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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是星期日。昨晚我睡得很晚，因此当太阳高照到床上的时候，我才醒来。于是我急忙跳下床，推开窗子，外面清新而晴朗。我把酒精炉放到窗台上，还把咖啡壶也搬了出来。我的房东察莱夫斯基太太允许我在房间里自己煮咖啡。她的咖啡太淡了，尤其在头天夜里喝过了酒的时候。

我在她那供应膳食的寄宿舍里已经住了两年。这个地点，我觉得很喜欢。常常有些什么活动，因为工会大楼、国际咖啡馆和救世军集会地都毗连在一起。而且紧邻着屋子的前面，就是一座古老的墓园，现在已经废弃不用了。这里大树参天，仿佛在公园里似的，夜深人静时，叫人觉得如同居住在乡下。不过，待到万籁俱寂时，往往已经是深夜，因为墓园隔壁，便是一个公共游乐场，设有旋转木马和船形秋千。

对察莱夫斯基太太来说，那个墓园倒是一个宝。当她出租房间的时候，总提到空气清新和视野开阔，结果就抬高了租金。“不过，先生，请你想想这个地点吧！”这是她千篇一律的惯用语。

我慢慢地穿着衣服，那样会给我一种星期日的感觉。我盥洗，在房间里踱步、看报、调咖啡；我伫立在窗前，遥望那街道的尽处；我倾听着小鸟在对面墓园的高树上唱歌——这是上帝的银笛，为市集上手摇风琴那种忧郁而动人的低沉乐音伴奏着。我在五六件衬衫和几双袜子中，煞费心机地仔细挑选着，倒像我有二十倍于这个数目的袜子和衬衫似的。嘴里吹着口哨，我把口袋里的东西都倒了出来，几个零钱、一把小折刀、钥匙、纸烟，还有一张写着那个姑娘姓名和电话号码的纸条。帕特里夏·霍尔曼——一个别致的教名，帕特里夏。我把纸条放在桌子上。那当真不过是昨天的事吗？却仿佛多么地遥远哪——几乎在醉人的灰色的酒气中全给忘记了。那便是喝酒的好处：它会使人很快地相识，然而从黑夜到清晨，却又像是隔了几年的样子。

我把纸条压在一摞书本下面。我应该打个电话去吗？也许好的，也许不好。这些个事，往往到了第二天早上，情况就会不一样的。平心而论，我也很想能够清静一会儿。近几年来，困难实在已经够多了。克斯特常常跟我说，要同一切东西保持一个距离，假如你让什么东西靠得太近了，你就会要去抓住它。而天下却绝没有一样东西能让一个人去抓住的。

这时候，星期日照例会有的吵闹，又在隔壁房间里开始了。我一边四处找寻着我的帽子——一定是昨天晚上太过仔细，把它塞到什么地方去了——一边偷听着他们的谈话。那是哈塞和他的太太在用粗话对骂。五年以来，那两个人一直都住在这儿一个小房间里。他们人都不坏。要是有一套三间房的分租公寓，有一个厨房让太太去做做家务事，再生一个孩子，他们的结合也许就很美满了。然而一套公寓费用可就不少，而在这种动荡的年月里，还来一个孩子——那怎么行呢！因此他们俩就只好紧紧地挤在一起，女人变得歇斯底里起来，而那男人就时刻担忧着失掉那份小小的差事。假如连那份差事都失掉了，他就什么都完啦。他早已四十五岁了，万一失业，就不会再有人要他了。这便是现代的悲愁——从前，一个人失败总是慢慢地造成的，而且往往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可是眼下，每一次被解雇，那一边都开裂着永远失业的深渊呢。

我正想悄悄地溜出去，可是早已有人在那儿敲门了，蹒跚着进来的正是哈塞。他在一张椅子上沉甸甸地坐下了。他是一个和蔼而驯顺的人，双肩下垂，蓄着一撇唇髭，一个谦恭谨慎的职员。可是在今天，他们正是最苦命的人。他们大概一直都是最苦的。谦恭和谨慎，只有在小说里才会得到褒奖。在现实生活中，它们只是被利用一阵，随后就被撵走了。

