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运交华盖”

顺利完成文化接管工作后，夏衍在华东区文化工作中的领导地位得到了凸显。夏衍回忆说：“刚进城时，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与上海市委宣传部合为一套机构，我任副部长，部长是舒同。1950年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兼市政府文化局局长 ）。1952年夏，我又调华东局当宣传部副部长，当然也兼了许多挂名的职务——如华东文联主席、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 等等。” 但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夏衍整体上的工作态势却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发生了一个较大的转折。在此之后，不要说如同记者生涯十二年的那种舒心快意不可得，他甚至常常莫名地被推上全国性文艺斗争的风口浪尖。“偏右”成了党内对他的一个默认的判断。在那种时代政治氛围中，这种判断给夏衍带来了多大的精神压力是可以想见的。他因此感慨地说：“不止一位熟朋友说我五十岁以后就交上了‘华盖’运，但我不相信命运能支配一切。乔冠华对我说过：‘性格就是命运。’这对我说来似乎还有一点道理。”

到底是什么“性格”决定了夏衍后半生的“华盖”运呢？

表面上看起来，好开玩笑，有些文人的散漫习气，缺乏领导干部必要的身份意识（不但缺乏，并且不时对这种身份意识加以抗拒）等等是造成夏衍入城后与体制不够协调的那些个性所在。

夏衍对熟悉的老朋友有时不免说话随便。有一次在文艺界的集会上，他碰到赵丹，就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阿丹，看你这个样子，当小生的连胡子也不刮。”赵丹乐了，说：“你这位部长未免也管得太宽了。”夏衍觉得在老朋友面前端起架子“会显得见外”。“可是想不到这件事就不止一次受到了批评，说你现在是部长、局长，用这种态度对待非党人士（他们当时还没有入党），实在是太不庄重，有失身份。我不买账，辩了几句……当了执政党就一定要有‘架子’？这一点我一直想不通。”

李子云对夏衍最初的印象就显露出他性格与体制有些不大搭调的因素：

当负责带领我们这批小鬼的同志将我们介绍给他时，他既不象有的首长那样严肃而不苟言笑，也不象有的首长那样在和蔼之中显示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持重。他让我们觉得亲切而自然。他带着他所特有的微笑——从这微笑中我们感到他是喜欢年青人的——津津有味地望着我们、研究着我们，特别对我们几个穿着从国民党军队仓库中缴获来的不合身的大军装的女孩子诙谐地说：这几个是儿童团嘛。周围同志的笑声解除了我们初见首长的紧张与不安。

对于一些人来说，夏衍的这种性格是迷人的。但对一些惯坐机关、把本机关制定的各种条条框框奉若“圣经”的人来说，夏衍待人接物中习惯夹带着的笑声，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烦恼吧。

不过，性格与体制的不够协调，归根到底是表面的因素。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很大程度上可能更在于对自我个人价值决断的方面。就是说，对于内心深处的价值律令，某些人的性格可能比较容易妥协、融通乃至变异，而有些人则很难以放弃自己的坚持。还有些人非但不放弃自己的坚持，一有机会还要“反攻倒算”，宣扬自己的主张，哪怕自己所面对的对象是体制、是主流的意识形态。这是一种真正的“性格”，与我们平时所说的脾气是否煦良不一定有直接的联系。有些平时极为温顺的人，在内心价值选择当前会爆发出令人惊讶的力量，纵使遭受命运的残酷考验亦“虽九死其犹未悔”。

按照我们后来者的眼光来看，夏衍性格中与体制不相吻合的因素倒没有冲突到极端激烈的地步，甚至在相当程度上，他的这种对抗也不是自觉、有意识的，在相当程度上他也还愿意接受组织对于“自我”的改造。不过，和他的那些友人（如周扬）不同的是，他的这种“党员自我修养”的改造方面，从来也没有到真正放弃“自我”而甘心做一个“驯服工具”的地步，因此，每当执行上级指令而与现实、一般人情世故发生激烈冲突的时候，他就会对上级指令做出一定的修正甚至自行其是。

