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衔命筹建左联

1929年春，根据夏衍的表现、特长和能力，地下党组织决定让他较多地进入文化教育界展开活动。1928年12月，上海艺术大学被反动当局强行关闭，地下党组织随即着手组建华南大学。1929年2月，华南大学成立，沈端轩、王学文、董绍明被聘为该校教授。一大批原来工作在上海艺大的左翼人士即准备转移到华南大学任教。

但当局的嗅觉也很灵敏，就在华南大学发布招生广告的同时，他们即以“上海文化促进社”“中国文化促进协会”的名义在报上发表文章，称华南大学是“创造社一班共产党徒”，因“去年上海艺术大学包办蛊惑宣传事业之失败”“总宣传机关创造社出版部被封闭”而组织的“共产党宣传机关”。 结果，不过50天，华南大学又遭查封。

经历了接连数次失败，地下党组织也开始改变斗争策略了。反动当局不是以“左倾”查封上海艺大吗？江苏省委便决定把那些左派身份较明确的作家、艺术家从上海艺大撤出，同时派进了另一批较为陌生或变换了名字的左翼作家，如华汉（阳翰笙）、黄药眠等；再利用上海艺大校长周勤豪赚钱心切的心理，让他到处活动，使上海艺大重新开张。这样，左翼力量又一次悄悄地夺回了上海艺大这块阵地。不久，党组织通过将近六七个月的努力，又将夏衍和大部分从原上海艺大撤下的作家如冯乃超、郑伯奇等人转进了中华艺术大学。

中华艺大表面上是由一批政治色彩不浓的知识分子主持，陈望道任校长。但夏衍等人来到这里后，中华艺大便渐渐成了左翼人士活动的中心。

中华艺大位于窦乐安路233号，东近四川北路，南临横浜路，西靠宝山路，是中国地区和“越界筑路” 区域的交界处。地处荒僻，实际上是“不管区”。学校是一幢砖木结构三栋合一的花园洋房，坐北朝南，红砖红瓦，清水墙，墙砖灰白色勾缝。楼上和底层，各有四个房间，用木板相隔，每间20多平方米。3楼是个假3层，无法开会办公。屋前有一花圃，种植花草、树木，环境很幽静。左翼人士来到这里，可以较为从容地讨论问题，进行理论宣传。国民党文化特务的嗅觉虽灵敏，此时尚不至于伸到这儿来。

1929年9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在《学校消息》栏内报道说：“中华艺术大学，现已聘定沈端先氏为文科主任。”左翼文化力量已成功地从上海艺大转入了中华艺大。同时也可看出，由于在翻译领域迅速崛起的声望，夏衍在文化界内，已被视为一个颇有实力独当一面的人物了。

进入中华艺大后，为充实左翼人士在各方面的影响，夏衍便又以个人名义给在日本东京美术学校的许幸之打电报，邀请他来校任教。接到夏衍的电报，许幸之立即动身回国，在上海地下党领导下参加了中华艺大的教学工作，任副教授兼西洋画科主任。

以夏衍为代表的左翼文化人士在中华艺大的活动，为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高潮，做了许多干部方面的准备工作。在左翼戏剧人才培养方面，成绩尤为突出。

1929年冬，中华艺大开办了为期两个月的戏剧讲习班，学员人数在一百人以上，每晚7时到9时上课。课程有戏剧史略、戏剧概论、导演论、舞台装置学、化妆学、音乐初步、舞蹈概论、演技实习、化妆实习等。讲授的人有郑伯奇、冯乃超、叶沉、许幸之、陶晶孙、鲍铭强、王一榴等。

正当夏衍在教育界和戏剧界打开局面的时候，1929年9、10月之间，他却接到了来自上级组织的命令：他将作为主要负责人，直接参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的筹建工作，并承担与鲁迅先生的沟通联系工作。

“左联”的酝酿、成立过程，其中还有若干因素直至今天都不是非常清晰。不过，没有疑问的一点是，的确是中国最高领导阶层注意到了后期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之间的论战，并要求立即停止这种论战。中共领导人认识到，需要团结以鲁迅为首的一批与共产党战斗目的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的要求进步的作家，共产党与他们的关系，应当是一个广泛的、联盟的关系。

