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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9月13日，
夏衍一行数人终于登上了东去的客轮，从上海起航，驶向了那个依稀梦里寻见、感觉上又是那样遥远的樱花之国。
船出了黄浦港，阵阵海风便迎面扑了过来。夏衍站在船舷旁，本想多看几眼远去的上海背影，却被风呛得有点喘不过气来，只能退回舱中。但三等舱五六十号人混在一处，还有把鸡鸭也带上船来的，使原本污浊不堪的空气，更加让人无法忍受。
夏衍觉得胸口发闷，勉强躺到自己的铺位，却又闻到了刺鼻的船壁新漆的味道。这一下，他再也忍不住了，便大吐特吐起来。所幸的是同船的友人蔡昕涛等人对此颇有经验，赶快拿出晕船药片让他服下，又向茶房要来开水让他喝，夏衍才勉强止住了恶心。过了一阵子，药力上涌，他便沉沉睡去，等他完全清醒时，船已抵日本近海了。
自上海起程航行三天后船到达长畸，夏衍整理好行李，准备由这儿下船，转乘火车去东京。不料，到了海关检查口却不让他们这批人上岸，说上海有时疫，他们要在隔离所过一夜，观察无碍后才可入境。然而，在隔离所等候的时候，夏衍却分明瞧见，住一二等舱的西洋人、日本人和高级华人们，手拎大包小包，毫无阻挡地离去了。原来所谓的“隔离”“观察”仅仅是对付住三等舱客人的！
这一段船上的经历，夏衍后来写进了他第一篇见诸于文字的小说《船上》。其中有几节文字可见出他当时的感受：
——为什么单有三等舱客要隔离呢？坐了一二等，便不至于染疫了吗？
——为什么朝鲜人，可任意地逮捕的呢？他亡了国了！那么我们能够不被逮捕，是不是还感谢我们那残破不全、干戈遍地的祖国呢？
——为什么日本人可以使唤茶房；宁波人可以使唤茶房；劳动者不能使唤茶房呢？
这一连串发问，凸显了夏衍对阶级和民族国家问题独有的关切之情。事实上，对这三个问题的求索贯穿了他整个留学阶段。而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则完全颠覆了他东渡日本的初衷。
1920年9月下旬，夏衍和他的好友蔡经铭一起到达东京，进了为中国留学生开设的预备学校，专攻日语。三个月的预备期很快就过去了，随后就要报考专业学校。二人一合计都填报了以难考而著称的明治专门学校（以下简称“明专”）。明专是私立学校，在当时是不接受官费留学生的。但明专的创始人安川敬一郎和松本健次郎对中国人都很友好（据说安川和清朝洋务领袖张之洞有过往来），因此明专愿意和各地帝国大学直属的高等学校和少数公立专科学校一样，接收中国的官费留学生。不过，明专每年招收的学生名额很少，有时一年只取一二名，考题难度也大，考中很不容易。——以夏衍当时的基础，“一击而必中”考中明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夏衍当时的一个隐秘愿望是去法国勤工俭学，因此不能被明专录取在心理上反而不是一件不能被接受的事情了。
不过他的运气似乎不坏，这一年明专招生名额比往年有所扩大，一共招了7名全额官费的留学生。夏衍以总分473分，平均79分的好成绩赫然在榜，进入电气工学科，蔡经铭考入了应用化学科。
这一年，明专还招收了另外两位少额官费的留学生庞大恩（广西人）和崔铁（四川人）。庞大恩后来成为夏衍的挚友，可惜在长征时牺牲在了祁连山脚下。
1921年2月，
夏衍和蔡经铭一道，从东京来到位于北九州户畑町的明专报到，正式开始了一年预科、四年本科的留学生涯。
北九州在历史上，一直是日本与中国文化交流的重要门户，从隋唐直到明清，日本的遣隋使、遣唐使、遣明使，都是从北九州的门司和下关港出发的。许是有了这层渊源关系，这里的民风质朴，居民对待中国留学生态度都很友好，不像日本其他一些地方到处是军国主义者的趾高气扬的神气。
明专还规定，中国留学生必须分开来与日本学生混住。一般6人一间的宿舍，只能有一个中国留学生。像夏衍这样一路应付考试上来的学生，大多学的是“哑巴日语”，笔试、阅读之类还过得去，但开口说话，听别人讲话，那就十分费劲了。有些日本学生讲话又有极重的方言口音，就更难听明白了。
