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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严家弄是一个小村子，南面是庆春门（初名太平门），北面是艮山门（初名坝子门），严家弄距旧时杭州这两处城门均为三里路。由严家弄向东四五里，便是浩瀚奔腾的钱塘江。这条我国东南沿海的著名河流全长为500多公里，流域面积在浙江省境内约为3万5千多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三分之一以上。它虽然不比长江、黄河那样源远流长，流域宽广，却素以“潮来溅雪欲浮天，潮去奔雷又寂然”的钱江潮，“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旖旎风光而传名遐迩。
严家弄一带原先便是钱塘江大堤。由于历年泥沙淤积，不断开垦江涂，陆地逐渐向东延伸，堤坝便变成了公路。如今，僻静的街弄仍不时可以听到不息的涛声和江潮的呼啸声。在石板路小街的四周是田地、河塘和村落，葱茏翠绿的桑园、麻地、菜畦，阡陌交错。清代诗人厉鹗、萧彦毓等都曾吟咏过这一带的风景：
吴天入时凉似水，
袂衣山城四三里。
城角远山青半环，
分得浓岚落渔市。
厉鹗：《艮山门外远眺》
江头杨柳暗藏鸦，
江上鹅儿浴浅沙。
早起一风如此恶，
路傍落尽刺桐花。
萧彦毓：《清明早出太平门》
就在这一片山青水秀中，夏衍交识了许多农家孩子。他们到河塘捉鱼摸虾，到荒坡野地拾枯柴，到河坝上赶庙会，到老东岳（寺庙）看东岳大帝审疯子。更令他们快活的是穿过庆春门、望江门碧绿的菜地、竹园，到钱塘江岸边的沙滩上去看江潮起落，看江上帆影片片，听欸乃声声，追赶潮水退时留下的浪沫……
这几位同住在附近的邻家男孩，从小都在附近一个剃头摊上剃头，为了便宜和方便，他们从小都剃光头，几个小光头从小在一起玩耍，很像灵隐寺和海潮寺里的一群小和尚。所以他们在自己的家里，都有一个“和尚”的雅号。根据年岁长幼，便有大和尚、小和尚、三和尚和四和尚的称号。后来都到了青少年的年纪，有的都梳起了西式小分头，但是“和尚”的绰号一直沿用下来。
直到1981年春天，夏衍阔别杭州大半个世纪回到严家弄后，一位八旬老农还这样与他招呼：“和尚哥，还认得否？”夏衍仔细打量了他一阵，惊喜作答：“认得，认得，是春芳老弟，你属虎，比我小三岁。”二位老人就此畅叙了许多童年欢快的事情。经过70余年的悠长岁月，夏衍还能记起儿时“赤脚朋友”的名字、年纪、生肖，可见当年他们关系何等亲密无间，也可见这段记忆是多么美好而深刻。
六岁那年，母亲便让夏衍进私塾“破蒙”，念了一年的《三字经》。8岁左右，母亲又让他入新式学堂“正蒙小学”就读，念《论语》《孟子》、算术，成绩都很不错。对于文学，夏衍从小就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二姊回忆说，夏衍小时，读书很专心，哥哥爱叉麻将，他就喜欢读书。他记性好，别人家读书读不进，他一读就记住了。
11岁时，他已经读完《天雨花》《再生缘》《双珠凤》《文武香球》《三国演义》《水浒》等弹词、小说，并且常常将书里的故事绘声绘色地向姊姊们转述。在上小学时，国语课有“对课”这门作业。有一次老师出了个题目：“福桔”，夏衍很快对以：“寿桃”。老师听罢十分惊喜。
1909年，夏衍9岁，浙江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由浙江省著名立宪党人汤寿潜等策划建造的沪杭铁路杭嘉段通车了！这事在我国近代史上的“实业救国”思潮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仅仅在30年前，当洋务派重镇李鸿章筹划铁路的时候，朝野大臣纷纷群起攻之，一些人还煞有介事地捶胸顿足说，欲造铁路必发人坟冢，坏大清江山风水，如今坟中枯骨暴露于野，则为官者又心中何忍？于是，造铁路之议遂废。曾几何时，这一类以虚言惘人的振振之论，却如流言一般，被时间轻轻地拂去了。铁路，作为西方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作为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其重要性不但为那些进步人士，也为广大平民百姓所认识和理解。
