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化接管

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上，上海是一座具有特殊重要地位的现代都市：

开埠以后，上海以超常的速度膨胀、发展，人口在1900年超过100万，1915年超过200万，1930年突破300万大关，成为中国特大城市，远东第二大城市，也是仅次于伦敦、纽约、东京、柏林的世界第五大城市。……

经济方面，她是中国外贸中心，到抗日战争前，在外国对华进出口贸易和商业总额中占80%以上，直接对外贸易总值占全国50%以上。她是中国金融中心，到1930年代，拥有外国对华银行业投资80%的份额，设有中国几乎所有主要银行的总部。她是中国工业中心，是民族资本最为集中的地方，1933年民族工业资本占全国的40%，1948年工厂数、工人数占全国50%以上。

当然，不仅是在经济方面，在整个现代化社会的管理经验上，在文化教育事业方面，上海在全中国都占据着近乎是独一无二的重要地位 。比如，在20世纪的“20—30年代，上海的西学翻译著作，新文学、新文化著作的出版，都占全国出版总量60%以上”。比如，“上海的大学在数量和学科设置上是全国最多和最齐全的” 。上海一段时间里还是全中国的科研中心，“1948年中研院的13个研究所，其中有数学、化学、地质、动物、植物、医学、工学和心理等8个所在上海” （另五个所在南京）。自然，上海还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产业的大本营，其电影、戏剧、小说及其他通俗文化长时间引领了中国现代的文化风尚。“上海一直是中国电影的制作中心，是优秀电影人才和资金集中的地方，中国90%以上的电影摄制在这里进行，上海各大电影公司制作的电影，影响一直辐射到东南亚。在40年代以前，上海也是亚洲豪华电影院最多的城市，世界上许多人士把上海看作是‘东方的好莱坞’。”

因是之故，在上海战役打响之前，中共最高领导人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在北京召见了潘汉年、许涤新、夏衍，对这三位“老上海”交代了中央接管上海的基本思路与理念。

尽管国民党方面负责上海防务的汤恩伯夸下了海口，要把上海变成“东方斯大林格勒”“东方凡尔登”，要坚持二到三年直至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但各方都知道这类言谈不过是痴人说梦，完全不值一哂（事实上汤氏连两个星期都没有守到，他逃往台湾后因而就此失宠）。对于中共方面来说，攻下上海根本不是问题，甚至“军政双赢”、在保护基本市政设施的前提下完整地夺取上海，也不是什么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夺取上海后，怎样让这个代表中国最高现代化水平的国际都市保持既有的光华并迅速转到为新中国建设服务的轨道上来。

而对一切于中国新生政权心怀恶意或抱有某种蠢动之心的人来说，对中共即将到来的胜利也不再抱有非分之想了。但他们乐于设问：中共能够打下上海，但它能否管好上海呢？中共进入上海，能否恰当处理各种国际矛盾呢？再有，中共进驻上海后，它的颜色是否会被黄浦江水改变呢——解放军官兵们大多是没有见过大世面的“乡巴佬”，他们将很容易被上海滩五颜六色的霓虹灯晃花了双眼，这难道不是可以期望的事情吗？毕竟，国民党撤离大陆之前，所谓的“金圆券”改革等大伤了上海的元气。因此，它与中共真正的较量，是在中共进驻上海之后。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从各方面给了三人以原则性的指示。这其中，经济方面的事情是当务之急。因为解决不好“两白一黑”（米面，棉花及煤炭），上海将成为死城，解决不好上海各大工厂的生产资料的供应，上海依然将成为死城。夏衍后来回忆说：“1949年我和许涤新等从香港到北京，另接管上海，向毛主席请示，毛又一再讲要让上海的资本主义有一段发展的时期，还讲一定要把荣毅仁、刘鸿生留下来，因为他们比我们懂得管工厂。少奇同志也讲了同样的话，声明是中央的决策。”

这次觐见毛泽东也是夏衍一生中少数几次与毛的直接见面。会见中，夏衍于毛泽东与潘汉年熟稔的态度有点吃惊。毛在称呼潘的时候，也直接叫他的诨号“小开”。

显然，中央将夏衍召回上海，是要求他承担起文化方面的接管工作。这个工作也许不像军事、经济工作那么直接而首当其冲，但其中千头万绪、困难重重之处，也远远超出了今人的想象。这其中碍难之处就在于，上海知识分子、知名人士特别多。 他们中不少人政治立场、历史背景很复杂，可能既曾帮助过中共，也曾与中共兵戎相见。还有些人未必有什么真才实学，却有广泛之社会影响等等。对这些人只要有一个处理不够得当，就会产生持久的消极社会影响，即所谓的“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欢”。刘少奇在讲话中还批评了天津解放后忙于禁戏的过左的作风，指出：接管上海后，查禁“旧戏”务必谨慎 ——在各解放区中，华东解放区是查禁旧戏、厉行戏剧改革的先锋。刘少奇对天津的批评或有所指。

