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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是胜利的日子。苏军出兵东北，美军投下原子弹，令人振奋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到8月14日，山穷水尽的日本帝国主义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人民淹没在胜利喜悦的海洋中。
然而，胜利的喜悦不久就被内战的阴影冲淡了。经过八年抗战，蒋介石集团在独裁政治上，走得更远了。他们妄图独吞抗战的胜利果实。“苍天已厌玄黄血”，8月底，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冒着危险飞到了重庆，与蒋介石举行面对面的谈判。这，当然又使得夏衍这位《新华日报》的代总编辑（1944年8月后，原来主持《新华日报》日常工作的章汉夫随同董必武参加有关联合国的会议工作，由夏衍代总编辑）大忙而特忙了起来。8月28日下午，中共毛泽东主席乘赫尔利专机抵达重庆九龙坡机场。9月1日晚，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孙科、副会长邵力子举行酒会欢迎毛泽东。在这两个盛大场面中，夏衍都作为新闻记者出场，并仔细地赶写了两篇现场新闻特写，经周恩来亲自审阅、修改，在《新华日报》发表。从8月29日起，夏衍干脆就住在了化龙桥的报社编辑部内，连家都不回了。一直忙到了9月12日左右，好不容易偷空回家一趟，周恩来就派人通知，要他立即去曾家岩，有要事商量。
周恩来一见他，就放下正在批阅的文件，说：“有一项紧急任务，中央要你立即回上海。”夏衍很高兴，他的确想回去看看“光复”后的上海。
周恩来对他解释，国民党中宣部下了一道命令，规定北京、上海、武汉这些地方，只有在抗战前或抗战中登记出版过的报纸，方准重新出版。国民党方面目前虽已同意《新华日报》在南京或上海复刊，但估计肯定会有障碍。因此，应想办法尽快到上海将《救亡日报》复刊。这是以郭沫若为社长的公开合法的报纸，又是四开一张，办起来比较容易。
夏衍接受了这个任务。1945年9月20日这天，他终于搭上了一架美军的军用运货飞机（这是周恩来直接向张治中交涉得来的机票），走上了返沪之路。
他仓促返沪的一个最主要的使命是与国民党方面争夺舆论宣传的制高点。
抗战胜利了，然而中国人民并未由此得到他们盼望已久的和平生活。蒋介石集团妄图借跻身“联合国五强”的时机，一举消灭以共产党为首的国内民主进步力量，维持其独裁统治。但“和平”的幌子对于备战还是极有用处的，蒋介石集团于是又在舆论宣传上发动了猛烈的和平攻势。
作为合法政府的代表，蒋介石集团的舆论攻势一段时间里拥有相当的市场。就连柯灵、唐弢等人主办的明显具有左翼色彩的报纸《周报》，当时还有这样的议论：“国民党的报纸上说，先开枪的是共产党；共产党的报纸上说，先开枪的是国民党。双方只是争执着谁先开枪，谁是戎首，没有一个觉悟到根本不应该开枪。……我们以为当前老百姓所注意的不在乎谁先开枪，而是谁在开枪，我们要求立即停止进攻，同时也立即停止抵抗。”
如何揭露蒋介石集团的虚假宣传，在国民党统治的腹心之地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就是摆在夏衍面前一个首要的任务。
1945年9月底，夏衍风尘仆仆地赶到上海，顾不得多作休息，就找到了《新华日报》社先期抵达上海的徐迈进与梅益，着手《救亡日报》的复刊事宜。为了取得合法资格，他以国民党中宣部发布过的“凡抗战前和抗战中出版发行过的报刊可以先复刊后登记”为根据，向市党部递了申请书，又在《新华日报》社驻上海的《新华日报》筹备处的全力支援下，只花了不到十天的功夫，于10月10日，《救亡日报》更名为《建国日报》复刊了。夏衍在《复刊词》中写道：
八年以来，我们永远没有忘记告别词中的一句充满自信的预言：“上海光复之日，就是本报再和读者相见之时。”现在，抗战胜利，淞沪重光，我们就问关万里，回到上海，再把这张小小的日刊献给阔别八年的读者。……而今，抗战胜利，建国开基，我们必将以更大的努力，号召全国同胞在和平、民主、统一的大旗之下，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抗战八年，民亦劳止，为了中国的民主团结，为了世界和平，我们必须迎头赶上，致力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