借助旁观者的视角，夏衍的这种性格特征能够被看得特别清楚。以下我们将征引黄源先生一段较长的回忆。在接管上海文化部门以及建国初的一段时间里，黄源与夏衍有较长一段工作的交集。对接管时期，黄源回忆说：

我们在上海军管会文化委员会所属的文艺处。任务是接管文化系统，包括教育系统的艺术部分。处长夏衍是一把手，二把手是于伶，三把手是我，四把手是钟敬之。当时分工，我是党组书记，管机关、常务。于伶和钟敬之接管电影部分。我接管音专与剧专，后划给华东文化部，还有文化机构，如新生活俱乐部，虹口日本人的电影院、大光明等不接收，私营的也不接收。除了接管外，还管戏改和音乐、美术。戏剧中话剧部分，归于伶管，但戏剧学校归我管。话剧演员很多是戏剧学校出来的。

夏衍是周扬派来主管上海和华东的文艺的。于伶一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主要是搞戏剧系统的地下工作。钟敬之也是北平派来的，让他去接管电影厂，电影厂的家当最大。

接管时总的指导思想是，在贯彻工农兵方向的同时，顾到上海的两个方面：一是上海有革命性和群众性的文化活功，如有歌咏活动，另一方面又有音专和剧专，是高级的艺术学校这两方面，过去有联系，也有脱节。我一方面照顾到专业性的特长，另一方面也重视和支持群众性的文化活动，不是使两方面脱节，而是使它们逐步结合。

接管工作也接受上海市委领导。当时刘晓是市委书记，夏衍是市委宣传部长，我是文艺处科长，姚臻 是宣传处科长。当时我生活在市委，最初我们吃饭是在市委食堂吃的。在接管上，于伶的地位排在我前面，但实质上，在文艺工作上是以我为中心的，我是党组书记。文艺口总的是舒同管，舒同有事，就找夏衍和我。每天有半天时间在市委，坐在那里，市委说：你们不要搞得头脑太热，坐在这里冷静一下。夏衍坐不住，外面工作非常之忙。

对军管结束后的一段时期，黄源回忆说：

华东局文艺方面的干部当时是这样：上海解放以后，周扬派了夏衍来统率华东，特别是上海的文艺工作。从30年代以来，周扬派和鲁迅派就有分歧，虽然同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但在文艺方面有传统的历史关系。而当时上海及华东，党的领导主要是华东局。华东局从抗日战争开始，在华东地区有一批党的干部，包括文艺干部。上海解放之后，在华东地区、在上海文艺方面掌握实权的，不是原来30年代周扬的系统，而是我、彭柏山、刘雪苇。我们三个人，都是从华东老解放区来的，刘雪苇还曾经到过延安，从延安转到华东局，后期就在华东局。解放初期，我是军管会文艺处的常务副处长，文艺处是掌握在我的手里的。因为当时中央有指示，新解放区的工作要以老区的人为主体。夏衍是地下党，没有到过解放区，不是老区的，所以老区的一套他不熟悉。夏衍的基础就是原来在上海抗日战争时期地下党的人，像于伶、钟敬之是上海抗战后到延安去的。我是上海军管会文艺处的，后来调到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当常务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刘雪苇是华东局的文艺处处长。夏衍在军管会时，是军管会文教委员会的副主任，文艺处处长，后来当上海市委的宣传部长。这时，我也是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文艺科长，姚臻是宣传科长，当时上海宣传部下面没有处。