李立三 、李富春 等都对这方面问题做出过明确的指示。当时负责中共中央军事工作的周恩来从中或许起过关键性的作用。“1928年中共六大前，周恩来已发现上海进步文化阵营出现了裂痕，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之间发生了论战，回国后决心解决这一问题。这是中共中央抓文艺工作的开始。” 在莫斯科开完“六大”后，周恩来于1928年11月上旬“回到上海，参与中共中央领导”。 当时，党正处在很困难的时期，既有陈独秀问题，又有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争论。周恩来回国后日以继夜地工作。他从潘汉年和冯雪峰处了解到文艺界矛盾有了新的发展，于是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到1929年4、5月间，稍有空暇，他便示意潘汉年代表中央和一些左翼文艺的主要人士商讨成立联合左翼文艺界组织的有关事宜。

根据阿英的回忆，“潘强调要吸取中国著作者协会告吹的教训，这次准备工作做得要充分一些，并说打算以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周围的一些作家为基本队伍，再扩大一点。潘汉年还同创造社、太阳社其他几位成员也说过类似的话。当时开会不方便，有事常是个别碰头。我曾听太阳社的洪灵菲（洪是我们社的，我们社后并入太阳社）和创造社的朱镜我（朱有时也参加太阳社支部的会议）说起，潘汉年同他们也进行过上述内容的谈话。”

可见，在党的领导人心目中，“左联”的雏形已经有了一个轮廓。但1929年5月至7月，国民党接连发动了两次大逮捕，不少左派作家被捕，包括像阿英这样的重要作家，“左联”的成立只能往后推了。不过，更重要的也许还是周恩来直到1929年秋，才能安排出较多的时间来处理文化界的事情。潘汉年就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担负起了筹组“左联”的牵线工作。与此同时，周恩来还以他特有的深入与细致，直接过问了筹组“左联”的人选问题。夏衍得以进入筹备小组，除了他没有参加过与鲁迅的直接论战，以及钱杏邨、洪灵菲等人力荐等因素外，也许还有周恩来干预的因素。

夏衍最早引起周恩来注意，是他翻译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看了沈端先的一些翻译作品，又从潘汉年那里知道了一些作者的情况，认为沈端先“可能是个条件较为好的文艺骨干”；他指示潘汉年作进一步了解。潘找到当时的闸北区委书记赵容（康生）。 赵将夏衍在日本的经历写成文字交给潘汉年时说了一句：“这样的文艺人才，放在闸北区搞工运，跑跑纱厂是可惜的。”当时周恩来并没有立即调动夏衍。待他和邓颖超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决定整顿文艺界时，夏衍便被推举了出来。

到1929年秋，筹组“左联”的各种主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创造社与太阳社中的许多年轻人，通过一年多的认真思考，已经开始认识到鲁迅思想的独特深刻性及巨大价值所在。他们通过各种关系，向鲁迅表达了捐弃前嫌的意愿。而鲁迅本人，通过这一年多的潜心研读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的著作，在思想上也更加靠近和认同无产阶级文艺了。因此，他乐于接受冯雪峰、冯乃超、彭康、李初梨这些年轻人的善意。当冯雪峰受命找他谈话，商量成立“左联”的时候，他便完全赞同成立这样一个革命的团体。

本来，潘汉年对鲁迅的态度多少还有点担心。他再三要冯雪峰征求鲁迅的意见，并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左翼”两个字用不用，取决于鲁迅。鲁迅如不同意用这两个字，那就不用。结果鲁迅态度很明朗地说：“左翼”两字还是用好，比较明确一些，旗帜可以鲜明一些。

对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夏衍当时自然是不可能了解的。因此他更多地看到筹组“左联”的困难：吵架吵得那么凶的人，怎么可能捏到一起来呢？他对自己在文艺界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心里也是没数的。他觉得这任务很棘手，只好去找好朋友，同为“左联”筹备小组成员之一的钱杏邨谈心。

