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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作者常常会混淆社会与政府这两个概念，甚至完全注意不到它们之间的区别。而实际上，这两者之间不仅泾渭分明，就连它们的起源也是大相径庭的。社会的创建源于我们意愿的积累，而政府的建立则是出自对我们恶念的管制。前者会 积极地 通过让我们团结一心，从而向前发展；而后者则是通过 消极地 遏制我们的不良行为，推动我们前行。前者鼓励人们的交流，后者则是划分人们的界限；前者是守护者，后者则是司刑人。
社会在任何阶段都堪称是一种恩赐，而政府——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算是一位不得不存在的判官。一旦陷入最糟糕的境地，它就会变得让人完全无法接受了。这是因为当我们遭受苦难的时候，或者说当我们遭受着那些由政府所带来的——而我们原本以为只有在无政府的国家才会遭受的——苦难的时候，一想到这些苦难的根源恰恰是我们亲手缔造的，我们就会觉得分外痛心疾首。政府就像是用来遮羞的衣服一样，使我们丧失了纯真的象征。国王的宫殿建立在伊甸园的废墟之上。如果良心的觉醒是单纯的、始终如一的、不容违背的，那么人们也就不需要什么立法者了。问题在于事实并非如此，人们发现必须要牺牲自己的一小部分利益来建立一个机制，才能维护自己的绝大部分利益。人们之所以会这么做，与其他类似的情况一样，都是出于一个共同的、谨慎的原则：两害相权取其轻。由此可见，既然构建政府的目的和根本意义就是安全，那么，任何能够保障我们安全的形式——哪怕仅仅是表面上的——只要能够以最小的代价来换取最大的利益，就会被所有人欣然接受。
为了更加清晰地了解创立政府的这一目的和根本意义，我们不妨假设就在地球的某个偏远的角落，有这么一小部分人，始终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可以被视为是任何一个国家——甚至是全世界——在混沌初开阶段的代表。在这种自然而然的生活状态下，他们首先想到的，便会是要建立一个政府。无数的理由会激励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毕竟单凭个人的力量远不足以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人们又不会甘心让理想就此沉沦下去。因此，人们别无选择，必须寻求志同道合者的帮助与支持。在荒野之中，只需有四五个人的通力合作，就可以迅速搭建起一个栖身之所，而单凭个人的力量，这恐怕是他终其一生也难以企及的——也许他能够砍下盖房所需要的圆木，但却丝毫搬不动它；又或者好不容易把它搬到了地方，却发现根本无法把它竖立起来。与此同时，饥饿也会迫使他不得不放弃这项工作，类似的干扰因素不胜枚举。任何疾病或意外，都可能造成致命的后果；就算大难不死，也可能会陷入一种生不如死的境地。
此时，这种客观需求就会产生强烈的吸引力，促使这些新兴的移民迅速组建起社会组织，进行互帮互助，并分享由此带来的种种福利。原本在这种互利互惠的环境中，人们并不需要受到法律管制或政府约束，然而，恐怕唯有天堂才会成为不受丝毫罪恶侵袭的净土吧。现实的世界会不可避免地发生以下情况：人们刚刚团结一心，为奔向幸福而组建社会，并战胜了由此带来的重重艰难困苦，便开始懈怠起来，渐渐忽视自己的责任以及彼此之间的情谊。种种迹象都表明了建立一种政府组织的必要性，唯有这样才能约束和弥补人们这种道德上的缺陷。
此时，一棵大树就能化为一座简易的议会大厦，全体移民齐聚在树荫之下，集体商讨那些必要的公共问题，并形成最初的法律条文，虽然这些法律条文在当时，极有可能仅仅只是一些行为规范而已，一旦违反也不会受到强制性的惩罚，仅仅是被公众所鄙视而已。在这种初级形态的议会中，每一位公民都会享有天赋的权利，在议会中占有一席之地。
然而，随着移民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公众所关注的事情也不断增加，彼此之间的距离也渐渐疏远，无法再像从前那样可以随便地把大家都召集在一起——毕竟在最初的时候，人们的数量并不多，彼此相邻，所商讨的也都是一些琐碎的事情而已——此时，人们开始倾向于采用一种更为便捷的办法，即从全体居民当中选出一些代表，把立法的工作交由他们来处理。这些代表必须要关注选民所关心的问题。他们在议会中履行职责的方式，就像是全体居民参加议会一样。一旦移民区规模继续扩大，所推选的代表数量也会随之增加，从而使移民区各部分的利益都能得到兼顾。此时，人们发现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整个移民区分为若干适宜的部分，每个部分都推选出相应数量的代表。这样一来， 被选代表 便无法自顾自地关注那些与 选民 无关的利益了，同时，为了慎重起见，选举工作要经常性地展开，这样那些 已选代表 在数月之后就会重归 选民 当中，这会让那些代表有所顾忌，不敢自寻苦果，他们对于公民的忠诚度也会得以保证。这种经常性的角色变更也会使社会各个部分建立起共同的利益关系，他们会自然而然地互相支持，由此（而不是空洞的所谓王权）确立政府的权威，以及被管理者的幸福感。