在华东地区，我是在新四军系统历史最久的。当时决定撤销华东局，干部的安排有三个方向：一是调到中央，二是留在上海，三是安排到别的地方。夏衍就通过华东局宣传部向中央宣传部提出意见，把我调到浙江，主要负责文艺方面的工作。中央同意这个意见。所以，我到浙江来，是中宣部指定的，到浙江负责文艺工作。当时从浙江来说，也的确有这个需要。因为在华东几省看来，从解放初期开始，一直到华东局结束，浙江省在文艺方面的表现平平，而以它的历史地位来说，应该是华东几省中比较突出的。很明显，浙江缺乏比较内行的领导人。而夏衍调中央文化部当副部长。这样在上海是什么人呢？彭柏山当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上海的文艺方面，原来有华东局的一批人，华东局撤销了，这时夏衍安排的是什么人呢？是吴某。我当文艺处长时，他是副处长。在华东局宣传部时，夏衍就有这个想法了。我是文艺处处长，他把我调到文艺月报社，巴金当主编，我当副主编，实际把我调出文艺处。在文艺月报社时期，我同夏衍就有一次很大的争论。我调到文艺月报社后，要确定《文艺月报》的办刊方针。那时上海文联有一个党组，叶以群他们起草了一个方案，把《文艺月报》的出版方针定为宣扬爱国主义。当时宪法上已把我们的国家定为社会主义的了。党组讨论这个章程时，我说，爱国主义是要提的，但是前面还要加上社会主义，因为我们的国家在宪法上已提到社会主义了。当时在会上，夏衍不同意。他说，你写上社会主义，我们就要以社会主义的标准来检查你。你们想一想，像郭绍虞，他的文章来，我们总要发表吧，他的文章一定是社会主义的吗？所以，夏衍不同意写上社会主义。我坚持说，我们的国家已经定为社会主义的了，宪法上都已经规定了，应该写。于是进行表决。党组成员有七个人，除我一票外，其余都跟夏衍走，六票对一票。表决后，我说根据组织原则，我服从组织决定，保留个人意见。后来，华东局宣传部开扩大会议，在会上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我说了两件事：一是夏衍在审查《文艺月报》时保留了几篇文章，我把它抽掉了，其中就有魏金枝的一篇文章，中间有人性论的观点，夏衍没有看出来；再一点就是《文艺月报》的性质要不要提社会主义。《文艺月报》上还有一篇王××写的文章，是写抗美援朝战争的。我看了他的稿子后，对他说，你的稿子可以发表，你是写抗美援朝的这方面是好的，但是你的观点是小资产阶级的。他当面不响，这时夏衍到国外去了。夏衍回来，在文联召开的会议上（王××也参加了），对我大批，意思是说我讲王××是小资产阶级的，不团结人等。那天巴金也在座。巴金同我比较知己，他感到夏衍当着大家的面批我，觉得我的处境不妙。

在华东局宣传部扩大会议上，几个副部长都表态了。第一个表态的是陈其五，他说《文艺月报》的性质，当然要写上社会主义的。冯定、匡亚明、刘顺元，所有的宣传部长都表态了。记得这是扩大会议的最后一天，我作了专题发言，夏衍坐在那里听着。我讲的都有真凭实据，有方案、有材料，魏金枝的文章也在。这个会上，夏衍没有发言。这个会是扩大会，处一级的都参加了。吴某也参加了，本来这是一个文艺问题，他也应该表态的，但他没有吱声。

后来我调走了，调到了浙江。这件事还没有完。上海的电影系统以前一直是夏衍的阵地。当时上海市委对上海电影厂管不牢。后来柯庆施当市委书记，感觉到这个问题。陈其五对他说起过，以前黄源和夏衍关于要不要提社会主义的问题有过争论，这有文件可查。柯庆施就把文件调来看了，他说，黄源是正确的。于是马上打电话给浙江省委，叫我到上海去。我去时，柯庆施、陈丕显他们正在开会。是什么会我不清楚。在这个会议上，对我正式宣布说：你的论点是正确的，夏衍是错误的。……

