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自1945年9月至1946年9月，夏衍的工作关系始终处在一种较为动荡的状态。笔者猜测这和周恩来对他未来工作重心的安排发生了变化有关系。直到1945年12月，周恩来对国共关系的判断还是“相当长时期内一时偏和，一时偏战。和中酝酿战，战中酝酿和”。他认为重庆一带的工作还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建议恢复中共南方中央局（或名重庆中央局），由董必武（书记）、王若飞（副书记）、刘少文、徐冰、华岗、钱瑛、钱之光、潘梓年、熊瑾玎为委员，章汉夫、王世英、童小鹏、王炳南、许涤新、张友渔、夏衍为候补委员，领导国统区工作。”
可见在周恩来原初的设想中夏衍还是应当回到重庆搞上层文化统战工作的。但形势变化很快。1946年5月以前，周恩来的全部工作重心就早已转移至南京、上海一带了。夏衍留在上海对开展文化战线的统战工作作用更大。这其中，或许还有将韩练成引见给董必武这样的秘密工作。
但作为一个知名的公开共产党员身份的人士，夏衍久留上海也不是办法，可能还有危险。这时，周恩来以其过人的才智及战略判断能力，预判南洋及香港一带未来将成为一个工作重心，于是，他将夏衍派往这一带，希望他能打开这一带文化界及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局面。
1946年10月30，夏衍与潘汉年董慧夫妇一起，飞往香港。其任务是“加强在香港的情报活动；对民主党派在香港的上层人士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参加香港地方党派的有关工作方针、政策研讨会议和情报汇报工作”
。夏衍的工作职务是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成员、南方分局（中共中央香港分局，1949年2月改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成员、香港文委书记。
9月4日离开南京的时候，周恩来指示夏衍：南洋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已安全回到了新加坡，近期内，有必要前往南洋，向陈嘉庚等人转达党中央对他们的关怀，向他们通报国共和谈破裂后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同时，了解抗战时期流散在东南亚一带文化工作者的情况。同日，周恩来电告方方、林平：“夏衍受特务注意，我已着他到香港，由他向你们转告中央关于南方统战、宣传、文化工作的意见。”
因此，一到香港，夏衍就着手办理前往南洋的事宜。但此时英国正着手重新接管新加坡，自然不会欢迎夏衍这样著名的共产党人进入辖区。他们百般阻挠、推搪。为了那张签证，夏衍在香港足足等了四五个月。夏衍暂时走不了，但南洋的工作不能就此搁置起来。经过与冯乃超、饶彰风、周而复等人商议，他决定，将此时在广州遭受迫害的抗敌演剧队五队与七队，合并为一个大型的文艺团体——“中华歌舞剧艺社”（简称“中艺”），并将它调至香港。稍作准备后，即令它先行开赴南洋，开展文艺宣传。
在宣告剧社成立的这一天，夏衍到九龙青山道来探望大家。当听说他们为剧社起的名称是中国剧艺社时，他表示这个名称不全面，要他们加上“歌舞”两个字，要做到演出形式多样化。他还向大家解释了在当时的形势下，组织剧团的必要性，介绍了30年代左翼剧运的革命传统，指出只要紧密团结，努力奋战，就能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为进步文化事业作出贡献，包括在经济上的贡献。
“中艺”由吴荻舟、丁波担任正副社长。夏衍与冯乃超商量，派这样一支文艺团体远征南洋，党的力量是很重要的。原来演剧队五队和七队来港的党员不过三人，夏、冯便又抓紧时间发展了六位社员入党，还成立了“中艺”的党支部，并决定由丁波任支部书记。
到南洋巡回演出，节目的准备是个大问题。“中艺”原定排演陈白尘的《升官图》，夏衍闻讯后即通知吴荻舟与丁波去《华商报》社。他郑重地说：“《升官图》是个好戏，但到南洋去演出不合适，那里有国民党大使馆，有国民党特别党部，在群众中有左、中、右三派，左派看了一定热烈鼓掌，右派看了会拂袖而去，中间派看了也不会高兴，建议你们改排其他节目。”
吴、丁表示接受夏衍的意见，回去与团里其他负责人商议之后，便改排了吴祖光的《牛郎织女》。但不料《牛郎织女》剧在香港试着公演后，观众并不踊跃，连演了四场，上座率只有四成。团内的矛盾激化了起来，个别人闹着撂挑子，嚷嚷说：“不干了。”
夏衍知道后甚为忧虑，亲自赶到“中艺”，召集社里骨干开了一次会。在会上，夏衍严肃地指出：“上个戏是理事会决定的，也是大会通过的，现在失败了，五七两队之间互相埋怨、指责，这是错误的，这是一个团结问题。两队刚刚合在一起，还没有去南洋就闹团结问题，这怎么是好？应该好好总结，找出失败原因。至于排什么节目，理事会讨论后再作决定。”
夏公动怒了！团内几位闹意气的人冷静了下来。经过认真的检讨、反思，“中艺”又排演了一台歌舞剧《中国人民悲欢曲》，主要内容是宣传抗战胜利和战后百姓生活陷入痛苦，呼唤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内战，反对独裁。这台晚会以冼星海的《新年大合唱》为主体，加上一批音乐舞蹈节目，如独唱《丈夫去当兵》（将参加抗战的词改为反对内战）、《朱大嫂送鸡蛋》，合唱《古怪歌》，舞蹈《青春舞》等，这些内容新颖，形式活泼，具有民族特色的歌舞节目，在港公演后非常叫座。
