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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照中国传统的纪年法，叫做庚子年，或者是大清光绪二十六年。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倒不是说，这仅仅作为公元纪年中20世纪第一个年头的关系，而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个最让人痛苦、耻辱、绝望的年份。
是年8月，八国联军打着保护驻外使节与传教士的旗号，从天津大沽口登陆，一路进逼北京。面对这支不足2万人的乌合之众，清王朝调集了北部中国所有的精锐部队，加上几十万号称“刀枪不入”的义和拳拳民进行阻截，结果却是一败涂地。尊贵的慈禧皇太后和光绪皇帝只得西逃西安。首都北京在短短的40年中，第二次沦入外国侵略军之手。
经此一役，中国各界精英人士形成了普遍的认识：满清政府的存在实际上已成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最大障碍。因此，“庚子事变”后，清廷虽为苟延残喘作了一些三心二意的改革，但许多人还是“转而向往革命。孙中山主张暴力推翻清朝的活动日益得到同情和支持”。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完全可以把1900年作为中国从传统型社会走向现代化社会的真正起点，虽然这开端是来得太晚了，又伴随着如此沉重、血腥的民族记忆。
在这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公元1900年10月30日（旧历九月八日），浙江杭州庆春门外严家弄27号沈学诗家，第8个孩子呱呱落地了（之前有两个孩子已夭折）。因为是儿子，所以一家人还是高兴的，给这孩子取名叫沈乃熙，字端轩。从名字上看，沈家夫妇对这个新诞生的宁馨儿并未寄予太高的厚望，大约只是希望他日后能做一个读书人家的体面子孙，操行端正，生活美好吧。
沈乃熙出生的时候，杭州城分为仁和、钱塘二县辖制。两县大致以钱塘门、义和坊一带为界。
故沈乃熙确切的出生地应为杭州府仁和县。1990年，其孙女沈芸在给笔者的一封信里说：
关于爷爷的出生地，他讲应该是出生于浙江仁和。辛亥革命以后才将上城钱塘、下城仁和合并为杭县。去年冬他所捐赠的字画，我去杭州看了一部分，都盖有“仁和沈氏曾藏”的章。
据史载，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因钱氏纳土，乃改钱江县为仁和县”
。仁和县建县的时间不算很长，但它的发展及在杭州一带的中心地位一直十分突出。南宋初年，宋高宗赵构南奔至杭州一带，见县名“仁和”，就说“此故都城门名也”，“而建都之意遂决”。
仁和县此后实际成为了杭州府城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明清二代，更被称为“郡首邑”，“首县”。
清朝年间，布政司、按察司、巡抚部院、总督部院等政府核心部门，皆设仁和县中。1911年辛亥革命后，取消了仁和县的建制，与钱塘古县合并为杭县。“仁和”从此成了历史名词。但仁和原辖地如下城、上城（部分）、江干等区域，仍为杭州城中较为繁盛的地带。