钱杏邨坚决主张夏衍参与筹建“左联”：

为了争取鲁迅对左联的巨大支持，必须有人经常与鲁迅打交道。当时党组织领导下几个主要从事筹备工作的大都是原创造社、太阳社的。像乃超和我都与鲁迅有过文字之争，夏衍没有参加“革命文学”论争，不存在这个问题。而且，他与鲁迅已有点往来。同时，他虽是太阳社支部的，同太阳社人员自然很熟，与后期创造社的几位也熟（他们在日本时就认识了），太阳社与创造社（主要从日本回来的几位）文字上也交过锋，记得第三街道支部还为此将双方召集在一起开过会，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彼此思想意识上都有毛病，互不服气，所以，增进团结问题仍然存在。党一再提醒我们要搞好党内这些同志的团结。我想，代表创造社、太阳社一些同志去做鲁迅工作，夏衍更能发挥作用，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调整两个社团之间的关系。加上我同夏衍住得很近，常常交谈，他经常在创造社、太阳社的刊物上写文章，彼此比较了解。

夏衍于是打消了最后的一丝顾虑，全身心地投入到“左联”的筹建工作中。

10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潘汉年跟筹备组人员分别谈妥后，在公啡咖啡馆召开第一次小组会议。冯乃超、彭康、阳翰笙、钱杏邨、蒋光慈、戴平万、柔石、洪灵菲、冯雪峰、夏衍再加上牵头人潘汉年共11人到会。两位非党小组成员鲁迅与郑伯奇未曾出席。

公啡咖啡馆位于北四川路998号，在一个有轨电车终点站附近，是一家不大的茶室，没有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而且采用这类店名的，在那条街上也不只它一家。这儿是租界，国民党当局若不经过一定的手续，得到租界占领者的许可，是不能随心所欲攫住它所想捕获的猎物的。而公啡咖啡馆又是犹太人开的，中国人一般不去，外国人对喝咖啡的人又不太注意，因此在这儿开会比较安全。

这天的筹备小组会议放在二楼的一个小统间举行。大家围着一张长餐桌，由潘汉年主持会议。他很谦逊地说明，会议之前，李富春同志（当时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与华汉（即阳翰笙）谈过一次话，因此先请华汉把党组织的意见向大家传达。阳翰笙把党团结鲁迅、尊重鲁迅的意见正式传达之后，夏衍及大部分的小组成员纷纷表态，拥护李富春的意见。钱杏邨等人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对鲁迅态度不好。自然，也有人对此持保留意见。他们分辩说，鲁迅只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不是马列主义者，为什么不能批评呢？

那时的党员们非常讲究组织原则，最终大家达成了共识。潘汉年在会上代表中央为小组规定了两个最重要的任务：一、拟定“左联”发起人的名单；二、起草“左联”纲领。会上决定，这两个文件拟出初稿后，先请鲁迅审阅，得到他的同意后，再由潘汉年转送中央审定。

这次小组会同时还作出了两个决定：一、创造社、太阳社所有的刊物一律停止对鲁迅的批评，即使鲁迅的文章中还有论战的言语，也不反驳，对鲁迅要尊重；二、分派夏衍、冯乃超、冯雪峰三人专门负责筹备小组与鲁迅的联络工作。鲁迅目标太大，不宜太多参加筹备小组会议，因此夏衍等三人需经常把小组会议的情况向他报告。

从这以后，历时近两年的“革命文学论战”终告结束。

潘汉年与李初梨的两篇文章是论战结束的标志。潘汉年1929年10月15日发表在《现代小说》3卷1期上的《文艺通信》有这样的文字：“与其把我们没有经验的生活来做普罗文学的题材，何如凭各自身受与熟悉一切的事物来做题材呢？至于是不是普罗文学，不应当狭隘的只认定是否以普罗生活为题材而决定，应当就各种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观念形态是否属于无产阶级来决定。”

李初梨在《创造月刊》2卷6期上的《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应该怎样防卫自己》写道：“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作家，应该把一切社会的生活现象，拉来放在他的批判的俎上，他不仅应该写工人农民，同时亦应该写资本家、小市民、地主豪绅。”