在充分领会中央精神后，潘汉年、夏衍、许涤新、周而复及著名民主人士盛丕华父子一行十多人，5月16日离京乘火车沿津浦线南下，居然走了一个多星期。途中他们还遇到了康生与毛岸英。康生时任山东省省长，对夏衍一行的态度很友好。5月23日傍晚，好不容易抵达丹阳（三野指挥部所在地）。这时上海战役已经接近尾声了（上海战役于5月12日发起）。他们一到丹阳，就立刻投入到了工作中。

负责迎接他们的，是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杨帆。杨帆早年在上海参加过左翼文艺运动，是潘汉年的老部下。杨帆安排他们先在一个临时招待所住下。第二天一早，他便带领潘、夏、许三人去见陈毅。

三野指挥部设在一座小洋房里，房子不大，但花木扶疏，环境幽静，像是一家地方绅士的别墅。到那儿的时候，二野、三野的领导同志正在开会，会场是一个旧式的长方形客厅，水曲柳拼花地板，铺着大幅地毯。邓小平、饶漱石、粟裕、宋任穷、曾山、刘晓、刘少文等领导人都在座。陈毅伏在一张方桌上签署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第一号布告。刘晓向他介绍潘、夏、许这三位新到的接管干部。潘汉年将出任新上海的副市长，夏衍任文教接管委员会副主任（陈毅兼主任），许涤新任财经接管委员会副主任。

陈毅身穿黄褐色军服，剃着光头，同他们一一用力地握手，笑着说：“你们几位香港客终于赶到了，等了你们好几天了。”5月下旬江南的天气，相当地热了。陈毅体胖怕热，拿着一把蒲扇，边扇边与他们自然地聊天，询问中央指示精神。这是夏衍第一次见到陈毅，深深地为这位诗人将军的热情、爽朗而洒脱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根据华东局的决定，陈毅任文教接管委员会的主任，由韦悫、夏衍、范长江、钱俊瑞任副主任。陈毅日理万机，这时还管不到文教接管方面的事情，范长江、钱俊瑞都还留在北平，未能及时到任，而韦悫是党外人士，许多事情不便插手，因而文教接管这摊子的工作基本上没动。夏衍到任后，带领于伶、黄源、陆万美等人，终于将文管会的工作实际开展起来了。

待夏衍回到临时招待所，天色已晚，接管委员会秘书长骆耕漠派来的一位同志却还等在那儿。他发给夏衍一套黄布军装，一枝手枪和一根皮带。穿上这套军服，就算入了伍。——正因为夏衍有正式入伍的经历，入城后按照供给制的原则，他被定为了“兵团级”干部。后来在干部定级的时候，陈毅亲自将他定为七级干部。

第二天一早，夏衍便去找舒同。舒同是三野的政治部主任，内定的华东局宣传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刚解放时，华东局与上海市委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夏衍党内的职务则是华东局、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因此，夏衍此次见舒，不光是礼节性的拜访，更有工作上、业务上请示、汇报的意思。

舒同待夏衍很客气，也问了中央对文教接管工作有无新的指示部署。但夏衍若提到具体工作之类，他却总是说，上海的事，还是请陈毅同志拿主意。给人的印象，好像陈毅管的事情，他就不大合适插手了。经过几年的接触，他终于认识到舒同“是一个纪律性很强，而生性懦弱的人” ，在饶漱石与陈毅长期的斗争过程中，他比较地倾向于饶一方，因此就不愿意与陈毅产生太多工作上的联系。舒同一口江西话，听得夏衍很费脑筋，而夏衍的浙江话舒同听起来也很累。但初次见面，两人又都想表现得热情客气一些。这是一件让人尴尬的事情。

正谈话中，潘汉年派人来通知，要夏衍立刻到陈毅同志处。他赶到的时候，已经有几个人拿着笔记本在听陈毅与潘汉年讲话。这几个都是军人，表情严肃，夏衍见了心中不免稍有迟疑。陈毅指着旁边的座位请他坐下。陈、潘两人说的乃是入城的纪律问题。送走了几位军人，陈毅笑着对夏衍说：“我们当兵的人讲话，交代任务，总是‘不许’、‘不准’、‘一定要’，等等，诸如此类。对你们文化人就不同了，请不要紧张。”说着，给夏衍递过了一枝香烟。

