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翻译生涯

1927年初冬，夏衍在绍敦电机公司迎来了一位稀客——后来被称为“茶圣”的吴觉农。

吴与夏衍不但早就熟识，且有着特别的交情：吴觉农夫人陈宣昭是夏衍未婚妻蔡淑馨在浙江女子师范的同班同学、好友。因此，两人彼此之间很少客套，讲起话来没什么拘束。吴觉农发现夏衍在沪处境贫困，又没有什么固定职业，于是建议夏衍不妨向开明书店投一些译稿。他与那儿主事的章锡琛（雪村）、夏丏尊都有很好的私交。

夏丏尊是五四运动时期浙一师的“四大金刚”之一，对夏衍有很深的印象。因此吴觉农一开口推荐，他便爽快地答应可以给夏衍一个机会。他让夏衍先翻译本间久雄的《欧洲文艺思潮论》 试试。过了几天，夏衍把译出的几章拿给他审阅，很快就通过了。

而开明书店的资方代理人章锡琛，对夏衍似亦青睐有加。他不但爽快接受了明显具有“赤色”背景的夏衍参加到开明书店的翻译队伍中来（在1920年代末期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还主动帮助夏衍联系别的工作，如介绍他去立达学园教书等。夏衍译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 后，章锡琛不但认真校阅了一遍，还写了一篇“付印题记”，其中说：“本书的付印，朋友中颇有恐发生意外加以阻止的。因为本年正处于反共反赤的呼声的高潮，这样的好意，固然不能视为过虑，但我敢信现在的政府决不会比德皇统治下的政府更专制，所以终于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决心把这本书出版了。”

正是通过本书的翻译，夏衍确立了一种以女性为本位的观察社会问题的视角。至少在1949年之前， “妇女所处的地位是衡量民族的文明最好的尺度”、“妇女的完全解放和男女平权的确立，是世界上一切权力所不能阻其实现的一种文化的发展的最终目的”， 是其评价社会问题的基本价值向度之一。

夏衍与进步书店如开明及后来的良友的亲密关系也始于这一时期。

由于译笔的信实、流畅、文采斑斓，由于选题的前卫、新潮且富有吸引力，夏衍一下子便成了翻译界中一颗显耀的新星。1927年至1934年间，夏衍即有500万字左右的译著问世，这其中，1927年至1930年尤其是夏衍翻译生涯的高产时期。除了上面提到的几部作品，据不完全统计，夏衍这一时期的译述还有以下这些：

《芥川龙之介的绝笔》，[日]芥川龙之介著，沈端先译，《一般》1927年9月第3卷第1号；

《诗与散文的境界》，[日]木村毅著，沈端先译，《一般》1927年11月第3卷第3号；

《地狱》，[日]金子洋文著，沈端先译，全书共收《地狱》《晚上的水车》《女》《被杀了的火鸡》《梦》（儿童剧），上海春野书店1928年7月初版；

《恋爱之路——中短篇小说集》，[苏]柯伦泰著，沈端先译，全书共收《三代的恋爱》《姐妹》，上海作新书社1928年11月初版；

《露莎的短简》，[德]露莎·罗森堡著，若沁译，《海风周报》1929年3月第13期；

《北美印象记——随笔集》，[日]厨川白村著，沈端先译，上海金屋书社1929年4月初版；

《恋爱与新道德》，[苏]柯伦泰著，沈端先、汪馥泉合译，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6月初版；

《牺牲》，[日]藤森成吉著，沈端先译，全书共收《牺牲》（五幕剧）、《光明与黑暗》（三幕剧），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7月初版；

《初春的风——日本写实派作品集》，[日]中野重治等著，沈端先译，全书共收《抛弃》《初春的风》《印度的鞋子》《油印机的奇迹》《铳火》（剧本），上海大江书铺1929年9月初版；

《载着废兵的最后电车》，[日]金子洋文著，沈端先译，《语丝》1929年9月第5卷第29期；

《母亲》，[苏]高尔基著，据日译本参照英译本转译，沈端先译；该书分一二部分，上海大江书铺1929年10月、1930年11月初版，1936年9月上海开明书店改书名为“母”，译者署名改为“孙光瑞”再版，1949年开明书店改排新版时，译者署名改为“夏衍”；

