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涛奔逸势，

骇浪驾丘山。

訇隐振宇宙，

漰磕津云连。

这首气吞山河的钱塘观潮诗词出自东晋大将苏彦笔下。每到农历八月十八，钱塘涌潮如万马奔腾，咆哮着排山倒海而至，令人既胆寒战栗又雄心骤起。世人相传，汹涌的钱塘潮与伍子胥在临死之前的诅咒有关。

周敬王三十六年（公元前484年），“卧薪尝胆誓吞吴”的越王勾践暗赂奸佞太宰嚭，挑拨吴国君臣，轻松扫除了勾践复国的最大阻碍——一代名将伍子胥。昏庸愚蠢的吴王夫差听信太宰嚭的谗言，赐伍子胥一个全尸。伍子胥自刎前对夫差发出愤怒的诅咒，并嘱咐儿子：把我的头颅挂在姑苏城的南门上，我要亲眼观看越人攻打吴国；把我的尸体装入鱼皮袋，扔进钱塘江里，我要乘着涌潮观看吴国的溃败。

杀了伍子胥后，夫差倾师北上与齐国争霸。伍子胥的咒言成真，勾践乘虚而入，偷袭夫差的老巢姑苏城。吴国元气大伤，刚愎自用、不可一世的夫差吞下自酿的苦果，国破身死，痛呼“无脸去见伍子胥”后自杀，连同老爹阖闾的丰功伟绩也一起被吞没在滚滚的钱塘潮中。传说姑苏城破之日，钱塘江上隐约可见伍子胥驾着白马素车，驰跑于涌潮头。

伍子胥是吴国称霸的两根支柱之一，另一支柱是伍子胥的亲密战友、大军事家孙武。两人悉心辅佐吴王阖闾，共破当时的超级大国——楚国，攻占郢都，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创造了古代战争史上的奇迹，也成就了吴国这个夷蛮之邦的一代霸业。孙武堪称世界级的军事家，他留下的兵法十三篇名垂千古，中外兵家奉之为圭臬，尊之为兵圣。即使在当今信息化战争时代，《孙子兵法》依旧焕发出灿烂的智慧光芒。

孙武，才是那个激荡人心的时代的真正主角。

孙武出身于一个生命力异常旺盛的家族，这是一个以善于隐忍而著称的家族。其直系先祖陈完，原是陈国公子。周惠王五年（公元前672年），陈国内乱，陈完改名田完，躲到齐国去避难。时人预言，田氏“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于京”。——田氏家族将在齐国生根发芽，枝繁叶茂，五世子孙将与正卿序列朝班，八世子孙将是临淄城的主人。

田完和他的子孙们就像冬眠之蛇，隐忍蛰伏在异国他乡长达一百四十年，终于等到了他们的机遇，雷霆万钧，叱咤风云，犹如耀眼的流星划过历史的夜空，留下光芒四射的无穷魅力。

周景王十三年（公元前532年），田完的四世孙田无宇联合鲍氏击败栾氏、高氏，成为齐国的当权派，这就是预言中的“五世其昌，并于正卿”。田无宇之子田书伐莒有功，齐景公赐姓孙，食采乐安。孙武就是孙书的孙子，为避内乱南奔吴国，结识伍子胥，献兵法十三篇，受到吴王阖闾的重用。而齐国的田氏势力不断壮大，随意废立齐国君王，最终取而代之，史称“田氏代齐”。这就是预言中的“八世之后，莫之于京”。

当田氏家族在齐国呼风唤雨的时候，孙武也在江南的吴国建立殊勋，威名扬天下，为阖闾争霸立下汗马功劳。在那个血腥风雨、朝不保夕的时代，如此一位旷世奇才的人生结局如何？历来有二说，其一说孙武同遭伍子胥厄运，被夫差诛戮；其二说孙武早在阖闾时代就脱然归隐，终老吴地。