哈塞举起双手。“你想吧，机关里还要解雇两个人。我就会轮到的，你瞧着吧，看我会不会轮到。”

从一个发薪日到下一个发薪日，他一直生活在这种恐惧之中。我给他斟了一杯酒。他浑身都在颤抖。总有一天他会垮掉的，你一定能看到。他已经不剩多少抵抗力了。

“而且总是那样子责骂。”他喃喃地自语着。

他的妻子确实在责骂他，为了那非得要她含辛茹苦地打发的生活。她今年四十二岁，有点儿虚胖，有点儿憔悴，可是还没有她丈夫那样子筋疲力尽。她在忍受着最后时刻的恐慌呢。

清官难断家务事，牵涉进去也是没有用的。

“瞧，哈塞，”我说，“你安安静静地待在这儿，随你待多久都行。我要出去一下。如果你喜欢，衣橱里还有干邑白兰地。那边是朗姆酒。这儿是几份报纸。今天下午，你不妨带着你的太太出去散散步，随便去哪儿，可是必须离开这屋子。去看电影。所花的钱，不会比在咖啡馆里待上两三个小时来得贵，过后你自会有所收获的。今天的口令是‘忘记’，不是‘沉思’。”

我拍拍他的肩膀，可是感到有点内疚。不过无论如何，看电影总是好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在那儿梦见一点儿什么。

他们的房门敞开着。那个女人在啜泣。我从走廊里踱过去。第二扇门半开着。谛听。一阵香气从里边散发出来。埃尔娜·伯尼希，一个私人女秘书，住在这儿。按她的工资收入来说，她生活得太豪华了，不过她的上司，每星期总有一夜要对她口述信札，直到早晨。于是第二天早上，她情绪就很坏。为了补偿起见，她总是每晚跳舞。据她解释，要是她不能够再跳舞，她也就不愿意再活下去了。她有两个朋友。一个是爱她的，他送花给她。一个是她所爱的，她送钱给他。

住在她隔壁的是奥尔洛夫伯爵，骑术教练，一个俄国侨民，侍者，临时电影演员和舞男，蓄着灰色的连鬓胡子，吉他演奏能手。每天晚上，他总要向喀山圣母祈祷，希望在一家第一流的旅馆里，谋得一个招待员的位置。他喝醉了酒，很容易就哭泣。

再隔壁一家。本德尔太太，在一间育婴堂里当保姆，五十岁了，丈夫在战争中阵亡，两个儿子在1918年因为营养不足而夭折。她养着一只虎斑猫，那是她那一层楼上唯一的一只猫。

再隔壁——米勒，退休的会计员，一个什么集邮社的杂志编辑。一部活动的集邮大全，仅此而已。他是一个快乐的人。

我敲着最后一家的门。“喂，格奥尔格，”我说，“还没有结果吗？”

格奥尔格·布洛克摇了摇头。他是一个念到第四学期的大学生。为了使自己能够念完大学，他在一个矿山上工作过两年。而如今，他所有的一点积蓄，都差不多花光了，余下的钱，只够维持他两个月的生活。他无法再去采矿，因为失业的矿工太多了。他曾经千方百计想去挣那么一点儿钱。有一个星期，他替一家人造奶油公司散发广告单，后来那家公司就倒闭了。之后不久，他又谋得了一个报贩的差事，总算又可以喘一口气啦。三天之后，他被两个领有执照的报贩所袭击，他们抢走了他的报纸，并撕得粉碎，还警告他以后不要再让他们看见他在这种没有他份儿的地方叫卖报纸，他们自己一伙儿中间，失业的人数已经够多了。第二天早晨，他照样出去卖报，尽管他上一天还得赔出被撕坏的报纸的钱。一个骑着摩托车的人把他撞倒，于是报纸都给散落在污泥里。这样，又害他赔了两马克。他还试过第三次，可是好容易回到家里，衣服全被撕破，脸颊也给打肿了。于是他终于放弃了。如今，他只是绝望地整天坐在自己房间里，发疯一般地念书，倒像这样苦读就会有用似的。他每天只吃一餐。然而，是不是修毕他的课程，对他其实也没有什么影响——即使他考试通过了，但指望得到一个工作，至少还得待上十年。