几百年来，仁和一直精英荟萃，名士巨卿层出不穷。清代著名诗人厉鹗、龚自珍，便是仁和人氏。龚自珍是清代数得着的大思想家，他和魏源等人一起，在绝大多数人尚沉浸在乾嘉盛世歌舞升平的气氛时，便对封建体制作了尖锐的批判，影响很大。降及晚清，在西方文化由南向北、由沿海向内地侵入的过程中，杭州的知识分子也颇有特色地表现出了他们对于西式文明的回应态度。杭州处在中国海岸线南北居中的位置，是京杭大运河的起点，航运发达，近代开埠以后，海运发展也很迅速，使得这一带的知识阶层思想开通，较快、较深入地吸收了近代西方文明。而由于经济上、地理上以及文化传承上较为优越的地位，此间的知识阶层对于当时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变化，表现出的大抵是无甚偏倚的态度。他们也颇有要求改革的呼声，但这呼声主要以倡导文化建设、精神启蒙、经济发展为首要任务，与孙中山等人所倡导的暴力政治革命，自有径庭；但对吸收外来的新鲜事物，亦无过重的传统文化包袱，没有很多的关于“体用”的玄学争辩。这一种中庸温和而不失进取朝气的人文风气，在杭城一带汇聚，就形成了“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一股思潮。这便对包括沈乃熙在内的杭州城那一代青少年的人生准则产生了影响。实际上，自洋务运动而至近世的民族革命运动，以杭州为中心成长起来的浙江一带的知识分子，后来都呈现出了某种近似的精神气质。
在这样一个变动的时代，沈乃熙的童年大致可称安定。他家祖籍为河南开封，宋室南渡时移居临安。沈家在仁和县是大族，沈乃熙这一支的祖上想必有过一番风光岁月，在城内骆驼桥有一所宅子，为日常居所，而严家弄的房子原本只是沈家祖上下乡祭祖时的临时公馆，到了他祖父这一代，因家道中落，才由城内举家迁去居住。沈家这间乡下的房子名叫“八咏堂”。
“我家的堂名叫‘八咏堂’。”
沈乃熙（端轩、端先）
后来回忆说：
那是一所五开间，而又有七进深的庄院。地点是在杭县太平门严家弄，离城三里，这屋子造于洪杨之前，所以一切都是老派，我懂得人事的时候，我们的家是凋落了，全家人不到十口，但是这一百年前造的屋子，说得毫不夸张，至少可住五百人以上，经过了洪杨之劫，许多雕花的窗棂之类是破损了，但是合抱的大圆柱，可以做一个网球场的大天井，依旧夸示着它昔日的面貌，我在这破旧而大得不得体的旧家，度过了十五个年头。辛亥革命之后，我的哥哥因为穷困，几次要把这屋子卖掉，但是在那时候竟找不着一个能够买下这大屋子的买主，哥哥瞒了母亲，从城里带一个人在估看，我只听见他们来讨价还价，一会儿笑一会儿争之后，哥哥愤愤地说：“单卖这几千块尺半方的大方砖，和五百九十块青石板，也非三千块钱不可！”
我才知道了这些我日常在那里翻掘起来捉灰蹩虫的方砖，也还是值钱的东西。
据母亲说，这屋子是我们祖上“全盛时代”在乡下建造了而不用的“别邸”，本家住在艮山门内的骆驼桥，这是每年春秋两季下乡祭祖时候用的临时公馆，出太平门不远，就可以望见这座大屋子的高墙，那高得可怕的粉墙，将里面住的“书香子弟”和外面矮屋子里的老百姓们分开，所以不认识的人，只要一问沈家，那一带的人立刻就会知道：“啊，墙里。”“墙里”变了太平门外沈家的代名，据说已经是近百年以来的事了。
但是，辛亥革命前后，我们的家衰落到无法生存的田地，这屋子周围的田地池塘都渐渐的给哥哥押卖了，只有这屋子，却因为母亲的反对，而保留着它破旧得像古庙一般的形态，夏天的黄昏会从蛀烂了的楼板里飞出成千成万的白蚁，没人住的空房间里也会白昼走出狐狸和鼹鼠，但是墙里和墙外的差分，却因为“墙里”人的日益穷困，而渐渐地撤废了，墙外的野孩子们也做了我的朋友，我记忆中也还鲜明地留着一幅冬天自己拿了篮子到乡间去拾枯柴的图画。
抗战时期，“八咏堂”被日寇征用，抗日游击队纵火烧毁了这座庄院。大火整整烧了三天三夜。后来人们来到沈家故居，便只能看到一堵残存的风火墙及轿厅耳房的一点遗迹了。
沈家在杭城传承的谱系以及其由盛转衰的原由，在沈乃熙童年的时代，已经模糊不清。他晚年在记述家世的时候，只从他爷爷这一辈说起。不过近来的出土文物则提供了一些更为久远的信实材料：2008年秋，杭州市江干区彭埠镇一农居点的一位农民在拆迁时无意间发现了一块旧时的井圈。这是用石材制作的井口上的栏圈，高约50厘米，厚约6厘米，直径约50厘米，上面刻有文字（刻度不深），尽管年代久远，模糊不清，经仔细辨认，尚能依稀看出。从右到左，横着的是四个大字：“古月塘寺”；竖着的是落款：“道光十五年，八咏堂沈沑”。