既然大家在思想认识上已基本趋于一致，筹备小组的工作也就好做了。在这期间，夏衍、二冯（雪峰、乃超）等，曾不止一次地到景云里17号寓所面见鲁迅先生，向他通报每次筹备会议的情况。鲁迅对于年轻人的做法是谅解的，一再表示愿意团结起来。

一个冬日的午后，半空里挂着的太阳，显得苍白无力，寒风瑟瑟，街上冷冷清清。夏衍和冯乃超带着拟好的两个文件（“左联”纲领、发起人名单）来到景云里。

鲁迅戴上眼镜，费劲地逐字逐句地读完那份像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文件：

社会变革期中的艺术，不是极端凝结为保守的要素，变成拥护顽固的统治之工具，便向进步的方向勇敢迈进。作为解放斗争的武器，也只有和历史的进行取同样的步伐的艺术，才能够唤取它的明耀的光芒。

诗人如果是预言者，艺术家如果是人类的导师，他们不能不站在历史的前线，为人类社会的进化，清除愚昧顽固的保守势力，负起解放斗争的使命。……

读完纲领，鲁迅没有立刻表态，而是沉吟了片刻。以他的睿智，大概也需要一些时间来予以消化此种语言表述。他最终表示同意这份纲领，但在看过发起人名单后，他指出：为什么发起人里没有郁达夫的名字？

其中的原因并不复杂，当时有不少左翼作家认为郁达夫“意志消沉，情调灰色”。听了夏衍、冯乃超的解释，鲁迅并不同意这种明显过左的意见，他坚持说：“达夫消沉，那是一时的情况。我认为他应当参加，他是一个很好的作家。”

夏衍和冯乃超当即表示同意。谈完了正事，鲁迅心情很好，破例留住夏衍、冯乃超又闲谈了一阵，还为他们讲了绍兴家乡的一些笑话。其中说两个农民，一个说皇帝这么有钱，这么舒服，不知怎么过日子的；另一个很有把握地回答：皇帝的生活嘛，一只手元宝nian nian（捏捏），一只手人参jia jia（嚼嚼）。最后两句话完全是用绍兴方言讲的，听起来别有风趣。 把鲁迅的意见带给筹备小组的其他成员，大家都说，既然是鲁迅的意见，那就按他的意思办。于是，2月下旬的一个雨天，夏衍和陶晶孙一起去看郁达夫。郁达夫正病卧在床上，夏衍简单地介绍了筹组“左联”的情况，并邀他参与发起。

郁达夫看了夏衍、陶晶孙诚恳的面容，干脆地回答：“你们要我参加，我就参加吧。不过——”他又流露出一些意兴阑珊的表情：“我正在‘冬眠’，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对着夏衍，他苦笑了一下，一副抱歉的神情。但实际上他对左翼文化活动还是很热心的。——后来尽管不知因为了什么莫名其妙的原因被开除出了“左联”，但他也没有退出“自由运动大同盟”“互济会”“人权保障大同盟”这些共产党支持的团体。

一切差不多都准备停当了，最后还有一个“左联”成立大会的开会地址问题。选来选去，最后还是选中了中华艺大。中华艺大除了具备地理环境和自身条件各种有利因素外，还有一点是它离鲁迅的住所景云里不远。

选好了地址，3月1日下午，潘汉年便和夏衍、戴平万等人一起，仔细地察看了会场情况。从北四川路到窦乐安路的交界，到艺大二楼的进口处，直到全校的房间，都仔细作了观察。有几个门可作出口，有没有后门，经过后门可以从哪条路出去，都作了周密安排。但就这样，潘汉年仍觉不太放心，第二天开会前，他又悄悄地把夏衍从主席台上叫了出去，说：“你可以事先和冯雪峰讲明，万一有紧急情况发生，让他和柔石先陪着鲁迅先生从后门撤退。在会场中我们布置了四个身强力壮的工人纠察队员，他们会一直保护鲁迅先生的。”同时他还告诉夏衍，从北四川路到中华艺大门口，一路都有安全布置。

