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本书由1969年春季推出的一部电视系列片的剧本手稿改编而成。写电视片的剧本和写书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还不只是风格和呈现上的不同，而是进入主题的整个路径的不同。坐在电视机前的人们想要看到的是能让他们感到快乐的晚间节目。如果他们觉得节目无聊就会换台。对他们来说，让他们感到快乐的因素，所见和所听同样重要。他们的注意力必须依靠对图像系列的精心布置来吸引，而图像的连续也决定了观念的连续。插图的选择由特定的材料收集方式所决定。有些地方是去不了的，有些建筑挑战了照相机的能耐，有的取景地则因为太吵闹而不利于录制环境音。所有这些因素都必须在作者下笔前就考虑到，他要因此来调整或是变更自己的思路。但此外还有一点重要的是，每个主题都必须被简化，以便它们在一个小时以内得到展现。只有一小部分杰出的建筑或者是艺术作品能被用作证据，也只有一小部分伟人的名字可以被提及，而且对于这些对象的言说经常得是毫无保留的。归纳不可避免，而且为了不那么无聊，某些归纳还得承担一点轻微的风险。这不算有什么新意，但这就是我们在晚餐后围坐在一起聊天的方式，而电视节目还应该吐字清晰，使用演讲时会用到的语调，有时甚至会用到一些不那么准确的词语以便让其间的对话看起来没有那么矫揉造作。

回顾这些手稿，然后拿它们和实际的电视节目做比较，我痛苦地意识到有多少东西丢失了。在这些丢失的部分中，最大的影响因素都是，许多事实是无法用言语来承载的。只举一例，“希望的谬误”：《马赛曲》的声音，《费德里奥》中囚徒的和声，罗丹的雕塑《加莱义民》壮丽的摄影——所有我想说的这些都表明，伴随着力量与生动的全部主题是无法在纸面上表达完全的。我无法区分思想与感觉，而我确信一种言语、音乐、色彩和运动的结合可以拓宽人类的经验，这是言语自身所不能获得的效果。因为这个，我相信作为媒介的电视，而且也做好了放弃已经进行了两年，想要看看到底能走多远的写作。多亏了技术娴熟和充满想象力的导演，以及一位专家级的摄像师，我相信在电视片中特定的瞬间是真正动人和富于启发的。它们在一本书中没能得到呈现。

所以为什么我又允许这本书出版了呢？部分因为我的弱点——我痛恨说不，而且在这件事上我不得不成百上千次地说，或者写。部分因为我的虚荣心——没有多少人能够抵住向人们宣扬自己观点的诱惑。随着系列的推进，我发现自己大声说出了许多我在其他场合从未说过的话。就像中产阶级绅士发现了他自己在朗诵散文时会很开心一样，我惊奇地发现我自己也有类似的想法。这之后，请允许我加上一个还算体面的动机——感激之情。当我通读这些手稿的时候，我意识到它们表达了我对自己过去五十年所享受的生活的感激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对公众说出这种感谢，但它在几乎每一次的祷告中都会被鼓励说出来，所以我想这个动机情有可原。

自然而然地，我认为首先应该让我的手稿看起来更加丰满，然后让它们有更强的文学性。但我很快就发现如果扩写手稿中的每一次概括，要再花上一年的时间，而且这也会让这本书在定位上必须考虑到的易读性特质大打折扣。所以我必须接受书这种媒介给我带来的限制，改变或者是删减那些如果没有电视片在手边就会变得难以理解的段落。这本书论述的线索几乎是被视觉意义上的证据而不是所谓的逻辑和完整性来主导的，这也导致了一些让我感到非常羞愧的遗漏。即便是对文明最快速的考察，对于法律和哲学的涉及可能也要比我的讨论更多。我想不到什么办法可以让它们在视觉上变得有趣。这个缺陷在我对德国的处理上显得尤为明显。我说了很多关于巴伐利亚洛可可的话，但几乎没有提康德和黑格尔。歌德，这个原本可以成为这一系列片英雄人物的人，最后却只有一个简短的出场，而且德国的浪漫主义传统也完全没有被提到。其他的遗漏则单纯因为播放时长的限制。我原本计划的是从帕拉迪奥的古典传统开始说起，然后一直到17世纪结束。这样的规划可以让我把高乃依和拉辛、芒萨尔和普桑包括进来，继而让这个系列变成最令人满意的电视系列片之一。但是十三集已经是电视片的上限，这是不容违背的。结果是，对巴洛克时期的强调要以对古典主义的缩减为代价。

音乐在这个系列中占了一大部分（有些人因为它作为一个部分实在太多了）；诗歌不太被经常提到，而且我发现自己对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的对待相当不安。为了证明莎士比亚是伟大的悲观主义者，而没有对这位在整整半个世纪的时间内都立于顶峰的人物进行必要的质疑明显是荒谬的选择。但是为了在影片的结尾用一点点老生常谈给《仲夏之夜》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留出些许位置，错误还是这么被犯下了。

