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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为荷马所作的两部史诗《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旧译常作《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古代西方文化中最著名的述事长诗。这两部史诗每篇都长达万行以上；《伊利昂纪》有一万五千六百九十三行，《奥德修纪》有一万二千一百一十行，这两部史诗大约是公元前九、十世纪前后开始形成的；从公元前七、八世纪起，就已经有许多希腊诗人摹仿它，公认它是文学的楷范；两千多年来，西方人一直认为它是古代最伟大的史诗；马克思也给与了极高的评价，说它“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马克思这段话可能使一些人产生误解，认为在古代文学中荷马史诗的思想和艺术水平达到了这样高度，即使在今天，它还是“高不可及的范本”。这样理解当然是错误的；我们知道马克思所说的并不是这个意思。马克思这段话是这样说的，“……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着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
马克思在这段话里指出希腊史诗（和希腊艺术）是人类社会的童年的产物；从那时起，人类社会已经从早期奴隶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所以产生荷马史诗的时代已经是“永不复返”了；“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史诗的思想和艺术特色是与当时社会的某些形态相关联的；我们今天的思想意识与荷马时代的人大不相同，当然不能产生同样的文学艺术作品。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比荷马时代在人类历史上高得多的阶段；社会主义时代的人的精神世界当然比荷马时代人的精神世界要丰富得多，深广得多；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今天的文学艺术，总的来说，无论在思想内容上或是在艺术技巧上，比起荷马时代的作品当然应该是高明得多。但是马克思也指出，像荷马史诗那样的伟大古典作品，即使在今天也“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这是因为荷马史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登峰造极的艺术作品，它的内容和技巧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尤其从艺术方面来说，虽然当时人所掌握的艺术手法和技巧没有我们今天那样丰富，但是一位古代有才能的作家完全可能利用有限的技巧，比较深刻而真实地反映当时现实，创造出震撼人心的作品，使得后世作家感到望尘莫及，所以它能有“永久的魅力”；同时，由于它的时代已经是永不复返了，我们今天看荷马史诗，也可以感到有如一个大人看到小孩的天真时那样的喜悦。很明显，我们今天从荷马史诗里也还是可以汲取许多有益的东西，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创造更伟大的，无愧于我们时代的作品的。
世界上许多古老民族都有过长篇的史诗。我们通常所谓史诗，是指一个民族在它的幼年阶段，即从野蛮进入文明阶段，用诗歌体裁所记录下来的古代神话传说的长篇创作；有些古老民族的史诗是在早期奴隶社会阶段开始形成的；荷马的史诗就是这样；也有些民族形成较晚，日耳曼民族的《尼泊龙之歌》，法兰西民族的《罗兰之歌》，英国的《裴欧沃夫》等就是这样。这些都是著名的欧洲古代史诗作品。在亚洲，古代著名的史诗作品也很多；印度的《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就是很重要的史诗。印度的两部史诗开始形成很早，可以同荷马的两部史诗产生情况相比，但是被写成定稿却是在较晚时代。此外，世界各个民族还有不少民间流传的长篇叙事诗；这些严格说起来，不能算是史诗，因为它们的内容不是叙述古代的英雄事迹，只是人世间一些悲欢离合的传奇故事；史诗一般都是以古代神话传说和部族所崇拜的英雄事迹为题材的。
每个民族在它的幼年时代都有不少瑰丽动人的神话传说；在原始部落时代，由于人们还不能认识和控制自然，他们必然要对不可理解的自然现象作种种想象的解释，这样就产生了神话；这些神话传说最初总是零星杂乱的；我们古代就有过许多瑰丽多彩的神话故事，如巨人夸父追赶太阳，共工触不周山，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等，但是可惜在古代典籍里，这些故事只有极简略的记录，半隐半现，若存若亡，因此我们只能在想象中追求那些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或没有被记录下来的丰富内容。在我国的汉族文学里，如《诗经》的雅颂部分，虽然也有一些根据神话传说写成的叙事诗，歌颂古代英雄的事迹，但那些只是短篇创作，不是长篇巨制，不能算作史诗；我国少数民族中倒有一些长篇的史诗作品，可惜还没有经过加工整理。总之，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根据古代神话传说写成的长篇史诗；这些史诗一般都是把古代神话传说加以整理制成的；不少原来都是口头文学，后来才被记录下来的，所以它们还保存着许多原始人的想象，带着一种“儿童的天真”气息。还有一些后世著名诗人也仿效古代史诗体裁写成歌颂英雄事迹的长诗，如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埃尼阿纪》，英国诗人密尔顿的《失乐园》，葡萄牙诗人加慕恩的《卢西阿纪》，等等；这些我们可以叫作“拟史诗”；虽然这些作品也利用了古代神话传说，但读起来总有一些人为的痕迹，缺少那种古代社会的真实感。荷马史诗一方面是在民间的口头文学基础上形成的，它的原始材料是许多世纪里累积起来的神话传说和英雄故事，保存了远古文化的真实气氛，有一种蓬勃的朝气，一种孩子式的天真；另一方面，它又是在远古地中海东部早期奴隶社会的高度文明的基础上产生的；从它开始用文字流传下来之后，曾经过许多世纪的加工润色，才成为现在的定本；这与西欧和北欧的一些史诗作品产生于文化不大发达的前期封建社会，文字比较简陋的情况又不同；希腊史诗的这种特殊优越条件是与古代爱琴海文明以及雅典和亚历山大帝国时代几百年间奴隶制文化繁荣分不开的；它既是真正的古代史诗，又是达到高度艺术水平的文学作品；它在西方古典文学中享有崇高地位并非偶然。
