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惊奇的是，经历了这些偏见与破坏，前基督教的古代文学仍能完整保留下来。

事实上这只是一种侥幸。既然我们是希腊和罗马的继承者，我们就算是幸免于难了。

我正站在巴黎的艺术桥（Pont des Arts）上。塞纳河的一边是大约在1670年作为大学而建造的和谐、理性的法兰西学院（Institute of France）的正面。对岸是从中世纪一直修建到19世纪的卢浮宫：最辉煌与最标准的古典建筑。顺着塞纳河向上看去是巴黎圣母院——它可能不是最可爱的大教堂，但在整个哥特艺术中它有着最严守知识理性的立面。塞纳河两岸的建筑也是一种合乎人道与理性的结果，这是城镇建筑应该有的样子：建筑的前面是开放的书摊，一代又一代学生从中汲取营养，一代又一代业余爱好者沉溺在书籍收藏的高雅乐趣中。在过去的150年里，巴黎的美术学院的学生跨过这座桥饥渴地走进卢浮宫来学习它所收藏艺术品，然后回到他们的画室谈论或梦想着做些与那个伟大传统相称的事。自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以来，多少美国的朝圣者在这座桥上凝思，沉醉在悠久文化的气氛中，他们感到置身于文明的中心。

什么是文明？我不知道。我还无法用抽象的语言来给它下定义。但我想如果我看到它的话会认识它；我现在就正看着它。罗斯金（John Ruskin）说：“伟大的民族在三种手稿中写下它们的自传，这就是行为之书、语言之书和艺术之书。如果不读其他两本书的话，其中任何一本都无法读懂，但三本书中只有最后一本是值得信赖的。”我大体上认为这是真理。作家与政治家可以用各种启发式的观点脱颖而出，但他们为人所知却是因为意图明确的表白。如果我必须说用什么方式可以说出社会的真相的话，一位建筑部长的谈话，和在他那个时代建造出来的实际建筑相比，我应该相信建筑。

但这并不意味着文明的历史就是艺术的历史——远非如此。伟大的艺术作品可以在原始社会产生——事实上原始社会的狭隘性反而带给其装饰艺术一种特有的凝练和生动。在9世纪的某个时候，人们俯视塞纳河就能看到迎面驶来的维京人船只上船首的装饰。今天我们在大英博物馆（图1）看到的维京雕刻是一种充满力量感的艺术品；但是对于一个试图平平安安过日子的家庭主妇来说，这种雕刻就不那么令人愉快了——对她所在的文明的威胁犹如面对核潜艇上的潜望镜。

这使我想到一个更加极端的例子，一个属于罗杰·弗莱（Roger Fry）的非洲面具（图2）。我记得当他买了个非洲面具挂在墙上时，我们都同意它具有伟大艺术品的品格。我想今天的大多数人也都会认为它比“观景殿的阿波罗”（Apollo of the Belvedere）头像（图3）更使人感动。但这座“阿波罗”雕塑在被发现以后的四百年间，它曾一直是世界上最受赞美的雕塑。它也是拿破仑从梵蒂冈劫获的最得意的战利品。而现在它除了作为旅游的地标以外已经完全被遗忘了，它成了传统文化仅存的传递者。

无论“阿波罗”作为艺术作品的价值如何，我丝毫不怀疑它体现了一种比面具高得多的文明状况。它们都是精神的代表，是来自另一个世界——即我们自己所想象的一种世界——的使者。对黑人的想象来说，它是一个恐惧与黑暗的世界，由于触犯了最小的禁忌而准备遭受可怕的惩罚。对于希腊人的想象来说，那是一个光明与信心的世界，在那个世界，神和我们一样，只是更加完美，神降临人间是为了把理性与和谐的规则传授给人类。

漂亮的话，但漂亮的话是没有用的。在希腊—罗马世界也有大量的迷信与残酷。同样，这些图像之间的差异也有一些意味。它意味着在某个历史阶段人类意识到了关于其自身——肉体与精神——的某些东西，在那个阶段，人们不再为日复一日的生计而挣扎，不再为夜复一夜的恐惧而战栗；他感到需要发展那些思想与感情的品格，因此他们会尽可能地接近一种完美的理想——理性、公正、物质的美，它们都是均等的。他力求用各种方式来满足这种需要——通过神话、通过舞蹈和音乐、通过哲学体系、通过他赋予视觉世界的秩序。人类的这些想象力的产物也是一种理想的表现。

