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崇祯虽然明知国家已亡，仍然不死心，让自己的几个儿子逃出去，希望有一天还能东山再起。
大明的孤臣们跟着明朝的宗室后代逃到南方，明朝的一些遗老决定在留都南京拥立朱家王朝的后代，然后效法太祖朱元璋挥师北上，重新夺回政权。这个想法绝对是好的，也是有志气的。
但是一到具体问题上，马上就发生了分歧。宗室后代一大堆，到底立谁呢？史可法主张立桂王朱常瀛，桂王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儿子。以钱谦益为代表的东林党人主张立潞王朱常淓，此人是明神宗的侄子，多才多艺，素有贤名。最终被立为皇帝的是福王朱由菘，因为朱由菘获得了南京一些掌握军权的将领支持。
明朝所有的缺点南明都继承了，但就是没有继承一个优点。就说亡国之君崇祯，虽然缺点一大堆，但还是个管事的主，还希望把国家治理好。南明这个小朝廷的表现实在太让人失望了，国难当头，这些人没想过如何去抵抗清军、如何反攻起义军，反而把民间选美活动当成头等大事来抓。
崇祯自杀的消息传到江南时，南京的大臣们就开始考虑推选新的接班人，崇祯的儿子们，当然也包括太子，下落不明。
有道是国不可一日无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朱由菘登上了帝位。
朱由菘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孙子，朱常洵的长子，崇祯的堂弟。崇祯在北京自杀后，他于康熙三年（1664年）五月十五日在南京称帝，次年改元“弘光”。
朱由菘以前跟父亲待在洛阳，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攻破洛阳后，朱由菘落难到江淮。清兵入关后，他又逃到江苏淮安。后来在马士英以及总兵高杰、刘泽清、刘良佐等人的拥护下在南京称帝。
当时中国有四大政权，多尔衮的大清、李自成的大顺、张献忠的大西、朱由菘的南明。南明政权当时控制着中国最富庶的地方，资源是最丰富的，南方的大部分地区都掌握在他们手中，可谓半壁江山。
虽然国家已经灭亡了大半，但南明政权丝毫没有励精图治的打算，反而醉生梦死，腐败不堪。朱由菘当上皇帝后，企图与清军联合，共同剿灭李自成、张献忠。朱由菘当皇帝期间，极尽享乐之能事，将大权交给奸臣马士英和阮大钺这些人，排斥以史可法为首的东林党人。
朱由菘排斥东林党人也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很传统，源自窝里斗。在万历时期曾经发生过一次国本之争，万历皇帝非常宠爱郑贵妃，对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也爱屋及乌。郑贵妃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当上太子，不断地在万历耳边吹枕边风。渐渐地，万历也就产生了废长立幼的想法。
可惜，东林党人百般阻止，东林党人信奉祖宗法制“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坚决反对立朱常洵为太子。这场斗争持续了十年，朱常洵后来迁到洛阳。最后，朱常洵被李自成的农民军杀死。因为这件事，朱由菘非常排斥东林党人。
东林党的两个代表人物钱谦益和史可法在福王上台之前，可以说是极力阻挠，他们很清楚，福王一旦上台，东林党难逃被整的命运。幸好，福王的人品确实非常差，不用东林党去抹黑，他自己就已经够黑了。
东林党人总结出福王的七宗罪：贪婪、淫乱、酗酒、不孝、虐待下人、不读书、干预有司。然后，发出宣传的呼声，像这样的人怎么配做一国之君？
确实非常不配，但当时说话算不算数不是取决于人品，而是取决于候选人背后的力量。
史可法当时是南京兵部尚书，明亡后是一个大腕级别的人物。他是坚决反对立福王的，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他给另一个重量级人物马士英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劝马士英不要同意立福王。
马士英说话还是有些分量的。当然，对立继承人的问题，马士英心里也没底。对他来说，谁当皇帝都无关紧要，皇帝是不是贤明跟他更没有关系。他最在乎的是这个人上台后，自己有什么好处。
史可法倒霉就倒霉在给马士英的那封信上。当时马士英拿着史可法的信想了半天，到底应该立谁呢？福王跟自己无仇，潞王也跟自己无仇，说实话，马士英真不知道该立谁。
马士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奸臣，但奸臣一般也是正常人，结果我们已经知道，马士英究竟为啥立了福王呢？
说来非常有意思，只是因为一件偶然的事情就让马士英下定决心立福王。到底是什么事情呢？