《奥德修纪》旧译常作《奥德赛》；这种译法并不很恰当。首先，这部作品的希腊原名完全用音译应作《奥德赛亚》；《奥德赛》的音译大概是根据英文转译的；其次，这个字的意思是“关于奥德修的故事”。奥德修在古希腊英雄故事中显然是一个箭垛式的英雄；许多古代神话传说都集中到他一人身上，其中有很古老的传说，也有后来加上的故事。古代希腊还有过好几部业已失逸的史诗，里面都提到奥德修的故事；希腊悲剧和诗歌里也有不少关于他的传说；从这些记载看来，关于奥德修的传说大致如下：奥德修是伊大嘉岛的王；他是一个善用计谋的人；他青年时期，曾在一次赛跑中获胜，赢得了他的贤慧妻子潘奈洛佩，生了一个儿子帖雷马科；当时在希腊地方的强大部族总称为阿凯人；有时在史诗中也称为阿戈人或达脑人；阿凯人以迈锡尼的王阿加曼农为首；他们的劲敌是特罗人，那是东方许多部族的霸主；特罗人的都城是伊利昂。特罗人和阿凯人之间掀起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这场战争延续了十年之久；最后阿凯人才攻下了伊利昂城；关于阿凯英雄攻打伊利昂城的故事，见荷马另一部史诗《伊利昂纪》，这里不详细介绍。当阿凯人在大王阿加曼农的率领下远征伊利昂的时候，奥德修曾想用计摆脱这个任务；他假装疯狂，用盐播种，但是终于被人猜破，不得不参加远征军；在伊利昂战争期间，他曾多次献计，屡建奇功；例如有一位英雄菲洛克提谛患了恶疮，根据奥德修的建议，把他丢在一个荒岛上；到了战争的第十年，上天示意要用菲洛克提谛的神箭，才能战胜特罗人，奥德修又去到岛上，把菲洛克提谛接回来，用他的神箭射死了特罗的一些大将。另外一位阿凯人的著名英雄阿戏留（他同阿凯人主帅阿加曼农的争吵构成《伊利昂纪》那部史诗的主题）本来也想逃避这次远征；他假装成一个少女；但是奥德修扮成商贩，到他家去卖杂货，阿戏留对小贩带来的兵器表示了兴趣，因而被多智的奥德修辨认出来，不得不参加了远征军。阿戏留在特罗城前战死之后，奥德修同另一英雄埃亚争夺阿戏留的盔甲；他用巧计战胜了勇力超过他的埃亚，使得后者气愤自杀。后来奥德修又献计造了一只大木马，内藏伏兵；特罗人把木马拖进城，结果阿凯人里应外合，才把伊利昂城攻下。在十年特罗战争后，奥德修在还乡途中经历了许多艰险；最后回到伊大嘉，杀了向他妻子求婚的当地王侯，又成为伊大嘉的王。最后这一部分关于奥德修还乡的故事都在本书中，这里不必重复。
根据古代传说，奥德修杀死求婚子弟之后，又到外地漫游了许多年。后来同他一度爱恋的女神刻尔吉也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帖雷恭诺；他长大成人之后，刻尔吉叫他去寻找他的父亲奥德修；帖雷恭诺来到伊大嘉，在当地抢掠粮食，奥德修听见有外地人入侵，在那里抢掠，就前去同他交战；帖雷恭诺不知道这就是他的父亲，用矛刺死了年老的奥德修。雅典娜女神命令帖雷恭诺把奥德修的尸体带回刻尔吉的岛上安葬。帖雷恭诺又娶了潘奈洛佩，潘奈洛佩的儿子帖雷马科则娶了刻尔吉。这个传说看来相当古老，带有原始传说的荒诞色彩；年轻的帖雷马科娶了刻尔吉为妻还不太离奇，因为刻尔吉是长生不老的女神，是永远年轻的，但是潘奈洛佩在传说里是个凡人，她既然是奥德修的妻子，奥德修出外二十年又回到家里时，潘奈洛佩起码也有四十多岁了，这时她还被许多求婚的年轻人包围，已经是不大可能的事；等到刻尔吉的儿子帖雷恭诺长大成人时，潘奈洛佩恐怕总有六七十岁了，又嫁给年轻的帖雷恭诺作他的妻子就更荒谬了。另一个传说是潘奈洛佩并没有拒绝求婚子弟们，她成为众人的妻子；还有一说是她成为神使赫尔墨的情人，还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名叫潘的山林之神。这两个传说与《奥德修纪》里的故事相矛盾，也不大流行。
从这些传说看来，我们可以看出《奥德修纪》这部史诗并没有包括关于奥德修的大部分传说，他的早期经历都没有写进去，他的老年和死亡也没有提到；史诗里只提到攻下伊利昂城以后，他在海上又经历了十年的艰苦漂游，以及他怎样回家复仇的故事。故事叙述方法并不是平铺直叙，而是采取了中途倒叙的方法；故事先讲天神们在奥德修已经在海上漂游了十年之后，决定让奥德修返回故乡，这时奥德修在家中的儿子也出去打听关于他长久失踪的父亲的消息；女神卡吕蒲索服从天神的旨意，在留了奥德修七年之后，同意让他回去；他到了腓依基人的国土，在那里他向国王阿吉诺重述了过去九年间的海上冒险，阿吉诺派船送他回到故乡；从卷十三以后的下半部则是叙述他回乡以后的事；这样处理显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因为奥德修的海上冒险故事是许多传说合成的；如果从头一项一项讲下去，史诗就要变得冗长单调了。它的结构似乎可以说明这是一位会讲故事的古代诗人精心创作的结果。
关于《奥德修纪》和《伊利昂纪》这两部史诗的创作问题，过去传说都认为是一位名叫荷马的古代诗人所作。古代作家如公元前五世纪的希罗多德，较晚的屠吉狄底，公元前四世纪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都肯定《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这两部史诗是荷马的作品。除去这两部史诗外，还有许多已遗失的古代史诗也曾有人说是他的作品，但也有人说是别人的拟作。此外有一篇已经遗失的讽刺诗和一篇现存的《蛙鼠战争》据说也是荷马写的，但前者只有亚里士多德一个人的话作为根据，后者则已被证明为公元前四世纪的一篇拟作。还有许多献给天神的颂歌也有人说是荷马的作品，但是那些短篇神颂实际上都是古代歌诵史诗的专业乐师所用的引子；如果荷马是古代的一位歌唱史诗的乐师，他也可能创作了这些神颂的一部分，但更可能那些也是后日专业艺人的作品。
关于这位诗人的时代异说颇多；古代曾有一篇《荷马传》流传下来，但那只是公元前后的人写的，显然是根据许多传说附会而成，不能当作可靠史料。最早关于荷马的记载见于现存的公元前六世纪占诺芬尼斯的著作里，但是根据希腊地理学家鲍桑尼亚的记载，在公元前七世纪初年的诗人卡林诺斯的诗篇里已经有关于荷马的记录，所以荷马这个名字早在公元前七八世纪已经为人所共知了。罗马历史学家塞奥彭普斯说荷马生于公元前六八六年；我们不知道他的根据是什么；把荷马放在公元前七世纪初并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是如果公元前七世纪初年诗人卡林诺斯已经确实提到荷马的话，这年代似乎晚了一点。另一个古代传说是荷马生于公元前一一五九年，就是说公元前十二世纪中叶；除非我们认为荷马史诗最初的样子同现在我们所见的大有不同，否则根据史诗内容看来，这个说法似乎又太早了一点。总之，这些传说不可尽信，也不可完全不信；看起来，古代是可能有过这一位诗人的，其年代可能是在公元前十世纪到公元前八九世纪之间。关于荷马的生地说法也不一样；一共有十来个地方，古代都说是他的生地，其中主要有七处；有人说他是雅典一带的人，有的说是在希腊北部，也有的说是在希腊东部靠近小亚细亚一带；这些传说里以靠近东方的较为普遍，也较为可信。多数记载说他是基奥岛人，也有不少说他生在小亚细亚的斯摩纳，这两处都在爱琴海东边。