西欧继承了这样一种理想。这种理想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在整个历史上这无疑是最非凡的创造，它是如此完整，如此有说服力，如此愉悦心灵与视觉，它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地延续了六百年。当然，它的艺术成了经典与惯例。同样的建筑语言，同样的想象，同样的戏剧，同样的庙宇——在地中海的周围，在希腊，在意大利，在法国，在小亚细亚或北非，在五百年内的任何一个时期你都能看到它们的存在。如果你来到公元1世纪任何一个地中海城市的广场，你根本不会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就像今天你来到任何一个城市的飞机场一样。位于尼姆所谓的“方形神殿”（Maison Carree）就是一座在希腊—罗马世界随处可见的小小希腊神庙。

尼姆离地中海并不遥远。希腊—罗马文明的传播范围远远超出尼姆——直到莱茵河岸和苏格兰的边界。尽管它传播到卡莱尔（Carlisle）的时候，已变得有些粗糙，就像维多利亚文化在它的西北边界那样。它在表面上是完全没有损坏的，有些部分还保存完好。所谓“加尔桥”（Pont du Gard）（图4），离尼姆不远的一座水道桥，在材料上超出了野蛮人的破坏能力。巨大的石砖被保存下来——阿尔勒博物馆（Museum at Arles）被这些石砖塞满。“我从我的废墟上把这些石砖弄了下来。”当人的精神复活时，修建本地教堂的泥瓦匠就会仿制它们：但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到底发生了什么？它让吉本（Edward Gibbon）用六卷本的篇幅来描述罗马帝国的衰落和崩溃，我不打算那么做。但可以想到这个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时代告诉了人们一些有关文明本质的事情。它说明一种文明看起来无论多么复杂和坚固，实际上也是相当脆弱的。它可以被毁灭。它的敌人是谁？首先是恐惧——对战争的恐惧，对入侵的恐惧，对瘟疫与灾害的恐惧，这些恐惧让建造建筑，或是种树，甚至种植来年的庄稼这类事都变得不值得去做。这种超自然的恐惧意味着你不可能怀疑任何事物或改变任何事物。后期的古代世界充斥着无意义的祭祀、神秘的宗教，这些都是自信的崩溃。然后是耗竭，一种绝望的情绪压迫着人民，尽管他们拥有高度的物质繁荣。现代希腊诗人卡瓦菲斯（C.P.Cavafy）在一首诗中想象一个像亚历山大（Alexanderia）那样的古城，人民每天都在等待野蛮人的到来，等他们来毁灭城市。最后野蛮人到别处去了，城市得救了；但人民感到失望，他们再无其他事情可做。当然，文明要求一定的物质繁荣——足以提供富余的精力和时间。但还需要自信——在人们所生存的社会上的自信；在其哲学上的信念，法律上的信念及自身的道德力量上的自信。用石头建造加尔桥的方法不仅是技术的胜利，同时也显示了在法律与纪律上的坚强信念。活力、精力、生命力：所有伟大的文明——或文明的阶段——后面都有着活力的重量。人们有时认为文明是由精致的感觉和优雅的谈吐或举止构成的。那是文明的多种“结果”中令人愉快的一些，但它们不是创造文明的东西，一个社会可以有这些礼仪，但也有死寂和僵化。

如果有人问为什么希腊罗马文明会灭亡，真正的答案是它是被耗竭掉的。罗马帝国的第一个入侵者也是如此。如同经常发生的那样，征服者似乎也要屈服于同样的衰败，就像被他们所征服的人民一样。把他们称为野蛮人是一种误导。他们好像并不完全是在破坏——事实上，他们建造了一些相当惊人的建筑，如狄奥多里克墓（Mausoleum of Theodoric）：厚重的巨石与尼姆的小希腊神庙相媲美——浅圆顶是一整块石头——而且至少是以有远见的目光来建造的。这些早期的入侵者可与18世纪英国入侵印度相比较，其目的是为了从那儿掠夺，如果罗马人向他们纳贡，就可以参加管理；他们蔑视罗马的文化传统，除了可以向他们提供贵重金属的那个传统。但与殖民印度的英国人不同，他们制造了混乱；像匈奴人那种真正的野蛮人则利用了混乱，他们完全处在文明不开化的状态，对他们不理解的东西怀有破坏性的敌意。我不能想象他们会为破坏散布在整个罗马世界的伟大建筑感到不安，而且任何保留它们的念头都绝不会进入他们的脑瓜。他们宁愿生活在帐篷里，也要让那些建筑毁于一旦。当然，生活必须在一种表面上正常的方式中继续下去，这种方式延续的时间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它不会终止。角斗士继续在阿尔勒的圆形角斗场互相残杀；戏剧仍旧在奥兰治（Orange）剧场演出。一直到383年以后，一个像奥索尼厄斯（Decimius Magnus Ausonius）那样的杰出管理者和平地退隐到他在波尔多附近的宅邸，耕种他的葡萄园（至今仍被称为Chateau Ausone），写下伟大的诗篇，就像一个中国唐朝的士大夫。