不管孙武的人生结局如何，他的胄绪在江南地区绵延不息，五六百年后传承先祖隐忍力超强的王者基因，在春秋吴国的旧地上再度创立了一个强盛的割据政权——东吴。

东吴政权的奠基者孙坚，字文台，汉桓帝永寿元年（公元155年）出生于吴郡富春，与后来东吴的死对头、“篡汉奸贼”曹操是同龄人。富春地处钱塘江的上游，正是兵圣孙武之子孙明的食采之地，这个孙明就是战国时期齐国大谋略家孙膑的祖父。孙膑也留下一部兵书——《孙膑兵法》（也称《齐孙子》），其卓越的军事才华足以与乃祖孙武平分秋色。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孙膑生于齐国的阿、鄄之间（今山东阳谷阿城、菏泽鄄城间），这与孙明食采之地富春相隔千里。对此，孙膑后人的解释是：孙膑之父英俊潇洒，被齐国公主看中，故而北上入赘。如此一来，诞生于富春的孙坚就不是孙膑的后人了，而应该是孙武其他子孙的后裔。

自孙武以降，直至孙坚，相隔六七百年，其间名号世系泯灭不可究，人们对孙坚的家族情况所知甚少，只知道他的父亲叫孙钟。孙坚的胞兄孙羌早亡，留下二子孙贲和孙辅。孙坚还有一双异母弟弟和妹妹。

孙坚的老家富春距钱塘不过百余里，孙钟一定给他讲过先祖孙武和伍子胥的故事。受到智慧与勇敢的熏陶，孙坚年少时就具备了一呼百应的豪杰气质。汉灵帝建宁四年（公元171年），孙坚年方十七，英姿勃发，在县衙里谋了一个差事。

一次，他与父亲孙钟乘船顺着钱塘江而下，准备出海，恰逢海盗胡玉等人劫掠商旅货物，在岸上明目张胆地分赃，所有的船只都被堵在钱塘江上，谁也不敢前进。孙坚骤生英雄气概，对孙钟说：“这伙海贼可杀，让我去干掉他们！”孙钟早已吓瘫在船上，劝阻儿子：“咱们还是少惹事为妙，别逞强。”孙坚一句话也没说，操刀上岸，孤身一人，挥动手臂，乱指一通，像是在指挥大队人马围剿海盗。胡玉等海盗远远望去，以为官兵在抓捕他们，吓得丢弃赃物，落荒而逃。孙坚来了个勇猛的冲锋，斩杀一个海盗，提着他的脑袋去见父亲，让孙钟大吃一惊。

孙坚由此在吴郡很快走红，远近数百里皆知富春出了一个孤胆英雄。孙坚也被吴郡太守提拔为署假尉（代理校尉），跃升为中级军官，先后担任三个县的县丞。孙坚声名鹊起，深得人心，前来归附的同乡旧友以及邻近无赖多达数百人。无论是谁，孙坚一概优渥款待，亲若子弟。

四年之后，孙坚的妻子吴夫人产下长子孙策。过了七年，光和五年（公元182年），孙坚在下邳郡丞任上又喜得麟子，其子长得方形阔脸，大嘴高额，双目炯炯有神，颇有领袖之相。孙坚暗暗称奇，断言这个儿子日后必是大富大贵之人，就取名孙权，字仲谋。

传说，吴夫人怀上孙策时，梦见月亮落入怀中；吴夫人怀上孙权时，又梦见太阳落入怀中。一个月亮一个太阳，如此罕有的异兆令吴夫人惊奇不已，赶紧告诉孙坚。孙坚大喜，回答说：“日、月是天地阴阳之精华，极贵的征兆，我的子孙后代必然兴旺发达！”