夏衍观后表示很满意，但他又恳切地指出：“这套节目形式上有歌有舞，多姿多彩，很好。可是内容还值得斟酌，一些口号注意不要提得太高，否则会脱离中间阶层，到南洋是不行的。”“中艺”接受了夏衍的意见，作了些修改。后来到南洋，《中国人民悲欢曲》果然成了盛演不衰的保留节目。
1946年底，“中艺”通过安达公司庄世平经理的斡旋，获得了前往南洋的演出合同。夏衍代表文委领导，对他们表示了祝贺，同时又提醒“中艺”的社员：广大华侨在国外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歧视，他们大都是热爱祖国关心祖国的，因此你们到南洋，一定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宣传祖国文化艺术，特别是新兴文化艺术；也要适当配合国内民主运动，宣传民主，反对独裁，宣传和平，反对内战，但一定要注意各地形势。你们是职业剧社，侨胞就是你们的衣食父母，所以艺术形式上要有歌有舞有剧，多姿多彩；还要尽可能组织力量，创作反映此时此地的节目，争取更多观众。党是没有力量从经济上支援你们的，你们要作好自力更生、自食其力的思想准备。
“中艺”的同人们牢牢记住了夏衍这一番话，后来他们果然成了一支活跃在南洋的为广大华侨所热爱的进步文艺团体。“中艺”在南洋的演出历时三年，先后演出了二十几套节目，共演出二百六十六场，总计观众达三十三万余人次。
“中艺”走后，夏衍仍在香港滞留了三个月左右。这段时间他参加了《华商报》复刊后的社论委员会，并在该报上撰写杂文随笔。直到1947年2月，好不容易用化名（护照名“许乃昌”）申请到了“入境证”。2月19日，夏衍、陆浮一行搭乘丰庆号轮船，从香港英皇道出发，转道西贡，前往新加坡。途中风浪甚大，船行甚缓。途中无聊，夏衍重读《水浒》，“对高俅发迹经过，深感兴趣”。
2月24日抵达西贡。因为船中有人感染时疫而亡，西贡法国殖民者不许船上的人下船。夏衍又一次充分感受到殖民者的蛮横无理。直到3月2日，轮船才驶离西贡。3月5日一早，轮船终于抵达新加坡。沈兹九、唐瑜、林枫等亲至码头迎接。由于轮船上有偷渡者，直到下午2时，夏衍一行才获登岸。
下船后不久，胡愈之便前来探望。夏衍此次来到新加坡，主要的合作对象就是《南侨日报》。《南侨日报》是陈嘉庚出资创办的一家进步华侨报纸。他自任董事长，胡愈之任社长，张楚昆任总经理。夏衍和陆浮此次来南洋，首先要找的人就是胡愈之。夏衍《新加坡日记》的记叙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3月5日 晴 抵星
……
下午2时登岸，暂寓天一景，3时愈之来谈，至林宅晚饭后至报社，参观一周，楚琨兄来，至大世界品茗，10时半归。
3月6日 晴
与愈、奇、浮午餐于天一景五楼。
下午至报社，补阅报纸，旋搬至愈之寓，与阿朗、林枫同室。
3月8日 妇女节
南侨编辑部同人约餐于大同，作简单讲话，下午与唐游马路，晚餐后与唐、林观The man who came to dinner。
上午访陈嘉庚，谈一小时，他颇关心国内文化人安全，并问K将领为什么不反战。11时，访楚琨。
3月9日
与愈之谈南洋情况
“南洋人物”
一、陈马六甲—神秘人物
二、苏加诺
二、哈达
四、莱特
五、安山
六、胡志明
马来亚问题，土地问题—苏丹（土地）
回教特征：不得放高利贷
土地公有
三大民族—华侨—祖国
印度—独立
马来—印尼
白皮书—黄皮书
英国政府两次改变
华侨对英白皮书
马共见解
在胡愈之的帮助下，夏衍较快地了解了南洋一代华侨活动的基本情况，也很顺利地得到了与陈嘉庚会面的机会。在与陈嘉庚的会谈中，夏衍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向他详细介绍了国共和谈破裂后国内的局势、共产党的方针策略等。1940年在桂林的时候，夏衍与陈嘉庚有过一面之缘。《救亡日报》同人的埋头苦干和报社业务的蒸蒸日上曾给陈嘉庚留下过好感。
夏衍告诉陈嘉庚，他这次来南洋，还负有一个使命，即通过《南侨日报》为《华商报》发起一个募捐运动。夏衍说：这回《华商报》募款，不再向侨领们伸手，而是面向广大爱国侨胞。募集而来的钱款，不管是几元还是几分，都逐日在《南侨日报》和《华商报》上公布。
陈嘉庚同意了夏衍的设想。于是，夏衍和陆浮暂时便在新加坡落下了脚。除了为“香港民主和平文化事业基金”募款外，夏衍就协助胡愈之主持《南侨日报》的编务，撰写不署名的社论，也在“星期杂话”“每日话题”和“南风”副刊撰写专论和杂文。
夏衍到新加坡后不久，解放军就撤离了延安。自然，在某些人眼中，国共双方斗争成败就此分出了胜负。当局方面的势力一时趾高气扬了起来，中立及左翼人士却感到忧虑。夏衍与胡愈之一起，共同分析时局动态与中共战略，并应胡愈之之请，写了《延安失守后的形势》，分析了此时国内战场上国共双方的态势，预言国民党拿下延安其实是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必将步步被动，以至走向崩溃。此后，夏衍便根据版面消息，联系实际，每日或两日一篇地撰写社论。《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抗议无法无天的暴行》《论东北战场》《马歇尔着急了》《造谣者毙于谣》《杜鲁门到哪里去》《论民意测验》《华侨不会再受骗了》《世界大战不会立即爆发》等，这些时评将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罪行，将美国助长中国内战、促使中国殖民地化的政策公诸于众，揭示解放战争的正义性质及其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文章不提空洞口号，用事实说话，以不可辩驳的论据紧紧吸引读者，将复杂的问题分析得简单明了，因而赢得广大侨胞欣然首肯。
与此同时，夏衍还在胡愈之主编的《风下》周刊上发表了一些篇幅不长的杂文随笔，如《立场与看法》《作剧的技巧》《香港的民主事业》等，多从思想文化修养着笔，颇为青年人欢迎。
