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迎接胜利

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的败势已趋明朗。许多进步人士为了躲避国民党当局的威逼与迫害，纷纷来到香港。也有些人不愿同国民党政府同遭覆顶的命运，纷纷到港寻求与共产党的接触机会。作为党在香港统战和情报战线的领导人之一，夏衍需要分出大量时间与许多进步人士如马寅初、章乃器、盛丕华、篑延芳、包达三等人会面、交谈，同时，还要捕捉每一个可能的机会，以扩大战线，充实中共的力量。这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当然是策反钱昌照与丁贵堂。夏衍1977年致邓小平的信中明确提到：“四八年我在香港策动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主任钱昌照起义，结果留下了资源委员会的全部资材、工程技术人员；四九年我策动上海关关长丁贵堂起义，结果保存了上海关的全部档案和财产。现在韩练成、钱昌照都在北京，可以调查。” 夏衍长期对自己这两大功绩都缄口不语。直到生命的晚期，他才对自己当年做过的这两件事作了一点简略的回忆：

一九四八年八九月间，有一次张骏祥同志（当时他也在香港）告诉我，说资委会的负责人钱昌照正在香港，准备到英国去讲学，他对当前的局势很悲观。钱昌照在重庆时期我就认识，他对文艺、话剧有兴趣，和张骏祥、张瑞芳等都很熟，为人正直，事业心很强，所以我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潘汉年——他当时代表华南分局领导香港工委的工作，四八年章汉夫调到天津去管外事之后，我是工委书记。汉年听了之后立刻对我说，这是一件大事，赶快通过张骏祥约钱昌照谈谈，尽可能劝他留下来，不要去英国，更不要去台湾，将来可以为新中国建设服务，资源委员会不仅在国内拥有大批美援物资，更重要的是他下面还有许多科技管理方面的人才，这是一个可遇难求的机会，你赶快去办。这样，我就通过张骏祥约钱一起在九龙山林道的“雄鸡酒家”吃饭。寒暄了几句之后，很自然地谈起了时局，我记得话是从金圆券谈起的，他毫不掩饰地表示了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颇有生不逢时之感，于是我们就对他做了一些“政治思想工作”，主要劝他不要悲观，新中国的建设肯定要大批科技管理人才。由于我还没有得到中央指示，当然不能谈具体问题，于是就由汉年把这件事向中央作了报告和请示（当时我们有两个地下电台，一在九龙，一在东江游击区），不到一星期就收到了周恩来同志回电，要我们劝钱昌照留在香港，并明确地指出，为了新中国的建设，我们希望资源委员会的工程技术人员都能留在大陆，为祖国服务。于是我就约了钱昌照在浅水湾第二次单独见面，这次我就开门见山地直说了，我说我们已接到周恩来副主席的电报，希望钱先生能为祖国的复兴效力。他开始有点意外，但很快就平静下来，于是我就讲了一通“大道理”，如革命不分先后，以及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等等，然后正式摊牌，我说：“周副主席希望钱先生留在香港，仰仗你的大力和内地的资源委员会的朋友们联系，只要能把美援物资和档案保护好，解放后不仅可以在原岗位工作，有些人还要特别借重，因为我们正缺少这方面的人才。”我讲得很坦率，并把我住址的电话告诉了他，随时可以联系。他很谦虚，说了些个人能力有限等等，但对周恩来同志要仰仗他的话似乎很感动，这是从语气中就可以察觉的。最后他说资源委员会在内地的人不少，但是人各有志，有些事也不好勉强。我说，这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了让他放心，我郑重地告诉他，这件事关系重大，所以不论在内地或者香港，我们一定绝对保密。这之后，他只和我通过一次电话，告诉我，他不去英国了，暂时留在香港，其他什么也没有说，但是大家心中有数，他不到英国去，留在香港，就表示他已经决定以后的方向了。……