夏衍的这篇《复刊词》传到重庆，董必武、郭沫若读了之后，认为他把问题说得透彻，又有节制，赞扬他在敌后“孤军作战”实属不易。
说夏衍是“孤军作战”确实不错。《建国日报》的编辑部租了泗泾路美生印刷厂楼上的一间厢房，工作人员有夏衍，加上一个跑外勤的记者顾家熙。夏衍负责写社论、副刊文章及“离乱人语”，顾家熙则写本埠的新闻报道。人手如此之少，工作强度可想而知。夏衍毕竟是老报人，加上他观察深刻，消息灵通，新闻热点抓得准，几天工夫，《建国日报》的牌子就打响了。
那时美国俨然是国民党的太上皇，强奸民意，草菅人命，干下了许多坏事，群众敢怒而不敢言。夏衍决心捅一捅这个“马蜂窝”。他抓住了美国水兵饶特立克在溪口路一家酒吧打死三轮车夫臧大咬子这件事，让顾家熙采访了死者家属，写出一篇专访，结果在舆论界引起了一场抗议美军“残杀臧大咬子”的风波，使国民党市政当局处境尴尬万分。
《建国日报》每日的副刊《春风》，发表许多精悍小杂感，十分逗人。它们虽署上了各种笔名，但均出自夏衍之手。其篇幅极短，文词辛辣而又委曲，针对国民党在日本投降后推行法西斯独裁政策，及其贪赃枉法，大肆搜刮榨取人民血汗的事实，正气浩然地给予嘲讽和抨击。略举几例：
最近见到重庆寄来的《商务日报》漫画周刊上的几张漫画，觉得清新可喜：
第一张：上面画着一个雍容道貌的主管官坐在正中，两旁两个下属鞠躬而立，上面题字“一九三六”。下面一幅一切人物姿态如旧，同是这三个人，只在三人的头上加上几笔长须，题日：“一九四五”。
第二张：画着一棵树，已经倾倒了，一面杏黄三角旗的伪国旗在地上，而树梢上爬着几只猴子，手中各执国旗一面。
题曰：“树倒而猢狲不散”。
在胜利中，有些发了胜利财，这是和“发国难财”、“发抗战财”一脉相承的。下面，自然还有“发复员财”、“发还都财”、“发和平财”、“发接收财”、“发建设财”……等等的。中国吉利话说“四季发财”，这些人可以当之无愧了。
有人说这一次的胜利是“全求人，杠上开花，满贯”，那么，“四季发财”不也是题中应有之意么？
上海人最怕两种人，一种是从天上飞下来的，一种是从地下钻出来的。
要在上海找房子，必须要有两种条子，一种是金条，一种是封条。
美国善后救济因为中国农民没有衣服穿，决定募捐西装若干万套；沦陷区民不聊生无以为食，决定从北太平洋捕鲸鱼，以鲸肉供给中国老百姓充作食粮；又因中国农村需要耕牛，美国种牛太好，产量不够，决定在澳洲猎取野牛，输入中国，同时交善后总署分配。将来中国田野间，将发现穿西装，吃鲸肉，手牵凶猛不驯之野牛一尾，怡然自得之“特种农夫”。
这几则杂感，可谓“满纸孤愤语，一把辛酸泪”，道出了抗战胜利后广大国统区人民心中郁结的失望和愤怒情绪，因而见报之后，激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像“两种人”“两种条子”一时间成了市民中的谚语，广泛传播了开来。
就在《建国日报》的业务开始走上轨道时，由于发表的文章触痛了当局的神经，10月22日，国民党市党部借口“手续不全”，违反“收复区出版法”，宣布查封这家报纸。
夏衍闻讯赶到市党部去抗议，一个姓陈的党棍（陈训悆）大摇大摆地出来接见。他根本不愿意听一听申诉和解释，只是蛮横地宣称，根据政府命令，这家报纸必须查封！很少疾言厉色的夏衍忍不住愤怒地大声说：“政府违法，我要抗议！”但政府是从来也不惮于违法的，陈训悆只管装作没听见，没事人一样地扬长而去了。
对于当局这种蛮横的态度，夏衍在稍后的《我们要有新闻自由》中激愤地抗议：
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是危险的！没有言论自由的记者是痛苦的！在新闻自由已经被认为新世界宪章的今天，中国记者再不能自甘束缚，自欺欺人，而应该勇敢地有组织有计划地来为自身的自由而争斗了。
假如今天没有敢反对中国是中华民国而不是中华官国中华党国，假如今天没有人敢反对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假如今天没有人敢反对每个人民都有言论出版的自由，那么我们今天应该堂堂正正地要求：
我们要有出报自由，
我们要有采访自由，
