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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城市是个安宁的地方

远方的街道

卡一直认为雪是纯洁的，它能遮盖住城市的肮脏、污秽和黑暗，使人暂时忘却它们，但是在卡尔斯的第一天，他就失去了关于雪的这种纯洁无瑕的感觉。在这里，雪使人感到疲惫、厌烦和恐惧。雪下了一整夜。卡一大早在街上走着的时候，在坐满了失业的库尔德人的茶馆里喝茶的时候，像一个充满热情的记者手里拿着纸和笔采访选民们的时候，在爬上贫民街区结了冰的陡坡的时候，在采访原市长和副市长助理以及自杀女子们的亲人们的时候，雪一直没停。童年时，从位于尼相塔什街的家里的窗户望出去所看到的街道雪景，对他来说简直和童话里的一模一样，现在这景象看起来却像是预示着他多年来理想中最后的避难所——中产阶级生活的结束和他想都不愿意想的令人绝望的贫困的开始。

早晨，城市才刚刚苏醒，卡冒雪从阿塔图尔克大街往下，急匆匆地赶往堡内街区。这是一个棚屋区，是卡尔斯最贫穷的地区。急匆匆地从落满雪的枣树和梧桐树下走过时，卡看着窗户中伸着烟筒、破败不堪的俄式楼房，看着雪花飘进矗立在木材仓库和变电站之间的那座有上千年历史，而今却已空空如也的亚美尼亚教堂，看着结了冰的卡尔斯河上那座有五百年历史的石桥上冲着每个过往行人狂吠不止的狗，看着在雪中像是被遗弃了的、空荡荡的堡内街区里那从棚屋中冒出的细细的烟。卡是如此地伤感，泪水盈满了眼眶。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早早地就被派去河对面的面包房，此时两个小家伙怀里抱着热乎乎的面包，推搡着，嬉笑着，显得那么地幸福，卡也冲他们笑了笑。触动卡内心的不是贫穷或无助，而是以后他常常会感受到的一种奇怪而又强烈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充斥着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在照相馆空空的橱窗里，在茶馆结了冰的玻璃上（尽管茶馆里塞满了失业后以打牌度日的人），在被雪覆盖着的空荡荡的广场上。似乎这里是被所有人遗忘了的地方，雪无声无息地像是一直要下到世界的末日。

这个早上卡比较走运，他受到了礼遇，似乎他是一个来自伊斯坦布尔的名记者，人人都对他感到好奇，人人都会想要和他握手；从副市长到最贫穷的人都向他敞开了大门。把卡介绍给卡尔斯人的是塞尔达尔先生，他经营的《边境城市报》日发行量为320份，有段时间塞尔达尔先生还为《共和国报》撰写地方新闻（大部分没有被采用）。卡早晨走出旅馆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我们的地方记者”，在伊斯坦布尔时卡就知道他的名字。卡是在他报社的门口见到他的，很快卡就明白了这个人对卡尔斯无所不知。在将要度过的三天时间里，那个上百次被问起的问题也是塞尔达尔先生最先问的。

“大诗人，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个边境小城。可是您在这儿有什么事呢？”

卡告诉他，自己是为这里的选举而来的，还可能就青年女子自杀问题写篇文章。

“妇女自杀问题就像在巴特曼一样被夸大了，”这位报业人士说道，“我们还是去趟警察局副局长卡瑟姆先生那里吧，最好让他知道一下您到这里了。”

到这里来的外乡人，即使是记者，也必须和警察打个照面，这是1940年以来立下的一条边远城镇的规矩。由于卡曾经历过政治流亡，多年后才返回了国内，而且，尽管没有明说，但人们都能感觉到库尔德工人党游击队的存在，因此，卡没有表示反对。

大雪中，他们经过蔬菜市场，穿过五金商店和零配件商铺林立的卡泽姆·卡拉贝奇尔大街，走过茶馆和奶制品商店门前，看到失业的人们忧郁地坐在茶馆里，盯着电视，盯着落雪，奶制品商店门口摆放着大块的圆形奶酪。他们十五分钟就横穿了整座城市。