关于荷马这个名字，西方学者们也有过种种考证；有人说这个名字是“人质”的意思，就是说荷马大概本来是俘虏出身；也有人说这个名字含有“组合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名字是后人附会出来的，因为史诗原来是许多短篇传说组合而成。这些文字上的考证看来好像很有语言学上的根据，实际上都是些主观猜测，没有多少道理。
古代传说荷马是个盲目的乐师，这倒是颇为可能的。古代的专业乐师往往是盲目的；我国古代记载里的乐师是这样，在民间也有很多盲目的说唱艺人，这是因为盲目的人不能选择其他职业，所以只好依靠记忆歌唱词曲来维持生活。《奥德修纪》卷八有一段描写这样一位古代乐师的片段可以作为说明，“……这时使者也来了，带来了忠诚的乐师，那是缪刹女神最宠爱的人；女神给了他不幸，也给了他幸福；她剥夺了他的视觉，但给了他甜蜜的歌喉；使者庞托诺在宴会的众人当中给乐师放了一把银镶的座椅，靠着大柱，又把清音的琴挂在上面一个木橛上，并且告诉他怎样可以拿到；……他们吃饱喝足之后，缪刹女神就引动乐师，让他歌唱英雄们的光荣事迹……”如果有荷马这个人，也许就是这样一位专业艺人。
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荷马史诗的旧抄本，最早约在公元后十世纪；两部史诗都保存了不少手抄本，但是内容都一样；这些都是根据公元前二三世纪间亚历山大城的几位学者的校订本；荷马史诗的手抄本还有不少残缺不全的断片，这些有的早到公元前一世纪，内容也是完全一样的；由此可见，在公元前二三世纪间亚历山大城几位学者校订之后，史诗已经有了最后定本，此后内容就没有任何变动了。公元前二三世纪间校订史诗的学者，最著名的有三位。一个是占诺多托斯（公元前二八五年左右），据说他对原诗的文字作过不少加工，内容上也凭自己的判断有所增减；据说现在我们的两部史诗都分成二十四卷，就是占诺多托斯编定的；这就是说他在原诗上有所增删；原来两部史诗的长短大概没有这样整齐。在他校订以后的学者阿理斯多芬尼斯和阿理斯塔科斯都说《奥德修纪》原来应在卷二十三后面就完了；史诗在叙述到奥德修和潘奈洛佩“又回到婚床重续旧好”时本来就应该结束，后面一卷多的内容大概是占诺多托斯从别的史诗上拿来补上的，为了让《奥德修纪》的长短可以同《伊利昂纪》一样。第二个著名学者阿理斯多芬尼斯（公元前一九五年左右）是占诺多托斯的弟子；他比他老师校订史诗要慎重一些，比较重视当时的不同抄本，没有作很多的主观增删。第三个著名学者是阿理斯多芬尼斯的弟子阿理斯塔科斯（公元前一六〇年左右），他也很尊重旧抄本，认为一切改动都应该有所根据。这三位学者都是当时希腊学术中心亚历山大城著名的图书馆的主管人，所以他们有机会可以看到很多藏书，有很好的条件来进行这一校订工作。看起来，在这三位学者的时代这两部史诗还存在各种繁简本子，文字上也有些出入。有些现代西方学者曾辑录了古代著作里的荷马史诗引文，一共收集了四百八十来行片段，都是公元前四五世纪的；这些引文有些与现在定本完全相同，有些大致相同，有的不见今本；一般来说，不同的约占到一小半。许多古希腊作家如希波克拉底斯、埃斯奇尼斯、屏达洛斯、占诺芬、亚里士多德、阿里斯托芬和柏拉图都引用过荷马，那些引文与今本不完全相同。如亚里士多德引了《奥德修纪》卷九的一段关于独目巨人的描写，文字是与今本一样的，但是他说那段出自《伊利昂纪》卷十，是描写一个野猪的。还有他说在《奥德修纪》卷二十三奥德修对潘奈洛佩的一段话有六十行，但是从我们现在的定本看来，这段只有三十三行。这些变动和内容繁简不同说明了在公元前四五世纪通行的史诗同现在的本子是有些差异的。
根据罗马的著名散文家西塞罗的话，公元前六世纪中叶，在雅典当时执政者培西斯特拉陀的领导下，学者们曾编订过一次荷马史诗；在这次编订之前，史诗还没有写下的定本；也有别的古代学者认为这是培西斯特拉陀的儿子希帕科斯执政时的事；我们知道从公元前五世纪起，每当雅典四年庆祝一次的重要节日，都有朗诵荷马史诗的文艺节目；从这次制度实行之后，史诗的内容和形式应该大致是固定下来了；只是当时朗诵史诗的艺人，或根据自己的“话本”，或凭自己记忆，可能在文字上和行数上时时有些变动；在这种情况下，史诗的许多抄本在若干地方有些繁简不同是可以理解的。在一七九五年一位德国学者沃尔夫发表了一部《荷马史诗研究》，这是近代西方学术界一百多年来关于荷马史诗的热烈争论的开始。沃尔夫认为荷马史诗约完成于公元前十世纪，开始只是口头文学，靠着民间艺人的背诵流传下来，因此经过多次加工，史诗最初用文字记录下来约在公元前六世纪中叶，这时又经过一些编订加工。史诗成为完整的艺术作品是后代加工的结果；最初大概只有许多短篇故事，并非一人所作。自从沃尔夫的著作发表以后，许多西方学者提出各种不同见解，如英国学者格德斯认为《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并非一人所作，《伊利昂纪》的后面部分是《奥德修纪》的作者后来补上的；德国学者菲克认为在公元前六世纪以前荷马史诗用的是另一种语言，后来才被译成现在的形式；另一位德国学者刻尔赫浩夫认为《奥德修纪》里卷五、六、七和卷九、十一、十三是最古老的部分，后来另一位诗人增加了卷十三、十四、十六到卷二十三这一部分；至于其余诸卷又是公元前七世纪以后另一位诗人加进去的；这样创作《奥德修纪》这部史诗的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三个人了。
古代欧亚大陆曾有过很多文化中心；在公元前二千五百年，或更早到公元前一千年初叶，地中海东部的爱琴海一带曾有过一个繁盛的早期奴隶制文化；这种文化同亚洲大陆的关系非常密切；这是由于亚洲西部和埃及更早就有了繁盛的早期奴隶制文化，而当时欧洲还是蒙昧未开的地域；所以如果说这种地中海东部的文化是属于欧洲的，不如说它是属于亚洲的更为妥当。这个古代文化中心包括小亚细亚西岸，达达尼尔海峡，地中海东部的克里特岛以及巴尔干南部一带；它与南方的非洲沿岸和古老埃及文化也有一些联系。关于阿凯人远征攻打特罗人的东方重镇伊利昂城的传说是有相当历史根据的。在十九世纪末，德国学者谢里曼曾在小亚细亚海岸的希萨里克发掘这个古城的遗址；根据考古发现，这个古城曾经在公元前二千年到公元前一千年间被毁过多次，至少有九次之多；其中第六次被毁可能就是伊利昂战争的历史根据。有些学者曾提出一种可信的假设，即根据当时航海情况和地理看来，这个地区控制了古代通向黑海的通商路径，而黑海又是古代西方通向东方必经之地；为了获得东方的粮食和财富，地中海东部的人民不惜一次又一次地冒险渡海去攻下这个要塞；著名的寻找金羊毛的希腊神话也反映了古代人在黑海一带航海的历史事实。