这期间，夏衍比较广泛地接触了华侨社会各界。侨胞的爱国热情使他深受感动和教育。《南洋日报》举办过一次民意测验，结果发现当时的华侨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不愿意放弃中国国籍。他们最关心的就是祖国的命运。当他们得知反映国内真实情况的报纸——《华商报》，面临着经济上的困厄和威胁的时候，纷纷解囊相助。其中，一些穷苦的工人、学生虽然捐来的钱并不多，少的只有几分，但当夏衍从他们黝黑干瘦的手中接过这一点血汗钱的时候，或者读着他们写的“向香港进步文化界致敬”函件的时候，夏衍不能不为之动容！
为着这么可爱的侨胞们，在星马的华人作家们该做些什么呢？夏衍思考着这个问题——这一问题在当时也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1947年底终于爆发了一场“马华文艺的独特性”论争。其时，夏衍看了有关论争的几篇重要文章，他之迟迟没有动笔，主要认为“这问题最好是由当地的文艺工作者来研究解决”，而不必由他们“局外人”来做文章。夏衍觉得谈问题应避开繁枝密叶而直入中心，他指出问题的症结是在马来亚华人“对祖国的关系”与“对当地的关系”这两者的相互关系上面。
夏衍在《“马华文艺”试论》一文中说：
马来亚今天还没有挣脱英国殖民地的地位，而在这块土地上的中马印三大民族，又各有其血缘相关，心向往之的正在为着该民族的自由解放而苦斗中的“宗邦”……单就在马来亚的两百多万中国人的立场和任务来说，不管他们愿不愿放弃中国国籍和愿不愿“终老斯邦”，在今天的情形之下，单单为了他们自身在民族上、政治上及文化上的利益，在他们肩上，就负担起对中国以及马来亚的双重任务，而事实上也决不可能依据自发的或外在的主观要求，而完全摆脱一重任务而不顾的。
因此，马来亚的华人文艺有着自己的独特性。它既不可能同马来亚的本土文学完全一样，也不可能同中国“宗邦”本土的文学完全一样。夏衍实事求是地指出：
它（指“马华文艺”——引者按）的独特性是什么？据我们的理解，这应该就是指前面说到过的马来亚人民解放斗争这个错综复杂到史无前例的典型特征。……为了独特性，我们要从此时此地的马来亚人民生活特别是马来亚华人社会中去发现典型的生活特征，典型的人物性格。
经过胡愈之、夏衍、郭沫若等人的努力，有关“马华文艺”的特质的认识深入人心。有论者指出：“随着胡愈之等中国作家的离开，所谓侨民文艺的写作告一段落；渐渐地，马华文艺企求确立其独特性，发展或脱胎于中国文艺而又有自己生命的一种文学模式。”
夏衍的这篇文章虽然成文于1948年3月的香港，不过，可以断言，没有1947年在新加坡的这段生活经历，夏衍也不可能写出如此有分量的切中肯綮的论文。同时，也正如评论家所说，夏衍虽自谦地认为对于马来亚实际情形知道得不多，“但他表明自己作为一个关怀马华文艺壮健发展的朋友，提出有关意见的态度是‘诚恳，而带着热望的’。”
在星岛期间，夏衍还曾与马共总书记陈平联系。
1947年8月，夏衍在新加坡活动了近半年后，他的真实身份被殖民当局发觉。当局要刘牡丹带话，要他“自由离境”。
夏衍于是和陆浮带着为“香港文化基金”募集到的三万多元叻币，离开新加坡返回香港。总的说来，由于国共斗争形势不明，马来亚侨胞崇拜孙中山、奉国民党为正统的政治传统，
以及“华侨领袖的短视与势利性”，
夏衍这数个月工作的成效不大。
回到香港后，夏衍即参加了由中共香港分局领导的香港工作委员会（简称“香港工委”）。章汉夫是书记，同夏衍一起任工委委员的还有连贯、许涤新、乔冠华。他分管民主党派及文化界的统战工作，文艺界事务的主管则是邵荃麟与冯乃超。当然，文艺、新闻是他的事业，他不可能不闻不问。那时同志间的关系融洽，不分彼此，于是夏衍常常就成了《华商报》每请必到或不请自到的作者。
《华商报》于1946年1月初改为日报复刊以来，规模比1940年扩大了。有了自己的印刷厂，每个栏目都配备了较强的记者阵容，还有一个实力整齐的社论委员会，先后参加该委员会的有：刘思慕、萨空了、狄超白、张铁生、陈此生、饶彰风、廖沫沙、千家驹、章汉夫、夏衍、乔冠华、许涤新、杜埃、高天、杨奇、张其光等。但《华商报》复刊以后，经济运转情况却不很顺畅。原因是：其一，港英政府有意无意间设置了不少障碍。其二，《华商报》的政治面貌太过鲜明，被人称作“中共喉舌”，使不少中间派人士望而止步，故而销路始终徘徊在一万份左右。其三，作为中共在香港一个公开的据点，迎来送往，有不少额外支出。1946年4、5月间，在复刊不久，经济上便陷入了困境。当时夏衍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在“法币”猛跌之际，曾经通过他金融界的朋友黄定慧，从上海迅速把一笔现款汇给了章汉夫，这才解了报纸的燃眉之急。
夏衍回到香港后，觉得彻底解决《华商报》的经济问题诚属不可能，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它的困难却有可能做到。这就是要扩大报纸在中下层民众中的影响，在坚持党的舆论宣传阵地作用的同时，尽量把文章写得晓畅易懂，通俗活泼。夏衍一向重视抓报纸副刊，就向副刊《热风》编辑华嘉谈了他改革副刊的想法，华嘉深表赞成。在这之前，《热风》发表过萨空了的《两年的政治犯生活》、茅盾的《苏联游记》、爱伦堡的《美国印象》等长篇连载文章。虽然都是极有意义的大作，但，毕竟和广大劳动者的所想所感所受有一定的隔膜，在群众中的反响不明显。
然而，什么样的作品，既能贴近大众的要求，又能鲜明表达出《华商报》的政治倾向呢？正在夏衍感到有些为难的时候，一位客人自称“黄谷柳”，来到干诺道（中）一百二十三号《华商报》社，说要找夏衍先生。夏衍这天正在报社，出来接待了这位黄谷柳先生，心里还纳闷，自己什么时候结识过这位黄先生呢？黄谷柳不以为意的笑笑：“你可能已经忘记了，十年前我在萝岗见过你。”说着，他把一叠很厚的长篇小说的原稿递给夏衍，书稿的题目是《春风化雨》。