我递给他一包纸烟。“为什么不放弃了呢，格奥尔格？我就是中途放弃了的，你知道。以后，一个人总有机会可以继续念下去的啊。”

他摇了摇头。“不，必须继续干下去，否则就会失掉那些智慧。这是我在矿山上发现的，不能再来第二回了。”

那张苍白的脸，那两只突出的耳朵，那双近视的眼睛，还有那副憔悴的容颜，那个扁平的胸脯——我的天哪！

“好吧，祝你幸运，格奥尔格。”

再隔壁便是厨房。一个已制成标本的野猪头——已故的察莱夫斯基的纪念物。电话。半暗的光线。一股煤气和腐败脂肪的臭味。通到走廊去的门。门铃的电钮旁边，钉着几张名片，其中也有我的一张：罗伯特·洛坎普，哲学系学生，两长声。因为日子久了，名片已经肮脏而发黄了。“哲学系学生”，那是胡说！很久以前，这是对的。我走下楼梯，到了国际咖啡馆。

国际咖啡馆是一个狭长、黝黯、烟雾氤氳的洞窟，有着几间里屋。靠近门口，酒吧旁边，放着一架钢琴，声调已经不准，几根钢丝跳了出来，几个音键上的象牙也都不见了。尽管这样，我却仍然非常喜欢。这是一件残破的陈旧乐器，至少曾经跟我同甘共苦了一年，因为我在这儿当过钢琴师。

在里屋里，那些牲口贩子不时在这儿聚会，还有从游乐场里出来的人。娼妓们往往坐在门口附近。

酒吧里阒无一人，只有那个平脚的侍者阿洛伊斯，还在柜台后面。“还是老样子吗？”他问。

我点点头。他给我送来了一杯朗姆酒。我在一张桌子边坐定，茫然地凝视着空间。一道灰色的光芒，打上面窗子斜射进来，映在架子上的酒瓶中间。那瓶樱桃白兰地，闪出了红宝石似的光彩。

阿洛伊斯又在叮叮当当地洗涤着酒杯。老板娘的猫蹲在钢琴顶上呜呜地叫着。我慢慢地抽着一支纸烟。那种气氛真叫我昏昏思睡。昨天那个姑娘的嗓子好生古怪啊！也许有点儿沙，可是也很甜蜜的呢。

“给我拿几张报纸来，阿洛伊斯。”我说。

门叽叽地响了一下。罗莎进来了。罗莎，那个墓园里的娼妓，又被叫作“钢铁骏马”——这个绰号是为了对她难以驾驭的功夫表示敬意。她如今要了一杯巧克力，这原是她星期天早晨的习惯。之后，她就动身到布格多夫去看望她的孩子。

“你好，罗伯特。”

“嗨，罗莎。孩子怎么样啦？”

“正想去看望一下咧。这儿——瞧我替她带了个什么东西。”从一个纸包里，她拿出一个玩具娃娃，那腮帮红喷喷的，如同在发烧，她还往它肚子上按了一下，“妈妈”，玩具娃娃轻轻地叫了一声，罗莎便微笑起来了。

“好极了。”我说。

“你再等着看一看吧。”她把玩具娃娃向后倒过去。一双眼睛便啪的一声闭上了。

“哦，我倒从来没有看见过！”

罗莎高兴得很，又动手把玩具娃娃包了起来。“你是了解这些事情的，罗伯特，我看得出来。总有一天，你会做一个好爸爸呢。”

“你以为是这样的吗？”我怀疑地问。

罗莎就为了那个孩子而生活着。直到三个月之前，那个孩子刚会走路，罗莎一直把她放在自己房间里，她不顾自己的职业，设法利用一个毗连着卧房的密室，将她藏匿起来。每逢晚上，她带了客人进来，便以各种借口让客人在外面等着，自己走进里边，急忙把那辆童车推到密室里去，关紧房门，然后回到外面接待她的客人。可是到了十二月里，那孩子常常不得不从温暖的卧房被赶进阴冷的密室，弄得她往往正巧在罗莎接客的时候，因为受寒挨冻而开始啼哭起来。