我们要有言论自由！……
中国没有国民党系以外报纸，中国就只有一个党的声音，中国全国报纸都成了歌功颂德的工具。我们反对这种戈培尔式的法西斯作风，我们主张凡是中国人只要有主张有能力，谁都可以不经登记核准自由在中国任何地方办报。人民应该可以在重庆办反对国民党的报，人民应该可以在延安办反对共产党的报，国民党早已表示要结束训政，那么国民党中宣部对一报纸、杂志、通讯、电台的核准特权，应该立即与现行的登记办法同时废止，今后一切报纸、杂志、通讯社的设立与变更，完全是人民的自由，党部不得任意干涉。
《建国日报》存在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在战后新闻史上却有一定的地位。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这样评价它的作用：“确实，这张四开报纸，不仅具有内容充实、文字简短等特色，还特别敢说话，因而一出版就吸引了大批读者，日销五六千份。该报副刊《春风》每天均刊有一篇署名‘记者’的‘乱世人语’。揭露各种奇闻怪事。夏衍曾撰写过一个简短补白（中略，即上引的所谓“两种人”补白——引者注）……这个补白一经刊出，立即广为流传，并被外地一些报纸转载，成为讽刺国民党的常用语句。”
《建国日报》被查封了，《新华日报》复刊遥遥无期，原定与夏衍一起到上海进行宣传和统战工作的阿英、钱俊瑞又迟迟未能赶到上海。夏衍在上海一下子似乎变得无事可做了。不过，他是具有充分的独立开展工作经验的。上级组织的明确工作指示虽然还没有下达，但是他就自发地展开了各项工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打入各新闻媒体，二是文化战线的统战工作。
《建国日报》查禁之后没过几天，夏衍就联系了《新华日报》筹建处的梅益，分别拜访了郑振铎、夏丏尊、傅彬然、马叙伦、李健吾、内山完造、许广平、周建人、周予同等知名人士。正是在李健吾家里，夏衍结识了钱锺书、杨绛夫妇，见到了顾仲彝和苦干剧团的几位朋友，这算是意外的收获了。
夏衍从未正式加入过开明书店，但夏丏尊、章锡琛却从来把他视为“开明同人”。抗战时期，虽然夏丏尊自己处境也很困难，但还是三块五块银元地周济着开明同人。蔡淑馨就多次收到过他的帮助。夏衍赶到他家时，夏先生肺疾严重，消瘦得厉害，说话时呼呼地喘气。夏衍对这位教育界、出版界的老前辈表示了敬意，也约略地说及现在的时局。
夏丏尊病重期间，“开明”业务由叶圣陶负责。夏衍与叶圣陶原来就有着很深的交情，因此，“开明”有什么活动，总是邀请夏衍参加。1946年3月，叶圣陶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午后2时，于一家春茶点款友人，商谈‘中志’（即《中学生》——引者按）及‘少年’（《开明少年》——引者按）之改进问题。店中同人出席者十余人，外客到者为仲华、仲足、雪峰、陈原、柳方、胡绳、孙起孟、夏衍、宝权九人。因平常甚熟，诸友皆能畅所欲言。诸君皆以为欲求杂志之精良，须接近读者云云。”
冯雪峰、胡绳、夏衍都是中共在沪文化界活跃的领导人，而金仲华、孙起孟、陈原、秦柳方、戈宝权等人都是中共的亲密朋友。夏衍后来还与胡风一起到叶圣陶那里商议，由开明书店出版《中国作家》，虽然后来“无疾而终”，但从中不难看出夏衍所做的努力。
经过夏衍和梅益耐心细致的工作，许多有影响的作家、学者执笔写了有关当前时局的文章，在上海国民党办的报刊《申报》《时事新报》，甚至《中央日报》上陆续发表。这些文章共同的调子是反对内战，反对独裁，主张和平建国，开放民主，起了有效地揭露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明谈暗打”，迷惑群众的作用。当时中共驻渝办事处负责人王若飞特地写信，“肯定了上海文化界的活动，称赞这种利用敌人报纸展开要求团结、反对内战的宣传工作，同时指示要更进一步地占领敌人宣传阵地”
。
怎样在当局控制的新闻媒介中打开一条出路，是夏衍最花心血的事情。要能痛快地陈述自己的主张，不如建立自己的阵地。1945年冬，凤子回到了上海。《和平日报》的副总编万枚子来约她为该报办一个三日刊《海天》副刊。《和平日报》的前身就是《扫荡报》，社长是反共老手黄少谷，凤子不加考虑就回绝了。几天后，凤子遇见叶以群，把这事当笑话一样地对叶以群说了：“让我为他们编报纸，开什么玩笑？”