这个偶然事件跟凤阳监军卢九德有关，卢九德是一个宦官，跟福王的关系非常好。在东林党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就串通江南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抢先一步拥立福王。这些总兵都是粗人，政治上那些谋略他们不是很懂，但是拥立之功这个他们是明白的。总兵刘泽清看到这三人都举旗拥护福王了，心想再不举旗的话就迟了，跟着就加入拥立福王的阵营。
马士英蒙了，你们这些人怎么就不跟我商量，我好歹是你们的领导，我还没表态，你们就先斩后奏了。马士英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这些总兵都是武夫，跟他们动嘴皮子没用，如果还想要这些人听自己的话，只有跟着大家一起把生米煮成熟饭。马士英一拍板，皇帝的人选基本上就确定了。对马士英来说，这是一笔不错的买卖，自己没有付出什么，还可以凭着拥立之功当上丞相。
在马士英的一手操纵下，朱由菘很快就进入南京，接受群臣的朝拜。
在拥立这事上，东林党失败了，东林党失败不是因为没有能力，也不是因为没有势力。确切地说，东林党输给了时间。他们不可能在福王渡江之前，把桂王接到南京，因为桂王远在云南。
马士英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没有立刻让福王当皇帝，而是很有分寸地说道：“福王现在来到了南京，潞王和桂王还在偏远地方待着呢！皇帝这个位子我们还是给太子留着，哪天太子回到南京，就让他当皇帝。现在太子音讯全无，就让福王暂且监国吧！”
这番话说得有礼有节，不服都不行。此时，一身是胆的史可法做出了妥协。
史可法平生最看重的就是忠义二字，窝里斗可以先放一边，大明江山的大局要紧。
史可法非常明白，大明已经接近覆灭的边缘，要想让它起死回生，必须采取一些非常措施，当然，这些措施并不能保证有很大的效果。
史可法第一件事是奏请朝廷设立江北四镇，安排高杰、刘泽清、黄得功和刘良佐四个总兵镇守这四个地方。这相当于南明小朝廷的外围防线，史可法这么做就表示对四大总兵的重视：将朝廷的防守任务交给你们了，你们尽可能地发挥潜力吧！
小朝廷刚刚组建，没什么银子，所以防区内的军饷问题由各个部队自行解决。史可法当然知道这样会让士兵们不满，他又开出了一个优惠条件：各位总兵如果能收复失地，这个失地就可以并入你们的防区。相当于鼓励大家扩张，为了提高在外打仗的将士们的积极性，史可法还建议朝廷给总兵们封伯爵，其中黄得功还被封为侯爵。镇守武昌的左良玉也得以封侯。
一下子把许多将领的爵位问题解决了，这个很不寻常，与其说是给他们好处，不如说是希望他们卖力点，再卖力点，一定要挽救大明。史可法当然很清楚，给这些将领封侯，允许他们兼并土地的后果。这个后果我们不用想就知道，造就一批大军阀。但出现这个后果的前提是大明没有倒下，对于史可法来说，只要大明不倒，其他问题可以日后解决。
史可法操纵全局的时候，马士英有很强的失落感，这么下去，朝政就控制在你史可法一个人的手上了。马士英觉得，与其在凤阳督师，不如回到朝廷，控制朝纲。
仗着新皇帝是自己拥立上去的，马士英入朝之后，耍尽手段，终于把史可法赶出朝廷。
在马士英的怂恿下，朱由菘于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十五日在南京正式称帝，是为弘光政权。第二天，弘光帝就迫不及待地封马士英为兵部尚书，相当于取代了史可法的地位。
这个安排一出来，朝堂一片哗然。大家纷纷为史可法叫屈，说皇上啊，你怎么能放着济世良相不用，用跟阉党有关系的人呢？
朱由菘当然不会理会这些，他选择阉党一方面是对东林党不放心，另一方面确实是想自己放心享乐，把朝政都交托给马士英、阮大钺这些人。不管朱由菘选择哪个党派，都注定了南明政权的悲哀，因为最高领导者朱由菘就这样。他宠信奸臣，无所作为，没有防备清军，整日坐在秦淮河的船上，沉沦在情歌艳舞之中，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据说，当时秦淮河的灯船之盛，天下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
秦淮河两边的房子，雕栏画槛，一片珠帘，粉纱红帐，醉客醺醺，简直腐败到了极点。
弘光皇帝就整天沉溺在灯红酒绿之中，估计连老祖宗朱元璋都忘记了。真是死也要快活，当时的形势简直危在旦夕，随时都有亡国的命运。
国家都已经不像个国家了，弘光皇帝仍然大兴土木、选拔宫女、穷奢极欲。在当上皇帝之前，弘光曾经承诺，豁免练饷，取消崇祯期间老百姓的欠粮，免掉各种加派，等等。结果呢，这些政策一项也没有实行，赋税反而有增无减，老百姓叫苦连天。
俗话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南明政权如果能够争点气，也不是没有希望的。南明政权除了搞得老百姓民不聊生，内部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最典型的就是“三疑案”，即大悲案、太子案、童妃案。
