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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事情得回溯到1923年那个多事的暑假开始说起。
按规定，留学生每隔三年可以领到一百元左右的参观旅游费。在领到在当时说来是一笔不小的款项后，夏衍带了一只手提箱，便从日本下关动身去朝鲜的釜山，然后再由釜山经平壤到了中国东北境内。
夏衍此时孑然一身，原是想效仿斯蒂文生的“携驴旅行”，飘然远游一番。但这一路行程却给了他莫大的刺激，五四时代在心中埋下的诸多思想的种子，又在他心头悄然复活。这股力量是如此强大，将他自然地从一位机械工科学生的既定学习模式中拉拽了出来。
首先是在朝鲜旅行途中朝鲜人民敌视的目光。夏衍不会朝鲜语，穿的又是一套明专的制服，朝鲜人便以为他是日本人，处处敌视。在釜山到平壤的火车上，与夏衍同座的是一位十五六岁的朝鲜女学生。她身着粉红色长裙，戴着白色头巾，美丽异常。旅途本来就很寂寞，夏衍忍不住想与她攀谈一番。不料两人目光方一对视，还未来得及张口，这少女幽冷的目光只在夏衍脸上一转，便断然扭转过头，不屑再看一眼。这是把他看成一个虎狼一般可怕的对象了，又夹杂了些看到毛毛虫一般可厌的味道。活了二十多岁，他还未被人以这样的目光打量过，一时觉得十分无趣。直到下车前，少女忽然从他手提箱上的名刺发现他是一个中国人，态度立刻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不但主动与他攀谈，临别前，甚至还给夏衍留下她在平壤的地址，邀请他在方便的时候去玩。
而当他踏上故国的土地时，国人的态度却给了他截然不同的另一番印象。
当时的南满，几乎已经是日本国的殖民地了。日本宪兵为了显示他们的威武，可以纵马践踏菜市，一个日本路警可以随意把一个中国苦力推下火车急驶的轨道……对待这一切，我们国人的态度却显得异样的平静。走在奉天（今沈阳市）的大街上，经常可以听到小贩这样的吆喝“Hakusai喔白菜，Kuyri喔黄瓜”，Hakusai和Kuyri是日本语白菜和黄瓜的发音，看来一些同胞竟迫不及待地进入亡国奴角色了。
在奉天待了两天后，夏衍北上去了哈尔滨。哈市号称是白俄的势力范围，日本势力也多有插足，于是，他很快便领略到不俄不日、唯中国气息在逐日消退的地域风情了。晚上他住进一家中国人开的小旅馆，第二天早上女佣竟是这样来招呼她的同胞的：“要里巴（俄语，面包）呢还是梅西（日本话，米饭）？”
干脆连中国话都尽量省去不说了。
面对这一幕幕场景，夏衍感到了一种无以言说的悲哀，不由反躬自问：倘若国人的精神状态果然如此愚劣，那自己学来的本事又能派上什么用场呢？“科学”“实业”又救得了什么国家呢？思念及此，他只觉得心乱如麻，游山玩水的兴致再也没有了，当即收拾好行李便返回关内。
回到杭州，本想找人倾诉一下自己的感觉，不料回到家中，哥哥全然不给他开口的机会，抢先把他这次“擅自”旅行的事数落了一遍。夏衍懒得与他分辩，自去拜谒许校长。而许校长所关心的，则仍是专业成绩、科学技术、丝绸业前景等等。夏衍心中的苦痛与烦闷根本无法得到疏解。
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了有史以来损失最为惨重的关东大地震。尽管中国此时的国计民生决不能与日本相提并论，日本又是近代以来加诸祸害于中国最盛的列强之一（另一个自然是俄国），但在这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中国社会各界还是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救援之手。夏衍积极参加了救援工作。在救灾的过程中，除了震惊于损失的惨重，夏衍也为朝鲜人民的悲惨遭遇痛苦：在日本，最底层的朝鲜民众几乎成了暴民们理所当然的情绪发泄对象，生命财产全无保障。夏衍的熟人郝东才夫妇就因为不能用日语自如表达而被暴民疑是朝鲜人活活打死。
少年时代“中国会不会亡”的巨大忧思不能不因此重上心头。