以群负责上海“文协”的工作，与夏衍常有来往，知道老夏正在为找不到一个新的阵地发愁，听凤子这么一说，他敏感地注意到这是一个不可错过的机会，于是便劝说凤子应当慎重考虑这件事情。
无奈凤子抵触情绪挺大，以群做不通她的工作，就把这事告诉了夏衍。夏衍听罢淡淡一笑：“凤子是个好姑娘，一下子转不过弯来罢了。好吧，我写一封信，你再去找她一次，我想可以说服她的。”
凤子听说夏衍有信给她，微微一愣，“哦？夏公会有什么事呢？带个口信不就行了吗？”这时夏衍年资、声望日高，文艺界的一些后辈们，开始挺顺口地称他为“夏公”了。
凤子与夏衍有着长久、深厚的友谊。她还在复旦读书的时候，便以饰演《雷雨》中四凤而一举成名。司徒慧敏注意到了话剧界这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带她去见夏衍。那是1935年的秋天，夏衍刚刚结束“隐居”生活，三个人便在咖啡馆里聊了一个下午的戏剧。凤子很尊敬夏衍，终生以师长相待。夏衍的《赛金花》惹出风波后，她坚决地站在夏衍一边，写了不少为《赛金花》辩护的文章。夏衍也一直关心着她的成长，事实上，在重庆时期，她就和白杨、张瑞芳等人一样，成为进步剧运的重要骨干了。
夏衍在信中主要强调了当前占领舆论阵地关系重大，不可等闲视之。她由此而想到离开重庆时周恩来同志交待过的话：国共和谈由于蒋介石坚持反动立场，行将破裂，文化界党员有的将撤回解放区，有的将转入地下，延安不可能再派同志出来，希望留在国统区的文艺界同志们、朋友们坚持下去，环境愈艰苦，愈要设法利用一切机会。
夏衍在信里也正是告诉她这个“机会”不可轻易放过！冷静了下来，凤子觉得思想清醒了许多，对组织上要自己接编《海天》的意图完全理解了。
凤子接编《海天》之后，以反共而著称的《和平日报》上，就出现了许多进步人士的文章，甚至还有来自解放区丁玲的一个短篇小说《水》。直至后来《和平日报》的头头们嗅出了《海天》的异样气味，常常不打招呼就撤换凤子发排的稿件，凤子待在其中已失去了意义，这才离开了《海天》。
1946年初，吴祖光、丁聪、郁风等回到了上海。他们都极富于正义感，对国民党控制下的那些反共刊物很看不惯，就想自己动手，编一份“图文并茂”的《清明》刊物。丁聪、郁风都是画家，对刊物中的“图”这部分，自然特别讲究。办刊物之前，他们征求了夏衍的意见——抗战以来，无论政治上，还是艺术上，夏衍一直都被他们视为自己的领路人。夏衍很赞成他们的设想，要他们搞出点特色来。
4月，《清明》正式出版。编辑部设在爱多亚路转角“大世界”的二楼，陈设雅致，给人闹中取静之感。夏衍时常来坐坐，他会在吴祖光等人开编辑会议的时候突然推门而入，只低声说一句：“不打搅你们，我要睡十分钟。”于是便坐到吴的书桌对面，伏在桌上，把头埋在臂弯里，一下子就睡着了。到了十分钟，比闹钟还准确，他一定准时醒来，整整衣服，与吴祖光打个招呼，就推门出去了。有时吴祖光在窗口目送他在楼下的背影，只见他脚步轻捷地走上熙熙攘攘的街道，一会儿就消失在如潮的人流中……
吴祖光这时还负责《新民晚报》的《夜光杯》副刊。夏衍以“朱儒”为笔名写的《桅灯录》与赵超构以“沙”为笔名写的《今日论语》，两个时评式杂文专栏，被视为版面上的“两只眼睛”，为《新民报》各地方版所转载，成为报系的“共同语言”。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夏衍在《新民晚报》支持越剧改革的文章。那一年，越剧界的袁雪芬演出了根据鲁迅《祝福》改编的《祥林嫂》，尝试越剧的改革之路。不料，社会上的恶势力竟接二连三地对她冷嘲热讽，甚至进行人身攻击。夏衍挺身而出，写下了《勖袁雪芬》一文，批判了旧戏曲界黑势力的怯懦和无耻，大声地为袁雪芬撑腰：
袁雪芬给人丢了粪包，读报的人看到这条花边新闻也许会不假思索地发笑吧，可是再仔细想想，这种现象不是很可悲吗？在这社会里，要做一个不甘同流合污的人很难，要做一个不甘同流合污的女人更难，要做一个不甘同流合污的女艺人更是难上加难。袁雪芬，最多也不过是想要上进，不愿意与那些玩色情把戏的人物混在一起的女演员而已。而现在你看，一旦不和下流坯子合污，他们就可以来这一手。
更令袁雪芬感动不已的是，在他们以后交往的四十多年中，夏衍绝口未提起过这件事。直到夏衍去世后，她才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得知了“朱儒”原来就是夏衍！