夏衍脑海中忽然一闪，这位黄先生原来是十年前在广州萝岗大谈“特产糯米糍荔枝”的少校秘书官！
黄谷柳向他介绍了这十年来的际遇：1943年他随部队到重庆，当了一个小职员，虽然知道夏衍就在《新华日报》，却不敢去找他。抗战胜利后回到广州，接受一位朋友的劝告，甩脱了国民党对他的束缚，举家搬到了香港。
看着他消瘦憔悴的神色，夏衍同情地说：“在这儿生活很困难吧？”
黄谷柳点点头，带点口吃地说：“在这儿举目无亲，卖文换衣食真是太难了。连写字桌都买不起，我只好把苹果箱摞到一起当写字桌。我拼命地写，向报刊投稿，但十篇中只能发表一两篇。不久前我下决心写下这部长篇，想到了您，先请您看看。假如觉得还可以，有可能的话，在杂志上发表或出版社出版都可以。”
夏衍一口答应了。当天晚上，他就粗读了手稿，感到非常惊讶：这不正是他和华嘉一段时期来在寻觅的具有港粤特色的作品么？小说通过一个香港的贫苦流浪儿的坎坷经历，反映了广东人民的悲惨生活和艰苦斗争，既有时代特征又有鲜明的地方色彩。最难得的是情节曲折，结构巧妙，语言通俗流畅，是一部大众化的好作品。
几天后，夏衍便约黄谷柳到报社附近一家小餐室“海景楼”见面。夏衍毫不掩饰他对作品的喜爱，并告诉他：这个长篇可以在副刊上连载，但要求按照报刊上连载小说的方式修改，每千把字成一小段并留有引人入胜的关节。小说于是改名《虾球传》在《华商报》连载，受到了华南广大读者的欢迎。
连载完了黄谷柳的小说，《热风》接着刊出的是郭沫若的抗战回忆录，也曾轰动一时。这是夏衍亲自向郭沫若约来的稿子。
除了一手抓最吸引读者的长篇连载，夏衍与华嘉另一手抓的是《热风》（后改名为《茶亭》）的杂文与通俗小品。《热风》上的文章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大量港粤方言入文。夏衍认为，港粤一带的民风、文化与内地有着相当大的差异性，这在中下层的读者群身上，尤为明显。尊重这种地域文化差别，正是报刊地域特色的表现。《茶亭》上发表过笔名“三流”的胡希明的一首“打油诗”：“闻到金圆券，无端要救穷，依然公仔纸，难换半分铜。骗子翻新样，湿柴认旧踪，这真天晓得，垂死摆乌龙。”
“公仔”“湿柴”“乌龙”都是广东人的口头语，外地人殊不易解，但这首诗不但很快传遍港九，而且传到了广州、上海。每一期的《热风》和《茶亭》，胡希明夹杂了大量广东方言的“打油诗”“新乐府”“心照不宣”杂文，总是受到群众的欢迎。
夏衍的文章当然是《热风》《茶亭》的台柱，他的文章有时也使用个别的港粤方言，以增强表达效果。像《假牙与硬果》中说：
《时代》周报说，某衰翁最近“得到美国技术的援助”，“刚镶好了一副美国全新的假牙”。
不知这消息是真是假，我觉得倒富于寓言意味。
这位衰翁一向食欲很强，别人抗了八年战，他却想把胜利果实一口吞下去。结果呢，“心余力亏”，力不从心，那副摇摇欲坠的衰牙实在太不行了。惨胜以来，不是每一次想吃掉一颗果子的时候都反而脱落了自己的牙齿吗？
“衰翁”这个词最早是蒋介石文稿中的自称，
后来被香港报纸用来嘲笑他，成了他广为流行的代称之一。
夏衍和华嘉的做法即使在港粤一带，亦并非没有异议。有读者就曾来信责备《茶亭》办得太“俗”。夏衍学习邹韬奋的办报经验，对读者来信一般都作慎重的处理，而有代表性的读者来信，则公开回信予以答复。这回，夏衍就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复云天先生》：
云天先生：
你对本刊的爱护我们很感激，本报是人民的报纸，自然各版都是服务于人民的。凡是人民的希望，人民的憎恨，人民的控诉……一定发表，甚至仅仅做到消极的暴露，只要没有毒，不低级，不猥亵，也都欢迎。说到表现的形式：小说、短剧、诗歌、报告、杂文、通讯、特写、打油诗、填词、唱本、说书、讲古、漫画、木刻，以至什么都不属的怪乐府、歪乐府都可以。不过我们有一点希望：就是文章尽量通俗，不拘国语、方言乃至文言。
情况也确实是这样，在夏衍主持的栏目中，很难讲哪一种文章样式，哪一种文章写法会占据绝对主导的地位。但方言、文言入文，终究是偶一为之的“调料”。
由于夏衍办副刊名声日盛，他回到香港后，连主办理论刊物的章汉夫也找到了夏衍，要求他在《群众》上开辟一个《茶亭杂话》专栏。《群众》一直被视为中共的理论刊物，长文章太多，内容太艰深，有点让人望而生畏。名曰《群众》却不够“群众化”。章汉夫要他每期写几篇介乎杂文、政论之间的随笔。夏衍高兴地应诺了。
从1947年8月到1948年11月，夏衍连续主持这个专栏有一年多的时间。最初，夏衍用的是“汪老吉”这个笔名。在广东“王老吉凉茶”很有名，夏衍用“汪老吉”笔名而以“茶亭亭长”自诩，一般市民读者一看就觉得亲切。1948年6月中旬，《茶亭杂话》更名为《蜗楼随笔》，夏衍化名为“任晦之”，继续主持这个专栏。
从1947年下半年起，国内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民解放军渡过黄河向南进攻，把战争推进到了国民党统治区。夏衍这两个专栏先后发表了十五万字的随笔，高屋建瓴，纵横捭阖，政治锋芒咄咄逼人。从中我们可以读到，美国政府时而派魏德曼来华“调解”，时而又抛出“马歇尔援助计划”，玩弄种种花招，要使中国变成它的“屯兵场和殖民地”。蒋家小朝廷也散布各种谎言，掩盖它在战场上的连续惨败，企图以“和谈”为名施展缓兵之计。而在这关键时刻，知识界有些人对美蒋抱有幻想，也想在人民革命与法西斯独裁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夏衍的文章起到了揭露美蒋派系的阴谋伎俩，促进蒋管区的民主运动高涨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夏衍这段时间的时事评论，尽管才气横溢、锋芒毕露，为不少心存犹豫的人指明了政治道路的方向，但按照今天的眼光来看，某些时候他的态度也不无过于激烈之嫌。如果说，他对政治态度已经非常明确了的、为国民党政府摇旗呐喊的人士如左舜生、雷震、蒋匀田