文明在长时间内都是顺流而下，但是在7世纪中期出现一种具有信仰和活力的新力量，一种征服的意志和另外的文化：伊斯兰。伊斯兰的力量在于它的简明。早期基督教会因神学争论而分散了它的力量，带来了三百年令人难以想象的暴力和阴谋。但穆罕默德（伊斯兰教的先知）只宣扬最简单且最易被接受的教义，从而给予他的信徒无比的团结。在一个奇迹般的短时间内（约50年），古典世界彻底崩溃。只有苍淡的白骨映衬着地中海的天空。

文明的旧来源被湮没，而如果一个新的文明要诞生的话，它就必须面对大西洋。这是何等的盼望！人们有时告诉我，他们宁愿要野蛮化也不要文明。我怀疑他们是否用足够长的时间来检验这种说法。像亚历山大的居民被文明所烦恼；但所有的证据都显示野蛮化的烦恼要大得多。且不说艰辛与匮乏，野蛮本身也没有出路。非常有限的交往，没有书籍，漫无止境的黑夜，没有希望。一方面是海洋不停地冲击，另一方面是沼泽和森林无限地延伸。一种最沉闷的存在，盎格鲁-撒克逊的诗人们对这种存在失去了幻想：

一个智者可以领会到它将多么可怕

当这个世界上的所有财富

在大地上的很多地方变成荒芜，就如现在，

长墙抵御着冷风的吹打，

霜重露冷；断壁残垣……

人的造主就这样毁灭这片居所

在这儿听不到人的笑声

荒凉永驻这些陈旧而巨大的造物。

住在这些处在世界边缘的小房子里可能比生活在陈旧而巨大的造物的阴影中更好一些，因为在那儿你随时都可能受到新一拨流浪部落的攻击。至少这是来到西欧的第一批基督徒所看到的景象。他们最初是来自地中海的东岸，修院制度的第一个故乡。其中一些定居在马赛和图尔（Tours）；当生活变得太危险时，他们又尽力寻找最难以进入的康沃尔、爱尔兰和赫布里底群岛的边缘。他们蜂拥而来的数量大得惊人。在公元550年，55个神学家乘船来到科克（爱尔兰），他们在荒原上游荡，寻找稍微安全的地方，和文明稍微开化一点的人群。他们发现了这种地方！从12世纪的法国或17世纪的罗马的伟大文明往前追溯，很难相信在那么长的时间内——几乎一百年之久——西欧的基督徒通过固守在像斯克林格·迈克尔岛（Skellig Michael）（图5）那样的地方而生存下来，那是一个离爱尔兰海岸29千米的石头山，高出海面213米。

除了这个小小的、封闭的神学社会外，是什么东西使那种游荡的文化生存下来呢？没有书籍。没有建筑。大多数建筑都是木头的，因此没法留存，少数残存下来的石头结构也是那么简陋而不宜居。令人奇怪的是他们不会做得更好——游荡者似乎失去了建造永久居住地的动力。他们干什么去了？诗人做出了回答：黄金。无论一个盎格鲁-撒克逊诗人在什么时候要用他的词汇来描写他理想的美好社会时，都会说到黄金。