抗战胜利后，著名诗人戴望舒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继续滞留在香港，回上海的一些文化人士因此对他颇不谅解，有许多过激的批评。也是夏衍借助了《夜光杯》上的一篇文章，为戴说了公道话。夏衍在文章中引用了戴望舒作于香港沦陷时期的四首流传很广的民谣：“忠灵塔，忠灵塔，今年造，明年拆”；“神风，神风，/只只升空，落水送终”；“玉碎，玉碎，/那里有死鬼，/俘虏一队队，/老婆给人睡”；“大东亚，/啊呀呀，/空口说白话，/句句假”。这些民谣雄辩地证明，戴望舒不是汉奸文人，而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诗人。夏衍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
以后关于戴望舒的议论便渐渐平息了下去。
《消息》半月刊是夏衍、姚溱和梅益等人努力下的又一个重要成果。说起这份刊物的创办，颇有一点戏剧性。1946年3月下旬，夏衍正在泗泾路原来《建国日报》的那间厢房里，一个身着挺括西服、眉目清秀的英俊青年来找夏衍，他自称叫宋怀志，是梅益介绍前来商谈一份刊物的，请求夏衍给予指教。梅益事先未及打招呼，夏衍心下以为不过是个附庸风雅的“小开”一类的人罢了，不大肯搭腔。但谈了一会，终于明白眼前这个年轻人是从苏北根据地来沪的姚溱。经过一番讨论，再由姚溱打了一通交道，说动了一位名叫贾进者的开明士绅拿出一根金条（十两黄金）作启动资本，一个星期后，《消息》这张四开小报便问世了。尽管刊物小，但在上面见到的却是赫赫有名的作者的文稿，除了金仲华、胡绳、夏衍、梅益、姚溱之外，还有周予同、吴祖光、叶圣陶、蔡尚思、韩述之、杨刚等。他们的文章很少长篇大论，或揭露讽刺反动人物的各种丑态，或抒发忧国伤时的情怀，主题鲜明，议论深刻，文笔泼辣，别具一格，因而每当报纸出版，立即销售一空。
报纸影响一大，新闻检查官们就又出面干预了。《消息》的命运比《建国日报》稍好，但也只出了十四期就被查封了。
从1946年1月10日至7月10日，夏衍化名“东风”，还在《世界晨报》上辟出一个新的专栏，标题十分新奇，叫《蚯蚓眼》。
《世界晨报》是姚苏凤与冯亦代在抗战胜利后创办的一家“中间偏左”的报纸。姚、冯二人接受夏衍的意见，报上新闻极少用中央社的新闻而多用外电。潘公展对此大为不满，对姚苏凤施加了颇多的压力。姚、冯二人便请夏衍主持了这么一个专栏，以示对抗。
《蚯蚓眼》专栏和当年的《司马牛杂感》一样，也是投向国民党魑魅世界的锐利武器，深受读者喜爱。国民党当局不是喜欢用虚假的“民主”姿态邀买人心吗？夏衍就让它直截了当地一一曝光：
政府宣布尊重人民自由的四项诺言之日，重庆街头宪警逮捕了衣服欠整的市民千余人去当兵。我提议协商会今后要追加：人民有穿破衣服在街头走路的自由。
美国新发明了玻璃防弹马甲，我劝民主主义者每人预备一件。
陪都有人通电要惩办较场口惨案“祸首”李公朴等，在较场口，李公朴等被打破了头，故“祸首”者，祸延脑壳之谓也。
在《消息》被禁之后，夏衍与“孤岛”初期的老朋友姜椿芳和林淡秋进行磋商，很快便在他们主持的《时代》杂志上开辟了园地。这份杂志是以“苏商”名义出版的。蒋介石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演出一幕“和谈”“调解”的双簧剧，形势扑朔迷离，中国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又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夏衍在这份刊物上，有时用余伯约，有时以黎纬北的笔名撰写时事评论，几乎每周发表一篇长文，连续不断长达半年左右时间。《美国为什么要发动内战》《一个主题，多种花样》《威胁利诱之间》《法西斯在这里》《被损害了的纪念日》……他在这些评论中谴责“二战”后美国在走前德日法西斯老路，扩军备战，造成对世界和平和各国人民民族独立的威胁。他尤其提醒读者注意的是美国于战后渗入中国，力图使之成为它独占的殖民地。他还对人民的尊严不可欺侮，人民的力量不可战胜，表明了毫不动摇的信念：
希特勒迷信他的武力，东条迷信他的武力，这些眼睛永远看不见人民力量的枭雄都已经倒下去了。今天历史的悲剧正重复在某些迷信武力的反动分子身上，他们以为有了原子弹，人民的力量便不必再顾虑了，那么看吧，地球还要存在下去，究竟胜利该属于原子弹呢还是属于人民，明年后年的历史，会教训这些好战黩武的徒辈的。