孙权呱呱坠地的那一刻，东汉帝国正处在大黑暗时代。国家反腐体系全面溃败，从根烂到枝叶，上上下下无不散发出恶臭的腐烂气息。当国者汉灵帝刘宏是阴差阳错被外戚窦氏相中扶上皇位的，他登基之后实施党锢政策，公开卖官鬻爵。宦官势力横行，把持朝政，无恶不作。老百姓怨声载道，民间反叛暗潮涌动，河北钜鹿的宗教组织“太平道”领袖张角，假借传道和治病，信众多达数十万，遍布东汉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张角四处宣扬“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秘密准备暴动，打算推翻腐朽的朝廷，取而代之。

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汉灵帝似乎也嗅到了死亡的气息，于是在光和五年（182）下了一道反腐诏令，让朝廷百官揭发、检举腐败的地方长官，试图以此来平息民愤。太尉许馘、司空张济等朝廷高官却阿附宦官集团，收受贿赂，袒护宦官势力的爪牙，诬陷边远小郡为官清正、政绩斐然的二十六个地方官。许馘、张济等公然助纣为虐、指鹿为马，恶行昭然若揭。民众自发组织起来，在皇宫前集会喊冤。朝中的正义之士如议郎曹操等，初露锋芒，充当救国救民的急先锋。汉灵帝虽然有所醒悟，斥责许馘等人，为蒙冤的官员拨乱反正，统统任命为议郎，但是这一隔靴搔痒的纠错之举，根本就无法扭转日益滑向覆没深渊的趋势。终于在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二月底，黄巾大起义爆发，犹如惊涛骇浪，猛扑向破烂漏水的大船，整个帝国陷入天翻地覆之中。

汉灵帝慌忙令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率军镇压黄巾起义。孙坚所在的下邳虽处于风暴的边缘，但朱儁久闻孙坚的英名，就让他做佐军司马，召集部众，参与平叛。于是孙坚纠集了一帮子弟兵，其成员大多数为跟随孙坚在下邳的同乡青年。这支吴郡子弟兵紧密团结，拥有高度的凝聚力，具备超强的战斗力。孙坚为了让部众轻装上阵，把眷属转移到远离风暴中心、位于淮河中游南岸的寿春（今安徽六安寿春镇）。三岁的小孙权紧随其母吴夫人、哥哥孙策，离开了出生地下邳，踏上了南下之途。

抵临寿春之后，孙策、孙权兄弟过上了令人羡慕的平静日子。在那儿，年仅十余岁的孙策显露出惊人的社交能力，朋友圈均为当地的知名人士。其中最为显著者，是一个叫周瑜的同龄人。

周瑜，字公瑾，出身于庐江舒县的一个官宦世家。周瑜的从祖父周景及其子周忠都做过太尉（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周瑜的父亲周异也做过洛阳令（即京畿首长），家世不可谓不显赫，是淮泗地区的豪族。周瑜俊美无俦，玉树临风，精通音律，志趣高雅，与孙策、孙权结下深厚的情谊。结识周瑜，无疑是孙策、孙权兄弟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当孙策、孙权兄弟在寿春整日与周瑜高谈阔论，弹琴奏乐，过着优哉游哉的日子时，他们的老爹孙坚正在北方出生入死，穿梭于刀枪剑戟之间，与黄巾军作殊死搏斗。

孙坚率吴郡子弟兵西去后，沿途又招募商人，还有慕名入伍的淮泗精兵，总数逾千人。这支部队人数虽少，却上下一心，战力惊人，所向披靡，是朱儁麾下作战最勇猛的部队。仗打得异常艰苦，孙坚在西华之役中受重伤，一度与部下失去联系。但是吴郡子弟兵士气旺盛，屡战屡胜，汝南、颍川一带的黄巾军招架不住，退保宛城（今河南南阳）。在攻城时，孙坚身先士卒，第一个将旗帜插在宛城上，部下蜂拥而上，一举收复了宛城。此战令孙坚威名远扬，他被朝廷授予别部司马，为军中高级将领，有自己的编制队伍。