有多少次，一个男人

志满意得，黄金的装饰金光闪闪

耀眼的紫红色映照着他的长剑，

他凝视着精制的宝石，凝视着黄金和白银，

凝视着拥有和秘藏的财富，以及光芒四射的琥珀。

游荡者中不乏工艺匠人，他们所有被抑制的需求都以某种永久的形状固定在流动的经验中，给他们孤独而匮乏的存在带来某些完美的东西，那种经验就固化在这些漂亮的珠宝上。即使在金属项链的镂刻中，他们也体现出一种极端的张力。但是没有哪种情况能更清楚地说明新的大西洋世界怎样中断了地中海的希腊—罗马文明。地中海艺术的题材是“人”，甚至在埃及的早期开始就是这样了。但是对游荡者来说，整日在森林里挣扎，与海浪搏斗，满脑子都是出没在荒滩野林中的飞鸟与野兽，他们对人的身体却没有兴趣。在最后的战争之前，在英格兰发现了两处秘藏的财宝——都在萨福克，彼此相距约60英里。现在都被收藏在大英博物馆。其中出自米尔敦霍尔（Mildenhall）的一件几乎完全是用人的形象来装饰的——都是来自古代的传统形象，海神、海精灵等等。（图6）画面显得不那么肯定，因为这个时间已是古代世界的晚期，当人的信念已成为非实体的时候，旧的轮廓已经被一些没有多少说服力的东西填满了。另外的宝藏则出自萨顿·胡（Sutton Hoo）的祭祀船（图7）。两百年过去了——可能更长一点——人的形象几乎荡然无存。当他出现时，他可能是一个装饰性的代码或象形符号；在他的位置上代之以野兽或鸟——我还要说，黑暗时代的人还没有圣诞卡的制作者画的鸟那么傲慢。虽然题材还是我们所称的蛮族题材，但材料的感觉和手工技艺却比米尔敦霍尔的宝藏更加精致，更加自信，技术也更先进。

这种对黄金和精制宝石的热爱，这种认为它们反映了一种理想世界和具有某种持久魔力的感觉，一直持续到黑暗时代的结束，即为生存而挣扎的时代的结束。西方文明是被它的手工匠人所拯救的说法仍然存在争议。游荡者带着他们的工匠一起游荡。既然匠人能制作精美的武器和装饰，他们就必须获得高贵的地位，就像用诗歌来赞美其勇敢的游吟诗人一样。

但是书籍的复制需要更稳定的条件，不列颠岛提供的两三处地方在短时间内是相当安全的。其中之一是爱奥纳（Iona）（图8）。安全的与神圣的。我年轻的时候几乎每年都去爱奥纳，我来到那儿总是感觉到“某种神在这个地方”。它不像某些圣地——德尔菲和阿西西——那样令人敬畏。爱奥纳不同于我所知的其他任何地方，它给人带来和平与内在自由的感觉。为什么会是这样？是倾泻在每一面的阳光吗？是在庄严的穆尔山后面的地势吗？那奇怪的地形像希腊，甚至像提洛岛？是暗紫色的海、白色的沙滩和粉红色的花岗岩融合在一起？或者，它是那些让西方文明葆有两个世纪活力的圣人的记忆之所在？

爱奥纳是被圣高隆（St.Columba）发现的，他于公元543年从爱尔兰来到这里。在他到来之前这儿似乎就已经是个圣地了，四个世纪以来它就是凯尔特基督教（Celtic Christianity）的中心。传说岛上有360座大石头十字架，但在宗教改革时期几乎都被扔进了海中。没有人知道残存的凯尔特人《圣经》手稿是产生在这儿还是在林迪斯法恩（Lindisfarne）的北安布里亚；真正重要的并不在这儿，因为它们都在我们正确认识到的爱尔兰风格之中（图9）。它们书写漂亮，清晰圆润的字体把上帝的话语带到了整个西方世界。它们也被精心装饰，奇怪的是，古典文化或基督教文化的意识并没有从这些装饰上体现出来。它们都是福音书，但也都没有基督教的象征，除了象征四福音书作者的凶猛的、东方模样的动物外。当人出现时，他就会显得非常贫寒。即使如此，书写者仍然认为最好是写出Imago Hominis——人的形象（图10）。但书中纯装饰的页面几乎是有书籍以来最丰富和最复杂的抽象装饰书页，比伊斯兰艺术中的任何东西都更老练和精致。我们看它们十秒钟，就能传递出我们能解释或阅读的其他事情。但假设人们不能阅读，连续几个星期没什么东西可看，那么这些书页就有一种近乎催眠的效果。在爱奥纳产生的最后的艺术作品可能是《凯尔经》（ Book of Kells ）（图11）。但在它完成之前，爱奥纳的修道院院长已经被迫逃到了爱尔兰。大海变得比陆地更为凶险。北方人活动频繁。