《眼》，[日]金子洋文著，沈端先译，《语丝》1929年11月第5卷第37期；

《新兴文学论》，[苏]柯根著，据日译本转译，沈端先译，上海南强书局1929年12月初版，上海杂志公司1939年重版，译者署名改为“夏衍”；

《莫斯科印象记》，[俄]高尔基著，沈端先译，《新流月报》1929年12月第4期；

《别离》，[日]叶山嘉村著，沈端先译，《现代小说》1929年12月第2卷第6期；

《金融资本的一断面》，[日]桥木英吉著，沈端先译，《现代小说》1929年12月第3卷第3期；

《死的列车》，[俄]N.V.N-V著，沈端先译，《拓荒者》1930年1月第1卷第1期；

《露莎·罗森堡的俄罗斯文学观》，[德]露莎·罗森堡著，沈端先译，《拓荒者》1930年1月第1卷第1期；

《特别快车》，[日]藤森成吉著，沈端先译，《现代小说》1930年1月第3卷第4期；

《伊里几的艺术观》，[苏]列裘耐夫著，沈端先译，《拓荒者》1930年2月第1卷第2期；

《乱婚裁判》，[苏]台米陀耶基著，沈端先译，上海水沫书店1930年2月初版；

《沉醉的太阳》，[苏]格拉特科夫著，据日译本转译，沈端先、杨开渠译；最初发表于《萌芽》月刊1930年2、3月第1卷第2、3期，题名为《醉了的太阳》。上海现代书局于1933年5月改名《沉醉的太阳》出版单行本，上海复兴书局1937年4月再版；

《革命十二年间的苏俄文学》，[日]唯森茂士著，沈端先译，《大众文艺》1930年3月第2卷第3期；

《<艺术论><艺术与社会生活>——蒲列哈诺夫与艺术》，[俄]普列汉诺夫著，沈端先译，《文艺讲座》1930年4月第1期；

《败北》，[日]菊池宽等著，沈端先译，全书共收《齿轮》《富美子的脚》《败北》《橇》，上海神州国光社1930年4月初版；

《关于游艺会的几个实际指示》，转译自日本《战旗》杂志，沈端先译，《沙仑》月刊1930年6月第1卷第1期；

《俘虏》，[日]金子洋文著，沈端先译，《现代文学》1930年7月第1卷第1号；

《伟大的十年间文学》，[苏]柯根著，系《新兴文学论》续编，据日译本转译，沈端先译，上海南强书局1930年9月初版；

《戈理基文录》，鲁迅、雪峰、沈端先等译，上海华光书局1930年出版；

《战后》，[德]雷马克著，沈叔之译，上海开明书店1931年3月、8月分两卷出版；

《报告文学论》，[日]川口浩著，沈端先译，《北斗》1932年1月第2卷第1号；

《在第聂泊洛水电厂》，[匈]倍拉·易烈希著，沈端先译，《文学月报》1932年12月第1卷第5、6合刊；

《电影导演》，[苏]普特符金著，1932年6月18日起在上海《晨报》“每日电影”副刊连载，署名“黄子布”；上海晨报社1933年2月将它与郑伯奇所译《电影脚本》合并成一书出版，并附有夏衍所作剧本《狂流》；

《从莫斯科到上海》，[苏]基许著，沈端先译，《东方杂志》1933年4月第30卷第8号；

《时间的“特写”》，[苏]普特符金等著，黄子布译，《明星月报》1933年5月第1卷第1期；

《生路》，[苏]尼吉拉·爱克著，丁谦平译，《明星月报》1933年6—7月第1卷第2—3期；

《外国语和本国语》，[德]巴比塞著，沈端先译，《社会月报》1934年10月第1卷第5期；

《有岛五郎集》，[日]有岛武郎著，沈端先译，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2月初版。

夏衍精力旺盛的译介活动令人惊叹。一位日本学者说：“作为党的文艺工作干部的沈端先，真是三头六臂，拼命地工作；他翻译介绍日本的小说，重译介绍苏联的艺术论、文学论，并引用它们来论述无产阶级文学和性意识的问题等等，完全是废寝忘食地在工作。”

