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星期二早晨，我们坐在工场前面的院子里用早餐。那辆凯迪拉克已经完工了。伦茨手里拿着一张纸，露出一种得意的神色，望着我们。他是我们的广告部主任，刚把他拟好的出售那辆汽车的广告念给我们听了。劈头一句就是：“豪华。在阳光普照的南方，消度你的假日。”这是一篇既像恋歌，又像圣歌的东西。

克斯特和我缄默了半晌。从这样一个辞藻艳丽的幻想的洪流中清醒过来，的确需要一点儿时间。伦茨还以为我们都被惊倒了。

“这个广告既有诗意又有力量，是不是，嗯？”他自豪地说，“在现实主义的时代，必须罗曼蒂克一点，就是这个诀窍。逆反的吸引。”

“涉及金钱的时候，怕就未必这样了。”我答道。

“人家买汽车，原不是为了省钱啊，我的孩子，”戈特弗里德傲慢地解释着，“他们买汽车，倒是想花钱呢。不管怎么说，对于一个商人来说罗曼蒂克就从这儿开始了。至于大多数的人，罗曼蒂克也就到此为止了。你怎么想，奥托？”

“哦，你知道——”克斯特小心谨慎地开腔了。

“干吗要浪费时间多费口舌啊，奥托，”我打岔道，“那是一张出售海滨疗养所或是美容霜的广告，绝不是出售什么汽车的广告咧。”

伦茨张开嘴。

“且慢，”我接着又说，“你以为我们都有偏见吧，我估摸。哦，让我给你提一个建议——我们不妨去问问尤普。他那里可以听到人们的声音。”

尤普是我们唯一的雇员，一个十五岁的孩子，他在我们这儿做一些类似学徒的差事。他管理汽油泵，替我们准备早餐，晚上还替我们收拾屋子。他个子很小，满脸雀斑，却长着一双特大的招风耳朵，那样的耳朵我可从来没有看见过。克斯特宣称，万一尤普从飞机上掉下来，他也不会遭到不幸，那双耳朵就可以使他安全地降落到地上。

我们招呼他过来，伦茨把广告念给他听。

“你对于这样一辆汽车会发生兴趣吗，尤普？”克斯特问。

“一辆汽车？”尤普反问道。

我笑了起来。“当然是一辆汽车啰，”伦茨咆哮着，“你以为是什么啊，难道是河马吗？”

“那么它有没有超速传动，有没有顶部控制凸轮轴，有没有液压制动呢？”尤普不动声色地问道。

“笨蛋，那是我们的凯迪拉克嘛，当然啰。”伦茨哼着鼻子说。

“那你并没有说明啊！”尤普反驳道，咧着嘴不出声地笑着。

“你这就可以明白了，戈特弗里德，”克斯特道，“这才是现代的罗曼蒂克。”

“回到汽油泵那儿去吧，尤普，你这个该死的20世纪的儿子。”

伦茨嘴里嗫嚅着，又走回办公室去了，想把技术方面的细节尽量加在他的广告草稿里，但要以保留它的诗意为前提。

几分钟之后，检查员巴尔西希在大门口出现了。我们怀着很大的敬意请他进来。他是凤凰汽车保险公司的工程师兼鉴定人——跟修理工作有关的一位重要人物。我们跟他相处得很好。作为一位工程师，他精明得像个魔鬼，什么东西都不会放过，可是作为一个蝴蝶收藏家，他却又柔和得如同黄油。他藏品甚多，有一次我们送给他一只很大的飞蛾，那是有一天晚上飞进我们工场里来的。当我们把这个东西送给他的时候，他激动得脸色都发白了。那是一只人面蛾，分明是非常罕见的品种，在他的收集品里还没有。这件事情，他始终牢记在心上，从此以后，任何修理工作总是多照顾我们一点。作为交换，我们也总是将每一只找到的飞蛾捉来送给他。

“来一点儿苦艾酒吗，巴尔西希先生？”伦茨殷勤地问，这时他又走上来了。

“日落之前我是不喝酒的，”巴尔西希答道，“这是我规定的原则。”