路上，塞尔达尔先生停下来指给卡看原市长被刺杀的地方。据说原市长是因为一件很简单的事被刺杀的，他下令拆掉了一个违章修建的阳台。三天后凶手连同他的武器被捕获，他躲在村里自己家的柴草堆里。这三天里谣传纷起，以至于凶手被抓住后，起先人们谁也不相信事情是他干的，事件的起因如此地简单，让人们倍感失望。

卡尔斯警察局位于法伊克贝伊街，这条街的建筑是俄罗斯和亚美尼亚的富人们遗留下来的石构建筑，现在大部分都成了政府的办公楼，警察局的三层楼很长，几乎占了整条街的一面。在等警察局副局长的时候，塞尔达尔先生指着绘有图案的屋顶告诉卡，1877—1918年间，俄国统治时期，这里是一位亚美尼亚富人的住所，有近四十个房间，后来成了俄国人的医院。

有着啤酒肚的卡瑟姆副局长来到走廊叫他们进办公室。卡立刻发现，副局长因为《共和国报》的左派倾向根本不读它，塞尔达尔先生介绍卡的诗人身份时，副局长也无动于衷，但因为塞尔达尔经营着卡尔斯最大的地方报纸，他对塞尔达尔先生倒挺敬重。塞尔达尔先生刚介绍完卡，副局长就问卡说：“您需要保镖吗？”

“什么？”

“我可以派个便衣跟着您。您就不会担心了。”

“有这个必要吗？”卡问道，语气中有种不安，像是个被医生建议用拐杖来走路的病人。

“我们的城市是个安宁的地方。我们已经赶走了搞分裂的恐怖分子。但以防万一……”

“如果卡尔斯是个安宁的地方，那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卡说。他心里在希望警察局副局长再确认一下这里的确是安全的，可卡瑟姆先生没有再重复这句话。

首先他们去了城市北部最贫穷的街区——堡内街区和巴伊拉姆帕夏区。雪似乎没有一点停下的意思。大雪中，塞尔达尔先生敲着夜屋的门，这些夜屋由石块、煤砖和带褶的薄板搭成，他问开门的女人们她们的男人在不在家。如果女人们认识他，他就用一种让人放心的语气介绍他的记者朋友，说他是因为选举而从伊斯坦布尔来卡尔斯的，但来这儿不单单是为了选举，他还要写卡尔斯目前存在的问题，年轻女子们为什么要自杀。如果她们能把自己的麻烦告诉他，那对卡尔斯也是有好处的。一些人把他们当作竞选市长的候选人，显得很高兴，以为他们会带来一罐罐的葵花子油、一箱箱的香皂，或者一袋袋的饼干和面条什么的，急切而又热情地把他俩让进屋来，还嘱咐卡别怕对他们叫唤的狗。另一些人则把他们的到来当作警察们搞的一种新式突袭和搜查，战战兢兢地开了门，当得知来人不是政府派来的便默不作声了。自杀年轻女子的家人们（卡在短短的时间内了解到了六起自杀事件）则都说，他们的孩子并没表现出什么不满，他们对事件也感到十分震惊，他们非常伤心。

在这些巴掌大的屋子里，有的地上什么都没铺，有的铺着机织地毯，冷得像冰窟窿，屋顶破旧。他们坐在歪歪斜斜的椅子上，坐在似乎一家比一家多的孩子们中间——孩子们推推搡搡地玩着破的塑料玩具（小车、掉了一条胳膊的玩具娃娃）、旧瓶子、空药盒和空茶叶盒，坐在时不时需要捅捅的火炉前，坐在用偷来的电采暖的电炉边，坐在没有声音但一直都开着的电视机前，听着卡尔斯说也说不完的伤痛和穷困，听着失业者和自杀年轻女子们的故事。母亲们因为儿子失业或因为儿子进了监狱而痛哭流涕；搓澡工每天在澡堂忙碌十二个小时，却仍难以让自己的八口之家填饱肚子；失业者们经常因为手头拮据犹豫还去不去茶馆。所有的这些人都抱怨着命运的不公，抱怨政府，他们向卡诉说着自己的痛苦，仿佛是在诉说家乡和国家的伤痛。所有的这些故事和愤怒都有一个共同点，尽管有从窗外射进来的白光，但这一共同点却让卡觉得进到屋里后，屋子显得十分昏暗，看不清屋里的东西。这种昏暗迫使他时不时地要把目光移向窗外飘落的雪，这种昏暗如同一层纱帐，以一种雪的沉寂的方式落在了他的脑海中，此时他的头脑已听不进这些关于贫困和不幸的故事了。