一个当代爱尔兰作家说：“如果每个脑袋有一百条舌头，他也不能描述或叙述或列举或诉说每一个勇敢的、愤怒的、纯粹异教的爱尔兰家庭遭受的苦难、伤害和迫害。”凯尔特人已有很大变化。不像早先的游荡者，维京人有一个相当辉煌的神话，瓦格纳（Richard Wagner）为我们把这个神话浪漫化了。他们的石碑给人一种有魔力的感觉。他们是最后抵制基督教的欧洲人。有一些来自中世纪中后期的维京墓碑，一面是沃坦（Wotan）的符号，另一面则是基督教的符号——所谓两面下赌注的东西。在大英博物馆有一个著名的象牙首饰盒，左边刻着工匠韦兰德（Weyland the Smith），右边是博士来拜（Adoration of the Magi）。当人们读着这些铭刻出来的关于他们的故事时，肯定会想到他们几乎是没有文字的，记录下来的关于他们的文字证据是基督教修士所为。当然他们是野蛮的、贪婪的。就在同时，他们在欧洲文明中占了一席之地，因为这些海盗不只是破坏者，他们的精神对于西方世界有某种重要的贡献。这就是哥伦布的精神。他们从本土出发，以难以置信的勇敢和智慧，远至波斯，跨越伏尔加河和里海，他们将他们的碑文留在提洛岛的一个石狮子上，然后带着他们掠夺来的战利品返回家园，包括从撒马尔罕（乌兹别克斯坦）抢来的钱币和中国的佛像。他们精明的旅行技术对于西方世界是一个新成就；如果人们需要一个区别地中海人与大西洋人的符号的话，即一个可以与希腊神庙相对应的象征，那就是维京人的船。希腊神庙是凝重和坚实，维京船是运动与轻巧。两个曾经作为墓室的轻小的维京船保留下来。其中之一，戈克斯塔号（Gokstad）（图12），是用于远洋的目的，事实上它的一个复制品在1894年横渡了大西洋。它看起来就像一个不沉的巨大睡莲。另一艘是奥斯堡号（Oseberg）（图13），更像一艘礼仪的游船，布满了精美的工艺作品。船头的雕刻像无止境流动的线条，它们依然是我们所称的罗马式伟大装饰风格的组成部分。当人们想到冰岛的传说，世界名著之一，势必会承认北欧人创造了一种文化。但它是文明吗？林迪斯法恩的修道士没这样说，阿尔弗雷德大帝（Alfred the Great）没这样说，试图带着她的家庭定居在塞纳河边的贫穷母亲也没有这样说。

文明意味着某种事物，不只是活力、意志和创造力：这些事物是早期的北欧人做不到的，但也就在那个时期，它们开始在西欧重现。我怎样来确定它？简单地说是一种持久性的观念。而游荡者和入侵者则是在一种连续的流动性的状态中。他们没有感到有必要远见到下一次远征，下一次远航或是下一次战争。因此，对他们来说也不会去建造石头房子，或编写书籍。在狄奥多里克墓之后的几个世纪中唯一遗存下来的石头建筑是在法国普瓦捷（Poitiers）的洗礼堂。建筑师试图采用一些罗马建筑的因素，柱头、山墙、壁柱，但忘了它们最初的功能。但至少这种蹩脚的结构意味着延续。它不只是一个临时性建筑。在我看来，一个文明开化的人肯定会感到他属于时间和空间的某处；他会自觉地前瞻与回顾。阅读和书写为实现这个目的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在五百多年的时间内，这项成就在西欧几乎没有。说起来也令人不可思议，在这段时间内，实际上没有任何俗人，从国王和皇帝以降，能够阅读和书写。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学了识字，但从不会书写。他有一块蜡书板搁在床边，但据说并不知道上面写了什么，只是用来骗人的。阿尔弗雷德大帝是个少有的聪明人，他好像是在40岁时自学了识字，还写了几本书，虽然可能是在讨论班上口述的。大人物，甚至教会人士，一般都是口述他们的秘密，就像他们在今天所做的那样，也像我们看到他们在10世纪的《圣经》阐释中所看到的那样。当然，大多数较高级的修士都能阅读和书写，描绘福音书作者的画是早期《圣经》手稿最热衷的插图，在10世纪已成为这项近乎神圣的事业的一种要求。在10世纪的一件象牙雕刻上，圣格里高利（St.Gregory）被描绘成热诚献身于学问的人（图14），但有材料证明圣格里高利本人破坏了大量古代文学典籍，甚至整个图书馆，目的是防止人们的精神受它们的诱惑，进而背离神学的研究。在这方面，他肯定不是个例。令人惊奇的是，经历了这些偏见与破坏，前基督教的古代文学仍能完整保留下来。事实上这只是一种侥幸。既然我们是希腊和罗马的继承者，我们就算是幸免于难了。