在迈锡尼，考古学家曾发现古代的巨大陵墓和巨石建筑的城址和石狮，陵墓里还发现死者所穿的华丽服装和金银首饰，以及装在死者面上的黄金面具和精美的青铜兵器；这些发现证明古代迈锡尼的霸主阿加曼农的传说也是有根据的。在二十世纪初年，英国学者伊文思又在克里特岛发现了重要的古代文化遗址；这里有较迈锡尼为早的文化；发现了两座规模巨大的古代王宫，又有工场、库房、陵墓等，还有很多有精美图案的陶器、青铜的雕刻和兵器、反映舞蹈和战斗狩猎等场面的彩色壁画，还有一种类似象形的古代文字。这里的文化与迈锡尼的很接近，但是更早一些；这是一种青铜器文化，其年代约在公元前二千多年到公元前一千多年之间。这种以克里特岛为中心的文化到了公元前一四五〇年左右，由于遭受到巨大的自然灾害（在克里特岛以北发生了强烈地震），或其他人为原因，开始衰亡。爱琴海文化中心由克里特岛一带转移到迈锡尼等地。这时有些北方部族开始南移，在希腊地方建立了新兴的但是文化较低的前期希腊文化；这大概就是史诗里所说的阿凯人或阿戈人；这时铁器也逐渐代替了青铜器。
在史诗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事物的描写是与克里特-迈锡尼文化的实物相符合的，如《奥德修纪》里所描写的曼涅劳的宫殿和腓依基国王阿吉诺的宫殿，有各种青铜和金银装饰，美好的花园和葡萄园，宫里充满了粮食、美酒和果实，随同酒宴还有各种竞技娱乐和舞蹈等；这些初看好像是诗人想象中的理想国土，但是都已被考古发现的克里特-迈锡尼文化所证实。同时，史诗中的描写又有许多同迈锡尼文化完全不同的地方；举例说，从考古发现的壁画来看，古代克里特或迈锡尼人都是短发，而且头发是黑的，而史诗中描写的阿凯人却是长头发的，而且头发是黄的，克里特-迈锡尼人战斗时用的盾牌是长形的，史诗里的盾牌却是圆的；克里特和迈锡尼人穿的盔甲也与史诗中描写的不同。这些带有根本性质的矛盾说明诗人所描写的又不完全就是克里特-迈锡尼文化；这也可以证明在他的时代迈锡尼文化已经衰亡，不过他还“去古未远”，所以还可以描绘一些过去文化的繁荣景象，同时也加上了一些实际生活中的东西，当他描写攻打伊利昂城的英雄们的时候，显然他是追述过去时代发生的事情，他并不是目击者。有些西方学者曾考证史诗里的许多英雄如阿戏留、赫克陀、狄奥弥底等都是北方部族传说里的英雄，不一定与攻打伊利昂城的史实有关。
从过去一世纪间西方考古学家的发现看来，史诗里所描写的一个繁荣的地中海东部的早期奴隶制文化中心是确实存在的，并不是诗人的幻想；这个爱琴海文化的衰亡是公元前一千多年的事；从那时起到公元前六七世纪雅典文化兴盛时期，中间还间隔有好几百年；关于早期希腊文化怎样形成的历史，我们虽然有不少传说和考古资料，但是知识上也还存在不少空白点；因此我们还不可能完全解决史诗中的一切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将来总会完全弄清楚的。
从史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早期希腊人的地理知识比较局限，他们所知道的只是地中海东部地方；当时航海技术还相当简陋，跨海远征是一件很冒险的事，一阵风浪就可以把人带到相反的方向。史诗里描写的小亚细亚一带如叙利亚等地方并不太真实，大概是根据道听途说的，诗人并没有到过；至于非洲一带更是这样；古代埃及的繁盛文化及财富是早期希腊航海人非常艳羡的，但是对他们来说，去到埃及并不容易；北方欧洲大陆当时还有许多野蛮种族，他们更没有确实的知识；在西方他们的地理知识最远只达到西西里岛一带；《奥德修纪》里虽有关于伊大嘉岛的具体描写，但是那些并不与真正的伊大嘉岛相符，所以大概诗人连伊大嘉也没有到过。这种地理知识的局限使得这些早期希腊人认为他们世界的边缘有一条大海环绕着，这条大海他们叫作“奥刻阿诺斯”。我们古代祖先认为他们所居之地是“中原”，是天下的中心，四面都是蛮夷地方，再过去有海水环绕，叫作“瀛海”；实际也是一样的道理。由于早期希腊人航海还没有罗盘针，又认为世界是圆形的，所以史诗里所说的方向也并不准确；史诗里所描写的在他们世界的辽远边缘上的各种奇异故事，如海中怪物斯鸠利和卡吕布狄等，有人考证是在西方的西西里岛附近，也有人认为是北方黑海一带的古代传说。那种人吃了就会忘记家乡的蒌陀果，有人认为是埃及一带的莲子，也有人认为就是伊拉克一带的枣子；近东一些民族从古以来就是拿它当粮食吃的。虽然早期希腊人的足迹并没有超过地中海东部的范围，但是通过其他古代种族，他们也间接获得若干关于远方的知识，甚至获得一些远方的物产，来增加他们的财富；虽然古代旅行非常困难，但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还是大量存在的。在希腊文明兴起之前，近东的腓尼基人就以航海著名；通过腓尼基人，早期希腊人听到不少红海到印度洋一带的传说故事；通过北方的斯鸠塞人，他们又得到不少关于黑海到中亚地方的零星知识。西方学者发掘伊利昂城遗址时曾经发现一些玉石做成的斧头；根据他们的研究，这种玉石并没有在亚洲西部发现过，只有我国新疆于阗一带才有；这似乎暗示公元前一千多年的伊利昂城同中亚细亚一带已经有了间接的贸易来往。再举一个例子：在《奥德修纪》卷十九里，当奥德修同潘奈洛佩讲话时，他描写了奥德修在国外所穿的一件衬衫，“我还注意到，他身穿的衬衫非常光滑，轻细有如干了的葱皮那样，而且像太阳一样发出光辉，使得许多妇女看了都非常惊奇。我告诉你这件事，你要好好记住。我不知道奥德修在家里是否也穿这件衣服；也许是在他乘船远征时什么伙伴或者外乡人送给他的；因为奥德修有许多好朋友，很少阿凯人能够同他相比……”我们知道丝绸是从中国传到西方的；古代西亚并没有丝织品；而这里描写的一件衬衫似乎只能是丝织品，不可能是其他，因为即使是最精细的麻纱也不可能比作干了的葱皮那样光滑，而且像太阳那样发出光辉的。是不是可能在那遥远的古代，中国的丝织品就已经少量地到达了西方呢？除非是这样，否则这里的描写就完全是诗人的幻想了。
总之，古代地中海东部的早期奴隶制文化肯定曾从亚非两洲的文化得到丰富的养料；反过来，荷马史诗里若干故事也在亚非文化中有过反映，也许原来就是从亚非地方起源的。根据罗马记载，荷马史诗曾经传到印度，对印度古代文学有过影响。后日唐宋时代的大食商舶和中亚的商队又继续传播了这些故事，在《一千零一夜》等中古时期阿拉伯故事中就可以找到荷马故事的痕迹。所以如果我们在古代中国的传说故事中找到一些荷马史诗里的故事，这也不足为奇。下面我们就举几个例子谈谈。当然，在民间故事中，类似巧合的很多，并不一定就来自一源；但是其中有一些太相像了；考虑到古代东西方文化有许多交流的事实，有些互相影响也完全可能。