杭嘉铁路通车的这一天，成了铁路沿线人民的盛大庆典。夏衍在时隔70多年后，仍带着激动的心情回忆了这一天的场景：
艮山门是从杭州到上海的第一站，通车的那一天，整个杭州——包括沿路乡村都轰动了，我母亲也很高兴地带了二姊、四姊和我，背了长条板凳，带了干粮（南瓜团子），走了两里路，到艮山门车站附近沿线的空地，排着队去看火车这个从来没有见过的“怪物”。沿线挤满了人，连快要收割的络麻也踏平了。在盛夏的烈日下晒了两个多钟头，好容易看到一列火车从北面开来，隆隆的车轮声和人们的呼喊声融成了一片，这个大场面，尽管事隔七十多年，到现在依旧记忆犹新。
沪杭铁路的通车，意味着杭州这个传统都会不可避免地开始转变为具有工业化气息的现代城市。夏衍正是从这一天起，感觉到了外面世界的精彩，感觉到现代化机械工业的巨大力量。这一事件给他幼小心灵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使他不自觉地对一切被认为是阻挡此种大势发展的事物，都开始抱有一种厌恶之情。夏衍后来尽管成了一个著名文艺家和职业革命家，其人生发展路向表面上与现代机械工业建设全然无关，但仔细推敲，他人生的全部努力又何尝不与这一种对历史命运的体认息息相关！
1911年中秋过后不几天，辛亥革命爆发了，大清小皇帝的龙座摇摇欲坠。杭州也充满了革命前的躁动气息。夏衍回忆说：
乡下人对于这种“换朝代”的事情，素来是不敢多管的。大家闷在肚里，没有动静，不过风声一天天地紧了。杭州是省会，人们便开始了“逃难”。我们一家在重阳前一天晚上离开杭州，到有一水路的德清母亲家去避难，重阳这天是我的生日，在船上点蜡烛过生日，所以三十年后的今天还依稀有一点回忆。
浙江“光复”是哪一天，不查书本子也早已记不清了，在一个孩子的眼里，只觉得表兄们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在宣布光复那天一早，我们跟着大家到街上去看热闹，当铺、酱园——比较大一点的店铺门口都挂了一面四方或者三角形的白旗，杂乱得很，有的写“光复”两个大字，有的莫名其妙的画上一个黑白的太极，也有人随便撕一块旧衣服上的白布条子挂在门上，就算宣布与“满清”脱离关系，“光复汉土”了。大家争着问为什么要“挂白”？有人出来说明是替崇祯皇帝戴孝，也有人说这是表示要替徐锡麟、秋瑾“伸冤”。这两位英雄，是革命前震动了东南一带的。
奇怪的是知县老爷大门口的情况，那儿贴着一张很大的告示，白纸黑字，官衔和年月日换了一个地位，官名下照例点着朱红的大“为”字也革掉了，上面写着“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后面是“浙江都督”——大约是汤寿潜吧，已经记不清了。“四千六百零九”这个奇怪的数字，到现在我还记得很熟，大约是印象很深的原故吧。它明确的认识是直到后来查了“历代大事年表”之类的书才知道的，黄帝纪元是西历纪元前二千六百九十八年，辛亥那一年是纪元一千九百十一年，两者相加，那便是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了。
旧历九月十四日，杭州宣布光复。革命军推举汤寿潜为浙江省都督。一日，夏衍在与表哥李幼甫玩耍时，李问道：“杭州开始剪辫了，你敢不敢？”他居然一刀就剪下了辫子。这种当出头椽子的行为受到他母亲极严厉的呵责。要知道，当时连革命政府都督汤寿潜都未剪辫子！“因此母亲便和那位表兄大大地闹了一阵，结果表兄说着‘要杀头我陪你’，生了气便一剪刀将自己的辫子也剪掉了。”
据说，夏衍是严家弄第一个剪辫子的人。这件事虽说不上有什么重大意义，甚至可以解释成为是少年人的一时冲动，但从夏衍的成长历程来看，却是颇具意味的。一方面，夏衍对于重大事件的独立判断和决然态度于此已露端倪。早年的夏衍一向拘谨、内向（母亲戏称他“洞里猫”），一向很听妈妈的话，但在剪辫这样的大事上，他却不打招呼就作出了独立判断——尽管这一举动在当时看起来还有点少年不识愁滋味的负气意味。另一方面，夏衍从一开始就对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军政府抱有好感。夏衍回忆说：