在名将朱儁、皇甫嵩的镇压下，黄巾军坚持了一年多后宣告失败。但是黄巾大起义动摇了东汉统治的根基，地方军阀趁势而起，挑战朝廷的权威，率先发难的是西北凉州的边章和韩遂，他们打着讨伐宦官集团的旗号，率军进犯关中地区，揭开了东汉末年大乱局的序幕。

京师洛阳岌岌可危，汉灵帝慌了，赶紧任命司空张温为车骑将军，负责平叛。面对边、韩叛军的咄咄逼人之势，张温做了部署，令屡立战功的孙坚为参军事，镇守长安城；起用被革职的凉州土豪董卓为中郎将，让他去阻挡边章和韩遂的叛军。

董卓自幼长于陇西，在大西北拥有强大的号召力，凶悍的羌人都对他服服帖帖，因此颇受朝廷重用，成为稳定西北局势的关键性人物。董卓也仕途坦荡，一路攀升，从羽林郎（禁军头目）到军司马，到地方县令、北部都尉（边防军长官）、西域戊己校尉（西域屯田长官）、地方郡守，再到中郎将这一和平时期军人的最高职务。黄巾起义爆发后，董卓的好运走到了头，在平叛中败得一塌糊涂，功劳簿上的成绩被清空，只得灰溜溜地回到陇西。

边章和韩遂的叛乱让失意的董卓重燃政治欲望之烈火，接到朝廷的任命书后，董卓率十万大军火急火燎地赶赴前线，不料遭到叛军的打击，损失惨重。董卓气馁，惧战逗留。张温搬出汉灵帝的诏书，让董卓去长安城共议军务。但是董卓根本就不买张温的账，过了许久才去见张温。张温大怒，狠狠地训斥了董卓一顿。孰料董卓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针尖对麦芒，跟张温对着干，出言甚是不逊。

坐在一旁的孙坚再也看不下去，上前偷偷告诉张温：“这个董卓目无法纪，留着必是祸患，应该治他一个未按时到达之罪，斩首以正军法。”但张温不听。于是孙坚又列数董卓三大罪行，泣血苦劝，可惜张温有妇人之仁，不忍杀了董卓，错过了一次为国锄奸的大好机会。

孙坚豪气冲天，力倡张温诛杀董卓，拳拳报国之心，令众人感慨不已，闻者无不叹息。平定边章、韩遂之乱后，孙坚被授予议郎之职，但从此与董卓结下了梁子。 Trk3Bv1dYdQe3F8Q5d4LQRjEG+gRSDHYJ7Ke144gIEZzC53PuDlXTTR4Bocl68m6

此时的东汉帝国已呈决疣溃痈之势，朝政腐败到了极点，各地暴动此起彼伏。黄巾起义、边章与韩遂之乱刚刚平息，南方湘水地区又燃起三股叛火：长沙的区星、零陵的周朝、桂阳的郭石。尤其是区星，他拥众万余，日夜不停地攻打长沙城，紧急奏章如雪片般飞入京师，搞得汉灵帝焦头烂额，寝食难安。

于是朝廷推举豪气凌云、忠肝义胆、智勇双全的孙坚为长沙太守，让他南下收拾乱局。这是孙坚第一次独立指挥征战。孙坚赴任之后亲力亲为，跟部下同甘共苦，不到一个月就击溃区星乱军；紧接着又沿湘水南下，转战零陵郡、桂阳郡，轻易击破周朝、郭石乱军，三郡迅速恢复了平静。

这时庐江太守陆康的侄子也被乱民围困于宜春，他听说孙坚在湘水一带作战，遣使求援。宜春在湘水六七百里之外，隶属豫章郡管辖。部下都劝孙坚不要擅自越境作战，否则恐将获罪。孙坚大义凛然道：“以此获罪，何愧海内乎？”——如果因为这个受到惩罚，我无愧于天下矣！他毅然率部东向，围困宜春之敌听说孙坚来了，不战自溃。