这件出土文物证实了许多原来仅限于口头流传的沈氏的家世传言。关于“古月塘寺”，1980年秋，笔者在上海访问沈乃熙二姐——92岁的沈云轩老太太时，她曾说到严家弄是一条狭长的街弄，其两头有两座寺庙，东边是中兴庙，西边是月塘寺。沈乃熙在谈及他家世时则更明确地说：19世纪初，在仁和县骆驼桥及艮山门外严家弄曾有相当大的房产，祖坟也占很多土地，并出资修建了一个寺庙，在严家弄西名月塘寺。
“沈沑”当为沈乃熙的曾祖父（其祖父沈文远在道光十五年尚未出生）。此前极少有人提及沈沑。沈乃熙（沈端轩）在《浙江公立甲种工业学校学籍簿》“曾祖”一栏，曾用毛笔填写了“古琴”，祖父则为“文远”。但后来他在自传《懒寻旧梦录》中则完全未提及曾祖父的名讳，而径从祖父沈文远一辈谈及自己的家世：或许在他少年时代，沈家人已不知“沑”字的准确训读了，因此他已无法得知曾祖“沈沑公”的更多信息。“沑”字今已少见，在古文献中，“踧沑”，指水汶蹙聚，如晋·木华《海赋》：“葩华踧沑”，李善注曰：“葩华，分散也；踧（音cù）沑，蹙聚也”。此“沑”，音nǜ（女，去声），见《广韵》。夏衍曾祖以“沑”为名，可能用前一音义，即取其蕴含流水波纹之意，或更据此而得表字。沈沑的表字（或号？）“古琴”可能由“高山流水遇知音”之典故而来。
沈沑于清道光十五年即公元1835年捐资修建月塘寺，此时沈家的家境可见是非常殷实的。但经过太平天国战争，沈氏家族迅即衰败，沈乃熙祖父沈文远十七八岁时（1860—1861年）遭攻打杭城的太平军俘虏，且成了太平军将领陈玉成的“记室”（秘书）。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陈对沈文远颇为礼遇，在寿州战败前夕，还特地派一个“小把戏”（小鬼）护送沈文远回杭州。
读书人而“从逆”，在当时是一件很失面子的事。左宗棠率军收复杭州后，对于沈文远这类“从逆”之人的反攻倒算手段是很激烈的，沈文远虽然逃过了战争劫难，但终于不能应试，白衣终身。
在那个兵燹遍地的年代里，沈乃熙的童年虽未痛尝饥寒交迫、颠沛流离之苦，但灾难还是接踵而至。三岁那年，沈乃熙接受了他人生道路上第一个重大打击：父亲沈学诗在除夕祭祖时突然中风去世。
沈学诗，字雅言，是个不第秀才，学问不多，却写得一手好字，家里的楹联、神匾，都出自他的手笔。他酷爱读书，书房的橱架里堆满了经史子集及《水浒》《七侠五义》《三国志》等各类杂书，这些书籍以后便成了乃熙最初的课外读本。父亲长得白白胖胖，为人忠厚老实，并长于医道，时常为乡人无偿诊脉治病，在乡间甚得人缘。虽然他在世时，沈家的各类开销已日见拮据，甚至乃熙出世前一年，他就不得不将自己的长子乃雍送到德清作学徒，但他48岁盛年辞世给沈家带来的打击乃是致命的。
这个变故注定了沈乃熙从小就要对贫寒生活多有体验，对人间炎凉之态也将早有感触。原来沈文远从安徽带来的“小把戏”是连姓都没有的，是在沈家做长工时才给他取了个名字叫“沈应才”。然而，当沈学诗去世后，沈应才的子孙居然就敢打算赖掉沈家租给他们的三亩坟头地了。这件事使沈学诗的遗孀徐绣笙十分生气，也给乃熙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沈乃熙虽然对于父亲没有“任何印象”
，但根据母亲、姐姐们的介绍，他构建了心目中的一种相当鲜明的父亲形象。而这种情绪在他以后的文艺创作中就曲折地表现了出来。后来他笔下的“父亲”形象，总有一些特定的气质：善良、仁厚、正直，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尤有决断力，但有时又常常为一些琐事、个人身体的疾病所困扰等等。其实，当沈乃熙正式登上文坛时，他大约就有一种告慰亡父的想法吧。他以父亲的字“雅言”的杭州方言谐音“夏衍”为笔名，并以之行世，恐怕不一定完全是出于无意的。