大概是民国元年（1912年）的元宵节，听说城里在剪辫子，我就跑到庆春门看热闹，果然，有四五个臂上挂着白布条的警察，两个手里拿着大剪刀，堵在城门口（当时杭州还有很厚的城墙），农民出城，就被强迫剪掉辫子，那情景十分动人，路旁的一只大竹筐里，已放着十来条剪下的辫子。我赶到城墙边的时候，一个老年农民正跪在地上哀求，但是一个警察按住他的脖子，另一个很快剪下了他的辫子，老农放声大哭，而一群小孩则围在警察身边起哄。
革命激情的时代种子在夏衍心中已悄然发芽。
剪辫事件后不久，经过舅舅的介绍和安排，夏衍到德清县高等小学念书。德清县是浙江北部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镇。唐天授二年（公元691年），此地正式设县，初名武源县，后又更名为临溪县，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乃正式定名为德清县。这里地处杭嘉湖平原，西部为天目山余脉，群山连绵，东部则为平原水乡。“碧水翻从城里过，青山直到县前来。鱼商酒肆晴遍集，钓艇莲舟共晚回。”这是明代诗人张羽（《登百谅山》）对德清县城的写照。
德清不仅山河毓秀，物产富庶，而且文化事业也相当发达。到了清代，德清一度被视为浙江西北“文风鼎盛之地”。徐、胡、俞、蔡四姓被誉为“四大家族”。徐家五世入翰林，蔡家历康熙、雍正、乾隆朝三出状元，胡家的胡渭精通舆地学，俞家俞樾是晚清第一流的经学大师。到晚清、民国时期，德清一县，尊师重教，蔚然成风。1901年，德清人许炳堃和蔡焕文在德清城关镇内创办了一家用“新法教授”的“务本学塾”，在湖州一带号称得风气之先。1904年，在当地士绅蔡焕文、程森、施涵、徐士骏的呈请下，“务本学塾”正式改设为“官立两等小学堂”，即现在的德清城关镇第一完全小学的前身。夏衍就是在舅父徐士骏的照拂下，才得以进这家小学念书的。
德清县高小校长曹绪庄是夏衍遇到的第一位恩师。他的办公室设在三个教室的走廊上，一张方案除文房四宝外，就是一摞摞学生的作业。除了上课、巡视，整天就坐在方桌边批改作业。他坐的地方，三个教室的动静都能听见，只要他一到，立即秩序井然，肃然无声。据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学生回忆，曹校长平时少有笑容，只在批改作文时偶有例外。他常将学生们叫到方桌旁，边改边讲。一次作文题为《施茶亭序》，一同学作文中用了“寸水难觅”四字，曹先生认为用得恰当又不落俗套，在这四字旁打了双圈，摇晃着脑袋，脸上露出了笑容。
曹老师十分重视利用乡贤事迹教育学生。学校左侧有一座保持明代建筑风格的大殿——明伦堂，是当地祭孔的地方。凡本县出身考中状元、探花、榜眼的人，在这里都有一块匾额，写着“状元及第”及某某人在某年中试之类的字样。曹老师常常带着夏衍等学生到明伦堂来，向他们历数德清在清代出的状元和大学者的名号。夏衍记得最后一个状元即为朴学大师俞樾（曲园），他是后来白话诗人俞平伯的曾祖父。
先贤的事迹对于少年夏衍无疑是有力的鞭策。在念高小时，夏衍一直“谨言慎行”，勤奋读书，是十分聪慧听话的好学生。这一点曹校长印象很深，后来夏衍高小毕业回到杭州，因无力升学进染坊当了学徒，曹校长得知后连声说：“可惜，可惜。”后经他极力推荐，才被保送入省立甲种工业学校。进校不久，家境困窘，缴不起学杂费，夏衍几乎辍学。曹校长闻讯后，又在自己经济也不宽裕的情况下，每月抽出四元大洋，悄悄地寄给夏衍，资助他度过难关。1986年5月27日夏衍回到德清母校，对当年的校长兼国文老师深为怀念。当他讲到了上面这件事后，参加会见的许多老教师说从未听曹先生谈起过，连他的子女也不知道。
德清距离杭州不远也不近，坐“脚划船”要七八个小时，每年寒暑假可以回家，但在德清上学时，夏衍常常感到寂寞和孤单。本来，他年少远游，缺乏母亲的照顾，内心就够凄惶的了。他的舅父徐士骏是一个相当老式的家长，表兄们又比他的年龄大得多，玩不到一起，因此他常常独居后院。到晚上，就在油灯下独自看书，或是帮着舅舅家开的“赏发档”“德和酱园”记记流水账，抄写一张张会帖。这时，舅舅家的小花猫便成了他形影不离的伙伴。后来，他的夫人蔡淑馨说他脸型像猫，有时就干脆用日语叫他“ねこ”（日文，即猫）。他一点也不生气，因为他觉得自己和猫是有特别缘分的。
夏衍在德清读书三年半，到1914年夏天毕业，母亲把他接回了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