《水经注》引用三国时来敏的记载，提到一个秦王用石牛计兴兵灭蜀的故事。“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金，蜀王负力，令五丁引之成道，秦使张仪司马错寻路灭蜀，因曰石牛道。”李白的著名诗篇《蜀道难》里所说的“尔来四万八千岁，乃与秦塞通人烟，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方钩连”也是指同一传说。这个故事同奥德修用木马计攻下伊利昂城的故事有些相像；秦国也是长久不能征服蜀国，最后用巨大石牛引诱敌人，使他们把石牛拖进去，才打进蜀国的。一个用木马，一个用石牛；一个故事里的英雄是足智多谋的奥德修，一个故事里的英雄是张仪，而张仪也是一个善用智谋的人物。我们知道亚历山大东征时，曾到达中亚细亚一带，而亚历山大又很喜欢荷马史诗，在东征时经常阅读；荷马史诗里的故事会不会这时也传到中国西部呢？这个可能性似乎也是有的。
《奥德修纪》里女神刻尔吉用巫术把人变成猪的故事可以在近东一带的许多民间传说里找到。罗马阿普留的《变形记》里就有用魔术把人变成驴的故事，中古时期许多关于非洲东岸的记载里都说这种传说在当地很普遍；《诸蕃志》里说非洲东岸的中理国“人多妖术，能变身作禽兽”；马可·波罗的游记里也曾提到。我们的《太平广记》里保存了唐代孙所作《幻异志》的一则故事，叫作板桥三娘子，这也是一个会用魔术的女人。有一个名叫赵季和的过路客人，在板桥地方经过，在三娘子的客店投宿；三娘子在食物里放了药，把许多客人都变成驴；赵季和幸好没有吃；后来他用智谋战胜了三娘子，又终于饶恕了她。这个故事同《奥德修纪》里关于刻尔吉的一段是非常相像的。板桥这个地方在唐宋间是中外交通要地，是大食等国海舶财货聚合的中心，所以这个故事可能是大食人从近东地方带来的。
《太平广记》又保存了一则唐代故事，内容同《奥德修纪》的独目巨人故事非常相像。“天宝初，使赞善大夫魏曜使新罗，策立新王，曜年老，深惮之。有客曾到新罗，因访其行路，客曰，永徽中，新罗日本皆通好，遣使兼报之。使人既达新罗，将赴日本国，海中遇风，波涛大起，数十日不止，随波漂流，不知所届，忽风止浪静，至海岸边，日方欲暮，时同志数船，乃维舟登岸，约百有余人。岸高二三十丈，望见屋宇，争往趋之，有长人出，长二丈，身具衣服，言语不通，见唐人至，大喜，于是遮拥令入室中，以石填门，而皆出去，俄有种类百余，相随而到，乃简阅唐人肤体肥充者，得五十余人，尽烹之，相与食噉，兼出醇酒，同为宴乐，夜深皆醉，诸人因得至诸院，后院有妇人三十人，皆前后风漂为所虏者，自言男子尽被食之，唯留妇人，使造衣服，汝等今乘其醉，何为不去，吾请道焉。众悦，妇人出其练缕数百匹负之，然后取刀，尽断醉者首，乃行至海岸，岸高，昏黑不可下，皆以帛系身，自缒而下，诸人更相缒下，至水滨，皆得入船，及天曙，船发，闻山头叫声，顾来处，已有千余矣，络绎下山，须臾至岸。既不及船，虓吼振腾。使者及妇人并得还。”
这一段故事很多地方都同《奥德修纪》里的故事一样，只是没有说巨人只有一只眼睛；这里的巨人吃了五十多人，史诗里只吃了六个；这里的巨人被杀掉，史诗里只弄瞎了眼睛；这里他们带走了几十个女人，史诗里是几十头羊。此外许多相同的地方恐怕不会都是偶合。
德国学者劳尔于一八五一年曾发表过一本荷马研究，还有德国学者威廉·格林于一八五七年曾发表过一篇关于独目巨人传说的研究，从他们的考证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奥德修纪》里独目巨人故事的传说在欧亚两洲相当流行。在十二世纪末法国就有过用拉丁文写下的这个传说，说有一个巨人吃了九个伙伴，后来这些人的领袖用计弄瞎了巨人的眼睛，又假装成羊，从巨人的两腿中间逃走。在十三世纪又有一个突厥地方传说，关于一个妖怪名叫德培歌兹，它只有一只眼睛，每天要吃两个人和五百头羊，后来一个年轻人弄瞎了它的眼睛，然后逃走了。在《一千零一夜》里有关于一个航海的人辛巴的冒险故事，其中之一也是漂到荒岛上，走进一个妖怪的宫堡，妖怪吃了他的伙伴，但是在第三天辛巴乘巨人睡觉时，弄瞎了它的眼睛，然后逃走。但是巨人扔出石头打坏了船只，只有辛巴同两个伙伴能够逃脱。此外在塞尔维亚，在罗马尼亚，在爱沙尼亚，在俄罗斯，在芬兰，都有类似传说，不必详细一一介绍。从这个传说的普遍传播情况看来，我国唐代的长人故事也可能来自一源。
以上我们已经大略介绍了有关这部史诗的一些背景知识。这部古代著名史诗的内容是如此丰富，无论从历史地理考古学或民俗学方面都有许多值得探讨的东西；限于篇幅，关于背景知识方面，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在本文开头，我们谈到如何批判接受古典遗产问题；荷马史诗是将近三千年前的作品；无论荷马是怎样伟大的诗人，当时人的思想感情总是同我们有很大距离。史诗真实地描绘了早期奴隶制社会的人的精神面貌；史诗里的人物典型是形象鲜明的；他们的思想感情是与当时社会发展的形态相关联的；我们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去分析史诗里的人物性格，认清他们的精神世界同我们的有怎样的不同；这不但有助于我们分辨古典作品的精华与糟粕，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部史诗。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作为史诗历史背景的爱琴海早期奴隶制文化；史诗是在这个文化已经衰亡的时期产生的，就是说，这个早期奴隶社会当时发生了危机，已经开始向后来的希腊成熟的奴隶制过渡了；早期的克里特-迈锡尼文化，作为地中海东部这个世界的共主，它的霸权已经瓦解，各地都出现了一些强大的奴隶主；他们以勇力和超众的智谋被公推为群众领袖，财富集中到他们手里。史诗里的英雄奥德修以及曼涅劳、奈斯陀等都是这种地方领袖。在这早期奴隶社会里，农业和畜牧业都非常落后，这些被称为“英雄”的领袖们虽拥有大批奴隶为他们劳动，生产还是很落后的；因此航海去侵略别人成为获得财富的主要手段；尤其是当时的希腊人从北方大陆南移到地中海群岛，来自更落后的地区，艳羡东方的古代文明和财富，自然就更想航海到处劫掠。在这种情况下，侵略战争就变成是正常而频繁的举动；不过在不断对外侵略的过程中，有时也会遇到强大的敌人，吃到苦头，在《奥德修纪》里就有不少这种例子；但是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他们只认为这是由于他们过分贪得无厌，或者是上天要毁灭他们；如果他们能劫掠到一些牛羊和俘虏，安全回来，他们并不认为这件事本身做得不对。古代希腊奴隶制文明从开始就是扩张主义性质的；这是奴隶制度本身所决定的。荷马社会的人对战争的态度不但同我们今天的看法完全不同，就是比起封建社会的人也还要落后得多。这是我们应当指出的一个方面。