但他至死也不会忘记那些他所听到的关于自杀的故事。使卡感到震惊的不是故事中的贫困、无助和不理解，也不是做父母的如此不通情理，经常殴打自己的女儿，不允许她们出门；不是嫉妒的丈夫对妻子的压迫，也不是她们身无分文的窘境。真正让卡感到震惊和害怕的，是这些自杀在日常生活中发生得那么突然，没有任何征兆。

比如说，一个女孩被逼着要和一个上了年纪的茶馆老板订婚，那天傍晚和以往一样，女孩和她的父母、三个弟弟妹妹和奶奶一起吃完了晚饭，同她的弟弟妹妹们说说笑笑地收拾完餐桌后，和往常一样去厨房拿甜食，但她从厨房来到花园，翻过窗子进到了父母的卧室，用父亲的猎枪打死了自己。听到枪声后，女孩的父母以为她还在厨房，却在卧室发现她躺在血泊中，他们想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自杀，也想不明白她怎么从厨房到了卧室。另外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和每天傍晚一样，和两个兄弟抢遥控器，争电视看，孩子们吵了起来，她父亲过来狠扇了她两个耳光，她回到自己屋里，像喝汽水一样，一口气喝下了一大瓶农药摩尔塔林，死了。另外一个是十五岁就恋爱结了婚的女子，六个月前刚生完孩子，丈夫失了业，郁郁寡欢，常常打她，她再也忍受不了，和丈夫大吵一架后，走进厨房，把门锁上了，丈夫意识到她在里面要做什么，大喊大叫着想把门砸开，那女子却用事先早就准备好的吊钩和绳子上了吊。

在所有这些事件中，由生到死的这种转变以一种让卡感到迷惑的令人绝望的速度发生。钉在天花板上的钩子，之前就装好子弹的武器，从旁边屋子拿到卧室里的农药瓶子，所有这些都证明这些年轻女子早就有了自杀的念头。

姑娘、少妇们突然开始自杀，这最初是在距离卡尔斯几百公里的巴特曼发生的。世界上男人的自杀人数是妇女的三四倍，而在巴特曼，妇女自杀人数是男人的三倍多，并且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数的四倍，这些现象最初引起了安卡拉国家统计局的一位年轻而又勤奋的工作人员的注意，他的一位记者朋友在《共和国报》登了一则短新闻，但在土耳其谁也没有对此表示关注。德国和法国驻土耳其的记者读了这则新闻后去巴特曼做了采访，并在他们本国进行了报道，这才引起土耳其报纸对自杀问题的关注，国内外许多记者都去了巴特曼。负责调查此类事件的官员们则认为，这种关注和报道会刺激一些女子对此进行效仿。副市长在和卡的交谈中说，据统计，卡尔斯的自杀人数远远低于巴特曼，“目前”并不反对对自杀者家属进行采访，只是希望在和他们交谈时尽量少用“自杀”这个词，并且在《共和国报》上不要作夸张失实的报道。目前由心理专家、警察、检察官和负责宗教事务的官员们组成的一个专业工作组已经开始做准备，他们要从巴特曼到卡尔斯来，宗教事务部印有“人是真主的杰作，自杀是对主的亵渎”这一反对自杀的宣传标语已经挂了起来，有同样标题的宣传手册也已经送至市政府准备发放了。但副市长并不确信此类措施能制止在卡尔斯刚刚开始蔓延的自杀；他担心这些“措施”可能起到反作用。他认为许多女孩子之所以下决心自杀，是因为她们对政府、父亲、男人们和宗教人士反对自杀的说教产生了反感。

“毫无疑问，自杀的原因就是这些女子生活得不幸福。”副市长对卡说，“但如果生活得不幸福真是自杀的原因的话，那么土耳其一半的妇女都会自杀的。”留着刷子胡、长了一张松鼠脸的副市长说，妇女们已经对那些不停地进行说教、劝她们“别自杀！”的政府、家庭和宗教界的男人感到愤怒了，因此，在派来反对自杀的宣传工作组中应该安排一位女士。他骄傲地告诉卡，这个意见他已经向安卡拉做了书面说明。