我是属于新四军的老干部，所以从新四军来的一批人，我都是非常熟悉的。而夏衍却相反，在华东局宣传部，就他一个是从上海地下党调过来的，不是新四军的干部。夏衍也感到很为难的。几个掌权的人，如彭柏山接替我的华东文化部副部长职务，后来到上海市委当宣传部长。刘雪苇是华东局文艺处处长，彭柏山调到上海当宣传部长后，他接彭柏山的位置当华东文化部的副部长，我调到刘雪苇的位置当华东文艺处处长。夏衍原来也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彭柏山调到上海当宣传部长，他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夏衍不调走他不去。所以，把夏衍调到华东局宣传部。夏衍在华东局宣传部就是一个人，其余的人大都是新四军的。张春桥在华东局时，接替了《解放日报》总编的职务，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但是他在华东局宣传部的会议上没有什么表现。后来，柯庆施到上海当书记，张春桥才活跃起来的。因为，柯庆施在石家庄当书记时，张春桥就是《石家庄日报》的总编。所以，柯庆施来上海后，他同柯庆施建立了关系，实际上成了柯庆施的政治秘书。这时他和姚文元才起来。这是上海的情况。

黄源先生的这段回忆是很有趣的，有些只能说是他个人的印象而已。比如他再三说“周扬派了夏衍来统率华东”，简直有点让人难以理解。因为照一般的常理推断，周扬是根本没有这种权力的。再比如他以柯庆施的意见来证明自己立场的正确也很有意思。历史似乎早对这位“毛主席的好学生”在文艺战线上的消极作用作出了结论。

但黄源对夏衍的批评仍然极有参考价值。结合夏衍自身的回忆，黄源这段回忆可称为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对观性”文本，我们对于夏衍性格上“不识时务”的方面能有更好的认识。

在黄源的回忆中，我们能够看到突出的一点是：他对夏衍的批评、不满乃至不服，是源自于“新解放区的工作要以老区的人为主体。夏衍是地下党，没有到过解放区”这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建国初期，在各地的实际工作中，来自老区的干部与来自白区的干部相互间有些隔阂，来自老区的干部有优越感，来自白区的干部有一种“补课”“求进步”的心情，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精神状态。 但考察夏衍入城后的所作所为，却可以发现他没有受这种氛围太大的影响。他非但没有矮人一头的自觉，可能反而经常以自己“自三十年代以来”在文艺界工作的经验，自发地调整、修正各种不适应现代都市发展的老区的文化政策或观念。并且，由于自我这种精神上的优越感觉，他也就没有十分谨慎地学习、体会老区干部的组织原则和工作作风，即凡事向上级请示、汇报。在涉及一些可能较为敏感的立场问题、政策导向问题时，他“自作主张” 的场合是比较多的。这样，他在工作上就不免与日益左倾、官僚化的部分人士发生碰撞。因为夏衍和这些人士总的工作方向、目的是一致的，因此这种碰撞的烈度不一定很强。但由于这些碰撞实际上又发自于各人最深层的价值理念，并无关乎个人的脾气、私交等，夏衍因此又不免感觉到工作中掣肘的因素很多，“不顺”。

“拆字摊”风波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1950年夏衍曾作了一个决定：每星期五的晚上7时，在华东文联的会客厅，和文化界人士个别谈心，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有人用上海话说他是摆“拆字摊”。其实，这正是他联系知识分子的一种方式，夏衍也的确从中了解到在办公室很难知道的事情。但这个“拆字摊”摆开后不久，就有怪话出来了，说他是借此“讨好知识分子”。一个多月后，夏衍只好主动“收摊”。

夏衍为《新民报》写稿同样是一件引起非议的事情。

1946年夏衍就曾化名“朱儒”在它的《桅灯录》上发表过不少文章，解放后《新民报》一天也没有停刊。6月中旬，它还派人找到夏衍，要求他为《新民报》写稿。那时夏衍常躲在河南路、汉口路交叉路口的新闻出版处一间小房内办公。《新民报》的蒋文杰找到夏衍，说明来意后，夏衍爽快答应下来，而且答应写个专栏，取名《灯下闲话》。只有一个条件，替他保密，只可让赵超构一人知道。但发稿时，夏衍送来的文章却忘了署笔名，怎么办呢？蒋文杰只得问计于赵超构。赵说，用《桅灯录》的老笔名“朱儒”吧。见报后，夏衍打电话找到蒋文杰，说要用新笔名，不用“朱儒”（从第二篇起，用的新笔名有二三十个之多）。还说他只写六天，星期天休息。 但《灯下闲话》不可中断，只好让赵超构和蒋文杰轮流补写。赵超构作为一代杂文大家“林放”的笔名就在这时候开始使用。

