作，但充分考虑到修复的因素，我认为他们必须总是做得很好——怎么说好呢？——甚至有点太好了。绘画风格更为精细的是为欧洲学院主义达到盛期奠定基础的一批画家，拉斐尔、普桑（Nicolas Poussin），甚至是大卫（Jacques-Louis David）。在保存得较好的两个场景中，乔托回到了圣方济各的故事。奇怪的是，那些家财万贯的当权者为何选择了“穷人”（poverello）这个主题；当然，他将这个主题和神贫夫人（Lady Poverty）联系在一起的尝试并不成功，这个场景已经被遮盖起来。乔托的壁画代表了圣方济各传奇的官方版本，在其风格中有某些东西是属于官方的。尽管这些壁画值得称赞，它们也使我感到乔托已经成为佛罗伦萨画坛的元老；像许多元老人物一样，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完全停止了创作。要想找到他真正的才能所在，必须回到阿伦纳小礼拜堂。

如我在前面所说，他是描绘各种人类生活中的戏剧性场景的高手。他描绘的主题既有《迦拿的婚礼》（ Marriage at Cana ）中乔叟式的场景，大腹便便的主人站在大壶后面，惊讶地品尝着由水变成的葡萄酒，也有圣母的《婚礼队伍》（ Wedding Procession ）中诗意的美和《不要碰我》（Noli me Tangere）中展现的温柔。就如他所描绘的客西马尼园中耶稣被犹大背叛的场景（图66），越是强烈的戏剧性越能展现乔托的才能。犹大用他的长袍遮住我主，这是多么非凡的构思！最后要说的是《哀悼基督》（ Lamentation over Christ ）（图67）——它预示了后期的乔托对构图的精心构建，但又拥有后期作品似乎缺少的激情和自然。

尽管我认为乔托是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但还是有堪与他比肩的人。几乎就在他出生的同年，在意大利的同一个地方诞生了一位无与伦比的人物——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哲理诗人，但丁（图68）。他们既是同时代人，又是同乡，这不禁让我们觉得乔托可能曾为但丁绘制插图。他们似乎也彼此认识，乔托也许还画过但丁的肖像。但事实上他们的想象力表现在不同的方面。乔托最主要的兴趣在于人性：他同情那些坚强地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和他画中的人物。但丁的作品中当然也有人性——他的作品涵盖了所有事物。但他也有某些乔托不具备的才能：哲学的力量、对抽象思想的理解，还有道德的义愤，那种英雄式的对卑鄙者的蔑视后来重现在米开朗基罗的艺术中；最重要的是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一种闪耀着圣洁光辉的想象力。

在某种意义上，乔托和但丁站在两个世界的交会点。乔托属于坚定现实的新世界，一个由雇用他的银行家和羊毛商人创造的世界。但丁属于较早的哥特世界，托马斯·阿奎那和大教堂的世界。通过哥特式雕塑的杰作人们更能进一步的体会但丁，比如在布尔日大教堂的西门入口，而不是在阿伦纳小礼拜堂。在意大利艺术中，最接近但丁精神的作品实际上出自一位深受哥特式艺术影响的雕塑家乔万尼·皮萨诺（Giovanni Pisano）之手。

乔万尼·皮萨诺是一位以雕塑表现悲剧的大师，正如在比萨和皮斯托亚的两个讲道坛的雕刻版上所见（图69）。和但丁的《地狱篇》（ Inferno ）一样，它们都描绘了一个充满仇恨、残酷和折磨的恐怖世界。与但丁不同的是，他的人物更有普遍性。但丁在诗中描写的是他认识的人：他在佛罗伦萨尔虞我诈的政治氛围中遇见的所有让他同情、讨厌或仰慕的人物都生动地呈现在那不可思议的地狱景象之中。没有人比他的目光更锐利，这目光甚至超越了人类甚至自然——花、动物，还有鸟。但乔万尼的舞台和希腊戏剧一样不加修饰——没有自然的象征，不试图取悦眼睛，没有闲情逸致。我认为乔万尼·皮萨诺在皮斯托亚创作的浮雕《对无辜者的屠杀》（ Massacre of the Innocents ）是最令人动容的对悲痛的描绘。

Io no piangeva;si dentro impietrai

Piangevar elli.

我不哭泣，我心已化为石。

他们在哭泣。

但乔万尼·皮萨诺悲剧的愤慨之情只是但丁的一个方面；但丁诗歌的后半部分——从《炼狱篇》（ Purgatorio ）中段往后——出现了超越肉体的极乐时刻，没有任何当时的艺术家能够体会这种感情。14世纪的画家没有准备好在作品中反映出但丁对于光的感情。和所有这些英雄一样，但丁把光视为精神生活的象征，在他的伟大诗篇中，他准确而简练地描述了光的各种效果——黎明的曙光、海上的光芒、春天树叶的露光。所有这些美丽的描述——我们大多数人最喜欢但丁的地方——都是以明喻的方式表达的：它们都是由“as when”（当……的时候）这样的词来引导的。它们的意图只是启发我们，让我们能够以世俗的感觉去理解一种神圣的秩序和天国之美。 jPqSRfaUrDCmKW/4UoEQw8lEP/dkU8cO2PMM1tIWWgerVECAcq0w+52zYlC9vgr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