夏衍翻译涉及的面虽然很广，其中亦自有规律可寻。在当时的青年文艺家中，他明显对女性、家庭伦理问题有着特殊的关注（这也许和吴觉农、章锡琛等人有关，当时他们都是妇女运动的同情者）。他对戏剧的爱好是明显的。随着1932年进入电影界展开工作，他又翻译了普特符金（今通译作“普多夫金”）的一些作品。普多夫金是与爱森斯坦齐名的电影大师，他对“蒙太奇”理论有着很深的理解与开掘。“蒙太奇”理论是当时最前卫的电影理论之一。夏衍翻译普多夫金的作品，潜移默化，受益定然很大。当然，介绍左翼文艺作品、理论观念以及苏联的社会文化建设成就，则是其翻译工作的重中之重。——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夏衍自身的教育背景，他有关思想问题的介绍，很大程度上不能不借重于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经验与成果。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化运动从1921年《播种人》发刊算起，到20年代末，已有了十年的战斗经历，取得了很多成果，但不可否认，也产生了一些具有日本风格的偏差。夏衍的译介，有时不免将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偏差当做榜样一并采纳了。这是当时年轻一代的左翼知识分子同有的局限，事实上是不足为奇的。但他们的这种认识偏差却引发了左翼思想界内的一些不必要的冲突，并产生了长久的持续影响，这一点我们稍后再作详细的描述。

真正为夏衍赢得翻译家声誉的，是译作《母亲》。翻译这部被称为无产阶级第一部巨著的作品，夏衍倾注了极大的心力，光开头便尝试了十多种译法。几经修改，《母亲》最终改定的开头是这样的：

每天，在工人区的上空，在充满煤烟和油臭的空气里，工厂的汽笛颤抖着吼叫起来。那些脸色阴郁、睡过觉却还没有消除筋肉疲劳的人们，听见这吼叫声，像受惊的蟑螂似的，立即从灰色的小屋子里跑到街上。在寒冷昏暗的晨曦中，他们沿着没有铺修的道路，向工厂一座座高大的笼子般的砖房走去。工厂睁着几十只油腻的四方眼睛，照着泥泞的道路，摆出冷淡自信的样子等着他们。泥浆在人们的脚下发出璞哧璞哧的响声。不时可以听见刚睡醒的人们嘶哑的喊叫声，粗野愤怒的咒骂声划破了晨空，而冲着这些人传来的却是另外一种响声——机器粗重的轰隆声和蒸气的怨怒声。高高的黑色烟囱，酷似一根根粗大的棍子耸立在工人区的上空，阴沉而威严。

《母亲》的翻译为夏衍赢得了文体家的声名。曹禺曾赞美夏衍的《包身工》“每一个字都是不能动的” ，这个评价差堪也可以用到对《母亲》译笔的评价上。

他根据日本村田春男的译本，又参照了英译本译出了全文。为了最恰当地表达一句话的意思，他常常不惮其烦地捧着俄文本的原著跑一大段路去请教精通俄语的蒋光慈。蒋光慈对人虽常常傲不为礼，但对夏衍的认真和钻研劲头却颇欣赏。他看见夏衍进来，便会立即放下手头工作，和夏衍一起坐在—张旧沙发上说翻译的问题。有时，还顺便介绍一点俄罗斯文学的掌故。可以说，《母亲》的成稿也凝聚着蒋光慈的一番心血。

《母亲》的出版，对当时渴望进步的青年来说，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著名现代文学研究家唐弢曾深情地回忆：

我最初读到夏衍同志的作品，还在他用沈端先署名的时候，读的不是他的创作，而是他翻译的小说——被称为世界第一部社会主义小说的高尔基的《母亲》……我们五六个不满二十岁的青年，有工人、有店员、有学徒，聚集在一间小屋的昏黄的电灯光下，一个人朗读，其余屏息静听着。当我们的朋友读到巴威尔在法庭上宣言：“一个党人的我，除出党的处分之外，不承认任何的裁判……”五六双眼睛突然亮起来。我们的年轻朋友一手举书，一手挥拳，挺起胸脯站着，庄严得自己就像是巴威尔在法庭上演说一样：“我们是革命家！直到地上消灭支配阶级和劳动阶级为止，我们永远是革命家！我们，对于你们非拥护不可的社会，坚决的开始斗争。对于你们和你们的社会，我们永远是不能和解的敌人。……”