我们幸存下来，因为，尽管情况与机会可能变化，人类的知识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恒定性，特别在几个世纪内所有有知识的人都加入了教会。其中有些人，如图尔的格里高利那样的历史学家是相当有知识和无偏见的人。很难说有多少古代文本被凯尔特的修道院所利用。当爱尔兰的修士在约600年来到欧洲时，他们在像图尔和图卢兹那样的地方发现了罗马手稿。但修道院并没有成为文明的守护者，除非那儿有起码的稳定：在西欧，这种稳定首先是在法兰克王国（Kingdom of the Franks）实现的。

稳定是通过战争实现的。一切伟大的文明在其早期都是以战争的胜利为基础。罗马人在拉姆丁（现意大利的拉齐奥）是最有组织和最无情的战士。后来的法兰克人也是如此。克洛维及其继任者不仅征服了他们的敌人，而且通过相当残酷的统治和折磨，按照他们最后30年的标准，维持了他们的稳定。战斗，战斗，战斗。9世纪的一些不常见的素描几乎是第一次展示了有马镫的骑士（图15），喜欢对历史事件的机械说明的人认为，这就是法兰克骑兵战无不胜的原因。人们有时感到7世纪和8世纪像是一个延伸的“西方”，我们的老朋友——行政长官和执法官在8世纪的出现使这种相似性更加生动；但它确实是更大的恐惧，因为任何宗教情感或骑士精神的迹象都不能解决问题。战争是必须的。如果没有查理·马特尔（Charles Martel）于732年在普瓦捷对摩尔人的胜利，西方文明就绝不可能存在，没有查理曼大帝不停地征战，我们就绝不会有一个统一的欧洲的观念。

自从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查理曼是第一个从黑暗年代浮现出来的伟大行动者。他成为神话与传奇的题材。在亚琛有一个精美的圣骨匣（图16），大约制作于他去世后五百年，里面有一片他的头骨，它表现了中世纪盛期人们按照他所喜爱的东西——黄金与珠宝——来认识他的传统。但真正的查理曼并不是神话，我们从一个与他同时代的传记作家那儿对他有很多了解。他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人，身高一米八多，有着锐利的蓝眼睛——说起话来有小小的吱吱声，留着海象胡子，而不是大胡子。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统治者。他征服的领土——巴伐利亚、萨克森、伦巴第——有着良好的治理，远远超过半野蛮时代的能力。他的帝国是一个空中楼阁，这个帝国也不能使他大难不死。但他想挽救旧文明的观念并非很大的错误，因为正是通过他，大西洋世界才重建了与地中海世界的古代文化的联系。他死后又是巨大的混乱，但我们不再担心，因为文明已经脱险。

他为文明做了些什么？首先，在一个名叫约克的阿尔昆（Alcuin of York）的杰出教师和图书馆学者的帮助下，他收集图书，然后安排人抄写它们。人们并不清楚拉丁学者留存下来的古代手稿只有三到四本：我们关于古代文学的全部知识应该归功于从查理曼领导下开始的收集与抄写，到8世纪为止幸存下来的几乎所有古典文本都留存到了今天。在抄写这些手稿时，他的抄写员发明了最优美、最实用的字体，因此当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学者要寻找一种清晰优雅的字体来取代难认的哥特式字体时，就回到了查理曼（图17）。因此这种字体得以流传，直到今天在形式上都没有很大的变化。像大多数有才能的人都必须进行艰难的自我教育一样，查理曼强烈感觉到教育的价值，特别是他看到了世俗教育的重要性。他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来实现这个目标。这些法令的措辞很有启发意义：“在每一个修道院的教区都应该提供赞美诗、乐谱、圣歌、年代与季节计算和语法的教育。”“年代与季节计算！”我们距离这种开明的教育仍旧十分遥远。

查理曼接受了帝国的思想，这不仅使他看到了古代文明，而且还看到了它的遗产在我们称为拜占庭帝国的地方的奇特存在方式。四百年的时间里，君士坦丁堡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而且还是唯一能够维持正常生活而没受蛮族侵害的城市。它是一个完好的文明。它创造了有史以来近乎完美的建筑和艺术作品。但它也几乎与西欧隔绝开来，部分因为希腊的语言，部分因为宗教的差异，而最主要的原因是它不愿意使自己卷入与西方蛮族的血腥战争：它要对付它自己的东方蛮族。它艺术中的一小部分渗透开来，并为8世纪的手稿最早出现的人物造型提供了模板。整个看来，拜占庭比伊斯兰更远离西方，因为伊斯兰在西班牙南部建立了包括文化生活在内的基地。在三百年内没有哪个东方的皇帝访问过罗马，而伟大的征服者查理曼在800年来到罗马，并由教皇为他作为新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加冕，但他对统治君士坦丁堡的名义上的皇帝的事实却视而不见。据说，查理曼后来曾说这个著名的事件是一个错误；可能他是对的。它使教皇获得在皇帝之上的权力，从而为引发长达三个世纪的战争找到一个借口。但历史的判断是非常狡猾的。贯穿整个中世纪的精神权力与世俗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是使欧洲文明得以生存的真正原因。如果两者都实现了绝对的权力，社会就可能像埃及文明与拜占庭文明那样停滞不前。