、张君劢
的无情攻击尚属可以理解，那么他对一些本可争取的右翼、中右甚至都谈不上什么保守立场的人士的批评，就明显过于激烈了，比如他对陈独秀
、胡适
、王芸生
、储安平
、罗隆基
、费孝通
的那些指责。在对胡适的批判中，他甚至直接把胡比作了“毛毛虫、癞头疮、鼻涕和大便”
了。这无论如何都是过分的，即便胡适是十恶不赦的敌人也无此必要。他还比较犀利地嘲弄了著名的中左人士曹聚仁（他们两人本来长时间保持着友善的往来）。
夏衍这种凌厉的笔势在建国后相当一段时间还在延续，比如他对铁托
、梁漱溟
的批评也多有过分之处。本来，夏衍的个性以稳健见长，他从来都深深地懂得鲁迅关于“辱骂与恐吓绝不是战斗”的训导，但是，当他自我感觉真理在手并深切认为天下真理已定于一尊时，也难免颐指气使和显露出一些人性的固有弱点。尽管就夏衍一生的行迹来说，他的这一侧面是短暂的，没有发生大的影响，并且，即使在这种较为激烈的时代，他的态度较之其战友们也要温和得多（不然在建国后他不会立刻在“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只讲团结、不讲斗争”等问题上招致批判），但我们仍有必要知晓，他的性格中存在着这样一个侧面。
当然，除了上述这些“红色”分明的作品，夏衍这一阶段还有一些作品是写给中间派或政治色彩不那么强的报刊的。这其中，1948年他写给香港人间画会研究部的《外行人看连环漫画》是一篇值得重视的漫画研究论文。他在文中指出：
连环漫画产生于什么时期，我完全没有考证，但从常识判断，这应该是资本主义社会后期的产物。拿这种新生的艺术和旁的姊妹艺术比拟起来，在强烈地讽嘲时事之点，它很像海涅的政治诗，在深刻刻画人物性格之点，它很像柴霍夫的短篇小说，在把典型的性格集中在典型环境里之点，它很像近代的独幕剧，但同时，当斗争性强烈的时候，它可以很像即兴的街头剧，在每一事件“自成起讫”而又可以继续发展之点，它可以很像“活报”，但在某种场合需要以机智和辛辣取胜的时候，它又可以像北方的“相声”和日本的“漫才”。连环漫画综合了这些近代艺术形式的特点，作为一种表达一个艺术工作者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手段，所以在本质上，它一定是现实的，而决不是超现实的；它一定是对人生和社会现实带着热爱而又企图经过批评，讽嘲，斗争而使之前进的，而决不是冷淡，旁观，超脱，和苟安于现实的；因此连环漫画里尽可以有夸张，有谐谑，有Melo有野鄙，甚至也不妨有“儿童趣味”和Nonsence（胡说八道），但它的精神，却永远是属于现实的，属于人民的，永远积极的，进取的，斗争的和具有目的意识的。
但连环漫画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它已通过特定的人物，事件和故事性来表达作者的思想和社会观点，所以它应该和必须有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它强烈地反映现实和批评时事，但它不同于政论和杂文，它辛辣地暴露社会的缺陷和刺破隐蔽着的脓疮，但它又不同独立的短篇和单幅的漫画它可经过一个或一群典型性格的主人公（如吉克斯，梦琪，如王先生，小陈，如佐治汪，大班周）在一个典型环境中（如王先生小陈已在抗战前的南京，如三毛之在劫收后的上海，如“香港小姐”和她父亲的到“内地”去游历）的经历，有机地和不断地发生着的一天一天的时事紧紧地结合起来，用简单的笔触，明快的叙述方法（Story Telling），加上不断继续的洋溢着幽默感和机智的动作和“吐词”，在二幅三幅，最多乃至五六幅的篇幅中，有“伏笔”有“危机”，有“高潮”，有“解决”地，描画出组成在一个长篇连环里面的一个可以自成起讫的故事。连环漫画的特殊性能在此，它的引人入胜之处在此，它的难能可贵之处也在此。……
从这种艺术的特殊性出发，最少有四个条件必须要同时具备，这四个条件是：第一，尽可能突出地刻划出人物的典型性格，和这些人物所经历的典型环境，换言之就是要找典型，画性格；第二，尽可能紧密地结构成一个有连续性的故事，换言之就是要讲结构，重章法；第三，尽可能大处着眼，小处着笔，从日常习见的事物中觉得矛盾，不合理，可笑可鄙的地方，而用漫画的手法把它表现出来，换言之就是重生活不重教条；而第四，尽可能把对象想定为一般大众，技法上做到人人易懂，和一看就懂。……
讲连环漫画的结构和章法这应该说是作家最费心机的一面。因为每一套必须自成起讫，假定每一套四幅，这四幅就需要有一个独立的起承转合，就等于需要有一个独幕剧的结构，而再把这一套组合起来，再造成一个规模更大，人物更多，事件更复杂，起伏更壮阔的场面。在这一点，我以为与其随想随画，不如预先有一个大致结构与布局，这样以特定的人物在故事中的性格发展为经，以不断发生的时事，社会问题，一般人关心的“话题”为纬，那么就比较地可以免于松散，自流发展，和有头无尾，性格前后矛盾的毛病了。
文章虽然不长，却把连环漫画的基本美学内涵，与其他漫画体裁相比较的独特形式特征以及必需的某些形式表现技巧等问题讲得非常透彻，有着一种举重若轻的气度和异常广阔的艺术视野。即使在数十年后，夏衍的这些观点仍有高度的学术参考价值。何以夏衍对漫画艺术有如此精到的认识呢？一个不算牵强的解释是：除了他自己的兴趣爱好，有些思想可能还来自于他与漫画界友人的相互砥砺。当年“二流堂”中就有不少漫画界的才子啊！
这儿需要补叙一笔的是夏衍对大众文艺的关注问题。1930年，在瞿秋白揭橥“文艺大众化”之后，夏衍就对文艺的大众化问题予以了持久的、强烈的关注。他深信：无产阶级文艺必须被广大民众所喜爱，
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喜爱是无产阶级文艺的固有特性。