这说得多好，多坚定，多勇敢，对我们这些年轻的心又是多么有力的鼓舞呀！

鲁迅对夏衍翻译的《母亲》有过评价：“高尔基的小说《母亲》一出版，革命者就说是一部‘最合时’的书，而且不但在那时，还在现在。我想，尤其是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这有沈端轩君的译本为证，用不着多说。”

质量兼备的翻译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夏衍的生活处境。夏衍对此回忆说：

译书就成了我的公开职业。我自己规定每天一清早起来就译书，每天译二千字，译完之后，还有充分时间做别的工作。当时译稿费大概是每千字二元，我每天译二千字，我就可以有每月一百二十元的收入，这样，在文艺界一帮穷朋友中，我不自觉地成了“富户”。附带一说，从1928年到1934年间，我坚持每天翻译二千字的习惯……

翻译的不菲收入，不仅使夏衍生活安定下来，而且还有余钱帮助那些“穷朋友”，像沈西苓，后来的周扬、于伶等人在手头缺钱的时候，有时就到夏衍这儿来“吃大户”。

由于从事翻译的缘故，夏衍常常出入于书店。从1927年底开始，他便多次到过开设在四川北路魏盛里的内山书店，于是不经意间他便获得了结识鲁迅先生的机会。

内山书店的主人是著名的内山完造先生。内山氏是个很有头脑的日本商人，他把书店布置得很有特色：双开间店面的书店，店堂里东西北三面都是一人高的书架，房子中间还有一排书架，中间的书架后面有一张小桌子，四面摆着一套藤制的沙发。顾客累了，或是想要就地欣赏一下新买的书籍，都可以坐在沙发椅上稍事休息。如果是老顾客，内山先生有时还会端出一盘日本的生果子招待。当时内山书店在上海很有名。他同情中国人民，在他这儿，往往有许多一般书店没有也不敢卖的禁书（他的书店国民党特务轻易不敢来捣乱）。鲁迅几度在内山书店大量地购书，引起了内山的注意，并由此引出了一段中日友谊的佳话。

夏衍慕名来到内山书店，发现这儿果然有不少好书。限于财力，一次他只能买上几元钱的书。但就这样不多几次，内山便记住了这个瘦瘦的、爱好左翼文艺的年轻人。好心的内山先生便有心安排了一个夏衍与鲁迅见面的机会。

那是1928年初一个严寒的日子，夏衍走进内山书店，正准备到书架上找书，内山先生走过来，拉了拉他的衣袖，顺手指了指中间书架后椅子上坐的一个中年人，一边轻声说：“鲁迅先生。”鲁迅背靠着门坐着，夏衍看不清他的面容，只觉得他的头发很长。内山走到鲁迅先生身边，俯身低声说了几句话，大概是为夏衍作介绍。鲁迅听着，点了点头。内山便点头示意夏衍过去。

夏衍坐在鲁迅先生对面，紧张得有些说不出话来。鲁迅隔着火钵，抽着烟，静静地也不说话。

很多青年和鲁迅初次见面，都被先生这份不同寻常的肃穆惊呆了，最终只能一言不发地来，一言不发地走。但夏衍这时已有了一些社会活动的阅历，便鼓足了勇气，以绍兴话作了一番自我介绍，并说：“先生，你在主编《语丝》的时候，我还常往《语丝》投稿的。”

谈话于是轻松了起来。夏衍甚至以年轻人特有的率直向先生问道：“现在老百姓有两句话：青天白日满地红，白日青天杀劳工，先生，您听说了吧？”鲁迅则有些讥讽意味地回应说：“愈接近灭亡，便愈要杀人。抓人，杀人，也就是他们的把戏喽。”

这次会晤，在夏衍与鲁迅的记忆中，都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鲁迅对夏衍的沉稳又不乏热情和才华的个性，显然有着相当的好感。

1928年夏衍在《一般》杂志4卷4期发表了一篇《说翻译之难》的文章，其中点到了鲁迅的名字：

日本人喜欢用假名来译普通名词的音，正像广东人用“燕梳”来译Insure，用“杯葛”来译Boycott，乃至最近电影界用“拷贝”来译Copy一样。这种办法好坏姑不具论，实际上，因为日本人用这种办法，中国人之译日本文者，实在已经吃苦不少。加之日本假名中B V的发音不分，所以有些地方更令你莫名其妙。鲁迅先生在《新罗马传奇》中发现了译者将希腊女诗人Sappho的名字译成“萨芷波”，就知道了这本书是根据日文译本的重译，但在所谓《怀疑主义者》（日本鹤见祜辅著）的译文中，先生自己似乎也上了这种假名注音的当（见莽原合本第一卷下，页565—页570）。