史诗里对奴隶的看法，拿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更是非常错误的。荷马时代的英雄们到处劫掠，一方面是要获得粮食财货牲畜，一方面也是要获得奴隶；奴隶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生产手段，同牲畜差不多；奴隶社会的文明就是在大量奴隶辛勤劳动的基础上产生的。一个人也许原来是个养尊处优的富家子弟，但是一旦他被外地人俘虏去，转卖成为奴隶，他就变成同牲畜差不多的东西，变成别人的财产；遇到这种事，他只好自认倒霉，认为这是天意，不可违抗；他也不敢起来反抗，因为他的主人可以随意用残酷的手段把他处死。从史诗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奥德修在故事末尾，杀了求婚子弟后，又处死了许多奴隶。当他杀死了出身高贵的求婚子弟之后，他很怕遭到群众谴责，被驱逐出境；但是当他处死他的奴隶的时候，他并不怕任何人加以谴责，因为那些奴隶是他的私人财产，他有权自由处理，要杀就杀；而那些奴隶们也只能哭哭啼啼地伸颈待死，并不敢反抗。当时的人是认为人有贵有贱，有“君子”和“小人”之别的；一个人遭到不幸，变成了奴隶，就成为下贱的东西，不能同普通自由人相比了。在《奥德修纪》卷十七里，牧猪奴尤迈奥就发表了这样的哲学；他说，“……一旦主人失掉权力，奴隶们就不愿意规规矩矩地工作；只要一个人变成奴隶，宏声之神宙斯就使他的品德去掉一半……”他的意思是很清楚的；一个奴隶就应该辛辛苦苦地为他主人劳动，假使他不好好干活，他就是个坏奴隶；有些奴隶就是这样利用主人失掉势力的机会来为非作歹，这样的奴隶品德是很坏的，这也是因为奴隶本身就是下贱的，本来就缺少高尚的品德。诗里这种维护奴隶统治的哲学我们看了实在很难同意；史诗里有许多地方描写牧猪奴尤迈奥和保姆尤吕克累如何想念他们的旧主人，如何对奥德修感激涕零，只由于他们认为奥德修对待他们比较仁慈，因此他们必须忠心耿耿地做他的奴才；这些地方的描写是很令人觉得讨厌的；虽然诗人很用心地描写了这些场合，我们也很难被他们感动。史诗中描写奥德修的狗阿戈认出他的主人的一段倒是很动人的；因为阿戈不过是一条狗；但同时诗人又描写了尤迈奥和尤吕克累对他们主人的忠心，使得我们感到他是把这些人同奥德修家里的老狗比成同类东西的，这就有些令人作呕了。在史诗卷十一里，当奥德修遇到阿戏留的鬼魂时，阿戏留对他慨叹地说道，“我宁愿活在世上做人家的奴隶，侍候一个没有多少财产的主人，那样也比统率所有死人的魂灵要好。”我们不可误会这段话的意思，认为阿戏留在这里是替奴隶说话，认为奴隶也是人，同奴隶主一样；实际上这段话并不含有什么人类平等的思想；相反，它倒是在肯定奴隶的下贱地位；阿戏留不过是说一个人死掉了是很凄惨的；即使活着当一个下贱的奴隶也比死了受到尊荣还要强一些。这段话一方面固然反映了古代希腊人对生活的热爱，但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人对奴隶的轻视。
史诗里关于贵族生活以及天神们的描写也说明当时人对于劳动的看法与我们不同。史诗里认为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整天吃酒玩乐，不劳而获；关于腓依基国王阿吉诺和斯巴达王曼涅劳等人的生活就是这样；诗人认为这样生活是人世上最可艳羡的，是同极乐的天神一样的。史诗里关于奥仑波山上的天神们的生活也是这样描写；这些天神们的思想感情都同凡人一样；他们的形象也许比凡人高大优美一些，但是他们与世人最大的不同点，就是一般凡人都必须辛勤劳动，冒着生命危险出去寻找财富，才能获得生活资料，而天神们却是终日逍遥自在，不必为生活烦心。这种思想在我们看起来很像后日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老爷的看法。实际上，我们如果记住荷马社会还是人类文明的初期，当时生产力是十分低下的，一般人即使辛勤劳动，生活也还没有保证；在那种情况下，一般人厌倦劳动而羡慕清闲的生活，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只有当生产力达到了一定水平，当劳动的收获有了一定程度的保证，劳动才能够成为一种快乐和一种光荣；我们不能要求荷马时代的人就有这种思想，但是我们也应该指出这种看法是同我们今天不同的。
史诗里还有很多迷信和宿命论的思想。原始神话是人在不能解释自然现象时创造出来的；到了诗人手中，为了讲故事的缘故，又增加了许多渲染和虚构；诗人在描写个别不同性格的天神时，他只能根据人世的观察经验来描绘他们，使他们更加形象化；在这方面来说，他知道这些故事是想象出来的，是虚构的；但是在另一方面，他还是相信命运和天神的存在；他对冥冥中的天神意旨非常敬畏，认为世人不能逃脱已定的命运。在人类早期社会里，宗教崇拜和战争是两件大事；我国古代有这样的说法，“春秋大事，唯祀与戎”；信仰天神和命运在荷马时代并不足为奇；这种迷信和宿命论思想在史诗里也是大量存在的。
荷马史诗里也反映了当时妇女的地位低下。当时人轻视妇女的思想在《奥德修纪》里有大量反映。如卷一，帖雷马科虽然是潘奈洛佩的儿子，但当潘奈洛佩同他讲话时，他可以粗鲁地打断她的话，并且责备她道，“你还是回到自己房间里做你的事去吧，回到你的织机和纺梭那边，命令女奴们干她们的活；讲话是男人们的事，首先是我的事，因为我是这家的主人。”潘奈洛佩听了这话，并不敢再辩，反而认为她儿子的话是有道理的。再如卷二，当安提诺要帖雷马科命令他母亲再嫁时，帖雷马科回答他所以不能那样做的理由只是因为那样他就要付给潘奈洛佩的家里一大笔钱，而且他害怕他母亲会诅咒他，给他带来灾祸，但是他并不认为他应该爱护他的母亲；实际上，他倒有些埋怨他母亲迟迟不肯再嫁，使得求婚人都来消耗他的财产。他对他母亲并没有多少感情；这同他对他父亲的态度完全两样。再如卷十一，当奥德修遇到阿加曼农的鬼魂，后者对他说道，“不要知道什么就都告诉女人；应该只说一部分，同时也隐瞒一部分……因为女人总是不可信赖的。”后来奥德修回到家里虽然知道潘奈洛佩对他始终忠心，但是他只把秘密告诉他的儿子，不许他告诉潘奈洛佩，也不许保姆那样做；甚至后来他先对他的奴隶说明了，也还不让潘奈洛佩预先知道他已经回来。再如卷十五，雅典娜对帖雷马科说，“……你不要让她（潘奈洛佩）不得到你的同意，就从家里把财物带走；你要明白女人的心意；她总是希望增加她所嫁的人的财产；至于她过去的孩子和已死的前夫，她就再不想起也不去管了。”这些例子都可以说明当时男人怎样轻视妇女，有时甚至认为自己的妻子比家奴还差，更不可信赖。这种思想在我们看来实在非常离奇，也说明妇女当时是怎样遭受沉重的压迫。