我离开香港的时候，才把这件事告诉了乔冠华（我走后，乔接替我当了香港工委书记），要他负责和钱先生单线联系。大概是在五月中旬，当我们南下前夕，恩来同志忽然对我说：邵力子先生向党中央建议，认为钱昌照是个人才，一定要争取，所以恩来同志要我拟一份电报，要乔冠华立即安排，请钱先生早日回国。他大约是在五0年回到北平的，这之前，他是不是到过上海，我不知道，但他对上海资委会的人已经作了交代，这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上海解放后不久，就有一位资源委员会在上海的负责人（这位先生姓沈，名字记不起了）来和我联系，说资委会的全部物资和档案已经按照钱先生的安排，全部保留下来了，绝大部分干部都没有走，但是也还是有一些人被迫或者自愿地到台湾去了。从四九年到五五年，汉年和我都在上海工作。和钱先生没有联系，直到五五年我到文化部工作之后，才有见面的机会。“文革”之后，他同情我的遭遇，来往就更多了，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直到他去世之前，他和他的夫人几乎每个月都来看我一次。

钱昌照与资委会主任孙越崎一起，为资委会的起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资委会所属的煤炭、钢铁、石油、有色金属、机械、化工、电力、水泥、造纸等一大批大型企业，所属八十余万职工，三万余各种管理人才，几乎全部留在了大陆。对于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这是一笔难以估量的财富。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表扬潘、夏等人的工作时说，他们等于策反了一个重工业部。

张骏祥的弟弟张驭祥这时正在上海的资委会任职。他后来回忆说：“大学毕业后学校保送我到资源委员会上海石油公司工作。上海解放前夕资源委员会下令职工陆续迁往台湾，我也正在整装待发，但突然间调迁人员的事‘刹车’，已调去的人又回来了。这一措施挽救了资源委员会下属多少人员免受海峡两岸几十年分离之苦，也使大批专业人才留在大陆为解放后的国家建设做出贡献。”

关于丁贵堂的起义，夏衍回忆说：

上海海关关长丁贵堂的起义，说来似乎有一点偶然性，话得从抗战初期说起，“八一三”之后，上海海关的一批爱国青年组织了一个“海关长征团”，用歌咏、话剧、活报剧等等宣传团结抗战，性质相当于一个文工团，一共有二十几个人。这个团的负责人是叶厥荪，团员有邓爱珠、蔡鸿斡、陈琼瓒等，后来在上海牺牲的茅丽瑛，也参加过这个团。一九三八年夏，这个团到广州演出，叶厥荪到《救亡日报》来找我要我给他们作一次时事报告。这样我就和这个团发生了工作上的联系，同年十月广州沦陷，长征团解散，有的人经我介绍去了延安，有的人则在大后方人自为战。三九年或四〇年，陈琼瓒曾到桂林找过我，我给他介绍了工作，我和他们没有深交，当时大家都很忙，我对这件事也就渐渐从记忆中淡忘了。可是八九年之后，一九四八年冬，我在香港工作，陈琼瓒忽然从上海秘密到香港，到《华商报》来找我，说他是得到上海海关关长丁贵堂的同意，特地到香港来找共产党的。他说：上海海关有悠久的历史，现在还完整地保存着一百多年的档案，一笔可观的库存，和许许多多爱国的、有经验的职工干部，国民党方面正在强迫他们去台湾，所以争取丁贵堂起义是十分必要的。那时已经是淮海战役之后，连云南的卢汉、龙云，四川军和西北军的头面人物，也已经纷纷派人到香港和我们拉关系了，丁贵堂要寻找出路，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我问陈有没有把握？他说丁有威信，为人正直，从你认识的“海关长征团”的同人也可以知道，绝大多数海关职工是爱国的，所以只要有丁关长下决心，起义是完全有把握的。我立即向潘汉年作了报告，他喜出望外，说这是一笔“意外之财”，于是当天就向中央请示，并很快得到了恩来同志的很明确的指示，就是只要把全部档案和物资保留下来，上海解放后仍由丁贵堂任关长，起义的干部职工原职原薪不变，这样，事情很快就解决了。知道这事的只有潘汉年、许涤新和我三个人。上海解放后，许涤新（他是财经接管委员会副主任）就和丁贵堂接上了头。后来我才知道，陈琼瓒是丁贵堂的亲戚（有人说他是丁的外甥），所以事情进行得顺利。