开始，夏衍的确是受了不少罪，结结巴巴地与同学讲话，十分费劲地听同学讲话，有时还会弄错。不过，他知道这样强化训练对自己是很有好处的，因此他说话时对于日本同学善意的哄笑，便也不以为意了。过了一两个月，他的语言关也就过了。日本青年与中国青年在一起，共同语言还是很多的。两国间的文化血缘关系毕竟是很深厚的，因此在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上，在一种现代技术条件下道德文明的追求目标上，都有着许多极为相似的地方。比如明专为学生们倡立的国民精神，一开始就是“国尔忘家，公尔忘私”，而独不取“主尔忘身”，这自然是大有深意的。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资产阶级民权思想一定程度上深入人心，但传统精神中重集体、重奉献这一面，又被充分肯定了下来。而这些对夏衍这样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内心里正隐隐为新旧思想交替而思索的年轻人来说，自然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再加上北九州一带本来就是舜水学说流行的地方，明末思想家朱之瑜（1600—1682，晚年去日本后乃号舜水）的“经世致用”的儒学思想，对于夏衍这样一个从小在旧式家庭长大，本人却又思想活跃开放，受到时代潮流强烈冲击的青年来说，不会一点影响力也没有。这样，夏衍与室友之间情感沟通的谈资便很多了。
除了专业课之外，明专还有十分严格的军事训练。每天清晨的体操之外，还有一门军事课，学的是“步兵操典”“筑城教范”，由一名退役的佐（校）级军官指导。每个学生都发一支三八式步枪、背囊、绑腿、水壶等等，和正规的步兵一样。最紧张的是每次出操，都必须在接到命令后5分钟内扎好绑腿，背上背包，拿着枪支到操场集合，迟到半分钟就会受到训斥。
留学生们初来乍到，一下子要适应这种生活，开始一段时间不免叫苦连天。
对于这样的生活方式，夏衍后来回忆说：
现在回过头来想，尽管这种训练也许可以说有点捉弄人的味道，但是对我来说，不论在体力上，心理上，都还是有好处的。我从小身体很弱（夏衍是所谓“老来子”，据说是养不久长的——引者注），在国内也没有受过严格锻炼，通过这种强迫训练，总算把松垮的、不守时间的习性改过来了。我后来经得住吃苦，不怕困难，做事不苟且的性格，都是从这时候形成的。……我从日本人那里学到了两个字，就是“顽张”。顽张这个日本特有的词很难译，Can-baru就是坚持，不松劲的意思。
夏衍这段自我概括说得十分到位。年轻时代的严格锻炼，为后来夏衍的体质尤其是坚韧的意志，打下了基础。十年浩劫时，他身受非人折磨却能挺过，出狱后又能度过20余年康健的晚年生活，未尝不是得益于此！
在日本，当时有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觉得几千年来，日本一直是从中国吸收先进的文化，现在日本走到中国前面了，应有责任还一份“债”，尽一切力量帮助中国变得富强起来。明专有这样的老师，他们经常为中国留学生“开小灶”，好让一些原来程度较差的同学跟上功课。夏衍在“甲工”打下的基础很好，无需开小灶，他便用更多的时间学习外语。几年下来，夏衍的英文、德文达到相当水平，阅读原版著作较为轻松，搞点翻译也不是什么难事，甚至可以比较熟练地运用英德文写作。他的毕业论文便是用英文写的，题目为：On Insulating-oil（日文原名为《变压器用绝缘油じ就し》，直译当是《关于变压器用的绝缘油问题》）。后来夏衍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手头拮据，便经常搞点翻译贴补家用，也救助过一些经济困难的革命者。
夏衍自己都感到有些惊异的是，在明专待的时间越长，他就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个性、追求，离明专的现实越远。当年在许炳堃校长面前许过的誓言，进明专时暗下过的决心，对自己的约束力也越来越小。对于电气工程力率、能率云云，他越读越觉兴味索然。他后来在自传体小说中就感叹过：“力率能率、正弦曲线，做了我的终生伴侣，是何等可悲的不幸！”“我现在从事着的学问，实在和我的天性相去太远。”