“原则也可以打破的嘛，要不，遵守它就没有乐趣了，”伦茨解释着，斟满了一杯，“为水蜡树鹰蛾、孔雀蝴蝶、贝母蝶的未来干一杯吧！”

巴尔西希踌躇了一会儿。

“这样一说，我倒不好意思拒绝了，”他说着，便接过了酒杯，“不过既然如此，我们也得为‘小牛眼’干一杯呢。”他腼腆地微笑起来，“你一定很高兴，听到我发现了一个有栉齿形触须的新品种。”

“天哪！”伦茨嚷道，“脱帽致敬！你如今是一个先驱者，可以青史留名了！”

我们又为栉齿形触须干了一杯。巴尔西希抹了抹唇髭。

“我也有一个好消息带给你们，快去把那辆福特汽车拖来，管理部已经答应你们可以拿去修理了。”

“好极啦，”克斯特说，“我们是对付得了的。那么估价单怎么样呢？”

“也已经批准了。”

“没有削减吗？”

巴尔西希闭上一只眼睛。“他们起初还觉得很困难，可是到临了……”

“为凤凰保险公司干一杯。”伦茨说着，又把大家的酒杯斟满了。

巴尔西希站起身来要走了。

“这是一笔奇特的生意。”他临走时这样说。

“你还记得福特汽车里的那个女人吗？她在几天之前死了。伤势很轻，不过划破几个伤口，分明是流血过多的缘故。”

“她有多大年纪了？”克斯特问。

“三十四岁，”巴尔西希答道，“怀有四个月的身孕。保险额是两万马克呢！”

我们马上出发去接那辆汽车，原来那辆汽车的主人是一个手艺高超的面包师。那个家伙开车前喝了酒，半醉，在黑暗中将汽车撞到了墙上。只有他的太太受了伤，他自个儿连一点皮也没擦破。

当我们准备把那辆汽车从车间里拖出来的时候，他兀自向汽车里打量着。他肩膀壮硕，脖子臃肿，脑袋微向前倾，委顿得很，站在那儿望着我们，半晌不吭一声。面包师们惯有的那张不健康的灰白色的脸在薄暗中看去，活像一只忧郁的大象鼻虫。然后他慢慢地走过来了。

“什么时候可以修好？”他问。

“大概要三个星期。”克斯特答道。

那个人指着车篷。“这个也当然包括在内吧？”

“我不懂你的话，”奥托说，“这个，我看又没有损坏。”

那个手艺高超的面包师露出一种不耐烦的神情。“我并不是说这个已经损坏了。我的意思是，要换一副新的车篷。我想这难道不是你们的好机会吗？我猜我们彼此总可以心照的？”

“一点也不是。”克斯特答道。

他其实非常了解。那个家伙是要一副新的车篷，而这副新的却并不是由保险公司负担，而是要由我们来负担。对于这笔外加，我们争执了好一会儿，可是那个家伙竟以取消交易，再叫别家迁就一点的公司去估价来威胁。后来克斯特终于屈服下来。要不是我们急需接点生意，他是绝不会这样让步的。

“你瞧，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是一开始就答应了呢？”那个面包师狡猾地笑了笑说，“几天之内我再来挑选材枓。米色的，我想。一种柔和的颜色。”

我们把汽车开走了。一到外边，伦茨指着那辆福特的座位上面的一大块乌黑的渍痕。“那是他太太的血迹。而他居然用这个来骗取一副新的车篷！‘米色的’，天哪！‘一种柔和的颜色’！脱帽致敬！他要求两个人的保险费，我一点儿也不觉得惊奇。巴尔西希不是说那个女人还怀着身孕吗？”

克斯特耸耸他的肩膀。“我估摸他一定会说，生意是生意，两件事情，可不能混为一谈的。”

“也许是，”伦茨说道，“可是，你要知道，天下确有一种从不幸中获得真正舒适的人。不过这么一来，从我们的收入里，又要花掉五十马克了。”