假使不是排字工人的misprint，那大概是鲁迅先生看错了。那篇文章中的sketch-book（小品集子——引者注）似乎应该改为skeptic（怀疑主义者）的。——虽则我找不到《思想·山水·人物》的原文，不知道原文上的假名有没有误植，因为skeptic和sketch-book的假名注音，确是非常相像，不过假名的顺序，稍稍有点不同，所以不论谁也容易看错。

在此文的最后，夏衍进而下结论说：“译书确是一种冒险，在现在的中国译书，更是一种困难而容易闹笑话的危险。”

夏衍此文是汉语翻译界一篇较早的翻译纠谬的文章，其中不乏精当之见。比如说，“本来，一国的语言严格地说来是不能译为外国的”等等，现代语言学的发展似乎越来越证明这个道理了。但文章也有不够老练的地方。比如最后一句话，不管行文者有意无意，看起来总像是把鲁迅先生也归入因“冒险”而“闹笑话”之列了。

鲁迅大度地接受了夏衍的批评（以及批评中无意的小小冒犯）。他在同年7月17日致钱君匋的信中这样写道：“《思想·山水·人物》中的sketch-book一字，完全系我看错译错。最近出版的《一般》里有一篇文章（题目似系《论翻译之难》）指摘得很对的。”接着，鲁迅还以他特别的思路和对翻译事业的理解，批评了夏衍文章中立论不够周全的地方：“但那结论以翻译为冒险，我却以为不然。翻译似乎不能因为有人粗心或浅学，有了误译，便成冒险事业，于是反过来给误译的人辩护。”

但就在夏衍与鲁迅友好往来的时候，他的朋友如钱杏邨、蒋光慈、冯乃超等却和鲁迅爆发了激烈的论战。

由于钱、冯等人在日本留学时都曾受到过流行一时的左翼内“福本主义”的影响，回国后又受到当时在党内普遍抬头的“左倾”思潮的支持，再加上盲目崇拜苏联理论等若干心理因素，他们在倡导普罗文学运动时竟然选择鲁迅作为他们的祭旗。1928年1月，冯乃超在《文化批判》的创刊号上发表了《艺术与社会生活》，一连点了鲁迅、叶圣陶、郁达夫、张资平四位作家的名进行“批判”。接着，成仿吾发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蒋光慈发表《关于革命文学》，钱杏邨发表《死去了的阿Q时代》，杜荃（郭沫若）发表《文化战线上的封建余孽》等文章，以排炮的形式，对鲁迅发动了全面的攻击。

鲁迅此时的愤懑可想而知。本来，他和创造社曾有过合作的动议，而且与这批围攻他的“青年革命文艺家”中不少人，还曾有过一面之缘。1927年10月19日，鲁迅到上海后，曾与钱杏邨、蒋光慈、潘汉年等一起，出席了中国济难会为出版一个刊物而召集的一次聚会。 创造社也曾有过“联合”鲁迅的动议，并公开刊登了启事。 这多少可算是有过同志之谊了吧？可是，现在这些他原以为可以引为同道的青年，突然向他发难了。而且语多轻薄，有不少无聊的人身攻击。这种源自于苏联党内斗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风格，是鲁迅无法接受的（事实上也没有什么人能够坦然接受）。

鲁迅决定展开反击。1928年3月12日，鲁迅在《语丝》上发表了《“醉眼”中的朦胧》，首先回击了成仿吾、李初梨两人对他的攻击。接着，他又在《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系列文章中，或正面迎击，或旁敲侧击，或顺笔带及，与创造社和太阳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在这场长时间的笔仗中，夏衍并没有写文章明确地加入到创造社或太阳社一边，但他当时的思想观念无疑同他们是相一致的，以至多年后人们自然地把他当成了太阳社的一员——在私下交往中，他与太阳社的钱杏邨（阿英）、蒋光慈的来往委实是太密切了。夏衍曾坦率地“自我招供”：“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和创造社、太阳社的朋友朝朝夕夕相处，不谈论到这场论争是不可能的。钱杏邨、冯乃超写的几篇文章我都看过，还有钱杏邨不懂日文，他文章中引用的藏原惟人等人的理论文章，是我翻译后向他提供的。”