这期间还发生过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姚溱当时在《时代日报》上化名秦上校，开辟了半周军事述评。1946年初这段时间里，国民党军队发动了对解放区的进攻，人民解放军起而自卫。针对国民党各报连篇累牍地登载捏造和歪曲事实的报道，肆意攻击中共和解放军，姚溱每半周发表一篇综述，向国民党统治区广大群众报道解放战争的真实情况。正当这些文章引起各方面关注的时候，姚溱有一天在马路上被原新四军中的一个熟人撞见。此人已经叛变投敌，经他告密，姚溱被军统特务绑架。在审讯中他们发觉姚溱在沪化名发表文章，其中就有人怀疑到“秦上校”可能就是姚溱。
当收到姚溱利用狱中关系送出的一封信之后，经姜椿芳、梅益和夏衍讨论，大家意识到事态的危险性，如果报纸上的军事述评一旦停止，便正好坐实了“秦上校”即为姚溱的猜测。夏衍在重庆时曾为病中的乔木（冠华）执笔过军事评论，因此他觉得责无旁贷，便立即着手模仿姚溱军事评论的格式、笔调写下去，并继续采用“秦上校”署名发表。夏衍确实学得太像了，以至特务爪牙们也搞糊涂了：既然“秦上校”还在刊物上继续写文章，那么对姚溱这方面的猜疑便站不住了。在这种情况下，组织上展开了营救活动，把姚溱顺利地保释了出来。姚溱后来一直与夏衍保持了深厚的友谊，直至“文革”初含冤去世。
在此期间，夏衍虽未亲自参与编辑、撰稿，但影响所及，成为党的同路人性质的刊物就更多了。就拿影评方面来说吧，梅益在《文汇报》编《演剧》，张石流负责《前线日报》的《戏剧》和《世界晨报》的《每周戏剧》，刘厚生与马季良（唐纳）在《时事新报》编的《舞台与银幕》等等，可以说都受到过夏衍的直接指导。而通过对这几个副刊的工作，上海的影评界就基本掌握到了进步文化力量手中。
当夏衍在宣传舆论战线上奋勇出击的时候，一件使他感到尴尬难处的事件发生了。
1946年初，驻东北的苏联红军大肆拆运东北境内原日本和伪满所有的工厂设备，拆下的东西全部运回苏联国内，有人形容说：“连一颗螺丝不剩。”英美的通讯社对这一事件自然幸灾乐祸，在报刊上大做文章，大肆渲染。
乍一听到这消息，夏衍十分震惊。他多么希望这是英美等国制造的一个谣言。可他赶去向苏联驻上海的商务负责人安德烈耶夫质询时，与夏衍在重庆曾有过友谊的安德烈耶夫却以纯粹的“外交辞令”来应付他：“无可奉告。”这，其实从侧面证明了那消息的可靠。
一丝可怕的阴影从夏衍的胸中掠过，他的心情异常沉重。如果说“西安事变”时塔斯社的信口雌黄，曾引起他的一点困惑，那么这回苏军“一颗螺丝不剩”地拆走东北境内的工厂设备，就不能不让人怀疑“老大哥”对别国人民、对别国共产主义事业的尊重程度。尽管在这个时候，夏衍对这个问题不能想得太深，但作为一个正直的中国共产党人，他对苏联的这种大国沙文主义行径不能不产生反感情绪。
为什么说夏衍此时不能对这问题想得太多太深呢？因为国民党借机发动了一次反苏反共的浪潮。蒋记政府一直是最怕人民运动的，但这回他们倒有能力发动好几千人在2月23日苏军建军节这一天，到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门前举行示威活动。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国民党真正的目的是想借此机会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因此，作为共产党在上海宣传战线的指挥员之一，夏衍要在这场舆论攻坚战中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号召人们不要为国民党的活动转移视线。
于是，夏衍费尽心思，写了一篇三千多字的时评文章《论中苏关系》，正面肯定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对中国抗战的支援，提醒人们不应让国民党利用这一事件来转移目标，把和平建国的希望寄托在杜鲁门、马歇尔身上。最后，夏衍事实上巧妙地转移了话题，他把讨论重心放到了苏联延期撤兵这一话题上（尽管这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毕竟还有讨论的余地），而对最引起非议的几个问题，如苏军败坏的军纪及其对东北资源破坏性的掠夺等，几乎只字不提。夏衍最后说，东北问题是由于中国国内不民主的政治状况而引起的：
