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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说魏文侯曹丕在他执政的七年时间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政绩，但他也确实干成了一件曹操想干而没有干成的事情，那就是逼汉献帝禅位。以曹操一世枭雄，也只做到称魏王，但是还得把汉献帝当作吉祥物似的供起来，隔三岔五还得去请个安。为什么？因为大臣们反对。但如果你认为大臣们是感念汉朝皇恩浩荡而心存恻隐，那你就太天真了。
这要从曹操的用人说起。曹操起家依靠的是颍川和兖州的士族，这些士族在乱世中靠着曹操活下来，而且活得不错，但反过来又觉得曹操是宦官养子，看不起他的出身。曹操起事之时并不是势力最大、最为人们所看好的，因此不能有一点儿闪失，尤其是在草创之初，稍有不慎就会被人一脚踩死。因此曹操的用人原则是：不管你出身，不管你是不是异族，只要你有能耐我就给你最大的信任。曹操曾经先后三次颁发求贤令，大批底层士人，甚至毫无出身可言的平民得到了重用，成为“国家公务员”。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不拘一格用人才，所谓“英雄不问出处”。正是这种用人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世家大族。这样做虽然使得曹操帐下一时间猛将如云、谋士如雨，但导致的结果就是挤压了世家大族的生存空间，而且世家子弟的权利也得不到保障。你当的官再大，一旦退休就可能什么都不是。于是世家大族的意见很大。一直到曹操死，世家大族都明确表示不支持曹操想要把汉献帝一脚踢开的行为。
可能有人要问了：世家大族就那么牛吗？曹操这样的枭雄想办的事情世家大族一搅和就办不成了吗？还真是。
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士族或者豪门的势力就已经成为国与国之间弱肉强食之外的第二条外交道路。魏安釐王二十年(公元前257年），秦国围攻赵国邯郸，赵国想要向魏国求救。但赵国人并未去找魏王而是去找了信陵君。信陵君一番纵横捭阖，偷了魏国的虎符出兵解了邯郸的城下之围。这个故事叫作“窃符救赵”。现在想一想真是有点吓人，出兵这种重大的国际外交事件居然不通过魏国国君，而是通过魏国的所谓公子就直接操作了。这就相当于架空了国家领导人。这说明在这些封建国家中，豪门大族拥有可以撼动国家主权的力量。到了三国的时候，在前台表演英雄的虽然是曹操，但后台老板依然是各大门阀。虽然司马家族也是门阀的一员，但是从需要抱颍川领袖荀彧这条大腿的角度来说，他可能还不属于一流的门阀。
中国人离开贵族的时代已经太远了，可能不太能理解居然有一国君王想做而做不了的事情，尤其是这个君主还是那种乱世中的枭雄。曹丕登基后，在陈群的建议下颁布了《九品官人法》，也就是常说的九品中正制，就完美地解决了这个看似无解的问题。
汉代还没有科举制度，科举制度还要到五百年以后的隋朝才第一次出现，因此，在汉朝做官只能靠推荐。这个九品中正制把全国的官员从大到小分成九品，每一品设立中正，就是负责向朝廷推荐人才的官员，而且县里有县里的中正，郡上有郡上的中正。这个中正就厉害了，他的一句话就能决定一个人的人生。这种中正当然都是由各门阀所瓜分了。政治这种东西只有抱起团来才能发挥出气吞山河的力量，单个人的力量太渺小了。一开始可能还会有个把真正有能力的门阀以外的人才能进入官员序列，但慢慢地，中正推荐的就都是各大家族的子弟了，渐渐就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庶族”的局面。各大门阀把持了魏国的各大权力中枢，不在乎你有没有本事，只在乎你爸是谁。这在经济学理论里有一种说法，即劣币驱逐良币。如果你是颍川荀氏或者兖州司马氏，你是支持处处想排挤你、任用外来户的曹操呢，还是支持只任用自己人、把儿子外甥们的就业工作问题全都解决的曹丕呢？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从黄初年间《九品官人法》作为曹魏帝国选贤纳士的法律被明文规定下来后，那些号称汉室纯臣的人们纷纷上书，称汉朝国祚已尽，请曹丕禅位。当年面对曹操铮铮铁骨誓与汉室共存亡的，与苦口婆心劝曹丕赶紧废汉自立的是同一拨人。朝堂之上怎不令人感叹？所谓正义，所谓忠诚，无非是“利益”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