夏衍提供的是什么样性质的理论文章呢？我们转引钱杏邨文中所提到的藏原惟人的主要论点就清楚了。藏原惟人在《再论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中说：

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和像这样表面的琐屑的写实主义根本上是不同的。唯物辩证方法是把这社会向怎样的方向前进，认识在这社会上什么是本质的，什么是偶然的事教导我们。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依据这方法，看出从这复杂无穷的社会现象中本质的东西，而从它必然进行着的那方向的观点来描写着它。换句话说，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是握着在这进行中的这社会，把它必然的向普罗列塔利亚的胜利方面前进的这事，用艺术的，就是形象的话描写出来，以外没有别的。而在这意味上，假使把过去的写实主义说是静的写实主义，那么，我们可以称这是动的或力学的写实主义。

藏原惟人强调文艺创作必须“用无产阶级前卫的眼光看世界”，看上去不错，但其出发点不是现有的现实，而是各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在他这里，作为生活过程的现实的描写被忽视了，文学事实上不过成为某种社会发展本质的观念的载体，或宣传口号式的辞藻而已。钱杏邨在与茅盾的争论中批评后者支持的应该把现实作为文艺最根本的认识和反映对象，而不能把自己主观意志强加于现实，是“守着自然主义的消极推动法”，是“属于不长进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是幻灭动摇的”。 对这类用所谓“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取代现实主义的机械理论，夏衍在当时除了竭力加以理解和接受之外，事实上不可能有太多不恭的念头。

夏衍自己在这一时期写的关于文艺观的文章，也免不了有许多“纳普”（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的简称）气。如在《文学运动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他就这样写道：

普洛文学，第一就是意特渥洛奇的艺术。所以，在制作（这“制作”一词甚堪玩味——引者注）大众化文学之前，我们先该把握明确的普洛列塔利亚观念形态。这种观念形态，就是一切宣传鼓励和暴露文学的动力。在这种普洛列塔利亚意识形态统一之下，应用简明的手法，不单从理论方面把握现存秩序的生产和剥削的机构，而且要抓住流动的现实世界，适应各种特殊状况，将资本主义的魔鬼，如何在背后活跃的事实，具体而如实地描写出来；于是，将这种作品送进群众里面，从布尔乔亚的精神麻醉中间，夺取广大的群众，使他们获得阶级的关心，使他们走上阶级解放的战线，这才是普洛列塔利亚大众文学的目的。作品的鼓励和宣传的力量（注意，这儿再次把作品的力量与宣传的力量相混同了——引者注），能够广泛的影响大众，能够有效地变成他们自身的血肉，——换句话，这种意特渥洛奇的被摄取百分比，也就是这种大众文学的价值的scale（标准——引者注）。当然，我们所期待的，是这种观念形态的一百percent（百分比——引者注）的解消。……

稍后的《到集团艺术的路》一文里，夏衍更明确地提出了“艺术价值=文学在普洛运动中的效果”公式：

在现今工农大众争斗长足进展的时候，一种作品的是否具有艺术基础条件，以及他的艺术价值的大小，我们绝对不能再用从来布尔乔亚的艺术规定来估量，而应该根据这种作品对于解放运动所及的实际效果来评价。假使，我们肯定了上述的见解，那么，我们可以说明，对于从来艺术形态，以及一切被现今知识阶级以为落后的方式，我们决不是固定地采用，而是一定要适应着目前普洛列塔利亚政×（原文如此，疑为“权”字——引者注）所规定了的当前任务，而辩证法的创造出新的艺术的外形。

由上可以看出，夏衍此时的文艺思想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对于艺术创作本身的规律有了一定的认识。他说“适应各种特殊状况”“具体而如实地描写”，更说，“我们所期待的，是这种观念形态的一百percent的解消”，都足以证明，在自觉意识里，夏衍是试图将艺术品与非艺术的宣传品作一个区分的。然而，这种自觉意识一开头，就被其所接受的、另一种代表了集体无意识的政治话语给淹没了。一种过分乐观的情绪使他同时又以为，艺术家无须艰苦卓绝的努力，就能轻松地把“意特渥洛奇”的追求与艺术的表达完整地统一。自然，对他们所把握到的“意特渥洛奇”有多大的准确性和在中国有多少可能的实践性，他就更是未作进一步深思了。这就使得他有些轻率地断言说：“这种意特渥洛奇的被摄取百分比，也就是这种大众文学的价值的scale。”