下午，我找了一个借口回家。五点左右，我跟帕特里夏·霍尔曼有着一个约会，可是在工场里我却只字不提。倒不是因为我要有所隐瞒，而是因为我突然觉得那是不大可能似的。

她约定在某一家咖啡馆里见面。我并不知道那个地方，只知道那是一个小而高雅的场所。我毫不迟疑地走了进去。可是一走进去，我便吃惊地倒退回来。原来那间屋子里早已挤满了许多喋喋絮语的女人。我已经走进了一家十足道地的太太们的茶室。我好不容易抢到一张刚空出来的桌子。我很不自在地环顾四周。除我之外，只有两个男人在那儿，而他们的面目，却是我所不喜欢的。

“咖啡、茶，还是巧克力？”侍者一边用抹布拭着桌子，将一些糕饼碎屑拂在我衣服上，一边这样问。

“一大杯干邑白兰地。”我答道。

他把酒给送来了。可是同时他又带着一群来喝咖啡的客人，她们正在寻找一个地方，打头的是一个猜不出年纪的女运动员，戴着一顶看去好像很凄惨的帽子。

“四位吗？请到这边来。”他说着，指着我的桌子。

“且慢——”我答道，“这张桌子已经有人了。我正在等着客人呢。”

“那不行，先生，”侍者说道，“这个时刻，不能保留座位的。”

我瞅了他一眼。随后我又瞧着那个女运动员，这时候她已经站在我的桌子近旁，抓住一把椅子的扶手。我一看她的脸，便立刻放弃了再抵抗的一切念头。要是没有一排榴弹炮，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已经下定决心要占据这张桌子的女人，就休想阻挡得了的。

“那么，你就再给我来一杯干邑白兰地吧，嗯？”我向侍者咆哮道。

“很好，先生。再来一个大杯的吗？”

“很大的一杯，明白吗！”

“当然啰，先生。”他鞠着躬，“这是一张坐六个人的桌子，你要知道，先生。”他表示歉意地说。

“很好。就去把干邑白兰地送来吧。”

那个运动员好像也是禁酒协会的会员。她瞪着我的酒，仿佛那是一条腥臭的鱼似的。为了使她恼怒，我又要了一杯，而且向她回瞪了一眼。这件事情，突然使我觉得好不荒谬。我到这儿来是想做什么啊？我跟那个姑娘又想做什么呢？在这种人声嘈杂、喧哗吵闹之中，我还能认得出她来不成。

我懊恼地灌下了那杯干邑白兰地。

“Salut 。”什么人在我背后说道。

我直跳起来。她站在那儿，笑着。“原来你早已在喝酒了。”

我把仍然拿在手里的酒杯放到桌子上。我蓦地觉得惶惑起来。这个姑娘，跟我记得的模样完全不同了。她杂在这群喝喝咖啡、养尊处优的女人中间，看去像是一个苗条而年轻的亚马孙女战士，冷静、绚丽、坚定、不可接近。

“这跟我们是不相称的。”我这样想着，随即说道：“你打哪儿这么神秘地跳出来的啊？我一直都在注视着门口咧。”

她指指右边。“那儿还有一道门呢。不过我来得晚了。你已经等了很久吗？”

“一点也不晚。最多不过两三分钟。我也刚到咧。”

跟我同桌的那几位喝咖啡的女客人，已经静了下来。我觉察到那四个不喝酒的女人正在评头品足地打量着我的后背。“我们就待在这儿吗？”我问。

那个姑娘飞快地瞅了一眼，扫视着这张桌子。她的嘴在搐动，她欢快地瞧着我。“恐怕咖啡馆到处都一样。”

我摇了摇头。“没有客人就比较好些。这个地方简直是一个鬼洞，它让人产生一种自卑的情绪。我们还是到一家酒吧去吧。”

“酒吧。难道也有白天开的酒吧吗？”

“我知道有一家，”我说，“那边至少很清静。要是你喜欢——”

“哦，我吗？”

我瞅着她。一下子我可不明白她的用意。要是并不跟我作对，我原也不反对用反话，可是我往往心里有鬼。

“好的，那么让我们就去吧。”她说。

我招呼侍者。“三大杯干邑白兰地，”那只不祥之鸟这样嚷道，听他的口气，仿佛要跟躺在坟墓里的客人算账似的，“三马克三十芬尼。”

