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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夜里，我很晚回家。他们对我说，父亲过世了。我心头一阵刺痛，脑海里浮现出孩提时代的一幅影像：父亲穿着短裤，露出瘦削的双腿。
凌晨两点，我来到他的房间，想看他最后一眼。“他在后面那个房间。”他们说。我走了进去。几小时后，我在晨光熹微中回到了瓦里克纳吉大道，尼相塔什（ Nişantaşi ）空无一人，格外清冷寂寥。我擦身而过了四十年的店铺橱窗里，昏暗的灯光看起来竟那么遥远陌生。
清晨。一夜无眠。我像是在梦中一样，机械地接电话，迎宾客，完全融入葬礼等善后事宜当中。在接受大家的吊唁、祈祷以及安慰，在平息争吵、书写悼词之时，我才开始明白，为什么在所有丧事之中，这些繁文缛节永远比逝者更为重要。
晚上，我们来到艾迪尔纳卡皮（ Edirnekapı ）公墓准备丧葬事宜。哥哥和堂兄走进那栋小小的公墓管理楼，我和出租车司机则坐在前排等候。这时司机对我说，他知道我是谁。
“我父亲死了。”我告诉他。随后我就不假思索地开始和他谈起了父亲，甚至连我自己都感到有些吃惊。我对司机说，我父亲是个大好人，最重要的是我很爱他。夕阳西斜，墓地空荡荡的，一片沉寂。相形之下，周围那些苍白的建筑不再有往日的萧瑟，它们发散出奇异的光彩。我这么说着，一阵冷风吹过，悄无声息，吹动了梧桐和柏树，这景象深深印入我的脑海，一如我父亲瘦削的双腿。
后来，司机觉得或许还要再等一会儿，之前他告诉过我，我们是同名。于是把车开走前，他在我左肩和背上重重地拍了两下，对我表示同情。我对他说的话，从未对别人讲过。一周后我发现，心中的这件事情已融入了我的记忆，激起我无限的伤感。如果不把它写下来，它将蔓延滋生，从而引发我巨大的哀痛。
我对司机说：“我的父亲从不对我发火，甚至从未责骂过我，更没碰过我一个指头。”我是由衷的，根本没过脑子。事实上，他最和善之处我还没有提及。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亲总是怀着发自肺腑的赞叹欣赏我的每幅绘画。每当我问及他的看法，他总是再三斟酌，推敲言辞，就像面对一幅伟大的杰作。我的每个玩笑，哪怕是最平淡乏味的，他听了也会开怀大笑。如果没有他赋予我的这等自信，我也许难以成为一个作家，去选择创作生涯。他很信任我们，单纯地相信我和哥哥，认为我们是独一无二、出类拔萃的，这种信心的建立，全仗他的智慧。他以孩子般天真烂漫的感觉，真诚地相信我们一定会像他一样，杰出、沉稳、聪敏、机智，皆因我们是他的孩子。
他机敏过人，记性极好：只消浏览片刻，即可背诵杰纳普·谢哈贝丁（
Cenap Şahabettin
）
的诗篇；或者把π记至小数点后15位；和我们一起看电影，也总是能够准确地猜出结局。他也从不谦虚，喜欢用讲故事的方式来表明自己有多聪明。例如，他总喜欢对我们说起他上中学的时候，还穿着短裤，数学老师把他领进教室的情形，那里面尽是比他大得多的公立学校的孩子。然而，小冈杜兹
来到黑板前，算出了比他大三岁的孩子们都头疼的难题，老师直夸他“做得好”，这小男孩于是转向大家，说：“瞧，答案就在这儿！”对这个例子，我既有些忌妒，又渴望快快长大，与他更为相像。