春天的脚步已经来到黄浦江畔，虽然气温仍然偏低，但马路两边的法国梧桐已绽出了嫩绿的新叶。寒风从行人身边掠过，已不觉得过于凛冽刺骨了。上海已是脱去大衣穿光身西装的季节了。对这一年上海的3月，夏衍满怀着喜悦和憧憬。他曾这样描写道：

3月来了！——充满了欢喜和希望，我们拥到街头去吧！周围还是很冷，但是正在萌芽的新绿，已经报告我们，春天已经到了目前。稚嫩的新芽，变成了翠绿的叶子，她，——已经冲破了长时间重压着的灰色的地壳，已经接触着料峭的春风。

1930年3月2日下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在中华艺大如期举行。

会场设在艺大底层右边靠马路的一间长方形大教室。室内没有特别布置，前面是一块大黑板，黑板之前有一只矮矮的小平台，很像过去学生上课的课桌，充作了主席台。原来教室内的课桌都移出，参加会议的人都坐在咖啡色的长板凳上。因到会的人多，教室的两旁还有一些人站着，连主席台旁也站着不少人。他们中有工人纠察队员，也有一些是事先得到消息赶来的艺大学生。

在主席台上，鲁迅穿着布长衫、西装裤，夏衍和钱杏邨则穿着整洁的西装。下午2点左右，夏衍估算了一下与会的人数，觉得已差不多到齐。有些代表，像郭沫若，此时远在日本，不可能赶回来开会；还有蒋光慈、叶灵凤、杜衡、郁达夫等，则迟迟不见身影，看来也不会来了。他和鲁迅、钱杏邨统一了一下意见，决定准时开会。

这一天参加“左联”成立大会的正式代表，除了鲁迅、郑伯奇、冯乃超、彭康、华汉（阳翰笙）、阿英（钱杏邨）、戴平万、柔石、洪灵菲、画室（冯雪峰）、夏衍、潘汉年外，还有龚冰庐、叶沉（沈西苓）、孟超、莞尔（余怀）、丘韵铎、王洁予、冯润璋、顾凤城、许峨、冯铿、王任叔、周全平、冯宪章、姚蓬子、韩侍桁、吴贯中、黄素、鲁史、朱镜我、田汉、王一榴、刘锡五、陶晶孙、戴望舒、李初梨、林伯修（杜国痒）、殷夫、徐迅雷、程少怀、陈正道、许幸之、沈起予、李伟森、潘漠华、庞大恩、童长荣等，共有50人左右。 他们一起见证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大会开始，由代表们举手表决，推定鲁迅、夏衍、钱杏邨三人为主席团。然后，冯乃超、郑伯奇报告筹备经过；接着，是中国自由大同盟代表潘漠华和鲁迅、田汉、彭康、阳翰笙的讲演。

鲁迅的讲演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在大会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动。鲁迅指出，“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我以为战线应该扩大”，“我们应当造出新的战士”，“要在文化上有成绩，则非韧不可”。

鲁迅的讲话，尖锐有力，语重心长，充满了现实主义的、恳切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多年以后，参加大会的人还能十分清晰地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先生是站着讲的，他身穿长衫，就像老师一样，从容不迫地侃侃而谈。当他说到革命文艺家要不懈努力时，随手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大书了一个“韧”字。 下午4点，开始“左联”常委选举，夏衍得票最多。7个候选人排名第一，接下来是冯乃超、钱杏邨，然后是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周全平与蒋光慈是候补执委。

这明显存在对鲁迅的压票现象了。个中原因并不难理解：鲁迅在讲话中对太阳社、创造社的一些人的意识、作风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因此有人便认为他仍然“没有改变”，只是“老生常谈”，不足为训。在许多党员作家心中，鲁迅仍然是同路人、统战对象（尽管当时并没有这一名词）。“左联”虽然已经成立，但要转变此种偏狭自大的心理、要真正认识鲁迅在革命文学运动中的位置和价值，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后来的历史证实了这一点。

选举完毕后，代表们开始向大会提案，计有17项之多。主要有：组织自由大同盟的分会、发展左翼文艺的国际关系、组织各种研究会、与各革命团体发生密切关系、发动左翼艺术大同盟的组织、确立各左翼杂志的计划、参加工农教育事业等。提案通过前，先由夏衍和钱杏邨将题目写在黑板上，然后以举手的方式一一通过。