那个姑娘转过身来。“三分钟里就喝了三杯干邑白兰地吗？好快哪。”

“连昨天的两杯都一起算在里边了。”我急忙解释道。

“好一个说谎的家伙！”坐在我背后的那个同桌的女运动员，这样咝咝地说道。她已经好久没有开口了。

我转过身来，鞠了一躬。“祝你们圣诞快乐，各位女士。”于是我匆匆地走了。

“你跟人在吵架吗？”我们一到外面，那个姑娘就问。

“不完全是。不过我总想给那些个养尊处优的女人留下一个不让人喜欢的印象。”

“我也是这样。”她答道。

我瞧着她。我仿佛觉得她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我只是想象不出她从前是个什么样子，或者她一向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在酒吧里，我的地位就更稳当了。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伙计弗雷德正站在柜台后面，擦抹着盛干邑白兰地的大酒杯。他跟我打招呼，那种样子倒像他还只是第一次看见我，而且在两夜之前他也并没有扶送过我回家似的，他在一家很好的学校里受过训练，以前还有过很丰富的经验。

店堂里没有什么客人，只是在一张桌子边照例坐着那个瓦伦丁·豪泽。我认识他，战争年间我们曾在一个连队里。有一次，他给我带了一封信到前线来，他以为那是我母亲写的。他知道我正在盼望一封家信，因为我母亲最近动过手术。可是他搞错了——原来那只是一封广告信，推销一种新式的、用有刺的荨麻来编结的、温暖的战壕便帽。在他回去的途中，腿上中了一弹。

战争过后不久，瓦伦丁继承了一笔不大的财产，从此他就把钱花在喝酒上头。他认为庆贺自己还能生还的鸿运，原是他的义务。那虽然已经是几年以前的事了，可是他仍不以为意。他常常这样解释，像这样的喜事一个人怎么庆贺也绝不会认为已经足够了。他是一个对于战争有着不可思议的记忆力的人。有许多事情，我们大家都早已忘记了，可是他却把每一天、每一小时都还牢牢地记着。

我看他早已喝得很多了，因为他茫然地坐在一个角落里，完全被淹没了。我举起一只手。

“敬礼，瓦伦丁。”

他抬眼观望，点了点头。“敬礼，罗比。”

我们在一个角落里坐下。伙计走过来了。

“你要喝什么？”我问那个姑娘。

“也许来一杯马丁尼吧，”她答道，“一杯没有甜味的马丁尼酒。”

“弗雷德原是这方面的一位专家呢。”我说。

弗雷德自许地微笑了一下。

“我还是喝惯的那一种。”我说。

酒吧里又阴冷又黝黯，洋溢着一股倾泼出来的杜松子酒和干邑白兰地的味道——一种树根似的气息，仿佛是桧柏和面包混合在一起散发出来的。天花板下面，吊着一只木制帆船的模型。柜台后面的墙壁包着铜皮。一座光亮惨淡的灯台将红殷殷的反光投射在上面，好像有什么地下火映照着那儿似的。装在墙上的几个较小的熟铁的灯架上，只有两盏煤气灯点燃着——一盏靠近着瓦伦丁，另一盏靠近着我们。它们都罩着用旧地图改制的黄色羊皮纸灯罩，看去好像是世界上一个个亮着灯光的湫狭的区域。

我有点儿不好意思，不知道该怎么样开始我们的谈话。我又不怎么认识这位姑娘，而且我盯着她看的时间越长，就越觉得她陌生。跟这样一类的人待在一起，那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我已经生疏得很啦。现在倒是跟男人们流浪，我比较习惯。刚才在咖啡馆里，觉得太喧闹——如今在这儿，却又突然地觉得太沉寂了。屋子里的幽静，给每一个词儿都加上那么大的重量，简直叫人不容易开口。我宁愿回到那个咖啡馆里去呢。