谈到他的俊朗外表，同样也是如此。所有人都说我长得像他，只不过他比我更英俊些。他父亲（我的祖父）给他留下了大笔财富，使他虽然经历了多次商场失意，但却从未真正破产。同样，俊朗的外表仿佛使他有资格过轻松、安逸的生活，以至于即使在最糟糕的日子里，他仍然保持着天真的乐观，追求崇高，恪守自尊。对他而言，生活不是用来赚取的，而是用来享受的。世界不是战场，是游乐场、运动场。后来，随着年岁渐长，他隐隐不安地感到，青年时代所富有的财富、智慧和外貌并未满足他期待的声誉或权力。但是，他一如既往，对此并不过分焦虑。他依然可以孩子气地耸耸肩，就宽恕了他人，忘掉一切难题和麻烦。因此，即便三十岁之后他的生活每况愈下，经历了延绵不断的失败，我也很少听到他抱怨过什么。年迈之时，他有一次和某个颇有声望的批评家一道用餐。事后我们再次碰到了那个人，他不无艳羡地慨叹说：“你父亲可真是对什么都处之泰然啊！”
彼得·潘式的乐天气质使他远离愤怒和纷扰。尽管他读过很多书，也梦想过成为诗人，而且一生中他也确实翻译过不少瓦莱里（ Valéry ）的诗歌，但我相信，他也许太过舒适，对将来太过自信，以至于根本无法投入到文学创作的激情中来。早在年轻时，他便拥有一个很好的藏书室了，后来欣然目睹我将它占为己有。但他读书，从不像我这般狼吞虎咽，沉浸于狂喜之中。不，他读书仅仅是为了消遣，为了转移一下自己的思绪，而且常常半途而废。他像很多父亲一样，乐于用将军或宗教领袖般舒缓的语调侃侃而谈，对我描述他在巴黎街头漫步，邂逅他喜爱的作家萨特和加缪的情景。这些故事，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多年后，我在一家画廊的开业典礼中遇到了埃达尔·伊诺努（我父亲的发小，即土耳其第二任总统，阿塔图尔克继承者的儿子），他微笑着告诉我，在安卡拉总统官邸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我父亲也应邀参加了。那时他二十岁，当伊斯梅特帕夏谈起某个文学话题时，我父亲问道，“为什么我们土耳其没有世界知名的大作家呢？”十八年后，我的第一本小说出版了，父亲略带羞涩地送给我一个手提箱。我很清楚地记得，为什么在读到里面的日记、诗歌、短篇，还有文学手稿时，我是如此惶惑不安：这是对内心生活的记录（也是见证）。我们并不渴望自己的父亲超凡脱俗，而是希望他们成为我们理想中的父亲。
我喜欢他带我去看电影，也喜欢和大家一起看电影时听到他的评论；我喜欢他跟我讲自己杜撰的那些关于白痴、恶魔和无魂人的笑话，就像喜欢听他谈论一种闻所未闻的新水果，一座他刚去过的新城市，一些最新消息和一本新书；但我更喜欢他爱抚我的时刻。我喜欢他带我去兜风，因为在车里，和他在一起时，我至少会有那么一小会儿觉得永远不会失去他。他开车的时候，我们彼此无法对视，因而他反倒会像对朋友那样同我讲话，我们会谈到一些比较复杂、微妙的话题。过一会儿，他会停下这个话题，讲讲笑话，打开收音机，顺便聊聊我们听到的那些歌曲。
但是，最令我高兴的是和他如此靠近，能依偎着他，待在他身边。中学时光，甚至大学的头两年，是我人生最低沉的时候。那时我多么渴望他能回到家中—尽管这一点我自己也无法做到，我希望他能与我和母亲坐在一起，聊一聊可能让我高兴的话题。孩提时代，我喜欢爬到他腿上，或者躺在他身边，嗅着他身上的气息，触摸他。我还记得我们在黑贝里亚达的情景。那时我很小，他教我游泳：当我沉入水底，扑腾个不停时，他会一把抓住我，让我兴奋不已。那倒不是因为如此我就能张嘴呼吸了，还因为，我可以张开胳膊抱住他，不想再回到水里，嘴里一面大声喊着，“爸爸，别放开我！”
但他确实已经离开了我们。他走得很远，去了别的国家、别的地方，去了世界上不为我们所知的一隅。曾几何时，他躺在沙发里读书，眼睛却常常离开书本，随思绪四处游荡。就是那时，我明白了，在这个我管他叫父亲的男人体内，隐藏着另一个我无法触及的存在。我猜他正沉浸在别样生活的白日梦中，这让我开始感到有些不安。他有时会说：“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颗无缘无故射出的子弹。”基于某种原因，此话令我气恼。我还常常因为诸如此类的事情生气。