夏衍是解放初期较早使用杂文文体大量写作的现代文学大家。他以欣喜的心情和明快的笔调，热情讴歌了新的时代和人民，表彰和阐扬在新社会蓬勃发展起来的新风尚。

在《刮目相看》一文中，作者以确凿的事实，历数上海解放几个月之后取得的重大成就，收效“如斯之宏”，再进一步坚持下去，跟共产党走，美蒋反动派的封锁必将被粉碎，而“上海繁荣如日东升”。文章对敌人的诬蔑置之一笑：“三个月前，我们听见过‘不出三个月，上海经济总崩溃’的谣言，如今这一谣言和‘蒋介石回上海过中秋’谣言的下场一样，昔日要看人民政府笑话的，今日被当作笑话来说，六月债，还得快。”

在《梅兰芳改装》《艺术家的路》等随笔中，作者又从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改穿中山装，从话剧演员舒绣文到部队深入生活，电影明星白杨辞退两家私营电影公司高价聘请，决定参加待遇很低的国营上海电影制片厂等事例，说明了文艺界正在思想感情上抛弃旧的包袱，在新社会里，一种催人奋进的、欣欣向荣的社会道德风尚正在蓬勃生长。

在《苛求无益》这篇杂文中，他不同意当时人们对京剧改革急于求成的观点，指出，由于京剧在上海这个畸形的都市里有了深久的历史，京剧工作者和他们所表演的艺术形式，除去原有的封建性之外，还受到半殖民地文化的影响，所以要把这种戏剧和从事这种戏剧的人在短时间内改造过来，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因此，他认为在改革中“应该多勉励，多引导，多提建设性意见，少苛求，少打击，少翻过去的旧账而作无益的人身攻击。只有爱护他们，帮助他们，才能改造他们，这是每一个从事领导和批评工作的朋友都应该注意的” 。

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夏衍这类杂文随笔，在鼓励人们克服困难，引导人们以社会主义思想原则指导生活和工作，发展文化事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夏衍也不是一贯正确。事实上，他也不可能不受到一些社会思潮对他的影响。当时党内不少人批评他“右倾”，其实现在看起来他还有“左”的倾向。《想起了梁漱溟》一文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梁漱溟这个人，今天看来，谁都知道这是一个十足的伪君子，但是二十年来，由于他的伪装进步，居然也骗取了广大知识分子对他的期许和信任。（下引一段1946年国共和谈时周恩来怒斥梁漱溟“伪君子”的故事，前已有述，从略——引者按。）到今年春天，国民党伪装求和的时候，他又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了“以前国民党要打，现在共产党要打”的谬论，当然，他用这谬论揭穿了他自己最后的一张皮子，露出了他反共反苏反人民的本性，结果，他就被民盟开除了盟籍。以后半年有余，人世间就久矣乎听不到他的枭声了。

重庆解放了，我想起看看他那尴尬的表情，不知道他今后会不会也来朱光潜那一手？

然而，对某些人来说，夏衍为《新民晚报》写稿本身，就是“右”了。他们抱定了一个很奇怪的偏见：私有制是要消灭的，所以共产党应该少与资产阶级分子打交道，而夏衍作为高干给一家私营报纸写稿，他的阶级立场站到哪儿去了？有的甚至说，夏衍别是贪图《新民晚报》的稿费吧？夏衍听了这后一种议论尤觉寒心，便终于在1950年中期搁笔不写了。