顺便提一句，为了行文的方便，接下去我们就用沈乃熙后来更为人知的笔名“夏衍”来行文了。
沈学诗去世后，其妻徐绣笙便独立承担了支撑这个家庭和抚养幼年夏衍的重担。徐绣笙，浙江德清人。她是一个自立、自强、有教养、温厚、慈爱、开朗的传统中国女性。夏衍后来写道：
在那个时代里，她算得是一个性格奇特的人，四十五岁死了我父亲之后，从不念一句佛，从不烧过香。出嫁了的姐姐送她一串念珠，她都丢在抽斗里从来不去理会，不信佛，当然不信耶稣。
在丈夫遽然亡故后，她坚强地面对着现实：长子只是学徒，四个女儿尚未出嫁，最小的儿子还刚能走路，田地大多典卖，日用匮乏。但她不信神，不认命，茹苦含辛，以她并不强硬的臂膀，养护着孩子们成长。她决然辞掉家中原先雇着的长工，一日三餐、缝补浆洗等日常家务一应由自己承担，在后园种菜、种豆、种笋，还养蚕、养鸡、养鸭等。这其中，最重要的活计是养蚕。1910年前后，由于家庭过于贫困，夏衍有一段时间辍学在家，自学之余，还要帮着做一些农活。其中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养蚕。
根据后人的研究，蚕业的发达和严家弄的地理环境有关：
严家弄座落在艮山门外，西邻华家池，东靠新塘老街；从新塘老街蜿蜒而来的一条卵石古道穿村而过，在村西端的老樟树下一分为二：一条沿捍海老石塘往西南，经景芳亭，可达庆春门、菜市桥；一条经华家池，到机神庙、来鹤楼至艮山门。这一带是杭州蚕丝业的发源地，周围桑园成片，桑陌田园，古道恰好将这些蚕桑产地串了起来，很有点像杭城的丝绸之路。从晚清年间开始，艮山门外的织机渐渐地多了起来。木制织机作坊的兴起带动了周边的养蚕。缫丝和络丝，差不多人家都以栽桑养蚕、采茧、络丝为业……故而老杭州一向就有“艮山门外丝篮儿”之说。严家弄地处中心位置，自然成了蚕桑的主要产地，村坊里的人以此为业。……
夏公从小身体瘦弱，但他很懂事，又极孝顺，到了五六岁时就学会了养蚕，和几位姐姐一起，成了母亲养蚕的小帮手。
养蚕不但是一门苦生活，而且还有很多讲究。比方说：养头蚕前，蚕房要用烟熏一遍；蚕匾都要浸到池塘里去洗过；夏公还是个孩子只能做些辅助劳动，糊板壁就是由他干的。沈家的蚕房设在厢房，把板壁缝糊上纸，既避光又通风，还能防止虫害钻进蚕房。糊好板壁再在墙脚屋角撒上石灰，这是母亲教的土法消毒，很管用。一过清明就要掸蚁了，所谓“掸蚁”就是用鹅毛把幼蚕从蚕纸上掸到小竹匾里，这是个细活，每逢掸蚁，夏公都做得很认真，总能得到母亲的称赞。从“清明”掸蚁到“谷雨”头眠，这段时间的蚕宝宝还是幼蚕，到了二眠三眠蚕宝宝越长越大，吃桑叶的胃口也越来越大。连晚上都要添几次桑叶；沈家没有男劳力，采桑叶要雇短工，这段时间，桑园里总能看到夏公的身影……
采桑叶也是有规矩的：要等露水干了之后才能采，因为蚕宝宝不能吃湿桑叶的；下过雨的桑叶必须晾干了才能喂蚕，沈家房子多，摊场大，用不着担心；但却苦了那些房子狭窄的蚕农，每当下雨天，母亲让小夏衍打开墙门，把厅堂让出来，给左邻右舍摊桑叶……
“大眠”之后，蚕宝宝就要“上山”，何谓“上山”，就是把变得胀鼓鼓、亮晶晶的蚕宝宝撒到扎好的草篷上，让它爬在上面作茧子；几天之后草篷上结满了白灿灿的茧子，一季蚕的心血全在这里，收下来就能卖钱了。这是养蚕人家最有盼头的日子……
养了头蚕，还得再养一季二蚕，这时天气热了，沈家墙门外总是放着一只大钵头，冲满了凉茶供过路人解渴，这份差事就是小夏衍干的，他知道施凉茶是善事，不仅把茶冲得满满的，还到后院去摘来薄荷叶子泡在茶水里让大家消消暑气……