并且，他也深信，这种大众的喜爱与接受包含着一种艺术的真理，文艺大众化绝不意味着粗制滥造。从某种角度上，他对电影艺术的介入、学习、创作也和这种文艺大众化的意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不过，三十年代“文学大众化”讨论的发展趋向是夏衍所不能同意的。这一阶段“大众化”讨论的一个主要发展趋向在后来变成是对中国文字的声讨。瞿秋白和不少人认为：中国之所以不能有“大众化”的文艺，是因为中国文字注定就无法大众化，故要建立大众之文艺，必先废除中国文字。这种论调引申出去，还产生了诸如“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之类的奇谈怪论。夏衍虽然非常尊重瞿秋白，但对他这废除汉字的观点绝对不能同意。
他当然不能公开反对瞿秋白的意见，因此长时间里只能不参与后来的大众化论争。他只是默默地按照自己的旨趣思考文艺大众化问题。这种思考从三十年代初贯穿至三十年代后期（如在《移动演剧座谈会》上的发言，原载《光明》1937年7月第3卷第3号）；《中国的和大众的》，原载《救亡日报》1938年2月12日等），延续至四十年代（如《外行人看连环漫画》等），还延续至建国后（如《评弹的听众对象》，原载《新民晚报》1949年11月9日；《更紧密地团结，更勇敢地创造——在上海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原载《解放日报》1950年7月26日等），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如《动画艺苑的拓荒者——庆祝万氏兄弟从事动画艺术活动六十周年》等）。
在他对大众化问题的关注过程中，除电影之外，绘画艺术以及漫画又是他较为关注的一个艺术门类。主持《救亡日报》工作时期，他就推动广州版的《救亡日报》出版《救亡画刊》，迁至桂林后，由于无法制版，遂改出《救亡木刻》旬刊。
前所提及不少文献，多也涉及到绘画在大众文艺中的重要作用。
这一段时期，夏衍为香港电影的进步与发展也投入了很大心力。香港的电影业比抗战初期有了一定的发展，上海的大批影人在离乱中来到香港，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电影技术，也带来了进步的电影观念。夏衍、司徒慧敏、蔡楚生、欧阳予倩等人成为推动进步电影潮流的核心人物。抗战初期，除了《白云故乡》一片外，夏衍还写过《黎明》《中国五十年》等电影剧本，可惜都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夭折了。在日军占领香港期间，在港的影业公司没有一家同日本人合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同左翼力量的渗入和影响是分不开的。
抗战胜利后，香港电影业一度陷入混乱的境地，颂扬国民党特务间谍的、趣味低劣的影片《间谍忠魂》《七十六号女间谍》等相继出笼，大批描写凶杀、武打、神怪、色情、变态心理的影片成了好莱坞影片的拙劣翻版，如《新天方夜谭》《梦游天国》《天网恢恢》《女罗宾汉》《玉人何处》《未出嫁的妈妈》等等，不一而足。
面对这股影界逆流，夏衍与进步影界人士阳翰笙、蔡楚生、欧阳予倩、于伶、史东山、张骏祥、白杨、柯灵、舒绣文、张瑞芳等人一起，展开了艰苦的工作，使港岛左翼电影活动重又活跃起来。
夏衍是电影批评和理论斗争的谋划者。在这期间，他倡议采用一种新的影评方式，即集体影评。夏衍化名“梓甫”，与逸君（叶以群）、达之（周钢鸣）、肖然（孟超）、慕云（翟白音）、蔚夫（洪遒）、逵君（韩北屏）组成了“七人影评”小组，在《华商报》开辟了一个专栏，负责国语片的评论。陈残云、麦大非、黄谷柳、卢珏、黄宁婴、李门等人则负责粤语片的评介。
1948年底，国民党当局居然解禁发行了“华影”库存的摄于日寇占领时期的问题电影。这一计划在香港被揭露出来后，《华商报》的影评走在了领导香港市民反对“伪片”倾销运动的最前列，《反对伪片倾销运动的认识》一文，一语道出了国民党反动派倾销“伪片”的用心：“目的是筹措经费，建立反动文化的新阵地；目的是散布毒素，糜烂海内外的中国人；目的是搜刮一笔钱财，以饱私囊；目的是以伪片充塞市场，扼杀生机继续的中国电影事业。”
对那些思想进步又有艺术成就的作品，夏衍等人则以热情洋溢的笔墨加以推荐。看完《丹娘》归来，夏衍就以抑制不住的兴奋写道：
在描写“酒色财气”、歌颂人性堕落的美国影片泛滥中，我们能看到《丹娘》这样的影片，实在是幸福的。看过这部影片，像泥污满身的人在清泉里洗了一个澡，它净化了我们的身心。它又像一颗灿烂的明星，指引着一切进步的人类，振作起来去和心术不正、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者作斗争。
当然，这时的夏衍在思想和艺术上已趋于成熟了。他在引苏联电影与好莱坞电影作比较时，已不像三十年代影评那样，简单地以影片出产地来评论电影的是非善恶了。他在推荐《丰功伟绩》《乡村女教师》等影片时，指出一般苏联电影都有“沉闷”的毛病，技术上有时候不及好莱坞。
真实反映国统区城市小资产阶级生活命运的优秀影片《万家灯火》《关不住的春光》等上演后，夏衍也立即撰文加以推荐，如《三绝——推荐<万家灯火>》《评<关不住的春光>》《惑与不惑——评<艳阳天>》等等。
《恋爱之道》是夏衍这时期的一部电影剧作。影片讲述了周家浩、钱兰英夫妇自“五四”以来的生活故事。周、钱两人在个性解放思想的影响下，冲破家庭阻力，自由恋爱了。但结婚前，周家浩参加了北伐军，两人遂失去了联系。周家浩走后，一位从美国回来的阔少张鸿年开始纠缠钱兰英。但钱不为所动，后来终于和周家浩重逢并结合。婚后，周、钱夫妇不肯和张鸿年之流同流合污，傲骨铮铮，生活一度陷于困顿。但他们终不为所屈，而且热烈赞成自己的女儿元珍与车站工人王友深相爱。片末周家浩赞扬女儿的一句话乃是点睛之笔：“她像她妈，在人生开始的第一步，她就挑选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