会议足足进行了五个小时，直到晚上7点才在低沉又热烈的欢呼声中，宣告结束。代表们互道祝贺后，开始逐渐散去。

收拾完了一切，夏衍和潘汉年等很晚才离开会场。

可能也正是通过这一段时间的接触，夏衍与潘汉年开始由一般的工作关系发展出了具有更为密切交往的私人关系，而后，两人间相互支持、相互理解、积极互动，在极度危险和错综复杂的地下斗争中以鲜血结成了牢不可破的友情。1955年潘汉年因冤案入狱后，两人相互不通音讯但彼此间依然肝胆相照。1977年潘汉年去世后，夏衍仍然强烈地坚持这份友情，直到去世前仍然操心着电视剧《潘汉年》的拍摄问题。潘汉年无儿无女，他的英名正因为是拥有了像夏衍、廖承志这样的朋友——不可忘却的，还有像陈云这样的领导，才得以广泛流传。

潘汉年大约在1925年前后进入文坛。开始的时候，他主要在创造社干打杂的活：捆书，跑印刷厂、邮政局之类，被称为“创造社的小伙计”之一。但他的发展极快。1926年4月与叶灵凤等一起创办了《A11》周刊、《幻洲》周刊等。 同年，潘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初，潘应郭沫若的召唤，赴南昌参加北伐工作，被任命为《革命军日报》主编。不久，蒋介石开始清党，潘汉年回到上海继续从事革命工作。1928年夏天，22岁的潘汉年被调到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负责将创造社、太阳社几个文化组织中的党小组合编为一个支部，即上海文化工作者支部，即“文化党组”，他被指定担任党组书记。该年冬，“文化党组”改属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1929年6、7月间，中共中央六届二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负责“指导全国高级的社会科学的团体，杂志，及编辑公开发行的各种刊物和书籍”。潘汉年被任命为第一任文委书记。这一年，他才23岁。 正是在他担任“文化党组”书记期间，太阳社、创造社与鲁迅爆发了“革命文学”论战，于此，他应当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 当然，他也是较早从“左”倾关门主义情绪中觉醒过来的一位左翼文化战士，这一点，在其运筹领导建立“左联”的过程中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潘汉年来到上海后不喜欢穿长衫马褂，也不愿穿被人指称为“赤化”的中山装，喜欢西装革履，这种富家子的打扮为他赢得了一个“小开”的绰号。 “小开”是上海话小老板的意思。后来，他索性用“小开”做了自己的笔名，并由这个笔名引申出了其他一些笔名如“开”、“小K”、“K”等。在他之后长期的秘密工作中，这些笔名也成了他的化名。此外，他较重要的化名还有“潘健行、严陵、彭一清、萧淑安、胡越明” 等。老朋友和他来往，一般都乐意称他的诨名“小开”。

在1929年，潘汉年应当已经涉足中共隐蔽战线的工作。杨度就是经潘汉年介绍，由周恩来批准，于1929年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的。之所以由潘汉年介绍，有材料说是因杨度与潘汉年的姐夫路家相识，通过这一层关系，潘与杨也熟悉了。——至少在1931年4月前，潘汉年已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量涉足隐蔽战线的事务，不然就难以理解，在顾顺章叛变后这一万分危险的时刻，中共特科一个直接的重大举措即是调潘汉年负责特科的情报工作。

杨度（1874—1931），字皙子，湖南湘潭人，是20世纪初的文化名人。他的政论与诗作在辛亥革命前后非常有名。他的《湖南少年歌》一度传唱极广：

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应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于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死尽。

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

……

陈毅元帅时隔数十年后仍能随口背出上述诗句。

杨度一生最受诟病的事情是鼓动袁世凯称帝，并成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袁世凯死后，他还颇有些嚣张地对新闻记者说：“宁受审判，不能认错。”