自打一个女子从巴特曼来卡尔斯自杀后，关于自杀像瘟疫一样会传染的说法就出现了。午后，在阿塔图尔克街区的一座花园里，在覆盖着雪的枣树下（没让卡他们进家门），那女子的舅舅抽着烟对卡讲了他外甥女的事：外甥女两年前嫁到了巴特曼，从早到晚都在家里忙家务，但一直没孩子，因而受到了婆婆的责难；但这些并不是充足的自杀理由，他认为这完全是因为她受到了巴特曼那些自杀女子的影响，尤其是在卡尔斯和家人在一起时，外甥女看上去是那么快乐，所以，在她将返回巴特曼的那天早晨，他们发现她死在了床上，床头留了一封信，里面写她吞下了两瓶安眠药，对此他们都感到很吃惊。

把自杀想法从巴特曼带到卡尔斯的这个女子死了一个月后，第一个进行效仿的就是她姨妈十六岁的女儿。卡答应老泪纵横的姑娘父母，在报纸上详细报道整个事件。这次自杀的起因是姑娘的一个老师在班上说她不是处女。谣言短时间里传遍了整个卡尔斯，后来本已和姑娘订了婚的男方取消了婚约，原先络绎不绝的求婚者也不再登门，姑娘的外婆开始对她唠叨“你再也嫁不出去了”。一天晚上，一家人看到电视上的结婚场面时，喝醉酒的父亲开始哭了起来，姑娘把从外婆的药盒子里偷来并积攒起来的安眠药一口吞了下去，永远地睡着了（看来自杀的方法和自杀的想法一样，都会传染）。验尸证明自杀的姑娘是处女，姑娘的父亲不但怪罪于散布谣言的老师，而且也怪罪于从巴特曼来自杀的亲戚家的那个女子。他请求卡在报纸上写清楚对她的怪罪是毫无根据的，他只是想揭露这个制造谎言的老师，因此他把女儿自杀的所有细节都讲得清清楚楚。

所有这些事件中，自杀的女子们都能找到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来自杀，这使卡陷入了一种奇怪的绝望。那些吞安眠药的女子悄悄自杀的时候实际上是和别人同住一屋的。读着西方文学，在伊斯坦布尔尼相塔什街长大的卡，每次想到自杀，总是认为这需要充足的时间，合适的地点，需要一个好几天都无人来敲门的房间。一想到这样自在地吞了安眠药片后喝着威士忌慢慢自杀，卡对那种时刻的无边无际的孤独感到如此恐惧。他甚至没有认真地考虑过自杀。

只有一位“戴头巾的女孩”的自尽让卡又感受到了这种孤独。一个月零一周前，这个女孩上吊了。这是师范学院的一名学生，先是因为戴头巾而不被允许进教室上课，后来根据安卡拉方面的指令，她不准进校园。女孩的家境在卡所采访的家庭中算是最富裕的。伤心的父亲从他开的小店的冰箱里拿了瓶可口可乐请卡喝，卡了解到，女孩在自尽前，曾向家人和朋友们透露过要自杀的想法。女孩可能是看到她母亲和家里其他一些成员戴头巾才跟着戴的，但把戴头巾作为伊斯兰政治立场的一种标志是从学院领导和一些学生那里知道的，学院的领导禁止学生戴头巾，而这些学生则进行了反抗。尽管女孩的父母给她压力，她还是拒绝摘去头巾，每次去学院总是被门口的警察挡回来。由于缺课太多，学院准备开除她。当她看到有些同学放弃了反抗，摘掉了头巾，还有些同学戴上了假发，她开始对父亲和朋友们说“活着真没意思”，“真不想活了”。那些天里，不管是政府的宗教事务部，还是伊斯兰主义者们，都在卡尔斯不断通过手册、标语宣传自杀是最大的罪过，谁也想不到这个笃信宗教的女孩会自杀。这个名叫苔丝丽梅的女孩，最后一个晚上，静静地看完连续剧《玛丽安娜》，煮好茶给父母端去，回到自己屋内，小净后做了礼拜，发了一会儿呆，做了祈祷，戴好头巾，在灯钩上悬梁自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