此类议论一定程度上可视作中国现代“文艺从属论”的开端。“中国的现代文艺是深受了日本的洗礼的。而日本文坛的毒害也就尽量地流到中国来了。” 在无意识中，郭沫若、钱杏邨、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夏衍、潘汉年、周扬等，一定程度上还包括冯雪峰、胡风、丁玲等左翼知识分子，都是这种从属论的接受者和始作俑者。然后，他们又要花上数十年的时间反思、探索，最后打破它的约束。为了打破这种“文艺从属论”的束缚，他们中不少人甚至付出了青春与自由的代价。然而，在提出这观点的当年，他们是真诚的并试图身体力行。

只是，让后来人感到惊异的是，夏衍的思想在当年与钱杏邨他们并无二致，又与他们有很好的私交，何以竟然连一篇从普罗文学方面来批评（即使在言语中稍稍带到）鲁迅和茅盾的文章也没有呢？“文革”时期夏衍作为“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被“打翻”在地，造反派们“上穷碧落下黄泉”却也没有能够找到与此相关的材料，不由大为气恼。造反派们气急败坏的情形，是此时夏衍少有聊以自慰的笑料了。

个中原因其实是很简单的。夏衍有关茅盾的一段回忆，大致回答了这个问题。

当1928年冬，茅盾发表了《从牯岭到东京》之后，大家对《动摇》、《幻灭》有反感，钱杏邨就写了一篇《从东京回到武汉》，洪灵菲也要我写一篇批评文章，我答应了。但是，当我仔细读了茅盾的文章之后，对于他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看法我有同感，觉得很难下笔，结果没有写。这也许还有另一个原因，这时茅盾的夫人孔德沚和我同在一个小组，经常见面，还不时一起去散传单，写了文章怕伤感情。

夏衍这里说的两个原因均很重要，实际表达了他个性中的某些不合时宜。一是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夏衍在知识分子的精神独立方面一向有自己的见解，他自愿服从党的决定、组织的安排，但他似乎从来也没有把自己当成“驯服工具”，并不认为外在的力量，尤其是政治权力以及缺乏文化素养的群体有资格对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指手画脚。这种执拗的信念他自己也许都从来没有自觉地体察，因此他在后来的人生中便需要为这种信念不断地付出代价。二是他性格中温情主义的因素。夏衍性格平和、沉稳，不愿意与人展开“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正面敌对冲突，对同志更是如此。不能说夏衍在30年代就对当时党内那种不健康的过分严厉的斗争风气有自觉抑制意识，但因为私交，因为对人情关系的处理方式，都使他不能忍心用很重的话语批评茅盾（自然也包括鲁迅）。但反过来，如果对方，尤其是原来认作朋友的那些人突破了夏衍的温情底线，那他们也就很难获得夏衍的宽宥。也可以说夏衍个性中归根到底是保留了不少书生意气的成分，它们从来也没有很好地被“改造”。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前面以较多的笔墨分析评价了革命文学论争所造成的一些消极后果。而这决不意味着对普罗文学建设的必要性与积极性的否定。事实上，无论从理论把握，还是从历史背景来说，普罗文学家所倡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根本方向都是具有重大价值意义的，在那时所具有的震撼力和吸引力不应被忽略。在当年的中国文坛，不少作家习惯于描写和反映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细琐卑微的生活与情感，缺乏恢弘的时代关怀，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而经过先行者们的呼吁，不少有艺术良知的作家，开始注目于劳苦大众的生活命运，开始有意识地体验社会的矛盾与骚动，描写大众的痛苦与崛起。他们真诚面对社会矛盾、为底层劳动人民痛苦而作担当的勇气，直到今天还是照亮文艺家们前行不灭的精神火炬。 KEi/DMOQHSl4VeMHTuNh18vphX6eAx4f0obe3b94bgjfUL3Cy+8mfbIpoDfgBC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