至于1949年11月香港的“两航起义”，夏衍曾多次表态：策反“两航”是潘汉年的功劳，他与此事无关。但在实际上，事情并不完全如他所说的那样。吕吉是桂林广西艺术馆的女演员，后来嫁给了中航公司飞行员周文骏。周、吕夫妇很尊重夏衍，结婚的时候曾请他当证婚人，后来双方也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关于“两航起义”，吕吉回忆说：

1948年12月，文骏又被中航公司调去香港。我们在香港与夏公重逢。夏公说：“嗳，周文骏，飞一架民航飞机回大陆去如何？如今大陆还没有民航客机。”夏公经常动员周文骏起义，我也就积极劝周文骏起义，将飞机飞回大陆。在夏公的教育下，1949年11月9日，周文骏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参加了香港的“两航起义”，回归祖国 。

可见夏衍与“两航起义”并非全无关系。

这里值得提一笔的还有夏衍对于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关心和帮助。台盟成立后，夏衍经常做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从思想上乃至语言文字表达上提高自己的水平。当时台盟宣传工作的负责人苏新曾满怀感激地说，夏衍最大的帮助是使台盟诸同志认识到，“台湾命运离不开中国的命运，台湾的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因此必须首先从全中国全局的角度来考虑，然后再来考虑台湾的具体问题” 。

1947年9月，台独头目廖文毅曾表示愿与台盟合作，还愿意为台盟的新台湾出版社提供出版经费。条件是《新台湾》要刊发他们的文章，宣传“台湾的地位要由联合国主持，台湾人民投票来决定”这类鼓吹“台独”的观点。主编苏新感到有些为难，于是向夏衍请教。夏衍明确地告诉他：“台湾的地位在1945年台湾的受降典礼时归返给中国就确定了，怎么能说地位未定呢？这种文章如果登了，《新台湾》要变成什么样的杂志呢？至于具体的处理办法还请苏先生再与廖文毅谈一谈，看看是不是暂时先不要这么提，先集中力量来讲台湾人民所受的压迫，台湾人民要当家做主的问题。但我怀疑他们的诚意。”

苏新于是依此行事，果然谈不拢。台独分子的一次阴谋就这样被击退了。

1948年11月，夏衍集中精力处理他在解放前一段最紧张、最复杂的工作——将留居在香港的或由国统区转道来到香港的大批民主人士安全地送往解放区。

1948年5月，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中，发出了响亮的号召：“各民主党派、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个口号迅速得到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和文化界著名人士的积极响应。《华商报》还及时刊出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的响应电。

同年11月，东北大局已定，华北指日可下，护送在港民主人士北上的时机已经成熟。香港分局为此作了艰苦细致的准备工作，为此还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负责人是潘汉年、许涤新、饶彰风和夏衍。潘、许负责经费——主要是租船，夏衍分管与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联系，饶彰风则带领杨奇、杜宣、赵讽、陈紫秋等人负责具体事宜。 这项工作关系重大，又很急迫，因此，人们就不难明白，夏衍为什么忽然中断了在《群众》上的《蜗楼随笔》专栏。他实在是分身无术了。

兵贵神速，11月23日，郭沫若等人就率先登上北上大连的货轮。郭沫若的《洪波曲》这时正在《华商报》上连载，为了掩人耳目，临走前，他特地多写了一些章节留下。因此，《洪波曲》的连载直到12月5日才结束。

韩练成的活动终于引起了国民党方面的深刻怀疑，继续潜伏在国民党内部已极不安全。此时他也脱身来到香港，还是单线联系了夏衍。潘汉年、夏衍极隐秘地安排他和郭沫若等同船离港，未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郭沫若等头一二批客人走得悄无声息，没有惊动国民党当局和港英政府。然而到1948年底，李济深动身北上之前，气氛却陡然紧张了起来。李济深的身份不同，他是老桂系的领袖，在广粤一带享有极高的声望。正在向蒋介石夺权的李宗仁、白崇禧，是很想打他这块牌子的。蒋介石对这位老对手当然也是很不放心的，他不愿新、老桂系结成联盟，更不愿意看到李济深与共产党合作。港英政府对李济深的动向也很关注，甚至还在他的住宅对门租了一层楼，派了特工人员专门监视李的行动。因此，李济深动身北上要瞒过所有方面的监视，非常困难。