生活如此艰难，罗莎只好跟孩子分手了。她把孩子安放在一家豪华的托儿所里，自己假造了一个高贵孀妇的身份——要是托儿所知道这中间的实际情况，那就绝不会收容这么一个孩子的。

罗莎站起身来。“你星期五一定会来的吧，是吗？”

我点点头。

她瞅着我。“你知道那是为什么？”

“当然啰。”

我其实什么也不知道，可是我并没有发问。在这儿当钢琴师的那一年，我就守住了这么个原则。这样做最好。在同样的原则下，我对待所有的女人，往往都给以同样的友善。否则的话，我的地位就难处了。

“Au revoir，罗伯特。”

“再见，罗莎。”

我又待了一会儿。国际咖啡馆对于我，向来是一个安息日的去处，可是今天，为了某种理由，我却无法达到一种属于星期日去处的宁静的催眠状态。我又要了一杯朗姆酒，随后拍了拍那只猫，走了出来。

我整天在城里闲荡。我也不明白自己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我总是烦躁不安，什么地方都耽不长久。快近傍晚的时候，我到工场里去看了一下。克斯特正在那儿修理那辆凯迪拉克。这辆汽车是我们在不久之前，从拍卖行里买来的，价钱十分便宜。它已经被彻底修理过了，这会儿克斯特正在给它做最后的润色。这是一笔投机买卖。我们希望在它身上挣一点钱，可是能否找到一个主顾，我却表示怀疑。在这种不景气的年头，人家都只要小型汽车，绝不会要这样一辆大型客车的。

“我怕这辆汽车不会有人要买吧，奥托。”我说。

可是克斯特却以为希望无穷。“人家不肯要的那是中型汽车，罗比，”他解释道，“便宜的汽车和华贵的汽车，都有人要。有钱的人还多得是，何况还有一些假充有钱的人呢。”

“戈特弗里德在哪儿？”我问。

“在参加什么政治性的集会。”

“那个人真是疯了。参加那种集会，他又想得到什么呢？”

克斯特笑了起来。“连他自个儿都不知道吧，我想。大概他动了春情。再说，他也往往喜欢赶时髦。”

“也许是，”我说，“我可以帮你什么忙吗？”

我们东修西补，一直干到天黑，看不见东西的时候为止。“我想我们干得还是很出色咧。”克斯特说。我们洗去了污垢。“你猜我这儿有的是什么？”他说着，拍拍他口袋里的皮夹。

“不知道。”

“今天晚上拳击比赛的门票。两张。去吗？”

我踟蹰着。他愕然地瞅着我。

“是施蒂林的拳击，”他说，“对手是瓦尔克，这准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叫戈特弗里德去吧。”我这样建议道，自己也觉得不去是傻瓜。可是我实在不想去，也不知道为什么。

“有什么事情才不去吗？”

“不是。”

他望着我。

“我想我要回家去，”我说，“写写信啊，诸如此类的事儿。有时候，一个人总得把杂务料理料理的……”

“不是不舒服吧，你啊？”他关切地问。

“一点也不。说不定也是动了春情啦。”

“也好。那就随你的便吧。”

我大踏步走回了家。又坐在房间里，我却也想不出有什么要做的事情，我站起身，漫无目的地踱着。我简直不明白自个儿为什么一定要回来。最后我踱下走廊，去看望格奥尔格。在路上，我跟察莱夫斯基太太撞了个满怀。

“哎呀！”她嚷道，吓了一跳，“你在这儿吗？”

“那是很难否认的事情。”我有点厌烦地说。

“竟没有出去！”她摇着那灰色鬈发的头，“简直是天下的大怪事！”