弗雷德把酒送来了，于是我们就喝着。朗姆酒强烈而又新鲜，有种太阳的滋味。这样的东西喝它有好处。我喝干了，随即又要了一杯。

“你喜欢这儿吗？”我问。

那个姑娘点点头。

“比那家咖啡馆好一些吧？”

“我挺恨那种咖啡馆。”她说。

“那么，为什么我们偏偏要在那里见面呢？”我愕然地问。

“我不知道。”她摘下了便帽，“我想不出别的地点。”

“你喜欢这儿，那就好了。我们是常常到这儿来的。每逢晚上，这个地方差不多就像是我们的家。”

她微笑着。“那不是很可惜吗？”

“不，”我说，“适应时势嘛。”

弗雷德把我的第二杯酒送来了。他又将一支绿色的哈瓦那雪茄放在酒杯旁边的桌子上。“是豪泽先生给你的。”

瓦伦丁从角落里做了个手势，还举起他的酒杯。“7月31日，1917年。”他用一种深沉的嗓音说道。

我向他点点头，也举起了酒杯。

他准是常常为什么人干杯的。有一天晚上，我在一家乡村小客栈里碰到他，他就正在为月亮干杯。他常常庆贺那种情况特别艰苦的时候，在壕沟里的这个日子，或者那个日子，而且对于至今还能够活着，还能够坐在这儿，表示很感激。

“他是我的一位老朋友，”我跟那位姑娘解释道，“一个战时的伙伴。他是我所认识的人里头唯一懂得怎么样从大的不幸当中提取一点小的快乐的人。他不再知道如何打发他的生活——于是仅仅为自己至今还能够活着而感到高兴。”

她若有所思地瞅着我。一缕光芒斜射在她的额头和嘴唇上。“那个，我倒是很能够理解的。”她说。

我抬眼观望。“哦，你应该无法理解的。你毕竟太年轻了。”

她微笑起来。那只是在她眼睛里的一缕轻浅而缥缈的微笑。她脸上的表情没有什么改变，只是显得更清澈，仿佛她的内心显得更明亮了。

“太年轻，”她说，“什么话啊！在我看来，一个人绝不会太年轻。往往只会太年老呢。”

我缄默了半晌。

“从另一方面，也许倒有很多的话好说咧。”我最后这样答道，便向弗雷德打了个招呼，要他再给我添点儿什么酒来。那个姑娘，竟是那样的自信，那样的高傲。跟她一比，我觉得自个儿简直像块木头。我很想开始一种轻松愉快的谈话，一种确实很好的谈话，往往在一个人又孤独下来之后才会想起来的那种谈话。伦茨就会这一套，可是在我呢，往往就变得棘手和费劲了。因此，戈特弗里德说我在款待应酬方面，大概只达到一个女邮政局长的水平，这话也绝非太不公道的。

幸而弗雷德倒是一个非常知趣的人。他不用平时那样的小杯，却拿给我很体面的满满一大杯。这样就省得他不停地来去，而且也看不分明我到底喝下了多少。我是非喝不可的，否则我就无法祛除这种单调了。

“你要不要再来一杯马丁尼？”我问那位姑娘。

“那么，你如今在喝的是什么呢？”

“这个吗？这个是朗姆酒。”

她望了下我的酒杯。“跟你刚才喝的是同样的吗？”

“是的，”我说，“我多半就喝这种朗姆酒。”

她摇了摇头。“我就不相信它的味道会是好的。”

“我实在已经不再知道，它的味道是怎样的了。”我说。

她望着我。“那你为什么要喝它呢？”

“朗姆酒，”我说——非常高兴，居然找到一个可以讲的话题了——“朗姆酒的好处，不在它的味道。它不只是一种单纯的酒类，而且它还是一个朋友。一个会使一切事情都变得轻松平易的朋友。它会改变世界。因此人们才喝这种酒咧，当然——”我把酒杯推到一边，“可是，要不要我再给你要一杯马丁尼呢？”

“那还是来一杯朗姆酒，”她说，“我倒很想尝一尝。”