在从罗马返回的途中，查理曼到了拉文那（Ravenna），拜占庭皇帝在那儿建造与装修了大批辉煌的建筑，尽管他们从未到过那儿。他在圣维特尔教堂看到了描绘查士丁尼和提奥多拉的镶嵌画（图18），他意识到一个皇帝应该是多么高贵。（我要补充一点，他本人除了朴素的法兰克蓝色长袍外，没有穿过什么豪华的衣服。）当他回到驻地亚琛（他选择这儿长住是因为喜欢在温泉中游泳）时，他决定建造一个圣维特尔的复制品，作为宫廷的礼拜堂（图19）。但这并不是一个准确的复制品。他的建筑师，称为梅茨的奥托（Odo of Metz），还没有掌握早期建筑的复杂技术。但是当人们想到在它之前的那些粗糙的石头房子，如在普瓦捷的洗礼堂，它确实是一项最非凡的事业。当然，工匠也如大理石柱一样，都是来自东方，因为在查理曼的统治下，西欧再次与外部世界频繁接触。他甚至接受了一头来自阿拔斯王朝的哈伦·拉希德赠予的大象，这头大象在《一千零一夜》中的名字是阿布尔·阿布兹（Abbul Abuz）：它死于在萨克森的一次战役，象牙被做成棋子，其中一些保留至今。

作为一个统治着从丹麦到亚得里亚海的辽阔帝国的皇帝，他收集了在世界上知道的所有财富——宝石、珍珠、象牙、珍贵的丝绸。其结果是促进了书籍的发展——不仅是文本，还包括插图和装帧。这两方面都有悠久的技术传统，在查理曼复兴运动的影响下创造的艺术作品也都是杰作。再也不会有什么书籍能比那些辉映着宫廷图书馆的书籍更辉煌的了，它们被作为礼品送到了整个欧洲。很多插图以古代后期和拜占庭时期的艺术为样版，但其原型今已不存。像罗马文学的文本一样，这些原型只是通过查理曼的摹本才为我们所知的。最惊人的是出自古代壁画风格的书籍插图——那些梦幻般的建筑遍布从西班牙到大马士革的整个罗马世界。在那个时代，这些书籍是非常珍贵的，可以想象为它们进行的最丰富和最精致的装帧所产生的实际效果。这些书籍一般采用象牙饰板的形式，再裹上锻打的金片，镶上宝石。其中一些仍以这种形式保留下来，但金片与宝石已被盗走，只剩下象牙饰板；这些微型的象牙浮雕在某些方面向我们最好地说明了两个多世纪中欧洲的文化生活（图20）。

自从查理曼帝国崩溃之后，我们知道，在欧洲发生了某些事情，从法国到西方，从德国到东方和洛塔林基亚，或者我们说洛林，其间是争斗不断的地带。在10世纪，德国部分是萨克森统治者占优势，有三个奥托，一个接一个，被加冕为皇帝。

历史学家一般认为，10世纪几乎和7世纪的野蛮时代一样黑暗。那是因为他们是从政治史和文字记载的观点来看待历史。如果我们了解罗斯金称为艺术之书的观点，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印象，因为，与所有的期望相反，在10世纪产生的艺术品在技术上与精美的程度上都和任何时代一样辉煌。这还不是最后一次，在研究文明时，人们要学会把艺术与社会同等看待是多么困难。艺术的规模是惊人的。像洛萨（Lothar）和秃头查理（Charles the Bald）这样慷慨的赞助人委托抄写的《圣经》手稿，有着珠宝镶嵌的封面，作为礼物送给追随他们的诸侯，或重要的神职人员。这些美好的东西被作为统治的手段得到如此重视，这样的时代在整个野蛮时期都未曾有过。即使在英格兰，在查理曼一生中都被视为黑暗的外省，在10世纪也恢复和创作了艺术作品，并达到这个岛国上前所未有的程度。还有比“基督受难”更精美的英国素描吗？这是一幅作为一本诗集扉页的插图，现藏大英博物馆（图21）。埃塞尔斯坦（Aethelstan）国王在英国历史上不是一个非常廉明或英雄式的人物，但他那有着详细著录的收藏足以使酷爱金器的皮埃蒙·摩根（Piermont Morgan）先生妒忌得发狂。当然，这些珍贵的物品一般都包含了圣徒的遗骨：对于使用其最珍贵的材料和最高超的技术的艺术家而言，那是正常的理由。物质的属性通过艺术注入精神的观念只是中世纪晚期的思想。把有宗教价值的东西包裹在艺术中的这种搞法确实是同样的精神状况的间接表现。在这些豪华的艺术品中，对“黄金与贵重宝石”的欲望不再是一个骑士的勇敢与凶残的象征，而是来赞美上帝的荣耀。