暑假结束回到明专，谈吐之中，他把心中的困惑告诉了挚友郑汉先。郑汉先是1922年考取明专的两名中国留学生之一，后来化名陈德辉，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1932年在汉口主持湖北地下省委工作时牺牲。郑与夏衍都是学电机专业的，这时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他看到朋友的思想转向当然很高兴。经过他的介绍，夏衍加入了九州帝国大学的“社会科学研究会”。
当时的日本，处于所谓“大正法制时期”。由于劳资矛盾日趋尖锐，工农阶级日渐觉醒，日本统治者采用了一些让步措施以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因而革命思潮的传播有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不少中国留学生就是在日本最先接触到民主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而成为革命斗士的。像李大钊、周恩来、鲁迅、郭沫若等，他们思想革命的起点就是在日本。夏衍也将走上这样一条道路。
社会科学研究会是日本帝国大学里松散的、自由研究学问的组织，实际上，它并不讳言其政治倾向是宣传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夏衍所在的这个小组有5个成员，除郑汉先、庞大恩和他之外，还有两个日本中学教师。这个小组在小仓的咖啡馆和中原的松林多次聚会，有时还请经济学教授来作辅导。在这个小组里，夏衍阅读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自然辩证法》等等。多年来积压在他心头的重重迷雾渐渐散去：为什么中国老是受人欺侮、压迫呢？为什么中国的劳苦大众甘于贫弱蒙昧的现状呢？为什么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命运一点也没有得到改变？为什么“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道路越走越窄？……他开始有意识地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学说并将之作为人生道路的基本指向。
对此，夏衍自我评价说：
我还是利用这个时期读了一些作为一个求进步的中国人应该读的书——尽管不完全读懂，更谈不上理论联系实际，但是我总算认识了一个方向，就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大方向。
夏衍是知行统一的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同时，还参加第一线的工人运动。和明专的两位密友庞大恩、郑汉先一起，夏衍曾偷偷参加过水平社在小仓大街上举行的群众示威运动；他还到过离明专不远的八幡钢铁厂，了解工人的工作、生活情况，因而对于工人阶级受压迫的惨苦景况，有感同身受的真切体验。这挚诚的热情在后来他翻译高尔基《母亲》有关工人生活的章节时，有充分的表达。
正课以外的阅读和社会活动，占去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如何处理眼前的这个矛盾呢？夏衍较为冷静，考虑到自己毕竟是个学生，若学习成绩太差，会给中国人丢脸。怎么办呢？他制订了一个“七十分方针”：考五六十分，在班中垫底，未免难堪；但若要考八九十分，便需“目不斜视”，一点参与社会活动的时间都没有，也非所愿，因此把学习目标定在70分上下，较为合适。四年下来，他第一学年总评分76，第二学年75，第三学年70，第四学年71。“七十分方针”可谓得到完满的实现。在明专这样课业繁重的工科学校，夏衍居然能够较为自如地“控制”自己的学业成绩，可见他的天资确实不同寻常。