而真正令他激动不已的，还是诸多世界文学名著在他眼前展示的奇妙天地。明专的图书馆很大，有许多外国原著。他所以苦学外语，主要是想读一些外文原著。
这时，最令夏衍崇敬和感动的，是英国小说家R.L.Stevenson（今译斯蒂文生）。夏衍“对他的浪漫主义色彩和人道主义精神有好感，特别是他为了同情麻风病人，举家远离故园，到英国放逐麻风病人的南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西萨莫亚去定居那一壮举”
。夏衍赞扬他是“文坛空前的作家”，是一个“献身于virginibus（纯真——引者注）的人”。并欢呼说：“我爱歌德，我爱Wordsworh（今译华兹华斯），我更爱Stevenson。”
除了斯蒂文生，华兹华斯、雪莱、白朗宁等人也是夏衍喜爱的诗人与作家。这时，他虽然也看到了狄更斯、莫泊桑、托尔斯泰、左拉等不少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作家的作品，但真正能打动其肺腑的，还是华兹华斯等人。在现在看得到的夏衍的早期作品如《童心颂赞》《新月之下》《圣诞之夜》中，他对于雪莱、华兹华斯的诗常常是顺手引用，深得妙谛的。如：“伟大的诗人便是童心未泯的成人，Common things wake him more serious（对普通事情更感兴趣——引者注）的人，See every things more brightly，to find more pleasure andjoy and beauty in world than we do（在这个世界上对一切比我们看得更清楚，因而能发现更多的快乐和美——引者注）的人。”
——这里引用的华兹华斯的文句，对于诗人的感觉天赋，诗人与一般人不同的见解，是很独到的。今天来看，这种汉英夹用的表达方式未必值得称道，但夏衍对于浪漫诗人的熟悉可见一斑了。
在人的一生中，青春岁月是一个诗的时代。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往往特别钟情于浪漫，酷爱文艺作品。不过，夏衍知道，自己的心情波荡，情感体验，和一般意义上的“爱好”是有所不同的。他是用着一颗纯朴而真诚的心去感受这世俗浮沉、人事变迁的。而他又是一个沉默寡言、不爱说话的人，因此，那心灵中许多炽烈的狂想便只能像玫瑰花露一般，一次次地飘扬，一次次地沉降。而每次心灵兴奋过后，留下来的却是更为沉重的压抑感受。有时——尤其是在寂寥的冬夜，他会感到异常的悲伤：“我这几年来，既没有病痛，更没有重大的不幸，我尽怪自身为什么消瘦到这种地步，本来呢，像我这般平庸的人的生死，值不得世人的注意。死了，只当是园子里少开了一朵野花，墙脚下多烂了一枚钉子。但是，再一想，假使这一朵野花真个美了的时候，你必能为之洒下一掬同情泪，那么，能够博得处女的眼泪的‘萎谢’，我何必当作畏途呢！”
在春天，他看到片片樱花的凋落，凝声追问的也是：
一片片的残樱，
蝶儿般地向春泥去。
被时光逼走的么，
还是伊自己不愿长存？
我问。
《残樱》一诗1922年4月1日作于户畑，夏衍写回忆录时已经把它遗忘了。这首诗仿佛带着一丝预言的气息，不经意间流露了他的心曲：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生活处境中，青春的美丽只能在痛苦的毁灭和牺牲中才能得到吧！
是服从于力率能率、正弦曲线，还是服从于他自己内心的那份隐秘的渴望？历史没有底稿，人生的沉浮往往寄寓于某种偶然性，然而这其中确有着内在的、不可改易的必然性。在日本的三四年间，他无意中一只脚踏进了他大半生将要从事的文学之门，然而，由于主客观的许多条件准备得还不充分，另一只脚竟十分遗憾地晚迈了许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