潘汉年、夏衍等对这个情况进行讨论后，经反复计议，决定施展金蝉脱壳的妙计，让反动派们空忙一场。12月26日这天晚上，李济深在家宴客。几位熟朋友（事先都已打过招呼）到齐后，便推杯换盏地喝起酒来了。李故意只穿一件小夹袄，把外衣挂在客厅的衣架上。对门的特工人员用望远镜监视，只见杯盏狼藉，李济深在开怀畅饮，因此也就不大理会。正当宴会热热闹闹进行着的时候，李济深离席，外衣仍然挂在衣架上。他先到厕所转了一转，随即悄悄地出了家门，在二十米远的地方，坐上了一辆刚到达那里等候他的小汽车。车子直接把他送到《华商报》董事长邓文钊家里。方方（香港分局书记）、连贯、饶彰风等人已等在那里。与他同行的沈钧儒、马叙伦、章乃器、朱蕴山、邓初民、彭泽民、梅龚彬等七人也已先期到达。

当晚9时，护送人员杨奇先行离开，回到湾仔饭店。他在海边雇好一艘小汽船，把前几天已集中到六国饭店的李济深等人的行李搬到汽船上后，就立即打电话到邓文钊家，用暗语说明情况正常，一切按原计划行事。当下，由饶彰风用两辆汽车把李济深等送到停泊小汽船的岸边，再由周而复和杨奇护送他们到海上，登上了停泊在那里的苏联货船“阿尔丹”号。海员们热情地把他们安置在自己的卧室。次日清晨，“阿尔丹”号的船长还把他们请到船长室，待通过港英水师的检查再露面。

“阿尔丹”号终于拔锚起航了。在电话机旁已经守候了一夜的潘汉年和夏衍终于宽慰地听到了杨奇用暗语向他们报告好消息：“船开了，货放在大副房间里，英姑娘没有来送行。”

等到白崇禧派出大员，手持他的亲笔信赶到香港，请李济深去武汉“主持大计”的时候，李济深离开香港已十余日了。

1949年1月7日，叶圣陶以游台北的名义，秘密离开上海。实际上，他只到台北游玩了一天，11日便突然来到香港，12日，夏衍就赶到叶圣陶暂住的九龙德邻公寓，看望这位老朋友。叶圣陶北上的时间拖得比较久。因为到了2月中旬，郑振铎等人才陆续到港。这期间，夏衍常常陪伴着柳亚子、叶圣陶、陈叔通等人谈话、聊天。这时大家完全是以平等态度相处，有批评，有赞扬，均直言无忌。

郑振铎2月19日到港，夏衍即着手准备这批文化人北上事宜。2月25日，他秘密通知郑振铎、叶圣陶、柳亚子、陈叔通一批二十七人迁至大中华旅馆住宿。26日，又通知他们迁往大同旅馆。至27日晚，这批民主人士终于登上了北上的苏联货船。为了安全起见，所有人全部化装潜行，叶圣陶分到了一个在船上干活的管舱员职务。

2月28日，船离香港。叶圣陶记下了自己的欣悦心情：“北上的二十七人中，民主人士有柳亚子、陈叔通、马寅初、俞寰澄、张纲伯诸位老前辈，文化界人士有郑振铎、宋云彬、傅彬然、曹禺诸位老朋友，还有新相识的好多位。大多数已年过半百，可是兴奋的心情却还像青年。因为大家看得清楚，中国即将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并且认为，这一回航海决非寻常的旅行，而是去参与一项极其伟大的工作。”