我不知道谁是对的。也许当时我也很想逃避。但我还是很喜欢看他播放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的录音带。他充满激情，好像握着指挥棒站在想象中的乐团面前。在经过寻求愉悦、逃避困顿的这一生之后，他开始为自己毫无意义的放纵生活感到悲痛，并开始怨天尤人，这让我十分难过。在二十多岁时，我在很多时候会对自己说，“我千万不要成为他的翻版”。然而在另一些时刻，我又会因为自己无法像他那样快乐、安逸、无忧无虑、英俊潇洒而苦恼不堪。
很久以后，我把一切抛诸脑后，不再对从不斥责、压制我的父亲感到气恼或忌妒。这时，我才慢慢明白（并且承认），我们之间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这是必然的。时至今日，每当我埋怨一个白痴或诸如此类的人，或埋怨侍者，或不小心咬破自己的上嘴唇，或将尚未读完的书扔到一边，或亲吻我的女儿，或从口袋里掏出钱来，或与某人玩笑逗乐，我都能看到自己在模仿父亲。这倒不是因为我的臂膀、双腿、手腕或背上的胎记都和他如出一辙，而是由于某些连我都害怕（恐惧）的事情，它们时刻在提醒我，童年时代我是那么渴望自己更像他些。每一个人的死，都是从他父亲的死开始的。
法国《新观察家》周刊约请上百位作家撰文描述4月29日这天的生活，无论当时他们身处何方、在世界哪个角落。那天，我在伊斯坦布尔。
电话。像我写作时常做的那样，我拔掉了电话线，这样做也许情况会好些，也许更糟。此时我想到，当下或许正好有人想和我联系，谈谈某些重要事情、重大事件，却无法打进电话。不过我还是不想把电话线插上。好一会儿之后，我插上电话线，接了几个电话，但随即将它们抛到脑后。某个德国记者打来电话，告诉我说，他想来伊斯坦布尔，和我聊聊土耳其“原教旨主义”势力的上升趋势，以及伊斯兰繁荣党（ Islamist Refah Party ）在市政大选中的获胜情况。我再次问他究竟在哪家电视台工作，他飞快地说出了几个字母。
字母、标识和品牌。牛仔裤上的那几个字母，偶然在报纸上、电视上以及路边广告牌上看到的各种银行广告，再次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街上碰到一个大学教授朋友，她从包里递给我一张公司及其下属品牌的名单列表，这些名称我每天都能看到。她听说，这些品牌的所有者均支持伊斯兰繁荣党；她还告诉我，有些人已经决定拒绝购买这种牌子的饼干，那种牌子的酸奶酪，并且永不光顾名单上的商铺和饭店。像往常一样，极度的厌倦使我不想再看到楼内电梯镜子里的自己，我宁可盯着那些瓷片，它们是德国威尔特海姆牌的。我用卡西欧计算器做了一个简单计算，结果会在这篇短文的末尾公布。走在路上，我还看到一辆1960款普利茅斯，一辆1956款雪佛兰，如今仍作为出租车在路上行驶。
巷道和大街。尽管两个月前，土耳其货币一夜之间贬值了一半，使我们陷入了经济困境，夜晚的巷道和大街仍然人满为患。和往常一样，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些人都打算去哪里呢？这也使我随即意识到，文学是百无一用的职业。我看到妇女们带着孩子，盯着店铺橱窗；公立学校的学生们一面喃喃低语，一面哧哧地笑；商贩们把他们的货物（从黑市贩来的雪茄、雀巢咖啡、中国瓷器、旧本浪漫小说、被人翻阅了无数次的外国杂志）沿着清真寺的外墙一溜摆开；我看到一个男子蹬着三轮车，出售新鲜的黄瓜；还有塞满了人的巴士；挤在外币兑换所门前的各色人等，一面啃着汉堡抽着烟，或拎着装满钱币的塑料袋，一面看着电子显示牌上的美元指数一路飙升；卖食品的男孩，正卸下一箱瓶装水，把一个坛子扛到自己肩上；我还瞥见一个疯子，他最近总是在附近转悠，这会儿正手里拿着个从汽车上卸下来的方向盘，疯疯癫癫地来回扭动，仿佛正驾着汽车穿越人群。他也是街上熙攘的人群中唯一没有拎着塑料袋的人。午餐时分，我喝过橙汁，走回自己那间伏案写作的小办公室。人群中，我遇到一个老朋友，他刚做完主麻日聚礼