我们先来说说大悲案。大悲姓朱，是一个和尚。他跟潞王的关系比较好，潞王信佛，两人经常在一起切磋，聊出感情了以后，两人还互相认了本家。东林党之前一直想立潞王为皇帝，所以弘光帝对潞王非常防范，害怕潞王夺走自己的皇位。后来，大悲和尚来到南京，弘光帝怀疑他是潞王派来的刺客，便将大悲和尚抓起来，没过多久就将他杀掉了。太子案的情况跟这个很类似，有一个人自称是崇祯的儿子朱慈烺，也从北方来到南京。弘光帝非常没有安全感，担心这个年轻人夺走自己的皇位，便先下手，将这个年轻人抓起来，关进大牢里。
最荒唐的是童妃案，李自成攻破洛阳之时，弘光帝还只是朱常洵的儿子，当时朱由菘侥幸逃脱，沦为落难王孙。在逃亡过程中，他认识了一个姓童的女子，该女子对朱由菘非常好，两人结成患难夫妻，私订终身。朱由菘当上皇帝后，童妃千里寻夫来到南京，谁知弘光帝翻脸不认人，演绎了一个现实版的陈世美。他不光不认这个妃子，还把她关进牢里，折磨致死。
这三大案犹如三块大石头，激起了千层浪，在整个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特别是太子案，从弘光帝急不可耐地收拾“太子”时，大家就可以看出他内心的那种仓皇和恐惧，这种恐惧是对自己地位的一种不自信。这不免让其他人联想到，你这样做是不是因为你觉得自己的皇帝之位来路不正。
左良玉是明末一个特别厉害的将领，张献忠就是被他打得抱头鼠窜，据说左良玉曾经把张献忠逼入绝境，完全有机会灭了他。后来张献忠跟左良玉说：“你现在之所以受重视完全是因为我啊，我一死的话，你不但前途没了，还会因为以前的罪过被处死。”就这样，左良玉放过了张献忠。
左良玉是东林党人一手提拔起来的，跟东林党人的关系非常密切，因为这个原因，朱由菘上台之后对他非常排斥。太子案爆发后，左良玉压抑已久的怒火终于爆发出来，他以“清君侧”的名义领军沿江开往南京。与此同时，豫亲王多铎率领大军攻占西安，打败了李自成，正以疾风扫落叶的势头横扫中原。多铎的大军已经快到达淮河了，弘光帝这时候非但没有考虑和左良玉“议和”，一起抵抗清军，反而命令江北防线的明军掉头攻打左良玉。
南明这时候仍然把“流寇”视为最大的敌人，弘光政权的基本国策是联合清军消灭起义军。包括史可法也是坚持这种看法，联合清军灭掉流寇，然后再跟清军争雄。
在你势力衰弱的时候，你想联合一个比你强大的人，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有人主张和清朝以两淮为界，有人主张以河间为界，甚至有人说弘光应该效法石敬瑭，给顺治当儿皇帝。有人觉得顺治那么小，你给他当儿皇帝脸上实在挂不住，还是尊顺治为叔叔好听点。弘光想想，给人当侄子也没什么，便派出陈洪范等使臣出使清廷，请求与清帝结为“叔侄之君”，希望两家同心协力，共灭流寇。
可惜，清朝根本看不起南明，多尔衮只认礼物，不认人。收下礼物后，他非常傲慢地说：“我们很快就会发兵江南。叔侄的事就没必要提了，我们不吃这一套。”
南明的使团在北京备受侮辱。首席使臣左懋第和马绍愉还被清军扣押，陈洪范甘愿降清（做内应），清廷才放走使团。
清军这么傲慢，跟南明政权的软弱无能有很大关系。刚开始入关的时候，清军没想到可以统治全国，抱着捞多少是多少的心理，对南明的态度还是非常有分寸的。但是入关之后，清军的心理就发生了变化，清军万万没有想到大明居然这么没有抵抗力，几十万人的军队如入无人之境。
就在多尔衮的事业芝麻开花节节高的时候，南明政权却像一艘漏水破船，缺口越来越多，整个统治从上层到下层都不稳定。弘光政权如此不稳，清军全看在眼里，所以态度越来越强硬。再加上越来越多的明军加入清军阵营，这些明朝人对于平定江南、统一全国比清朝人的兴趣还大。这些人极力鼓吹不要和南明结盟，一定要让南明俯首称臣。
怪不得多尔衮给史可法的回信中一改往日谨慎谦虚的态度，突然嚣张地命令南明削号归藩。听到这个消息，南明崩溃了，装孙子都不被别人待见。
弘光政权前后不到一年时间。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多铎带领清军在扬州屠杀十天之后，迅速扑向南京。警报传来，弘光还在搂着美女喝酒，听到多铎大军来袭的消息，弘光手中的酒杯掉在地上摔碎了，愣了好一会儿，忽然醒悟过来，立即带着爱妃连夜出逃。
朱由菘逃到芜湖后，来到黄得功的军中。黄得功在南明也算是一个名将了，但是明朝气数已尽，保护明朝难免要搭上自己的性命。朱由菘来了以后，也意味着清军尾随而至，黄得功立即摆开架势，和清军在水上列阵，展开决战。不幸的是，战争中黄得功被冷箭射死，至于放冷箭的是清军还是投降的明军就无人能知了。反正，黄得功死后，部将田维马上叛变，将朱由菘和爱妃捆起来，送给清军。第二年，朱由菘在北京宣武门外被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