还有一些不可饶恕的疏漏出现在了我为每章拟定的标题中。如果我要谈论艺术的历史，我是不可能绕开西班牙的；但是当人们问起西班牙是否做出过什么开拓人类心灵或者是将人类文明向上推动一小步的时候，答案却比较含糊。是《堂吉诃德》，是伟大的圣人们，还是南美的耶稣会？如果没有的话，那她就还是西班牙而已，而且因为我想要在每一集节目中都要涉及一点欧洲文明新的进展，所以我是不能改变我的初衷而去专门单独介绍一个国家的。

关于这个系列片的标题——在书中我也保留了它——我还得多说一句。这纯属偶然。BBC想要一系列关于艺术的彩色电视片，然后又觉得或许我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但是当负责BBC第二频道的大卫·阿滕伯勒（David Attenborough）让我这么做的时候，他用了“文明”这个词，也正是这个词促使我接受了这份工作。对于这个词的含义我没有太明确的想法，但是我认为它经常会和“野蛮”这个词放在一起，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它的含义。有那么几分钟，就在劝说我参与的午餐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时，我想到了一种对待主题的方式，而从实际工作的一开始，这种方式就没怎么变过。那就是我只会把关注点放在西欧地区。很显然，我无法提到埃及、叙利亚、希腊和罗马的古代文明，因为如果这么做的话意味着还要额外的十集节目。对中国、波斯、印度和伊斯兰世界来说情况也是一样。天晓得，我做得已经足够多了。而且，我认为一个人要是不知道特定文明的语言就无法谈论它；文明有太多的特质都和它对言语的实际使用有关；但不幸的是，我并不熟悉任何东方的语言。那么我还应该用“文明”这个标题吗？我并不想这么做，可是这个词确实激发了我，并保持了某种刺激性；而且我也不认为一个人可以迟钝到会认为我忽略了基督教纪元前和东方的伟大文明。但我得承认，这个标题让我感到困扰。如果是在18世纪，书名也许是《以黑暗时代至今的西欧人民的生活变迁为插图实证，对文明本质的阐释》 （Speculations on the Nature of Civilisation as illustrated by the Changing Phases of Cilvilised Life in Western Europe from the Dark Ages to the Present Day） 。但不巧的是这在今天已经不大实用了。

“我应该感谢”：从这里开始，人们可能不会读下去了；但我要感谢我的导演们的，迈克尔·吉尔（Michael Gill）、彼得·蒙塔纳（Peter Montagnon）以及我的主任研究员安·特纳（Ann Turner），和我对图书管理员、摄影师、秘书等其他致谢对象的感谢还不太一样。我们几个人的这些推进了每集节目的讨论已经远远超过对取景地的选择和其他的产品问题。他们是灵感的来源，而且就像人们在亲密合作时所经常发生的那样，我们事后无法想起到底谁才是第一个想到那些好点子的人。技术上的困境激发了我们的创造欲。我现在可以理解这句人们所熟知的句子的意思了，“一首诗难懂的韵脚让我有了多少次美丽的想法”。这只是我想要感谢BBC的其中一部分而已。没有别的什么地方给过我比这里更加慷慨的、值得信赖的以及有效率的团队，而在最后他们还为这本书提供了一位编辑——彼得·坎贝尔（Peter Campbell）先生，他敏捷的思维和无限的精力让他成为一位懒惰作者梦想中的合作伙伴。

我的秘书凯瑟琳·波蒂厄斯（Catherine Porteous），还有与我一同工作了近两年的团队成员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帮助了我，他们的名字应该被记录在这本书上：

布光师，A. A.英格兰德（A. A.Englander）；取景师，肯尼斯·麦克米伦（Kenneth Macmillan）；摄影助理，科林·狄汉（Colin Deehan）；摇臂师，比尔·佩吉特（Bill Paget）；灯光，戴夫·格里菲斯（Dave Griffiths）、杰克·佩罗伯特（Jack Probert）、琼·库克西（Joe Cooksey）、约翰·泰勒（John Taylor）；录音助理，马尔科姆·温伯雷（Malcolm Webberley）；电视片监制编辑，艾伦·蒂勒（Allan Tyrer）；电视片编辑，杰西·帕尔默（Jesse Palmer）、迈克尔·沙欣·达扬（Michael Shah Dayan）、彼得·希拉斯（Peter Heelas）、罗杰·克里滕登（Roger Crittenden）；研究助理，朱·利奇（June Leech）；制片人助理，卡罗尔·琼斯（Carol Jones）、麦吉·休斯顿（Maggie Hous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