奥德修是史诗里诗人极力描写的英雄；但是这个英雄的品质，拿今天的道德标准来看，也是同我们要求的不一样。当然他是勇敢的，而且能够经得住艰苦，百折不回；但是他非常狡猾多疑，处处运用欺诈手段，这也是很突出的。在敌人面前使用智谋来取胜，自然并不是坏事；但是他就是对他自己的儿子，自己的保姆家奴，自己的妻子，甚至对保护他的天神，也不讲实话。史诗里对于他的这种“足智多谋”是当作一种正面的东西来描写的。我们应该认识到，在人类刚刚进入文明的初期阶段，人与人的关系同后日不同，因此道德标准也不同；当时一个人只能依靠自己的双手和头脑来克服到处存在的危险，来保全自己；狡猾多疑在那种情况下不算是不正当的行为。荷马史诗所描写的人的道德品质不但不能同我们今天相比，就是同封建社会的标准相比，也是大不相同的。
以上我们指出了荷马史诗里关于战争的看法，关于奴隶的看法，关于劳动的看法，关于宗教迷信的看法，关于妇女的看法，关于正面英雄人物的道德品质等方面；这一切同我们都有很大距离；许多思想从我们的角度看来是错误的。实际上，任何过去时代中的作品都会有这个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批判地接受古典文学遗产的原因；我们指出这些错误的看法，这并不会使我们轻视这部作品的价值；相反，这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这部作品，认识到它是在什么样的历史环境，什么样的阶级观点，什么样的思想指导下被创作出来的；只有认清这些，才能使我们进一步欣赏它的思想性方面好的东西。当我们读荷马史诗时，除了欣赏它的艺术外，我们也被它的属于人类文明初期的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所鼓舞，感觉一种蓬勃的朝气，一种向上的进取的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有它的现实基础，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一个特定的环境中产生出来并且与它相适应的，古代社会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它既有它的光彩，也有它的缺陷，而这些是研究文学遗产的人必须认清的。
当我们考虑荷马史诗的艺术成就时，我们也应该一方面考虑到在那样古老的时代，诗人可以使用的艺术手段究竟是很有限的，自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比如说，诗里重复使用的词句是很多的，啰唆不必要的形容词也不少，议论里前后逻辑性较差的地方也有一些；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当诗人可以使用的艺术手段是那样有限，史诗在艺术方面达到的成就也是很了不起的，而且在许多方面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过去的荷马评论家往往走到两个极端；或者是专门穿凿考据，企图把史诗拆成若干部分，不顾它的艺术完整性，把一座华美的七宝楼台破坏成为零砖片瓦；或者把荷马史诗看作完美无缺，盲目崇拜它，认为它是一字不可易的天下绝作；这两种研究和欣赏荷马史诗的艺术的态度都显然不是正确的态度。
荷马史诗的诗体是一种六音节的格律诗，每行约有十二个轻重音，虽不用尾韵，而节奏感是很强的；这种诗体显然是为朗诵的目的而创造出来的；在朗诵的时候，大概还弹着琴弦来加强其节奏效果，同我们的民间弹弦说唱的艺人一样。由于这种叙事长诗本来是像我们的弹词或鼓书一类东西，当艺人说唱故事时，总免不了要重复不少惯用的词句，甚至重复整段。有些惯用的形容词甚至意思是不大通的。有些形容词的使用，虽然意思是通的，也只是为了凑足音节，在意思上并不一定真正必需。我们读荷马史诗的时候，同样可以随时都发现这种例子。在重复句子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当那初生的有红指甲的曙光刚刚呈现的时候”之类；有些描写的片段，如关于宴会的描写，也常常整段一字不改重复使用。在一些惯用的形容词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当诗里提到奥德修时，常常要说“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或“久经考验的奥德修”之类；当诗里提到女神雅典娜，常常要重复她是宙斯的女儿或称她为“明眸女神”；这些形容词的重复使用，只是为了音节上的需要，并不一定对本文意思有多少加强。史诗里当提到一个出身高贵的人，常常用“仪表同天神一样”之类的形容词，实际上这只是“高贵”的同义词，如果认真拘泥于字面上的意思，有时就会觉得形容得太过分一些了。方才提到常用来形容雅典娜女神的“明眸女神”一词，如果照字面上的意思直译，应该作“有猫头鹰的眼睛的女神”，这个形象并不太美妙；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译得古雅一点，译作“枭目女神”，但是这样直译并不能使原意很清楚；实际上这个形容词只不过是说她“目光锐利”而已。荷马史诗里当描写一个人在感情冲动时或情绪紧张时说话，常常说他是“用有羽翼的语言”说话；在译文中有时可译作“用严肃认真的口吻”，有时需要译作“用激动的口吻”，很难用同一形容词来表达原意。这个例子也可说明荷马史诗里文字表达手段还是比较简陋的，并不像后日文学的形容词那样丰富。史诗里有些描写人物的形容词也是不太通的；当史诗描写一位英雄，一位地方的首领人物，如蒲罗地方的奈斯陀，它常常说他是“众人中的牧帅”；这个形容词用在一位首领人物身上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史诗中提到牧猪奴尤迈奥时，有时也用这个形容词；一个奴隶怎么能是“众人中的牧帅”呢？这就不大通了；实际上这个习惯用的形容词只不过是“豪健”或“杰出”的一般意思，并没有字面意思那么重。还有当史诗描写女神卡吕蒲索时，常常称她为“可怖的，能说凡人语言的女神”；这个形容词也经不住推敲；卡吕蒲索同奥德修讲话，当然要说凡人语言。不但是她，女神雅典娜以及其他天神也是如此；卡吕蒲索并不是唯一能讲凡人语言的女神；实际上，这个形容词也只是习惯使用的，有如雅典娜被称为“明眸女神”一样；史诗里用到它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这个词本身的意思。这个词只是想说明卡吕蒲索是一个能用妖术的女神而已。