1924年夏衍与两个重要人物的会见，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这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夏衍和蔡经铭一起，拜访了当时寄寓在博多的郭沫若。
郭年龄虽比夏衍大不了几岁，但无论从文名还是学历上，都是他的学长了。
郭沫若于1923年3月在九州帝国大学毕业后，偕日籍夫人安娜及孩子返回上海，一度与成仿吾、郁达夫等出版《创造周报》，后因幼子生病付不起医药费，安娜先返回日本，不久妻儿的生活无着落，郭被迫放下创造社的工作到日本以笔耕维持生计。当时郭沫若心境的郁闷可想而知。
郭一家仍住在毕业前租住过的福冈市外箱畸博多湾海边纲屋町一所房子里，前面临海，屋后是大片的松树林。见面之后，郭先谈到了他这段在日本的生活。他告诉夏衍，这里的房租每月20元，一家5口的生活费在百元以上。现在靠的是一笔意外财源：归国时不曾领取的留学生归国费，数目是300元，但须“亲领”。他到东京去拿，路费就要花去50元。说不定以后付不出房租，会被撵出来。
夏衍他们是以文学爱好者的身份来向他请教的，然而他却很少谈到文艺，谈的多是国内直系和奉系军阀在华北、江苏和浙江之间进行的战争，战祸造成的种种惨相，以及地主剥削农民的酷烈，江南农村的凋敝等等。看得出来，这位曾经主张文学应“表现自我”的大诗人，已经将目光投向社会人生，而要与丑恶的社会宣战了。
郭沫若的夫人安娜美丽而且温厚，早已习惯丈夫的谈天说地。到开饭时间，便做好了一桌日式饭菜邀请夏、蔡二人吃饭。吃过午饭，郭沫若兴致不减，又邀请客人到屋后的松林散步。这时，郭的长子博生和幼子和生也要同去。走在小路上，郭沫若一时兴起，要同孩子们竞走。于是父子三人在一串笑声中，迈着大步跑进了松林，留下夏衍、蔡经铭跟在后面看得发呆。夏衍感受到了郭沫若身上那旺盛的生命激情，那是来自阳光、森林、大海的活力。
这是郭、夏二人交往之始。在《童心颂赞》中，夏衍特别提到了这个场面：“今春到博多湾看沫若的时候，同博生和生在松林的竞走，令我深深印着沫若还是一个孩子的印象！”夏衍终生敬重郭沫若，其感情原因或可追溯至此。
1924年10月，著名的“倒戈将军”冯玉祥在北京发动了政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并电邀孙中山先生北上共议国事，主持大计。孙先生欣然接受了邀请，于11月13日从广州启程去香港，在港改乘日本轮船“春阳丸”至上海。在沪停留数日后又于11月22日，搭乘“上海丸”至日本，期间在门司稍作停留。听到孙中山先生到达日本的消息，夏衍和郑汉先、庞大恩都觉得十分兴奋，他们作为留日学生代表专程赶到门司谒见孙先生。
孙先生当时坐在一把摇椅上，左边是宋庆龄女士，右边是李烈钧将军，十分和蔼地接受了这几位热血青年的真心祝福。夏衍呈上了几天来苦心收集的一大叠报刊，上面刊载了英、美、日各主要国家的通讯社关于冯玉祥北京事变和孙中山北上的消息及评论。孙中山略略翻了几页，很满意，连声说：“好，好，有用，有用。”
当时世界各国对孙中山这次北上的态度不一。英国的《字林西报》就连篇累牍地发表社论，反对孙中山进入上海租界。也有的认为在北方时局安定之前，孙将在沪观望形势，中止北上。有的甚至发出种种威胁。究其原因，当然是害怕孙先生宣传反帝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在此时，北京执政府里，冯玉祥处于从属地位，与孙中山政见大不相同的段祺瑞、张作霖等却是主政者。因此，对于这次北上，国内国外的反响，孙先生急欲知悉。如今夏衍送上的这些报刊，正是他所急需得到的。
孙先生于是问夏衍是不是国民党党员，当他得知夏衍等人还是“党外积极分子”时，便当场指定李烈钧为夏衍的入党介绍人。这样，夏衍就在这位当代的伟大人物面前加入了中国国民党。这是夏衍一生的骄傲。