，我们寒暄了一会儿。
逗乐，笑声和幸福。我和一位画家朋友曾取笑某些有钱人，在存款所在的银行倒闭后，他们就濒临破产了。为什么我们要笑？因为这证明，他们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机敏、聪明。就因为这个。临近傍晚，我的一个翻译家朋友打来电话，请我去街上和几位酒吧老板喝几杯，“抗议”繁荣党派的伊斯坦布尔市市长。我们也着实开心了一番。那位新市长惹恼了这些酒吧老板，因为他下令拆走了他们摆在街边的桌位。于是，上百位知识分子就打算走上街头，要让自己在人行道上一醉方休。以前，我曾有一些颇具政治头脑的朋友对喝酒持怀疑态度。而如今，他们却似乎突然之间坚信，喝酒是一种成熟的政治举动。睡觉前，我喜欢胳肢两岁半的女儿如梦。听她咯咯地笑，我也会开怀大笑。也许这几声笑，并不代表幸福，它仅仅表达了一个生活在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的人，面对永无休止的噪音，而对某种寂静所产生的感激之情。
伊斯坦布尔的噪音。倍感孤寂之时，我和其他上千万人即使不加留心，还是都能整天听到咆哮的噪音：汽车喇叭声，巴士驶过的轰隆声，摩托车的轰轰声，建造楼房的声音，孩子们的尖叫声，卖货卡车以及宣礼塔上的喇叭声，轮船的汽笛声，警车和救护车的警报声，四处播放的盒带音乐声，关门的撞击声，金属百叶门的落地声，电话声，门铃声，街巷角落、交通纠纷的争吵声，警察的口哨声，校车的声音……夜幕降临时，会有近乎沉默的片刻平静；我从办公室的后窗向花园张望，看到成群的麻雀叽叽喳喳，飞过柏树和桑树林。坐在桌边，我可以看到对面公寓楼中闪烁的灯光和电视屏幕。
电视。晚餐后，透过家家户户窗户上闪现的各种颜色，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在不停地切换电视频道：头发染成金色的女歌手唱着古老的土耳其歌曲；一个孩子正在吃巧克力；女总理宣称国内事态良好；嫩绿的草坪上，正进行着一场足球比赛；土耳其流行乐队；记者们在大谈库尔德人问题；美国警车；一个孩子正在唱颂《古兰经》；直升机在半空中起火爆炸；一名优雅男子登上舞台，向鼓掌的观众脱帽致意；又是那个女总理；一名家庭主妇，一面挂着刚洗好的衣服，一面冲着采访她的话筒夸夸其谈；常识问答，观众为答对的女士鼓掌……我盯着窗外，突然想到，除了那些依稀可见的博斯普鲁斯游轮上的旅客，整个伊斯坦布尔都在观看这些相同的影像。
夜晚。城市喧嚣的分贝下降了，变成了喃喃低语、困倦的叹息。深夜时分，我一边向办公室走去，一边思忖着自己也许能再多写一点。我看见空空的街道上，有四条狗在游荡。一间地下咖啡屋内，人们仍在玩纸牌，看电视。我看见一户人家，很显然刚看望亲戚回来，小男孩已经困倦得很，脑袋依靠在父亲的肩上，而他的母亲又怀孕了。他们一言不发，急匆匆地从我身边经过，好像受到了惊吓。子夜时分，我已在桌边呆坐了很久。电话铃响了，吓我一跳。
担心，妄想以及梦幻。每天晚上，总会有一个疯子给我打来电话。他一言不发，以静默附和着我的沉默。我拔了电话线，工作了很久，脑海的某个角落总有恶魔显现、灾难来临的警示：不久以后，或许人们会在街上对彼此开枪；或许我们会看到内战；或许今年夏季，报纸上曾预示的严重缺水就将来临；或许，预期了那么多年的大地震，会将整个城市夷为平地。午夜过后，家家户户关上了电视，公寓的灯光都已熄灭，垃圾清理车咔嗒咔嗒地驶过。和往常一样，总有一个男人在清理车前面十步八步的地方翻腾路面的垃圾箱，匆忙地搜罗些还有用处的空瓶子、金属器皿、成堆的废纸，把它们塞进自己的麻袋。不一会儿，收垃圾的人赶着马车，驮着沉重的废报纸和洗衣机，经过那条空荡荡的街道。我曾在此生活了四十年。我在桌边坐了下来，拿出了计算器。