从1948年11月到1949年3月，潘、夏、许、饶等先后组织了三百五十余名知名人士的回归。这期间，他们做了大量艰辛的幕后工作，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使北上的人们都能理解到，“中国即将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这期间，除了护送民主人士的工作，夏衍另外承担的一个任务是要组织更多的电影人北上加入人民阵线。1948年11月21日，周恩来和陆定一一起致电夏衍：望从港、沪调集电影人才前来，在上海的有蔡楚生、司徒慧敏、郑君里、史东山、陈白尘、孙坚白、耿震、王为一、徐韬（以上编导演员）、辛汉文（化装）、舒模、盛家伦（以上音乐）；在香港的有章泯、瞿白音、王逸（以上导演）、特伟、丁聪（以上美术）、伍华（摄影）。其他未提名者及摄影、布景、录音、拷贝、洗片、剪接与机器制造人员，能来者亦望约来。 从上述各人在建国后的活动情况来看，夏衍很好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1949年初，金山来到了香港。夏衍不见他，已有三年多了。还是在抗战刚刚结束的时候，金山有一天忽然找到夏衍，说他即将出关去接收长春伪满洲映画株式会社，还要出任国民党方面的官职。他这样做，肯定会遭到朋友的唾骂。他要夏衍千万不要出面替他辩护。夏衍一听，就明白了金山这番话的意思。他也不能再多说些什么，紧紧握了握金山的手，就此别过。

这回，金山的身份已经很明确了，他是同周恩来直接联系的秘密党员。自然，他的身份夏衍猜也可以猜想得到。国共即将和谈，他将以“中国航运公会董事长代表”的身份，出席国共和谈。

他向潘汉年和夏衍介绍了骆清华。他说，骆是他的关系，很熟悉上海、广州方面旧的党政机构情况，愿意在上海、广州解放后帮助搞接收工作。潘和夏对骆的即将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1949年4月1日，国共和谈开始。不管这次和谈的最终结果如何，蒋介石大势已去。这一点蒋介石也是十分清楚的，但还要做一些垂死前的挣扎。远在昆明的龙云，一时间成了热点人物。

龙云，是昔年的“云南王”，1945年抗战胜利后不久，即被蒋介石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软禁起来。他为了不被蒋介石挟持到台湾做张学良第二，终于在1948年的岁末，在陈纳德和陈香梅夫妇的帮助下逃出樊笼，抵达香港。到香港后，方方、潘汉年、夏衍都曾奉命拜访他。他对共产党方面的态度也很好，与潘、夏等人一直保持密切接触。

国共和谈开始后，蒋介石躲在浙江奉化溪口，策划所谓“大西南联防战略”，并制造谣言四处风传：“龙云即将出山，协助政府。”蒋介石的阴险伎俩大大激怒了龙云。在潘汉年和夏衍的邀请下，龙云4月11日毅然在浅水湾宅邸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这次招待会上，龙云义愤填膺地揭露了蒋介石，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决裂。

进入到1949年的4月，可谓大局已定。夏衍作为香港工委书记（1948年年底，章汉夫回内地，夏衍继任书记），则还有许多迎接解放的工作需要组织。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攻陷南京后，夏衍领导的香港工委即举办了庆祝酒会。工委在此期间还组织文化界人士学习、演出《白毛女》。英国殖民当局破例没有干涉这些庆祝活动。——但殖民当局牢记了夏衍等人让他们丢尽脸面的种种事情，后来作为报复，夏衍出国过境时，他们就在签证等问题上尽力制造了一些麻烦。当然这是徒劳的。

革命战争的局势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为进攻和接管上海做好准备，党中央4月底决定将潘汉年、夏衍、许涤新召回北平。潘、夏、许三人都是“老上海”了。

4月28日，潘汉年、夏衍、许涤新、沈宁（她于1947年来到香港）登上了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小货轮东方号。船内装满了货物，舱内有几个旅客居住的小房。船上旅客很少，除了潘、夏等四人外，只有两个越南女青年，还有香港达德学院的一对副教授夫妇。环境安静，没有一般客船的喧闹嘈杂。船头还有一个设备很好的餐厅，每天都能供应西餐。潘、许等人久在大城市里工作，每天吃西餐，也没有什么不习惯的。可细心的许涤新发现夏衍每天吃饭之前，总有点面露难色。问他为什么，夏衍告诉说，1935年在白俄的一间房子里隐蔽了三个月，几乎天天吃西餐，有点儿吃怕了。许涤新听了哈哈大笑。

夏衍登车、登船、登飞机来回往返，旅途颠簸，已经习以为常。可是哪一回和这次的心情都不一样。一种欢畅、坦荡，又有些许憧憬的冲动，他好久好久没有感觉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