严家弄西侧有座寺庙叫“月塘寺”颇具规模，庙前建有戏台。这里每年都要演“蚕戏”、烧“蚕香”，还要办“提灯会”，以求蚕神保佑地方上风调雨顺，家家蚕花茂盛。旧时严家弄一带对每年的清明、七月半、冬至这三个“鬼节”特别注重，焚香点烛，供饭供酒，以求祖宗庇佑，对于“元宵”、“中秋”等人节倒反而淡薄了；只有端午才比较讲究，但不讲究吃什么，而是每家每户门口挂菖蒲，菖蒲能驱邪，端午适逢二蚕季节，养蚕人家怎能不挂，好在菖蒲在严家弄附近并非稀罕之物，池塘边水沟里均有生长，就连沈家墙门后院的池塘里，也能拔到菖蒲。
对农事的熟稔以及对于农民心境的体察、同情后来都成了夏衍无尽的精神财富。
养蚕之余，母亲还从手工作坊里揽来了钉纽扣、绕边头、摇纱、络丝、磨锡箔等活计，以微薄的收入贴补家用。其中，络丝可能是最繁重的活了。一副丝如果质量差，要络好常常要十天半月时间。油灯下，每天都要做到半夜12点光景，手臂酸痛，手指磨出一道道裂纹，磨出了血。交到机坊，如果做工不均匀，就要退回重做，或扣钱，甚至被“回报”
。在如此沉重的家务和手工劳作的重压下，徐绣笙心情的凄苦可想而知；但她并不怨天尤人，更不打骂孩子出气。
尽管身处逆境，徐绣笙从未忽视夏衍的读书和教育。夏衍后来曾多次谈到，母亲平日对他十分慈爱，然而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竟用板子打了他的手心。其原因是因为他在练习毛笔字时不用心，写得潦草马虎。从这个事例不难看出，母亲对儿子在学习上的期望是如何殷切！
仿佛是一种宿命的安排，徐绣笙晚年不慎在河埠头摔了腿骨，由于医治不善竟从此不能独立行走了。后来只能靠双手撑着一张凳子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而夏衍晚年由于“文革”迫害，亦极苦于膑足之累。
徐绣笙是对夏衍成长影响最大的一个人物。
夏衍本有四个姐姐，但在沈学诗去世后，由于家境日趋败落，大姊丽轩给娘舅家做了儿媳（是不大光彩的“填房”），而夏衍的四叔领养了他的三姊琴轩。对寡嫂，四叔大致还算是相当照应的，他在苏州衙门做事，每年都要寄一些零用钱。有一年，他回来说：“阿嫂，二哥没有了，这许多女儿，我领走琴轩，就算是我多生了一个女儿吧。”他自家也已有一儿一女，话里难免有些无奈，不过说到底，还是帮了徐绣笙一个大忙了。
此时，夏衍的四姊明轩还小，因此，能管夏衍的，便只有二姊云轩了。二姊对夏衍也特别好，常常教他折纸马纸羊，做各种游戏。对他的顽皮胡闹，例如钓鱼掉进水里，捉蟋蟀被蜈蚣咬肿了手指之类，她总给小弟弟打掩护，不让母亲知道。这一对姐弟的深厚感情一直延续到他们的晚年。沈云轩活到百岁后于1986年在上海去世。
夏衍唯一的长兄沈乃雍（字霞轩），却和夏衍自小感情颇为疏离。他年长夏衍十八岁，十四岁时便入当铺当学徒了，大约在生意人中待久了，凡事比较看重实利而不太讲感情，因此对于夏衍的出生，他多少抱有一丝芥蒂。当笔者80年代初访问夏衍二姊沈云轩时，她便率直地说：“阿哥勿大要看小弟的，有时他不高兴就讲他是关门狗。”
不仅如此，沈乃雍对母亲也是不够孝顺的。
到夏衍上学时，要他以长兄身份尽点心力，却又颇多推托之辞。凡此种种，在童年及少年夏衍心中的印象大约都不会是愉快的。
夏衍虽然生长在外人看起来尚体面的“沈家”，但他的青少年记忆却一直为贫穷所困扰。许多年后，他回忆自己的青少年生活仍然是：
穷还是紧紧地缠着我，杭州多雨水，特别是黄梅天，可是直到二十岁毕业，我始终买不起一双“钉鞋”（当时还没有皮鞋，更没有胶鞋，下雨的时候，除了赤脚，就穿钉鞋，这是牛皮做成而在底上有铁钉的雨具）。因此，每逢下雨，布底鞋总是浸透，又没有换替，要一直穿到它自我干燥为止。这种又湿又冷的滋味是十分难受的。大概这件事对我印象太深，所以直到老年（到“十年浩劫”时），每逢伤风感冒，或者别的毛病发高烧的时候，我总是反复地做同一个梦，就是穿着湿透了的鞋子在泥泞里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