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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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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竹坡把月娘斥为恶人，其实月娘也不一定是恶人，月娘只是一个贪财自私、俗笨粗鲁、缺乏魅力的女人耳。
西门庆与十兄弟聚会时，东京开封府因告家财事而差人把花子虚拿走，西门庆一班儿人开始“吓了一惊”，后来知道就里，才放下心来。“好兄弟写尽”且不说，等他回家把此事告诉吴月娘，月娘居然对平时常常给她送礼的花二娘没有一点惦念，反而为此觉得庆幸，张口就说：“这是正该的！你整日跟着这伙人，不著个家，只在外面胡撞，今日只当弄出事来才是个了手。”及至瓶儿来请西门庆过去帮忙商量事，月娘又说：“明日没的教人讲你罢！”满心惧祸之意，何尝对他人——一个平时相处不错的邻居，一个丈夫被抓走的女子——有任何关怀？然而再及至瓶儿要把财物寄放在西门庆家，西门庆回来与月娘商议，月娘偏偏毫不作难，一口答应，而且还帮西门庆出主意说：“银子便用食盒叫小厮抬来，那箱笼东西，若从大门里来，教两边街坊看着不惹眼？必须夜晚打墙上过来。”西门庆听言“大喜”，极写月娘与西门庆在聚财方面恰是一对，相互纵容为奸。财与色，作者在小说开始大书特书、世人个个难以逃避的恶德，在西门庆和月娘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西门庆与瓶儿偷情，是从墙上过去，如今瓶儿的箱笼又从墙上过来，作者特地点出这两件事“邻舍街坊都不知道”，以醒读者之目，明其二事为一。东西送过来时，西门庆这边“只是月娘、金莲、春梅，用梯子接着”，之后，“都送到月娘房中去了”。然而月娘对丈夫逾墙偷他人之妻便不闻不问，对他人财物逾墙入自家房中便积极参与；后来又怕花子虚怀疑自家受了银子，极力阻止西门庆买花子虚的房子，而花子虚的房子不卖，他的兄弟分不到钱，官府便不肯放他回家。月娘之冷酷、自私，一至于此。究其原因。都是贪财。
瓶儿丈夫去世刚刚一个月出头，就来给金莲庆生日。月娘此时已明知道她和西门庆的关系，心中既轻视又嫉妒，然而贪心还是胜过一切，一见瓶儿送上她开口表示艳羡的金寿字簪，立刻便提出元宵节去瓶儿家看灯。作者盖处处以微言摹写月娘贪财小器也。
此回是绝好的关于“权力关系”的教科书：财与色构成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其中心焦点是瓶儿。瓶儿以性与金钱作为施展权力控制他人的手段，但自身也被性与金钱所控制。瓶儿的春宫，为金莲所享用；瓶儿的箱笼，落入月娘手中。瓶儿虽然是一只容器，我们且看她如何被一点点地倒空。
瓶儿、金莲的经历何其相似而又何其不同乎！一个毒死丈夫，一个等丈夫自家病死。然究其病死的原因，还是怕请太医花钱，“只挨着”，耽误了治疗而一命呜呼，则仍是被瓶儿（以及他的一班真假兄弟——告家财的花氏兄弟和西门庆这个结义兄弟）间接害死的，只不过一个以金钱相害，一个以身体之暴力相害，一个用“软刀子”，而一个使毒药：二人的区别在此昭然若揭。如前文所说，瓶儿是社会的人，金莲是原始的力与激情耳。
花子虚其实不死于气，而死于财：死于遗产的争夺、瓶儿的私藏。瓶儿善于利用手中的财物取悦他人或辖制他人（二者实则一也）。当子虚因为兄弟告他吞没遗产而被抓，瓶儿便把金银财宝都寄存在西门庆家。子虚出狱，没了银两、房舍、庄田，“依着西门庆，还要找过几百两银子与他凑买房子，倒是李瓶儿不肯”。瓶儿心狠不下于金莲，只是表现不同。金莲心狠表现在身体的暴力上，瓶儿在这方面，甚至不曾打过自己的丫头，而且在子虚被抓后再三央求西门庆行贿，“只不教他吃凌逼便了”，因此子虚得以“一下儿也没打”，放回来家。但提到无血的杀人，瓶儿其实何减于金莲。要记得金莲曾主动卖掉自己的钗环首饰给武大典房子，而瓶儿吞没了丈夫名下的遗产不肯给他买房子：瓶儿与金莲何其不同哉！虽然二人都是相当可怕的妇人，但从某种意义上说，金莲比瓶儿、月娘、玉楼都更“天真”（也即月娘所说的“孩子气”），因只是喜欢装饰打扮，以及一点吃食上的小便宜，但从来不谋财耳。
花子虚的三个和他争遗产的兄弟，在词话本中作“叔伯兄弟”，在绣像本中作花子虚的亲兄弟，则作者的谴责更深刻了一层。而过世的花太监与李瓶儿的暧昧关系，也同样更深厚了一层：既然四兄弟“都是老公公嫡亲的”侄儿，何以分遗产时如此厚薄不均乎。
《金瓶梅》的作者，绝非一味以道德正统自居的人。他对瓶儿与西门庆的私情，其实有很多同情。这种同情，表现在他对花子虚的批评上：虽然瓶儿对花子虚相当狠心，但是“若似花子虚落魄飘风，谩无纪律，而欲其内人不生他意，岂可得乎”。也就是说，花子虚一天到晚和狐朋狗友泡在妓院里流连忘返，实际上是自己导致了妻子生外心的结局。在十分陈腐的“自古男主外而女主内”等套话之后，作者给了读者一份相当朴素而清新的关于“爱情”的宣言：“要之，在乎容德相感，缘分相投，夫唱妇随”，还要“男慕乎女，女慕乎男”。也就是说，只是单方面的忠贞顺从是不够的，男女双方都对婚姻的成功负有责任，而“容德相感”，男女之互相爱慕，还有那神秘的“缘分”的作用，都是一个“无咎”婚姻的必要条件。虽然没有鼓励私情的发生，《金瓶梅》的作者却也从不曾盲目地谴责“犯了淫行”的妇人：对金莲，他哀惋她“买金偏撞不着卖金的”；对瓶儿，他同情她嫁了一个“把着正经家事儿不理，只在外边胡行”的丈夫。不少海外学者，如芮效卫、柯丽德，喜欢把《金瓶梅》放在一个儒家的思想框架里面研究，但是，正统的儒家对社会风气道德首先讲教化，教化行不通，就要采取惩罚的措施来纠正错乱的道德名分。《金瓶梅》的作者——尤其是绣像本的作者——对人生百态更多的是同情，是慈悲，是理解，而不是简单的、黑白分明的褒扬或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