毫无疑问，苏联一定会尊重中国的主权，交还中国应有的权利，但是假如中国仍旧要在东北推行一党专制政治，仍旧假使东北成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跳板，中国仍旧甘心愿意地做帝国主义者猫脚爪，那么，为了维持东亚和平，苏联的举动是合乎正义而符合着中国人民特别是东北人民的利益的。
这篇文章在进步文化人士中，也不是没有一点反响，像叶圣陶即表示同意夏衍的意见：“日来京沪渝各地发生所谓爱国运动，攻击苏联，学生罢课游行，标语有‘反对东北特殊化’，‘不愿见九一八重演’，‘打倒赤色帝国主义’云云。据知其实际者言，此系国民党党内之争，执持党务之CC派攻击当政之政学系耳。特以反苏为幌子，于党内既尽其排抵之用，于党外复可以抑压民主运动，借题发挥，其技甚巧矣。”
但这类文章实在有点硬做出来的味道，因而收效甚微。夏衍接着还写了几篇《论中苏关系》的续文，如《答客问》（原载上海《文萃》1946年3月第1卷第21期）、《再论中苏关系——答杨庆铎、谢裕、“爱国公民”诸先生》（原载《周报》1946年3月第27、28期合刊）等。但由于太过一边倒的倾向性，某些论点过分追随苏联的宣传口径，
这些文章同样显得没有什么说服力。这也可以视作夏衍新闻记者生涯较少的一次“走麦城”的经历。许多年后他还怀着相当懊丧的心情自我检讨说：“这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写文章一要讲真话，二是要顺人心。”
这个深切的体会，是这次令人不快的事件留给夏衍的一个十分宝贵的历史教训。
成功总与失败相伴随。夏衍在上海的活动充满了艰辛与坎坷，除了国民党方面的破坏，也有如上面提及的意料不到的麻烦，这很可能使他数月的辛苦付之东流。但夏衍决不辜负党的重托。他不以此为意，从不气馁，这才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一份份光彩耀人的实绩。
随着蒋介石集团反动本质的逐渐暴露，也由于活跃在敌后文化阵线上的郭沫若、茅盾、夏衍、冯雪峰、胡绳、胡风等许多人的积极工作，越来越多的民主人士终于从抗战结束后的那种幻想中清醒了过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开始认识到，只有紧密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用人民力量彻底消灭国内的法西斯残余后，“和平建国”“自由民主”等理想才可能得到实现。
《周报》的态度变化也许是很有代表性的。1946年初，它在一篇文章中直言：“团结要靠双方的诚意，互信互让，缺一不可；而实行民主，虽然都有责任，重心在国民党而不在中共，因为政权在国民党手里，这是明明白白的事情。”
这儿，它已不再是本节开头提到的“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的调子了。到了7月间，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刺后，《周报》就以旗帜鲜明的态度，走上了“反独裁、反内战”宣传斗争的第一线。它用很大的篇幅刊登了马叙伦、马寅初、茅盾、田汉、吴晗、胡风等人的纪念文章。田汉高呼：“大家准备好了没有？中国民主运动还需要更多的贤者的血！”吴晗宣言：“我们会跟着你们（指闻一多父子——引者按）走的，你们已经替中国人民铺好了道路，用你们的血。”
最有代表性的是马叙伦的态度：“我的历史上一部分正和李、闻两先生相同，我自然预备着接受一颗。但我也预备送还他一颗原子弹。”
而仅仅在几个月前，当国民党挑动反苏反共浪潮的时候，夏衍把那篇揭露国民党阴谋的文章交给他发表时，他觉得十分为难，以为会损及他“中立”的清誉。夏衍在文后注明了“文责自负”，他才勉为其难地将文章发了出来。
在那个时代里，发生在《周报》和马叙伦身上的变化，正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内战还未正式开始，国民党已输掉了民心。