夏衍觉得身上的拘束劲儿一下子跑掉了。他笑了起来，自然地抽起烟来。

陈毅说：“今天下午就要向上海进军了，来不及详谈，要你来，只是告诉你，文管会我当主任，实际工作由你负责，我挂个名，是为了你工作的方便，我这个名字大约还可以压压那些不听话的人吧。”陈毅又告诫夏衍，韦悫先生是一位很有名望的进步人士，虽然他在文管会也是挂个名，但要尊重他，重要的事一定要听取他的意见。

由于还有国民党军队的残部在顽抗，夏衍一行直到27日上午10点左右才开进市区。文管会机关设在旧法租界霞飞路原国民党的市教育局。文管会的入城干部和上海地下党的唐守愚、姜椿芳、徐韬等人在会议室会了师，并按文化、教育、新闻等各大系统分了工。首要问题是《解放日报》的出版。夏衍匆匆与新闻处的干部计议了一番，便让于伶“坐镇”旧教育局，自己则要了一辆吉普车，赶回“重华新村”的家里。与家人一别已经有三个年头了，还像当年从事地下工作一样，夏衍回家只是报一个平安，看到家里无事，他也放了心。洗了一个澡，拿了几件替换衣服，傍晚就回到了霞飞路旧教育局。他原以为这不过是一件平常之极的事情，但不料却引起了文管会保卫干部的警惕。他们立刻向市公安局杨帆作了报告。

第二天一大早，杨帆便急急忙忙地找到夏衍，指着一个年轻的军人说：“这是小苗，今后他就是你的警卫员，出门一定得带着他，由他保护你的安全；有什么事都可以要他做，还给你一辆汽车。这是组织上决定的。”杨帆一本正经地说：“你不是一般的干部。你没有参加丹阳的干部集训，可能不知道，你是文管会副主任，是一个不小的目标。”他警告夏衍：国民党逃跑前，在上海埋伏了上千的特务。

随着岁月的流逝，“小苗”后来变成了“老苗”，但一直是夏衍的警卫员，忠心耿耿。

5月28日，自陈毅从赵祖康代市长手中接过旧市政府的印信后，上海市军管会的接管工作从此全面展开。夏衍也就步入了一生中最忙碌的一段时间：

从1949年5月上海解放到同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几个月，可以说在我的一生中，是任务最重，工作最忙的时期。除文管会副主任之外，我还当了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我又当了常务委员，分管文教工作，每天从凌晨到深夜，大会小会，会见文化艺术界人士，个别谈话和对新接管的文化单位安排工作。作了市委的宣传部长，还要经常到区委和群众团体作时事报告。

上海是各类知识分子集聚的中心地。用潘汉年的话来形容，上海文教方面的人才，占了全国的“半壁江山”。 举一些简单的数字吧：当时上海有大专院校26所，有教职员工2796人，学生8109人；中小学有503所，教职工5517人，学生176412人；新闻出版，实行接管和军管的单位有58个，从业人员2314人；文艺界，接管的单位12个，从业人员338人……在共和国成立之初，这些数字是极为可观的。特别是文化教育方面许多名重一时的代表人物此时都在上海，如吴有训、陈望道、周谷城、茅以升、金仲华、徐森玉、周予同、赵超构、巴金、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赵丹、石挥等等。对这些著名的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夏衍等人都应当一一登门拜访，而千万不能随便叫他们到机关来谈话。这些工作如要落到实处，文管会人员不过数十人，夏衍等人所做工作的繁重程度是可以想见的。

在当时的共产党干部中，夏衍是比较富有统战经验的一位。他来上海就任的时候，就做好了各方面的心理准备。但即使是这样，他一开始的时候对文管会的工作也有相当不能适应之处。比如夏衍曾经对上海滩过多的“文化名人”颇觉棘手。上海是个藏龙卧虎而又藏污纳垢的地方，既有真才实学的专家，也有沽名钓誉的所谓“名流”。但这种定性是一件非常复杂而极需慎重的事情。夏衍等人商议了好久，很难统一意见，便耍了一个“花招”，把一大堆名单推给了陈毅，由主任“钦定”那些“难以处理的知名人士”的性质。不料陈毅草草瞥了一眼名单，大而化之的一番话就把问题给彻底解决了：“你们提的这些认为难以处理的人，我听来都是有名人物、‘知名之士’。这些人，一不跟蒋介石去台湾，二不去香港，三不去美国，这就表明，他们还是有爱国心的。有爱国心，只要他们没有具体反共行动，都应该用，有的还可以重用，而且要考虑到他们生活上、学习上、研究工作中的具体问题。”