朝廷不但没有责怪孙坚的“狗拿耗子”，反而前后数功并赏，赐封孙坚为乌程侯。乌程（今浙江湖州），为太湖边的一个富饶县名，以盛产美酒著称，在孙坚家乡富春以北两百里。授封乌程侯，无疑极大地提高孙坚的向心力，使他在南方诸郡树立了崇高的威望。他开始迈上新的人生旅途，实现从普通将领向地方军阀的华丽转身。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汉灵帝崩，朝中大乱，外戚与宦官争权厮杀。野心家董卓趁火打劫，率兵进京，逼迫何太后废少帝，立年幼的陈留王刘协为帝，也就是汉献帝。朝政落到手中后，董卓一朝得意，残忍不仁，倒行逆施，戕害忠良，东汉帝国坠入永劫不复的阿鼻地狱。各路地方军阀对这匹来自大西北的恶狼恨之入骨，骁骑校尉曹操、冀州牧韩馥、渤海太守袁绍、后将军袁术、荆州刺史王睿等结成“讨董联盟”，号称关东军，推举袁绍为盟主。全国又陷入兵荒马乱的内战之中。

在长沙的孙坚闻讯大恸，痛心地说：“要是当初张温听从我的话，国家就不会有今日之难了。”他立即宣布加入“讨董联盟”，被袁术荐举为假中郎将。孙坚率部浩浩荡荡向北进军，从南线夹击董卓。孙坚跨过长江之后，顺手杀了与己有仇的荆州刺史王睿，剪除一个潜在的敌对势力，继而一路向北。沿途百姓听说乌程侯来了，无不夹道欢迎。孙坚的队伍不断壮大，抵达南阳城下时已有数万之众。

南阳太守张咨也是“讨董联盟”的成员，见孙坚有数万之众，镇定自若，满脸堆笑着恭迎，实则嫉恨不已，巴不得孙坚早点离去。但是张咨绝对料不到，自己即将面临一场血光之灾。

后将军袁术与董卓有仇（袁绍、袁术之叔袁隗被董卓灭族），躲在鲁阳（今河南鲁山），但对南阳垂涎三尺，早已跟孙坚达成一桩政治交易：孙坚帮袁术夺取南阳城，袁术则帮孙坚捞取各种政治资本。当孙坚向张咨筹措粮草时，张咨问部下，部下告诉他：“孙坚自己的俸禄就有二千石，军中粮草多的是。”张咨就拒绝了孙坚的要求，终于惹祸上身。次日孙坚大摆鸿门宴，在酒席上以“阻扰讨董义军”的罪名杀了张咨，引兵归附鲁阳的袁术。袁术大喜，上表封孙坚为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

两人惺惺相惜，结为盟友。孙坚以鲁阳城为基地，出兵进攻董卓，袁术则负责筹粮，充当运输队长。董卓派遣“天下武功第一”的吕布与陈郡太守胡轸率步、骑兵共五千人迎战。双方对峙于鲁阳以北百余里的阳人，吕布跟胡轸向来不和，见孙坚军容整齐，不可战胜，感到胆怯，就散布各种谣言，结果自乱阵脚。孙坚不战而胜，趁势进取梁东（今河南方城东）。但接下来，董卓派华雄率大军将梁东重重包围，孙坚大败，只率数十骑突围而出。但孙坚重整旗鼓之后，再次跟华雄决战于阳人。孙坚誓血梁东惨败之耻，率部奋力冲杀，大破敌军，阵斩华雄。华雄也是董卓的一员虎将，勇猛仅次于吕布，他的被杀令董卓胆战心惊。但是后来的罗贯中张冠李戴，把孙坚杀华雄的英雄事迹记在了关羽名下。

这时，东线的曹操、袁绍等讨董义军同床异梦，被董卓一一击破，纷纷作鸟兽散。只有南线的孙坚凯歌高奏，败吕布、毙华雄，所向披靡。董卓畏之如虎，对长史刘艾说：“关东军曹操、袁绍等人都是我的手下败将，奈何我不得。只有一个小傻孙坚很会用兵，要告诉诸将谨慎为妙。”