夏衍加入的国民党，是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夏衍热爱的孙中山先生，是最终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孙先生。尽管在组织上，他首先加入的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但他的政治倾向无疑是在共产党这一边。夏衍后来写的一篇《从日本来的消息》很能反映这种思想倾向，文中有这样的话：“糊涂种子，被人多作觉悟分子……东北方面的华人头脑，可不用我来介绍了。京都呢，不用说，是独立青年党的大本营，人物是国家主义者，反共产派，国粹主义者，富国强兵的梦想家……和自命超然派的大器晚成的英雄，群而不党的君子，特产是中国料理店，京腔，胡琴。”
此时乃是国共合作处于良好的发展阶段，共产党的组织独立性未被强调。夏衍加入国民党后，中共旅日支部大约便因此而未再行发展夏衍入党，夏衍也未提出加入中共旅日支部的请求。
当然，年轻人的思想求索从来不是一次完成的。1923年至1925年间，夏衍虽然颇为自觉地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思想转向，但这时期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不能认为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了。尤其按照当时占据主流地位的苏联式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来说更是如此。年轻的夏衍在社会主义理论之外还热情地吸收各种思想学说。一段时间里，他似乎对宗教理论产生过一些兴趣。他琢磨过基督教思想：
“人生究竟为什么？”
基督教思想教人
“敬畏上帝”
异教思想教人
“知道你自己”！
我们究竟为充实自己而生呢？
为援助他人而活呢？
他似乎还动过学习佛教思想的念头：
（②夏衍：1925年7月12日日记，“夏全16”，第233页。）
当然，夏衍的这些思考明显都是无关于宗教信仰的。
在某日的日记中，夏衍还做过这样的自我反省：
我这个人自然有很多缺点，自然有偏见，难以虚以待人。然而，我一直这样认为：我是一个理性相当发达的人。支配自己的一切的是理性和热情。但是，我认为热情决不会与理性发生冲突。因为我从来没有体验过这种冲突。我总是在自己认为“好”、“然”的时候，才倾注热情，拼溅心血而战斗，并为此献出生命。
我虽不厌恶修养本身，却恐惧流弊。我等享受最大的物质文明的恩惠，却依然想保持原人之本性。尽管有法律之习惯、群众之黄金，但不能剥夺我等之“童心”，即原始人之赤裸裸的态度。我以为，唯具有此童心之人，才能恋，才能爱，才能创作。
伪善乃人类之大敌，难道它不正是世纪一切争斗之原因吗？
因为伪善，人崇尚妥协。然而，破坏妥协比达成妥协更是深刻残酷之争斗。
人们想逃避大争斗的深仇大恨！
人们希望恋爱、热情、公正、忠诚！
打破妥协，讨伐伪善！以温暖的原人之胸怀对待社会！
这番议论，有着五四一代青年激扬文字、愤世嫉俗的时代特征，但在其中又明显掺入了卢梭“自然”学说的某些因素（似乎还有一些李贽学说的影响痕迹）。这就是夏衍的个性见解了。此后，人们再不容易见到夏衍字面上关于“童心”、“原始人之赤裸裸的态度”的议论了，但考其一生，他确是以行动一以贯之地实践着“打破妥协，讨伐伪善！以温暖的原人之胸怀对待社会”这份青年时代的自我期许。
需要指出的是，服膺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学说对夏衍自我精神的求索、构建，影响并非全然是正面的。他对当时外蒙古独立的问题曾发表过如下评论：
余对蒙古问题之意见，汉蒙两族古来即为不和睦的兄弟，现在老大将死，不能禁止老二不分家，一方攻击外国的帝国主义，一方却想学外国的方法去征服蒙古，真太矛盾，我想中国——汉人——只要自己努力，求自由，一朝成了一个大大的自由国家，那么那些分了家的小兄弟自然会再聚拢来的，同父母生的亲兄弟尚要分家，何况民族间，我如此想！
这些议论或者也有可能是受到了日本学界在当时竭力倡导的“满蒙藏非支那固有领土说”的影响。当然，对夏衍来说，“那些分了家的小兄弟自然会再聚拢来的”终究才是他真正的国家理想，这是他和那些激进人士立场根本不同之处。