在10世纪体现出来的基督教艺术的特征保留在整个中世纪。对我来说，在亚琛宝库中的洛萨十字架（图22，图23）是最动人的物品之一，尽管它距离我们已十分遥远。在它的一面是优美地宣告皇帝的身份。在宝石与金丝镶嵌的中心是皇帝奥古斯都（Augustus）的宝石浮雕，这是在其最文明化时期的一个世俗“权力”的形象。另一面只有一块平整的银片，上面镌刻着基督受难的线描轮廓，这种充满悲怆美的素描使十字架的正面显得世俗化。这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把他的经验简化到本质的体现——马蒂斯在旺斯（Vence）的礼拜堂希望达到的效果，但它更为凝练，因为这是一个信徒的作品。

我们逐渐习惯于这样的观念：基督受难是基督教至高无上的象征，不过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在基督教艺术的历史上它的力量直到很晚才获得承认。它很难出现在早期基督教艺术中；最早的例子出现在罗马的圣萨比纳（Santa Sabina），处于远离中心的位置，几乎在视线之外。简单的事实是，早期的教会需要皈依者，从这个观点看，基督受难不是一个值得提倡的题材。因此，早期基督教艺术主要涉及奇迹、治愈疾病，以及像基督升天和基督复活等宗教信仰中充满希望的方面。圣萨比纳的基督受难不仅模糊不清，而且不动人。早期基督教艺术中极少数幸存下来的基督受难图都不试图打动人的情感。但是10世纪，那个在欧洲历史上被忽视和被拒绝的时期，基督受难成了基督教信仰的情感象征。比如为科隆的大主教格罗制作的人物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接近基督受难题材长期以来的典型形象了——伸长的手臂、低垂的头和痛苦扭曲的身体（图24）。

10世纪的人不仅认识到基督的牺牲在客观条件中的意义：他们还能把它全面上升为崇高的仪式。书籍插图和象牙浮雕的封面都证明最早意识到了弥撒的象征力量。在被称为乌塔抄本（Uta Codex）的一本10世纪《圣经》手稿中，人们看到了奥托的思想：东方的华丽与基督教的仪式相结合。神学的观点在大量的细节中看得很清楚。这只有在安全的和成功的教会中才能实现。这本手稿的象牙封面（图25）上有着严肃的、柱像式的人物，正唱着圣歌与赞美弥撒。可以确切地说，他们不是一个强大的新权力机构的精神支柱吗？

这些充满自信的作品说明在10世纪末欧洲已有了一种新的力量，这种力量比任何国王或皇帝都强大，这就是教会。如果你询问一个当时的普通人属于哪个国家，他可能不理解你的意思；他只知道他属于哪个主教辖区。教会不只是一个组织者，它还是一个人文学术机构。看看奥托的象牙封面，或11世纪初在希尔德斯海姆为伯恩瓦尔德主教制作的精美铜门（图26），我提到过的最著名的维吉尔（Virgil）的线条，那是古代与中世纪世界之间的伟大中介。他们来自埃涅阿斯的时代，当时埃涅阿斯就在他所惧怕的野蛮人的国度里遭遇海难。当时他放眼四顾，看到了一些浮雕人像，他说：“这些人知道生命的痛苦，死的恐惧触及他们的心灵。”

人不再是Imago Hominis——人的形象，而是人的存在，人性的冲动与恐惧；在一个更高的权力机构中也有人性的道德感与信仰。到了公元1000年的时候，很多胆小的人都恐惧世界末日的到来，野蛮游荡者的长期统治是结束了，西欧正准备迎来其文明的第一个伟大时代。 uWGMyqMya0jjPIFsA+1usvMh5CMUXAWqovm9i4IS2NOzJp/8luOb2W+bJESEkyK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