从另一方面看来，虽然我们知道荷马史诗的一些重复词句和片段，一些惯用的形容词一再出现，是一般民间说唱文学所共有的东西，是由于它的艺术表现方法还比较简陋，诗人这样作往往只是为了凑足音节诗句，交代故事，而且有时运用还有些拙劣不恰当的地方，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指出这种艺术手法也有它成功的一面，有些常用的形容词，如用“素臂”或“华鬘”等来形容美貌的妇人，描写曙光有“红指甲”，描写大海为“葡萄紫”颜色的，等等，虽然这些形容词一再使用，但往往并不使人感到厌倦，它们反而给史诗增加了不少光彩，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史诗里许多重复词句一再出现，一般也并不使人感到是多余的，而是像交响乐里一再出现的旋律那样，给人一种更深的美的感受；这大概是由于古代的一些艺术手法虽然比较简陋，但有经验的说故事的诗人运用技巧非常纯熟，能够得心应手，所以才能产生这样成功的效果。
使用比喻来加强气氛，使得人物性格更加鲜明，也是荷马史诗中一个突出的艺术手法；当然，一般古代的民间文学里都使用比喻的艺术手法，这并不是荷马史诗的独特创造，但是在荷马史诗里这种艺术手法实在是使用得非常出色。有些比喻只是简单一句话，而所选择的形象却是非常恰当、非常巧妙的；如《奥德修纪》卷五，当奥德修在雾气迷漫的海上看到腓依基的隐约山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出现，“好像是一个牛皮的盾牌”。一个牛皮盾牌是很平凡的东西，用在这里作为比喻，却给人一个很具体逼真的感觉。再如卷九，当奥德修他们看到吉康人的队伍进攻他们的时候，史诗描写这些在旷野出现的强大敌人“像春天出现的花叶一样茂盛”，这也是一个很自然而美妙的比喻。史诗里更多的一些比喻是比较长的；这里我们只能拿几个作为例子：如《奥德修纪》卷六，描写奥德修才看到腓依基人时的情景，“就像一头生长在荒野的狮子，冒着风雨，双目眈眈，勇猛多力，由于肚子饥饿，走到牛羊或野鹿群中，甚至想闯进坚固的庄园去袭取牲口”。后来史诗描写奥德修站在求婚子弟的尸体中间的情景，也是把他比喻作一头狮子，但是那时他就是一头凶猛嗜杀的狮子，而不是一头饥饿情急的狮子了；这些比喻都运用得非常恰当，大大加强了故事的气氛。《奥德修纪》卷六，当女神雅典娜使得奥德修形状变得更加漂亮，在他头肩上洒下一层光彩的时候，诗人描写这好像是一位巧匠“在银器上镀上一层黄金，使得器皿更加悦目”。卷十九描写潘奈洛佩哭泣的情形，“就像西风吹下的雪，在东风解冻时，在山巅融解，融雪使得江河满溢，正是这样，她流下眼泪，沾湿了美好的容颜”。再如卷二十二描写奥德修向求婚子弟们展开攻击时，“求婚子弟们心里充满恐惧，在堂上乱窜，有如一群牛犊在白昼最长的春季被营营的牛虻追刺驱赶；又如从山中飞出弯爪尖喙的鸷鸟，向一些在云层之下靠近平原地面飞翔的小鸟袭击，冲过去杀害它们，小鸟无力抵御，也无法逃走，人们欣赏观看这一场猎杀”；后面又有一段比喻描写被杀死的求婚子弟们的尸首被堆集在一起，“就像捕鱼的人用多孔的鱼网打鱼，从灰蓝的海中把鱼捞到弯弯海岸上，在沙滩上堆在一起；它们渴望着海水，被太阳的光芒剥夺了生命”；这两段描写都很好地加强了故事的紧张恐怖气氛。卷二十三有一段比喻来说明潘奈洛佩认出她丈夫时的激动心情也是非常动人的，“就像人在海水中漂浮，惊喜看到陆地；他们精制的船被波塞顿在海上打碎，狂风怒浪冲击着，只有少数人从海里逃脱，身上结了一层厚盐，他们终于脱离灾难，欣喜登上陆地；潘奈洛佩看到了自己的丈夫，正是这样高兴，不让她的素臂片刻离开他的头颈”。卷二十四有一段描写鬼魂们啾啾地飞来飞去，把它们比成山洞里的蝙蝠，造成一种幽奇诡异的阴森气氛，“就像在幽异的山洞深处，蝙蝠成串地悬挂在岩石上；有时一个忽然掉下来，大家都惊叫着飞来飞去；那些鬼魂就是这样啾啾地跟随着他”。《奥德修纪》里像这样的绝妙比喻是很多的，这里不能一一列举，总之，从以上几个例子看来，我们也可以看出荷马史诗运用的比喻手法确有其独到之处。
荷马史诗不但善于使用形容词和比喻来增加原文的光彩和加强气氛，它同时也善于用简洁的手法，用寥寥数语，来表达很深的感情；像奥德修的狗阿戈认出它的主人，摇尾欢迎，但无力走近奥德修，最后它默默死去那一段，就是用着一种接近白描的手法，而效果却很感人；在卷二十二末尾，奥德修家里的人都跑过来欢迎他，“她们手里拿着火把从里面出来，围着奥德修，拥抱着他，抱着他的头亲吻，又吻他的肩和手来欢迎他；他感到一种甜蜜的感情，想要放声大哭；他认得出每一个人”。最后那三句话是那样简单，但是却是说得恰好，表达的感情是非常真挚的。
关于这部史诗的介绍就说到这里为止。关于这部史诗的翻译方面，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版本；现在的主要手抄本有两个是公元十世纪的，还有四个是十三世纪的；最早的印行本子是十五和十六世纪的；由于上面已经说到这些本子内容都没有什么差异，所以不存在版本不同的问题。这个译本主要是根据英国洛埃伯丛书的希腊原文翻译的，当然也参考了一些其他现代通行注释本子。在开始翻译之前也曾考虑是译成诗体好呢，还是译成散文好；最后还是决定译成散文；这是因为原文的音乐性和节奏在译文中反正是无法表达出来的，用散文翻译也许还可以更好使人欣赏古代艺人讲故事的本领。只有史诗开头的十行保持了原文的形式，一行还它一行，不过给它增加了尾韵，这是因为末尾用韵是我国诗歌的习惯，这样的做法也许还可以使它更像诗一些；这一部分所以用诗体翻译是因为荷马史诗开头几句是古代说书人的惯例，在说到本文之前都要先请诗歌女神赐给他灵感；实际上，开头来个引子也是为了让大家安静下来，好好听他讲故事；这同我们古代平话小说开头的几句诗的作用是一样的。另外一点需要说明的是，翻译人名时，我把末尾的“斯”都去掉了；古希腊男子名字往往都以“斯”收尾，这同俄文里的“斯基”是一个道理；希腊名字的译音在中文里往往要四五个字或更多，去掉末尾的“斯”似乎要好记一些；这也不是由我作俑，过去人译“希罗多德斯”“亚里士多德利斯”“阿理斯多芬尼斯”等等也是习惯把尾音去掉的。这部史诗的翻译是在业余时间进行的，工作时断时续，加以自己的希腊文也不够好，中文表达能力也很差，译文是不够理想的；将来希望会有人拿出更好的译本。在翻译这部史诗的过程中曾得到许多朋友的鼓励和帮助，如周扬同志、冯至同志、罗念生同志等，我想在这里向他们表示一下我的感谢。
一九六四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