1946年7月初，夏衍有些意外地与周扬在上海重逢了。他们已有将近十年没有见面了。周扬这次到上海是为了办理去美国的签证。党派他去美国讲学，但周扬认为成功的把握不大，国民党有意在为他设置障碍。周扬向夏衍畅谈了自己对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理解，这时，他已经是毛泽东文艺思想最权威的诠释者之一了，较之以往，自然是更加高屋建瓴、气势轩昂。
与周扬晤面过后，夏衍萌生了去延安的念头。这时的上海，确实已无多少事可做了。征得周恩来的同意，7月中旬，他来到南京梅园新村，参加了中共代表团的工作。
刚到梅园，他就碰到了一件叫他吓了一跳的事情：他看到周恩来指着桌子上的一份文件，脸色涨得通红，指着一位身着长衫戴眼镜的人，大声斥责：“过去人家说你是伪君子，今天我说你是真小人！”又说：“我们二十年的交情，到此算完了！”说完竟然放声大哭。
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多年，夏衍从未见过他情绪如此激动过，他一下惊呆了。站在一旁的陈家康告诉夏衍：这个清瘦的老人就是梁漱溟，他背着民盟中的左派，向马歇尔提出了一个所谓的“调处”方案。这个方案，规定关内关外中共军队的驻地，而对国民党军队却没有附加规定，这就等于政府军不受任何约束，可以随意调动，想上哪儿就上哪儿；同时此方案还规定政府派县长和警察接受共方的二十个县……这对我方是极端不利的，周公因此动怒了。
梁漱溟讷讷地说：“那，那我们把这份文件去收回来吧。”
周恩来浓眉下的锐眼盯了他一眼：“还收得回来吗？”
站在一旁的李璜、莫德惠赶紧说：“来得及，还来得及。”后来，费了不少周折，他们才将这业已送出去的方案取回。
这件事情给夏衍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周恩来看上去很随和，但决不无原则地妥协，在大是大非面前，态度极其分明。夏衍对梁漱溟的印象亦不佳，在解放初他写有一篇杂文挖苦梁漱溟，或许就起源于此吧。
夏衍向周恩来汇报了自己在上海的工作情况，并提出想去延安的申请。周恩来同意了，答应在代表团撤离南京时，带他一起走。
但到了9月初，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时全面内战已经爆发，中共急需加强香港、南洋一带的宣传和统战工作。夏衍对这一带情况比较熟悉，周恩来便建议他和潘汉年一起，参加香港分局的领导工作。夏衍毫不犹豫地领受了这个新的任务。
在又一次别离上海之前，夏衍抽空回了趟家。1946年3月底，蔡淑馨偕孩子已随同《新华日报》同人乘轮船回到了上海。
由于夏衍工作繁忙，一时没再另找房子，一家四口人便借住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至德里蔡父的家中。
夏衍与蔡润甫的感情一直很亲密。对这位大女婿，蔡润甫打心眼里喜欢。他虽然未必了解夏衍所从事的事业的意义，但对夏衍的工作却是热心支持的。他有时还会带领夏衍结识一些金融界的朋友。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增加了这一层身份的保护色，对夏衍地下工作的助益可想而知。
对于蔡润甫，夏衍是满怀着孝心与敬意的。他自幼丧父，后来又未能亲自侍奉母亲于堂前，在他心中，一直引以为憾事，所以对岳父特别地孝顺。这一年，蔡润甫得了伤寒，肠出血，危在旦夕。起先请上海名中医丁济万医治，但不见起色，夏衍特地去请来留日的西医沈恭精心治疗。他自己还与淑馨六兄妹轮流陪夜。因室内是新地板，为保持室内安静，夏衍叮嘱家人进屋都脱掉鞋子，他自己更是小心翼翼。岳父病体痊愈，还特地去买来几株夹竹桃种在阳台上，以供老人养息时观赏。蔡润甫常常夸奖这女婿比亲生儿子还亲。蔡淑馨年幼的弟弟妹妹对这位大姐夫极尊重，认为他对蔡家照拂得热心、细致，还胜过了蔡淑馨本人。
夏衍在上海的时候，可以对蔡家多加照顾，但现在他要离开上海了，再留蔡淑馨住在岳父家，就不合适了。因此，赴港之前，他务必要为蔡淑馨母子租好住房。既要避开国民党特务的耳目，又要找一间价格、位置都合适的房子，殊不容易。即使夏衍这样的老上海，也忙了十多天，才在静安寺路的重华新村租到了新居。沈旦华回忆说：“抗战胜利后住在南京西路重华新村59号A，表面上弄堂口在南京路，后弄堂深处有一个很小的门通到静安别墅胶州路。”
这房子是与胡绳合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