正当孙坚踌躇满志，准备一鼓作气直捣洛阳时，军中却缺粮了。原来有人提醒袁术，如果让孙坚攻夺了洛阳城，那是赶走豺狼又迎来虎豹，将成尾大不掉之势。袁术是个小肚鸡肠之人，听人这么一说，立即断绝粮草。孙坚无法继续前进，眼见就要成功，只好星夜从阳人赶到鲁阳去见袁术。孙坚慷慨陈词：“我不惧身死，上为国家讨贼，下为将军报家门深仇。我跟董卓并无个人恩怨，你还受人挑拨，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袁术无话可说，只得调拨粮草。孙坚的军队得到了补给，士气骤涨，兵锋直指洛阳城。董卓最忌惮的就是孙坚，赶紧派遣将军李傕向孙坚求和，让他开出一个家族成员的名单，他们要当哪个州郡的刺史、郡守都行。

但是董卓的糖衣炮弹无法击中孙坚那颗勇敢、赤诚的心。孙坚断然拒绝董卓的任何求和条件，誓言要诛杀董卓九族，传首天下，以惩罚他的大逆不道之恶行！接着，他率军进至离洛阳城不到九十里的一个大山谷。消息传来，洛阳城内一阵鬼哭狼嚎，董卓惊恐万分，打起迁都长安城的主意。临行前，董卓实行野蛮、残忍的焦土政策，将繁华一时的洛阳城烧成一堆破瓦砾。

孙坚进入洛阳城时，看到的都是残垣断壁，尸首盈野，数百里内无人烟。这位坚忍的猛士见此惨状，不禁惆怅流涕，潸然泪下，当即让将士清扫残破的宫殿，祭祀太庙，填掩被董卓挖掘的陵墓。清理洛阳城时，孙坚的部下在城东南的甄官井里探得了一件宝物，那是秦始皇流传下来的传国玺，刻着李斯书写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玺四寸见方，上面雕着五条相互缠绕的龙，但四个角缺一个。除了传国玺，孙坚还在洛阳城缴获了皇帝六玺，上面分别篆刻着“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等文字。象征正统皇权的七玺全部落到了孙坚手中。

传国玺是汉帝国至高无上的秘宝，在秦灭之后被汉高祖刘邦所取，一直传到汉灵帝，业已四百余载。汉灵帝死后，大宦官张让作乱，汉少帝仓皇出逃，传国玺也被投入甄官井。

谁获取传国玺，就意味着天命所归，社稷所寄，肩负着拯救苍生于水火之中的使命。

但是这一国之宝器就像英国奇幻作家托尔金（J.R.R.Tolkien）笔下的魔戒，能够摄人心魂，乱人心智。孙坚触碰到传国玺的那一刻，就变了样，贪念骤起，由一个铁骨铮铮、忠烈肝胆的硬汉子沦为暗怀叛逆异志的阴鸷枭雄。这一刻，注定了孙坚将走上不择手段抢夺地盘、割据一方的军阀之路。

孙坚拿到七玺之后，立即严密封锁消息，而后若无其事地撤出洛阳城，回到鲁阳。但是孙坚的厄运也随之而来了。袁绍、袁术两个兄弟爆发阋墙之争，袁绍也任命亲信周喁为豫州刺史，来抢夺孙坚的地盘了。

袁氏兄弟的矛盾由来已久，袁术一向瞧不起袁绍这个庶兄，经常蔑称为野杂种。但在推举“讨董联盟”的盟主时，这个“野杂种”竟然众望所归，堂堂正正地坐在盟主的位置之上，令袁术羡慕嫉妒恨。之后袁绍提议立幽州牧刘虞为帝，但是袁术有叛篡之心，公开反对袁绍的提议。于是袁氏兄弟彻底撕破脸，反目为仇。袁绍对孙坚死心塌地追随袁术非常恼火，遂决定先拿孙坚开刀，以震慑袁术。结果孙坚成了袁氏兄弟火并的牺牲品。