1952年夏衍搞的文化常识测验引发的争议就更大了。

按照夏衍的看法，解放初，干部文化素质偏低，“在当时的上海，不论是老区的或地下党的干部，有一个共同的弱点，这就是知识面太窄，而又缺乏自知之明” 。到了1952年，居然华东局宣传部还有的干部不知道上海有过公共租界，不知道“左联”“社联”这些党所领导的文化团体。夏衍认为，必须要改变这种情况，要在党的文化机关里培养起一种热爱学习的良好风气。1952年夏，预先打过招呼后，他在宣传部举行了一次处科级文艺干部的文化考试。考题为初中水平，诸如共同纲领、上海市人民代表会议、七届二中全会、印度的首都和太阳系的九大行星，鲁迅、郭沫若、茅盾的名著等等。结果，得80分以上的只有两人，不及格的竟占了70%，连“五四”运动发生在哪一年这样的问题，答对者也寥寥无几。

这件事本来也就这样过去了，夏衍用意只在触动一下人们的思想。但不料后来华东局整风的时候，居然有人慷慨陈词，说夏衍搞“测验”是“长知识分子的志气，灭工农干部的威风”。夏衍虽然不服，也只好承认“做法上有错误”。好在陈毅支持他。陈毅对夏衍说，搞这样一次测验是好的，但你们文化人办事就是小手小脚，要我来办，答卷上一定要署名（夏衍事先考虑到了被测者的“面子”问题，规定答卷一律不署名），测验的结果得公开发表，只有让他们丢一下脸，才能使他们知道自己的无知。

夏衍自承：这次文化常识测验是他“在上海时期最得罪人的一件事” 。事实上，这件事情何止是“得罪人”而已呢？对某些人来说，夏衍这种行为就像是宣战书：他要用文化、知识取代革命的资历与信念，来作为一种新的考察革命干部的标准。在许多人的意识深处，这种做法，既违背了自己革命行动至上的信念，也切实地侵犯了自我的个人利益。

黄源在回忆中提到的对夏衍另两个主要意见，即夏衍反对把“社会主义”当作衡量一切文艺作品的标准、以及他对“人性论”的偏爱，其实都和前述的夏衍对老区革命经验的态度相关。正因为夏衍自负对中国百姓现实的文化消费需要较为了解，他就不能轻易同意以一种理想观念上的标准来规约文艺作品的创作生产。因为这只能导致文艺创作的萎缩。也正因为他对于自己在《上海屋檐下》《芳草天涯》以来艺术创作上的自信，他知道任何脱离了人性探索的宣传只能是一种肤浅的宣传，革命终究不能解决人类的一切矛盾。再彻底的革命者在革命之外也一定会有其他的各种人生烦恼。

但这个时期的夏衍，当然还无法理解到：自己的个性在最深沉处与体制存在相当的扞格不入之处。但事实上，他所敬重的几位师友，早在1949年就善意地向他提点了这个问题：

在我陪苏联代表团回上海之前，李克农约廖承志、潘汉年和我到他家吃饭，谈了一些我们在桂林时期的往事。克农对我说，那时环境很坏，但是目标只有一个：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所以你可以像野马一样地蹦跳，可现在环境变了，当了执政党的领导干部，你这匹野马也得戴上轡头了。对这几句话我当时不太注意，认为我在桂林、香港工作时，基本上还是循规蹈矩，算不上“野马”。直到同年初冬，为了一件难办的事向陈总请示，他详细地指点了处理方法之后，忽然若有所感地笑着对我说，你别看我是个武人，我还是粗中有细的。办事要有锐气，同时也要有一点耐心。在复杂的环境中工作，你要记住两句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夏衍要在数十年后，几乎是在九死一生后，才能够品味这两位师长劝诫的背后所包蕴的巨大内涵。 但这时他已是一位年近耋耄的85岁的老人了！人生的波折及其感悟通常都具有这样的苍凉意味。

在上海，由于陈毅、谭震林、潘汉年等特殊的胸襟与见识，夏衍工作的锐气得到了最大的保护。尽管工作中不免很多不尽如人意的磕磕碰碰，但夏衍的工作理念，一般都能够得到实行。但当风暴从更高处袭来时，他们也是无能为力的。从这个角度说，他被卷入到《武训传》的批判风暴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dItGt5yK0/UBZKR4qphn4iRGdCaQQyGpxPhG5keZwVdGpANiGihIKWdefRFls5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