“好的，”我说，“不过，这一回就不要尝了。开始喝它，味道太烈。来一杯巴卡迪鸡尾酒。”我老远招呼着弗雷德。

弗雷德把酒送来了。同时他还送来了一盘咸杏仁和焙烤的黑咖啡豆。“把我的一瓶酒留在这儿，好吗？”我说。

一点一点地，开始出现一种新的光景。不安全的感觉消失了，话语自然地冲出来，我再也不是那么煞费苦心地去考虑自己所说的一切了。继续喝着，觉得有一种温柔的浪潮拢近过来，将我拥住。黝黯的时辰，开始布满了种种图像，而没有声息的幻梦的行列，又偷偷地出现，笼罩在现实那可怕而灰暗的景色上。酒吧的墙壁逐渐退远，突然它不再是酒吧了，而是世界的一个小小的角落，一个避难所，一个堑壕，在它的周围咆哮着永恒的喧腾的战斗，而中间却躲藏着我们两个人，在这朦胧的暮色中神秘地漂流在一起了。

那个姑娘蜷着身子坐在椅子上，一个陌生人，那么神秘，倒像从生活的另一边被抛到这儿来的样子。我听到我自己在说话，可是那仿佛不是我自己，仿佛是另一个人在说话，一个我愿意跟他易地以处的人。而所说的话，也不再是真实的了，它们有着另外的意义，挤向另一个比我生活中琐细事情发生过的地方更为光辉灿烂的领域。我也知道它们是不真实的，知道它们都变成了幻想和谎言，可是我一点儿也不在乎——真实是阴暗惨淡、单调乏味的，只有感觉和幻梦的魅力才是生活。

电灯在柜台上的铜盆里发着光。一次又一次地，瓦伦丁举起酒杯，向虚空中咕哝着一个日子。外面沉闷的喧阗的市声，倾泻进来，不时还被汽车那兀鹰似的巨吼所打断。一有什么人开门，这些声音便都呼啸着进来了。听去活像一个爱唠叨、好妒忌的老妇人在尖声地嘶叫。

当我把帕特里夏·霍尔曼送回家去的时候，天色早已很黑了。我慢慢地步行回去。我突然觉得自个儿孤独而且空虚。细雨霏微地下着。我在一家商店橱窗前面停住了。我的确喝得太多，这会儿我自己也觉得啦。倒不是因为脚步蹒跚，可是我知道得很清楚。

我觉得热烘烘的。便解开了大衣，推高了便帽。它居然又乘虚而入。真是该死——我刚才说的那许多该死的话！想一想也受不了。而且我现在什么也记不起来了，那才是最坏呢。这儿，孤独地站在喧阗的街头，一切都跟刚才在酒吧的半晦之中的光景截然不同了。我诅咒着自己。那个姑娘从我这儿得到的印象可好呢！她一定都注意到了。她自己又没有喝什么酒。而且当我们分手的时候，她又显出那么一种古怪的神色……

天哪！我转过身来。当我转身的时候，正好跟一个矮胖子撞了个满怀。“哎？”我暴躁地说。

“你就不能把眼睛睁开一点吗，你这个拱背跳跃的扫帚柄！”那个胖子咆哮着。

我直愣愣瞅着他。

“恐怕从来没有看见过人吧，我估摸，嗯？”他又谩骂起来。

他正是我吵架的目标。

“人是看见过的，”我说，“只是会走路的啤酒桶我才没有看见过。”

“愁眉苦脸的瘦猴子！”他说。

“老蠢猪。”我也回骂着。

他肃然地举着他的便帽。“你走吧，朋友。”他说着，我们便分手了。

这场温文尔雅的争吵，使我清醒了点儿，可是我的烦恼依然还在。诚然，我愈清醒，情况就愈糟。我觉得自个儿像一条湿毛巾似的聪明清晰起来。可是渐渐地，我不单跟我自个儿恼怒了，我对一切都感到恼怒——连那个姑娘也在内。我喝得这样酩酊，全是她的过错。我将大衣领子翻了起来。随她把我怎么想吧，我都不在乎——她到底是什么人啊？什么都随它去，我又何必去管呢？过去的事情，毕竟都过去啦。那也没有什么办法的了。而且，那样或许也好……

我又回到酒吧去，这一次可真的喝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