对此，孙坚不禁号啕大哭：“同举义兵都是为了拯救即将沉沦的大汉江山，眼见就要灭了董卓，现在大家却闹到这个地步，我跟谁生死与共呢？”当然，周喁绝非孙坚的对手，屡屡败北。袁术见孙坚有难，也出兵攻打周喁的兄弟、九江太守周昂。周喁连忙回师救援，结果两面受敌，一败涂地，惨死在老家。

交手的第一回合，袁绍落在下风，于是又拉拢单骑入荆州的宗室刘表和风头正劲的曹操来对付袁术。刘表也算是当时的一霸，控制了除南阳之外的荆州七郡，坐镇华夏的地理中心、长江中游的交通要地——襄阳，睥睨四方豪强。

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袁术令孙坚攻打刘表。孙坚倾巢而出，自南阳、鲁阳南下直取襄阳城。刘表慌忙调派驻防江夏的黄祖西上阻击孙坚，双方在鲁阳以南三百里处的新野展开激战，黄祖大败。孙坚又突破刘表大军的邓、樊防线，强渡汉水，进围襄阳城。

刘表紧闭城门拒战，夜里派遣黄祖出城偷袭孙坚大营。可孙坚早有防备，黄祖见势不妙，引兵欲返，孙坚果断发起逆袭。黄祖大败，后路被孙坚阻断无法撤回襄阳城，只好逃到襄阳城西南七里的岘山。此山东望汉水，深林茂密，山上有一座桃林亭，道路崎岖，为襄阳城的屏障。

孙坚是个打起仗来不要命的人。黄祖躲入岘山的密林之后，孙坚追杀得兴起，不顾左右劝谏，只带上若干亲信，紧随在黄祖身后，也没头没脑地钻进竹丛茂林中。蓦地只听见“嗖嗖”几声，从黑暗处飞出一阵利箭，孙坚闪避不及，中箭落马身亡。

孙坚阵亡时的详情，“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写的笔记类史料《英雄记》中有不同的说法。按王粲之说，刘表部将吕介（亦作吕公）率兵顺着岘山而下迎战孙坚，孙坚则率一队精锐轻骑兵上山寻敌，结果被吕介士卒抛下的石块砸碎脑袋而亡（或中箭而死）。孙坚归西的时间是初平四年（公元193年）正月初七日，时年三十七或三十八，而不是史学家陈寿在《三国志》中记载的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或其他史料提到的初平二年（公元191年）。

这几种说法中，王粲记述的最接近史实，因为当时他就在襄阳城，其所居之地万山与岘山遥遥相望，有可能耳闻目睹了岘山之战的全过程，所记孙坚阵亡的细节不容忽视，其与陈寿《三国志》的记载并无违和之处，相反可互作印证与补充。陈寿向来惜墨如金，叙事之简洁如同今天报纸的新闻标题。孙坚攻打刘表，实则是一场跨年度的大战，从初平三年下半年一直持续到翌年正月孙坚阵亡才终结。乱箭射死孙坚的是吕介，当时或配属黄祖与孙坚交战，或被刘表遣派以策应黄祖。

但实际上杀死孙坚的正是他自己，缴获传国玺与皇帝六玺，让孙坚顿生骄心。以往傲人的战绩又令孙坚麻痹大意，他轻敌冒进，误中敌伏也是在情理之中。古今中外不知有多少名将，就因为轻敌惨遭不测，断送大好前程。孙坚之死，是东汉末年无数英豪悲惨结局的一个典型案例。在那个浮浮沉沉的年代，上自皇帝，下至基层官吏，无论是谁都朝不保夕，今天高高在上不可一世，明日说不定就是身首异处。 Trk3Bv1dYdQe3F8Q5d4LQRjEG+gRSDHYJ7Ke144gIEZzC53PuDlXTTR4Bocl68m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