相对来说，1925年是夏衍较为游离于政治活动的一个年份。这其中，除了个人生活的原因，一个现实的原因是做毕业论文的关系。工科学生的毕业论文非经大量的实验不能得到可靠数据。因此，该年4、5月间，他虽接到东京国民党驻日总支部特派员何兆芳的信函，何要求他去东京接上组织关系，他却回复说：此时正临近毕业了，学位论文不能做得太差，不宜参加太多的社会活动。事实情况也是如此：在当年的日记中，夏衍留下了不少关于“卒业论文选题”“做实验”
的纪录。
1926年3月，夏衍以《关于变压器用的绝缘油问题》顺利取得学士学位，自“明专”毕业。该论文长达60余页，全英文写作。经过此番训练，他的英语水平有了一个切实的提高，为他今后的翻译家的生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关于“绝缘油”的话题，在夏衍漫长的人生中似未再见提起，但英语的运用，却是他日后文艺工作和家庭收入的重要保障，这也可谓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了。
“明专”毕业后，为更好地从事革命工作，也为建设未来的家庭（夏衍的未婚妻蔡淑馨已于1925年来到日本），他又考入九州帝国大学工业部。这样他就可以继续官费留学生的资格。当时政府给官费留学生的补贴大概是在80元—120元（大洋）之间，尽管时有折扣，也经常因为军阀混战中断，但按照当时日本的物价水平，这已是一笔相当丰厚的补助了。由于夏衍已有“明专”的工学士学位，进帝大很方便，只要浙江省的留学生监督写一份“保证书”就可以。事情办得很顺利，1926年4月，夏衍便搬到博多郊区，租到一间四席半的渔民房子，准备到九州帝大念书。
夏衍虽是以求学为名来到东京，但实际上，随着他告别“明专”，他也作别了“好学生”“实业救国”的思想惯性。他开始步入了职业革命家的人生旅程。这种人生道路抉择看起来是突然发生的，不少人在青年时代都会经历过一场在外人看起来是“断裂式”的人生转向，但对夏衍来说其实已有很长时间的酝酿。
来到东京，繁重的党务工作立刻压到了夏衍肩上。1926年下半年是国共两党裂痕明朗化的时期，在北伐军节节胜利的进军声中，已经隐藏了巨大的危机。夏衍到东京之前，国民党右派在东京巢鸭设立了一个伪总支部与左派相对抗。左右两派在日本的留学生和华侨中都拥有一定势力，争斗相当激烈。夏衍一到东京，就被委任为总支部常委、组织部长，让他具体分管日本各地的留学生与华侨的组织工作。11月上旬，又让他到神户、大阪等地区，宣传国民党左派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发展新党员。夏衍这次活动一个重要收获是他结识了冯乃超、彭康等人，这为他30年代与后期创造社的合作打下了基础。
1926年12月下旬，遵照国民党旅日总支部的指令，夏衍回到东京，参加了与日本劳农党领袖大山郁夫的会晤。
大山郁夫（1880—1955），日本著名的律师、教授、民主人士和社会活动家，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出身于大地主家庭，却对普通劳动者充满了同情，对共产党的许多主张也是赞成的，但对共产党的路线方针缺乏了解，因此他要求与中国国民党旅日支部作一次会面，希望吸收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的经验，以作为劳农党与日本共产党合作的借鉴。
12月27日，何兆芳、何恐、夏衍与大山郁夫举行了会晤。见面寒暄过后，大山直截了当地提了许多问题，何恐与何兆芳一一回答。何恐还告诉大山，国共合作的目的是为了加强民族民主革命，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两党是合作关系而不是合并。何恐在当时显然对国共合作前景已有所隐忧了。他说，国共两党的团结精神十分牢固，不会分裂的；但假如蒋介石破坏共同纲领，则中共必将采取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手段。