陈毅这种大而化之的工作作风，对知识分子的友善态度，极大鼓励了夏衍。从陈毅身上他学到了许多文化管理方面的基本经验。在他后来的人生中，他坚定发扬的就是陈毅（当然也包括周恩来）这种对知识分子的基本态度和立场。

陈毅处理问题往往是“大而化之”，但常常也能从“小处着手”。这方面夏衍也得到了他有益的教诲。进城以后，夏衍无论公私场合，一律都穿着公家发给的军装。神气是挺神气的，可庄严的军装穿在他这个从来只穿西装的人身上，便多少有点不伦不类的感觉。他后来的秘书李子云初次见到他时，就得到了一个奇怪的印象：

他与其他来自解放区的同志一样穿着粗土布的黄军装，但是，只有他戴着当时只是上海才有的玳瑁边眼镜，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皮鞋干干净净，脚上居然还穿着一双黑丝袜！——在1949年这简直令人惊讶。

不过，夏衍的这套行头如果说留给李子云这样刚参加工作的少女的印象是“令人惊讶”，那在他许多上海的老朋友的眼中，就成了身份差异的标志了。大家觉得亲切、随和的老夏与自己的距离一下子拉大了。这一点夏衍浑然无所感觉，还是陈毅首先为他点破。一次开完会后，离开的时候陈毅叫住了他：“老夏，你回去，把这套军服脱下，你这个文化人穿这套衣服有点滑稽！”

夏衍一时还没有明白过来，不知道为什么不让自己穿军装了。他有点茫然的说：“那好啊，不过，我只有西服和袍子。”

陈毅笑着说：“西服也可以嘛。老刘（指刘长胜）不是穿着西装在市委办公吗？”停了停，他又说，“我要你脱下军装，不单是为了滑稽的问题，因为你穿了这套服装，使过去和你在一起工作的人对你见外。你要记住，让这些人永远和从前一样把你当作自己的朋友。”

在陈毅、潘汉年及当时华东局各位领导人的支持与帮助下，夏衍的文管会工作进展顺利。1949年9月5日，他作为华东区的政协代表赴京出席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9月8日抵京。在京期间，他拜会了廖承志、李克农、郭沫若、周扬、阿英以及田汉、欧阳予倩、曹禺、金山、张瑞芳、黄苗子、郁风、丁瓒 等各位老朋友。他多次和周扬讨论电影方面的工作问题，还想把邵荃麟调到上海充实上海的文教干部队伍，但未果。 在阿英的带领下，他不止一次地逛了琉璃厂和隆福寺，从此与书画的收藏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也认识了许多新朋友，如梁思成、侯德榜、吴晗等。

这整一段日子，夏衍都沉浸在幸福之中。他们这一代人抛头颅、洒热血，在加入革命队伍的时候很少人期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见到革命的胜利。而共和国的成立，则将这事实活生生地摆在了他们的面前！这怎么不让人激动万分呢。当然，最幸福的莫过于10月1日这一天了。夏衍在日记中追记道：

10月1日　星期六　晨雨，后云转晴

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

上午10时半到车站欢迎苏联代表团法捷耶夫、西蒙诺夫等，红军歌舞团同来。我拍了照。

下午2时半到天安门城楼。一望之下，是一片红旗的海。这一场面，是先烈们用鲜红的血换取得来的。想起了郑汉先和庞大恩。3时15分毛主席宣告政府成立，朗诵公告，阅兵。

体息室中，恩来同志对我和丁玲说：“你们得描写这个场面，”但不约而同的回答：“语言太不够，太无力了。”后，他约刘晓和我谈了今后转外交部工作的问题。阅兵和游行到10时后才毕。

10月11日，夏衍偕萧三陪同以法捷耶夫为团长的苏联友好代表团由京赴沪访问。一行10月14日抵达上海。

这里值得提一笔的是，夏衍此番是以内定的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身份陪同访问的。虽说陈毅强行留住了夏衍（夏衍本人对上海的工作也有留恋），但其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挂名却一直保留着。这对夏衍在潘汉年事件后顺利脱离上海是有一定帮助的。 kQIDlw3FrPtVxPyEK7tuI+ymvx9Ivb1dWX4IHEIR3/wNIDpRQnPG1siUbiVD5l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