影片中的周家浩是一个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他是一个正直而坚强的人，始终能够做到不与恶势力妥协。但他的挣扎与反抗又是无力的，他顶多能做到自己出污泥而不染，却不能洗去自己身边的污泥。经过了将近二十年的人生探寻，他终于明白，只有与无产阶级相结合，才是自己应走的路。影片通过这个形象细致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式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格正气，也反映了他们每前进一步的艰难曲折，给人以思想的启迪。
这部影片由欧阳予倩导演，南洋影业公司1949年出品。它保留了夏衍电影剧作朴素含蓄的风格，公映后得到了舆论的赞扬，认为它“能通过简单的人物和相当平凡朴素的故事，写出中国大革命以来二十多年历史风貌的一面，可说还是别开生面的一张片子”
。
但这部片子也反映了夏衍的电影创作还有一些图解说教的毛病。影片中工人王健与王友深父子写得不很成功，这和夏衍不熟悉工人生活有关，恐怕与他对延安文艺整风精神理解上的偏差也不无关系。
这时期夏衍的另一个电影剧作是《风雨江南》，剧本作于1949年，根据葛琴的小说《结亲》改编，署名夏衍、葛琴（但在影片拷贝中未署夏衍名），导演章泯。影片1949年由香港南群影业公司摄制。
这个写作于新中国诞生前夕的剧本，用充满浓烈的讽刺喜剧意味的笔触，无情地揭露了面临覆灭前夕的形形色色的地主恶霸的丑恶嘴险，以及他们的几近闹剧的无耻行径。同时也表现出了贫苦农民对新四军的热烈盼望，以及新四军到来时的兴奋和自发的欢迎。影片反映的内容是新四军时期的故事，但抒发的则是作者发自内心的迎接新中国诞生的喜悦之情。影片拍摄时，夏衍已经返回国内，投入到了建立新中国的艰巨工作中。
香港时期夏衍还为陈鲤庭写作了电影剧本《遥远的爱》。这部电影拍摄于1947年，由陈鲤庭导演，赵丹、秦怡、吴茵主演，中电电影摄影场第二厂摄制。“中电二厂”是国民党党有的电影厂，自然不能拍摄夏衍这么一个共产党人的电影作品，因此《遥远的爱》署名是“陈鲤庭编导”。尽管夏衍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场合说过《遥远的爱》是自己的作品，但陈鲤庭也并不想掠美。这位1931年就创作了著名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的著名导演，
一生与夏衍多次合作，他后来则逢人便端出这个秘密。
陈鲤庭对这一事实不可能误记，他的说法应当是可信的。
《遥远的爱》是夏衍的电影作品，这一事实了解的人可能还不多。现将该影片故事梗概介绍如下：
大学教授萧元熙在和女友订婚的计划失败后，偶然发现白己聘请的女佣余珍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便决定在她身上实施自己改造女性的计划。在他的努力下，余珍不仅很快在用餐、走路、待人接物的礼仪方面摆脱了旧习惯，而且也按照萧元熙的要求具有了独立的人格。“一·二八”事变后，已和萧组建了家庭的余珍毅然投身抗战救护工作，却遭到萧元熙的竭力阻挠。后来孩子出生，萧元熙希望重新过上理想的家庭生活，但余珍在精神上已不属于他了。抗战爆发后，两人越发格格不入。余珍因此决定离开向往舒适生活的萧元熙到抗日前线去。萧元熙则开始对自己改造妇女的目的产生怀疑，一反过去倡导妇女解放的论调，主张把妇女关入家门。当日寇迫近，落魄流亡的萧教授由战地工作队护送过封锁线时，意外地与余珍重逢，但余珍已完全是另一个新人，萧元熙只能目送余珍奔向遥远的前方。
这个片子的情节明显是对萧伯纳名剧《皮格马利翁》的翻用。但夏衍何时于萧剧（或根据此剧改编的电影）下过功夫，则已不可详考。
在全国解放前夕，夏衍、欧阳予倩、蔡楚生等人纷纷北上。进入到50年代以后，香港电影才开始自己的独立发展时期，并逐渐形成具有自己风格的“香港电影”。但夏衍等南来的文化人对香港电影的影响并未因此断绝。他们的特色与风格，特别是对不合理社会制度大胆批判、揭露的思想观念，贴近群众、适应民族审美习惯和方式的电影观念，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香港的电影从业人员。直到今天，香港影人潜意识中，仍不能忘却与本国文化血脉相通的联系。
然而，夏衍在文化界的活跃引起了一些人的忌恨。
为什么《茶亭杂话》要更名为《蜗楼随笔》呢？这是因为在1948年6月，香港的一家小报忽然发表了一条“消息”说：汪老吉就是某人某人，他卖的不是凉茶，而是蒙汗药，并恐吓说：“当局正密切注意中”。对于这类消息，不可全信，也不能不信。港英当局对共产党的一言一行管束得非常严厉，对国民党特务的猖獗活动乃至绑架、暗杀，却从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纵得很。“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为了少惹麻烦，夏衍就把专栏名称改了。对港英各种鬼鬼祟祟的监视手段，周而复曾有一段回忆：
在香港工作期间，……那时我和夏衍、冯乃超和夫人李声韵住在英皇道新建的一幢楼房的三楼，乔冠华和夫人龚澎他们住在二楼，冠华同志当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管外事，和香港英国当局交涉什么事，都是他代表中共出面谈判。