我在格奥尔格那儿没有待好久。一刻钟光景，我又回来了。我自个儿琢磨，是不是要喝这么一点儿酒，想想还是不必了。我便坐在窗台上，打量着外面的街道。

暮色从墓园上空蝙蝠的翅膀上飞过去。工会大楼后面的天空绿盈盈的，像是没有成熟的苹果。街灯早已亮着，虽然天还没黑，但看去都仿佛在打寒战似的。我在书堆里搜寻那张写着电话号码的纸条。最后……打个电话去，也不见得会有什么坏处。再说，我毕竟也好歹答应过给她电话的。不过，那个姑娘说不定不在家里呢。

我走到安放着电话机的走廊里，拿起听筒，拨了个号码。当我正在等待回音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种愉快的期望，正在从乌黑的耳机里涌出来。那个姑娘居然在家咧。于是一个深沉的、稍稍有点儿沙嗄的嗓音，突然就像幽灵似的，从察莱夫斯基太太那客厅的油脂的气味和碗碟的震响里传了出来——一个温柔的嗓音，说得慢条斯理的，仿佛每一个字都经过审慎的考虑——于是我一肚子的别扭劲儿都消失了。跟她约定后天见面之后，我就挂上了听筒。蓦然间，生活似乎不复是毫无意义的了。“真傻”，我这样思忖着，便摇了摇头。

于是我又拿起听筒，跟克斯特通了个电话。

“你那两张门票还在吗，奥托？”

“还在。”

“好。那么我就去看比赛。”

后来我们在城里闲荡了很久。街上虽然灯光晃亮，可是荒凉得很。电气招牌兀自在熠耀，灯光在商店橱窗里亮着，不起什么作用。在一个陈列橱窗中，放着几具头上涂着彩色的裸体蜡像。它们的样子阴森而反常。隔壁是一家光彩夺目的珠宝店，再过去是一家百货商店，泛光灯照得通明，整个店铺白得格外显眼，宛似一座大教堂，陈列橱窗里散放着许多五彩缤纷的绸缎。几个脸色苍白、半饿着肚子的人蜷缩在一家电影院外面，而路旁却有一家火腿牛肉铺陈列着不少豪华的商品：罐头水果堆成了高塔，桃子用棉纸垫衬着，肥鹅串在细绳上，活像晾着的一件件衣服，一块块褐色的面包，跟许多味道很浓的火腿香肠杂放在一起，而在这一切商品的中央，闪烁着粉红色和淡黄色光芒的是猪肝馅饼和鲑鱼片。

我们在公园附近的一条长凳上坐下。夜寒很重，月亮仿佛一盏弧光灯，高挂在人家的屋顶上。这时已经半夜过后了。修理电车轨的工人在附近人行道上搭了一个帐篷。风箱咝咝地响着，一阵阵的火花纷纷散落在那些严肃地俯伏着的人们身上。融煮焦油沥青的锅炉，如同战地军厨一般在旁边直冒烟。

我们都沉思默想着。

“好古怪的日子，星期天，奧托。”

克斯特点点头。

“星期天一过，一个人就快乐了。”我若有所思地说道。

克斯特耸耸肩膀。“也许一个人过惯了规律的生活，一旦有了点自由，反而觉得不很自在了。”

我把外衣领子翻了起来。“关于我们目前的生活，你也用不着多说了，奥托。”

他瞧着我微笑。“几年以前，那生活就更用不着说了，罗比。”

“一点不错，”我同意道，“不过……”

气钻机刺眼的绿色光芒喷射在沥青路面上。里边亮着灯光的工人帐篷，看去像是一个舒适的小乡村。

“你认为那辆凯迪拉克可以在星期二完工吗？”我问。

“也许可以，”克斯特说，“你问这个干吗？”

“我正在思忖……”

我们站起身，准备回家去。“今天我真有点儿烦恼呢，奥托。”我说。

“人人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克斯特说，“好生睡觉，罗比。”

“晚安，奥托。”

走进房间，我又坐了一会儿。蓦然间，我再也不喜欢这个地方了。那盏枝形吊灯——难看得很——光线非常刺目；那些扶手椅子，绒毛都已经脱落了；那条漆布地毯，实在沉闷；那只脸盆架——你简直没法请一个高雅的客人到这里来，我认为。当然也不能请一位女客人来了。充其量只能邀一个国际咖啡馆里的妓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