综述。我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天数乘以年数，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那么我已经如此这般地度过了一万五千三百天。临睡前，我想，如果前面还有同样的天数，那我真可说是个幸运儿了。
1996至1998年间，我每周给一家名气不大的政治性娱乐杂志《公牛》撰写短文，为迎合该杂志的特有风格，我写过不少配图散文诗。
我不喜欢春日的午后：城市的容貌，咄咄逼人的阳光，拥挤的人群，店铺的橱窗和滚滚热浪。我渴望逃避这热浪和光线。某栋大理石和钢筋水泥公寓的建筑内，一阵凉风透过高门传送出来。公寓楼内，一定会更凉爽，当然，也比较阴暗。冬季的阴暗和寒冷凝缩于此。
要是我可以进入这些公寓，可以回到冬季；要是我兜里有把钥匙，能打开公寓内一扇熟悉的房门，可以沉浸在那凉爽、幽暗、熟悉的气息里，可以轻快地走到里屋，远离阳光和让人不堪忍受的拥挤，该有多好！
如果里屋有一张床，旁边有个床头柜，上面有些报纸、书籍和我喜欢的杂志，乃至电视，可以供我随意翻阅、观看；如果我可以这么和衣躺下，一个人怡然自得地品味沮丧、痛苦和不幸的人生，该是多么美妙。人生之乐事，莫过于面对面审视自己的悲惨与痛楚，莫过于寂然独处。
是的。好吧，我还希望那儿有这样的女孩：像母亲一样温婉柔和，像经验丰富的女商人那样聪敏机智。因为她了解我的需求，我信任她。
如果她问我：“是什么使你忧虑？”
如果我说：“你早就知道的，是这春日的午后。”
“你看上去很低沉。”
“简直比低沉还糟糕。我想消失。我不在乎自己是死是活，或是世界末日来临。甚至，末日要是能立即来临，那会更好。当然，如果我必须在这个阴冷的房子里待上几年，那也没什么。我可以抽烟，我可以什么都不做，就抽上几年的烟吧。”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渐渐听不到内心的这种声音了。这才是最糟糕的，因为此刻我是孤独的，被遗弃在喧嚣街道上。
我不知道别人会不会也有这种体会。我只知道，春日午后的某些时刻，世界仿佛变得十分浊重。似乎一切都在变成混凝土，像混凝土一样迟钝。我浑身上下被汗水浸透，却惊诧地发现，别人依然若无其事地延续着他们日复一日的生活。
他们在街头闲逛，目光在店铺橱窗内游荡，或是透过车窗打量着我，随即汽车的尾气将我吞噬。尾气？同样那么闷热难忍。我慌忙逃避。
我拐进一个通道，那里阴暗而凉爽。我渐渐平静下来。通道里的人看上去不那么焦虑，还算和善。但我却一味地忐忑不安。在去电影院的路上，我的目光也开始穿梭于街边的各色店铺。
过去，人们爱用狗肉制作腊肠三明治（换句话说，就是做腊肠）。我不知道眼下是否依然如此。
报上说，有很多人用洗脚桶制作软饮料，结果被抓了起来。
人们生活在这里，彼此熟识。他们坠入爱河，最后又与那些把头发染成可怕金色的女子结婚。
在我们的口袋里，纸币由于潮湿而粘成一团。
这儿上映的是那类现在会对我产生奇妙作用的美国电影：一对男女，他们逃亡国外，彼此十分相爱。他们不断争吵，但争吵却把他们更紧密地绑在了一起。我真应该坐在特别靠前的那排椅子那儿，这样会看得更清楚些。我想看清那个女孩子脸上的毛孔，这样，她、电影，还有电影里的汽车或许就会比周围一切更加真实。当他们开始疯狂杀人的时候，我真该身临其境去欣赏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