英国有多年统治殖民地的经验，强占中国的香港很多年，也积累了经验，又有一套现代化的监视、窃听、邮检、盯梢和录相等手段和办法，一般不容易发觉。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任何绝密的见不得人的事，总有时候曝光的。每当英皇道住处出现东张西望鬼头鬼脑的人物，冠华同志便向港英当局有关方面提出抗议：怎么又派人监视我们英皇道住处？对方不敢承认，连声说没有没有，那是误会；要是真的有人去，可能是别的任务，让我查问一下，请别误会。第二天，那个人就不来了，“别的任务”也没有了。我们的言行虽然受到港英当局有关方面监视，但组织上分配的革命工作，我们照样进行。
这段时间不时还有风声传来，说夏衍等人所撰文章对政府多有诬蔑之词，当局近期内将派人予以制裁。这消息也不能完全说是空穴来风。夏衍在《华商报》以及《群众》上，总是无情地揭露国民党宣传机关鼓噪的一个又一个骗局，热情讴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像《祝福！朱总司令》《造谣者自毙矣》《破绽与奇闻》《战报公式举例》等等，都是当时影响颇大的杂文，国民党特务机关对他忌恨久矣，做一些垂死反扑、暗杀勾当不是没有可能的。这本来就是国民党当局本色当行的惯常行动，不可不防。
一天，夏衍从友人处得到一个消息，特务们将在当晚对他下手。他于是匆匆赶到了吴祖光家里，吴祖光这时由于在上海排演《嫦娥奔月》得罪了当局，1947年到了香港。吴祖光留夏衍住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又自告奋勇地先赶到夏的住所附近踩探了一番。
夏衍的住所在九龙弥敦道山林道九号一幢破旧的楼房里。这是一幢维多利亚风格的红砖木结构的房子，环境幽僻，少有行人。吴祖光赶到此地，装作漫不经意的样子，前后转了一遍，并没有发现可疑之处。他又到近旁夏衍常去的“雄鸡酒家”打听了一下，了解到此地这几天并无可疑之人出没。吴祖光这才放下心来，看来这一回又是谣传了。
夏衍临走的时候，吴祖光拉住他，要他在他睡过的那张行军床上签名留念。夏衍提笔正待“落款”，却发现欧阳予倩、阳翰笙、于伶等人早已有题词在上头了，不由得破颜一笑：“你这张行军床保存起来，以后说不定还是珍贵文物呢！”吴祖光呵呵一乐：“谁说不是呢！”
1948年底，章汉夫调到北京担任外事工作，夏衍接任工委书记一职。他担任这一重要职务后，工作更忙了，但仍旧十分关心《华商报》。这期间他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举措，就是要求《华商报》每期增加北平方面的消息。他有时还亲自动手编写一些“本报北平专稿”或“本报记者北平电”之类的通讯。《华商报》增加了这方面的版面后，销路大增，有时甚至突破到两万份以上。
《华商报》从1947年底开始，在报社的顶楼开辟了一间密室，由杨乔、陈斯馥和吕锡荣三人负责。他们的任务，就是每天抄收国民党官方通讯社——中央通讯社和国内几家商业电台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明码中文电讯，译出后供报社编辑部参考。他们也抄收英文电讯，像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驻南京记者发往本国的电讯。这些电讯往往有较大的新闻价值，经《华商报》编辑部加以综合后，改成“本报讯”发出，比当地其他报纸常能抢先一步。杨乔等人的工作属于机密，报社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华商报》还有这么一间密室。据杨乔回忆，这密室一年多时间里只有夏衍、刘思慕、杜埃、林默涵、杨奇等有限的几个人进去过。其中，夏衍和刘思慕出入最多，他们经常夜间进来，询问有没有收到可供参考的电讯，因为夏衍经常要用电讯稿配合写与时局有关的杂感，而刘思慕则常用重要电讯撰写时事评论的文章。
这方法夏衍运用了将近二三个月，效果一直不错。但不知怎么这事给在北京的范长江知道了，他写信给夏衍，说这是资产阶级办报方法。夏衍虽然有保留意见，但他尊重范长江的意见，以后就不再搞这类“专稿”了。
范长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记者。夏衍说他笔头极快，给他任何一个题目，他一个钟头后就能交稿，简直是从事记者这一行业的天才。但解放后，他恪守所有有道理和没道理的规定，对各种清规戒律不敢越雷池半步，率先在上海搞起了“舆论一律”（别的地方大致是在1957年反右才开始搞的）。甚至连《解放日报》是否可以通过陈毅向中央反映多出几张报、多登些消息也坚决不赞成。他认为向中央反映问题本身就是有问题了。这位杰出的记者后来还被调去搞统战、科技工作。尽管他工作还是很积极，夏衍总是惋惜“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他没有发挥他的才能作用”。
当然夏衍也惋惜还有不少类似的人，建国后总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耽搁了，没有发挥应有的才能和作用。
香港后期《华商报》的一段经历，是夏衍十二年记者生涯中的最后一段。在这十二年里，他从一个初涉新闻工作的新手，成长为全国进步报业、新闻业受人尊敬的前辈和卓越的报人。他深深眷恋着报人的工作，他认为，记者的工作最能和广大人民群众心贴心，最能及时反映老百姓的希望与要求。多少年后，回忆起这一段记者生涯，夏衍仍恋恋不舍地说：“尽管环境艰难，国民党的文网严密，但我觉得这十二年是我毕生最难忘的十二年，甚至可以说是我工作最愉快的十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