但杨度终究是一个真诚爱国的知识分子，他主张袁世凯当皇帝，主要是受了乃师王闿运的“帝王之学”的影响，以及对孙中山有一些成见，他不是那种利欲熏心专谋私利的官僚。当他晚年目睹了张勋复辟的失败，目睹军阀混战给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他便很自然地从现代国家学说来认真地思考中国的前途与命运，进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1927年，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后，杨度与胡鄂公、章士钊一起全力营救，但无效。1928年，杨度移居至上海，加入了“中国互济会”。其后，他与共产党方面的人士开始接触，并提出了入党申请。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由潘汉年介绍，经周恩来直接批准，他成为了中共秘密党员。潘汉年负责与他单线联络。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并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大致在1930年秋，潘汉年将杨度的关系转给了夏衍，由夏衍负责与杨度的秘密联系。

这是一个深秋的夜晚，潘汉年突然找到了夏衍。见面之后，他就要了一辆出租汽车，风驰电掣开到法租界的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的一幢小洋房，把夏衍介绍给一位50出头的绅士。潘与这位绅士很熟悉，见了面没什么寒暄客套。潘汉年一开口就说：“过几天后，我要出远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也难说，所以……”他指了指夏衍，“今后由他和您单线联系，他姓沈，是稳当可靠的。”

这位老先生和夏衍握了握手。潘汉年又补充了一句：“他比我大六七岁，我们是老朋友。”接着，他便与老先生聊起天来，讲的内容，特别是涉及到人的名字，是夏衍所完全不熟悉的。

临别的时候，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烟交给了潘汉年。潘收下后，连谢谢都没说。夏衍马上便猜出，这雪茄肯定也不是什么临别的礼品了。

出了门，潘汉年告诉夏衍：“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怠慢。”停了一会，他又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

开头，夏衍连老者的名字都不知道，大约来往了半年之后他才坦然相告：“我叫杨皙子，杨度。”夏衍对他的大名也是闻之久矣，但做梦也想不到有一天居然会与他以“同志”相交。夏衍后来说：“当时我也的确大吃一惊。”

根据组织的要求，夏衍每月跟杨度联系一次，送给他一些党内刊物和市上买不到的“禁书”，也和他谈些国内外形势——主要是中央苏区的战争情况。杨度知道许多北方军阀、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谈到这些问题时，常常高谈阔论，奇语惊人。夏衍虽不一定完全赞成，但对他纵横家式的思路还是很佩服的。杨度曾不止一次地把他亲笔写的国民党内部情况，装在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内，交夏衍转给上级组织。

在中共隐蔽战线中，杨度的密级非常高，他的功勋或许只有周恩来才真正掌握。夏衍尽管做过一段时间的单线联系人，但他对其中内情是完全不了解的，但他知道周恩来经常想念这位在最危难时刻毅然加入到中国共产党阵营中的文化名人、秘密党员：

杨度同志在军阀、官僚、政客中，度过了大半生，一旦觉悟，可以反戈一击。但是，他的道路是崎岖的，在思想作风等方面，还是有许多矛盾的。例如，他入了党，还相信佛教，写过一部篇幅很大的研究佛理的书，有时，还和我谈过所谓“禅悦”之类的问题；又如，他在同志间从不互称同志，不必说像我这样年轻的联络员，谈起周恩来同志，他是十分敬佩的，但也还是开口翔宇兄，闭口伍豪先生，习之难改也如此。

周恩来同志对我不止一次地谈起过他，解放后当我告诉他杨度同志的女儿杨云慧同志回国后，已在电影厂工作，周总理很高兴，说：她有困难可以直接找我。……

总理病重期间，还想起杨度同志，让后人知道他是共产党员……

夏衍与杨度的秘密联系直到杨度1931年猝然去世才告终止。

与杨度的联系可能是夏衍成为中国共产党情报战线外围人员的开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主要是解放前），他尽管没有直接参与共产党的情报工作，但不时会接受相关委托发挥中介联系的作用。他所以能被托付此种重任，应当与他稳重、细致与谨慎的作风有关。当然，介入情报工作，则更培养、发展了他这方面的性格作风。这帮助他避过了地下工作期间诸多的不测险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