大山对这次会晤的成果非常满意。分别时他拉着夏衍的手（夏衍这次主要担任翻译工作），用带着眼泪的声调说：“中国同志应加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使日本帝国主义不能从容地吸取中国的膏脂，来维持对日本劳苦大众的统治，这是中国同志的责任；日本的同志不加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使日本帝国主义能够无所顾忌地侵略中国，这是日本同志的羞耻。”
大山郁夫诚恳的态度给夏衍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抗战时，当他听到误传大山去世的消息，还特地写了一篇文章来悼念他。
1927年2月，国民党右派的智囊人物戴季陶跑到了日本。这个人向来以反共著称，而今在国共两党分歧公开化的微妙时刻，突然离开反共大本营而来日本，居心何在呢？旅日支部决定派精通日语的夏衍去做他的随员，一方面是照顾他的生活，另一方面也可监视他的动静。
夏衍初次面对一个重要的政治对手，有一点紧张，但很快便适应了。戴原籍浙江吴兴，其夫人钮有恒说一口流利的湖州话，夏衍便用德清话与他们交谈。他们将夏衍视为同乡，虽未完全取得信任，但彼此距离缩短了，接下去的工作好做了许多。
戴到东京的时候，发生了一桩意外事件。日本一群极右翼分子拿了一个黑飘带的花圈，想趁戴季陶下车时给他戴上，后来由于警察阻拦才未得逞。戴季陶的名言是“举起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右手打倒共产党”，他虽反共，但并不甘心做帝国主义势力在华利益的代言人，因此，日本极右翼分子对他不感兴趣、甚至想要折辱他也是自然的事情。“大正法制”时代结束后，极右派军国势力的莽撞、无法无天以及妄自尊大在这个时候就已经表现得非常充分了。戴发现自己这次来日本，在政治上不大可能有太多作为（夏衍后来估计他是作为蒋介石的军师来日本，试探国共如果分裂，日本官方对蒋政权可能的态度），便宣布自己来日本只是“静养身体”而已，让夏衍作为“代表”会见记者，替他抵挡了一阵。
戴逗留日本期间，夏衍事实上成了他的“临时秘书”。于是，夏衍每日到戴下榻的帝国旅馆“上班”，晚间便向总支部常委作汇报。过了两周，戴准备动身到疗养胜地箱根“静养”，夏衍觉得再跟戴季陶做随员也没什么意思了，向戴告辞。戴季陶却对这个做事认真、性格沉稳的青年产生了好感，挽留夏衍，希望夏衍真的成为他的秘书：“你是学工程的，何必搞政治，我可以推荐你到中山大学去工作，朱家骅不安心，过一个时候，你可以接替他。”
这是相当露骨的收买。夏衍当即婉言谢绝了戴的这一番“好意”。
这次做戴的随员，夏衍还见到了头山满（黑龙会的创立者之一）、犬养毅（后曾任日本首相）等人，与这些名人有了近距离的接触。这些人据说都是对中国特别友好的人士，对孙中山革命曾有过重大帮助。不过1927年前后是他们较为失势的时期，他们似乎未能给予戴季陶什么实质性的帮助。
夏衍回到东京总部后，国内形势的变化已急转直下。国共分裂势成定局。先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紧接着就是蒋介石发动的“清党”与“四一二”大屠杀。在这突如其来的动荡时局中，东京的年轻人不免感到惶惑。他们原来对于革命的乐观估计，一夜之间被无情地粉碎了。到底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呢？4月17日巢鸭总支部纠集一伙人，袭击和捣毁了神田总支部，左派常委们在何恐寓所开会，计议了一番后，总支部决定派夏衍先潜回上海，察看风向，何兆芳则带着总支部所属党员名单和空白党证隐蔽起来，等接到夏衍的通知后，再定行止。于是，这一年4月下旬，夏衍便离开东京，准备从长崎坐船回国。
这时，夏衍已是一位相当活跃的社会活动家了，日本特高科把他看成了危险人物。他由东京到长崎途中，每到一个大站，他们就必换一个特高监视他。这些特高或礼貌客气，或精神紧张，或态度凶暴，不过都只是为了防止这个赤色分子影响大日本帝国的安全。如此一站接一站，直到他登上“上海丸”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