这便是政府的萌生和崛起；换而言之，这是一种由于人们道德上的缺陷所产生的管理世界的必要手段；这也是建立政府的意义和目的——自由与安全。无论这个世界让我们如何眼花缭乱，又或是我们会听到怎样的谎言；无论偏见会让我们的意愿如何迷失，又或是利益会如何迷惑我们的心智，这种自然和理性的呼声也会告诉我们，这样做是正确的。
我正是从这种无法更改的自然法则中确立了自己对于政体的见解，换而言之，任何事物越是简单，就越不容易让人误入歧途，一旦发生了紊乱，也越容易被纠正。在这种观点的基础之上，我想对被大肆吹捧的英国政体做出一些评价。英国的政体建立于黑暗的奴隶时代，在当时，它是具有先进性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在那暴政横行的世界，尽量不脱离这种制度也是一种正确的选择。然而它也并非是完美的、稳定的，也无法达到它所宣称的那些效果，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通常，政府专政体系（这实乃人类天性的一种极大的讽刺）具有其自身的优越性，即简单鲜明。当人们遭受苦难的时候，他们既可以一目了然地知道这些苦难源自于谁，同时也可以清楚地知道如何去补救，大可不必为其纷杂的原因和拯救措施而困惑不堪。然而英国政体却极其复杂，以至于国民历经常年的磨难，却依然无从知晓问题究竟出自何方。人民众说纷纭，每位“政治医生”也是各执一词，开出了大相径庭的“药方”。
我知道，想要消除地域性的或是历史性的偏见是非常困难的。然而，我们若克服一下这些困难，耐心审视英国宪政的各个组成部分，就会发现它们完全是由两种古代暴政的余孽与一些新兴的共和政体元素夹杂而来的。
第一，国王代表着君主专制的暴政残余。
第二，上议院代表着贵族政治的暴政残余。
第三，新兴的共和政体的元素由下议院得以体现——英国所谓的自由就是由它的优越性得以体现的。
前两者主要由世袭制度产生，与普通大众无关，因此从 法律的意义 而言，它们与国家的自由毫无关系。
有人说英国的政体是上述三方的 联合 ，并且彼此相互 制约 ，这种说法不仅毫无意义，而且自相矛盾，完全属于无稽之谈。
谈到下议院是一种对国王的制约，通常包含以下两层含义：
第一，脱离了监管制约的国王是不可信任的，换而言之，对绝对专权的渴望是君主专政体制与生俱来的顽疾。
第二，以此为目的所任命的下议院议员们，要么比君主更聪明，要么比君主更值得信任。
然而，由同一个政体，先授权下议院可以通过反对国家预算的方式制约国王，反过来又赋予国王否决下议院其他议案的权利，从而保证国王可以对下议院进行牵制——犹如要假设国王比那些原本假定应该比国王聪明的人更加聪明——何其荒谬！
君主政体中还有比这更可笑的事：它先是阻塞个人获得信息的途径，同时又要求他在最需要判断力的问题上做出抉择。即国王明明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然而一国之君的使命却又要求他必须洞察世事。原本截然不同的两个方面，却被强行交织在了一起，彼此对立、消磨，这足以证明君主本身就是一个彻头彻尾、荒诞无用的角色。
有些作者这样来解释英国的君主政体，他们声称国王是一个方面，而人民是另一方面。由贵族组成的上议院代表国王的利益，而下议院则代表着人民的利益。这一说法其实把议会本身同它的所有本质特征全部截然对立了起来，尽管听上去非常的巧妙，但稍加推敲，就会发现这根本就是一种闪烁其词的空话而已（类似的情况屡见不鲜：即便是最华丽的辞藻，如果用来描述一些凭空捏造的事情，又或是一些复杂到根本难以言表的事情，那么它们将仅仅只是一些华丽的辞藻而已；虽然听上去十分悦耳，但却根本不能传递任何思想）。该种论调其实掩藏了一个先决问题，即 如果人民根本就不敢信任国王，甚至还要不断地对他的权力进行制约，那么国王究竟是如何得到这种权力的呢？ 这样的权力肯定不是由那些明智的人民所赋予的。同样，任何此类需要被制约的权力也绝不会来自于上帝，然而英国政体所制定的相应条款却恰恰就赋予了国王这样的权力。
然而这些宪法条款却根本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它们既不能、也永远不会实现其目标，整个体系无异于自杀。天平总是向较重的一方倾斜；整部设备所有轮子的运转必然始于其中一个轮子的转动；因此现在只要知道在英国的政体中哪一方权力的分量更重，它就必然是占据统治地位的那一方。尽管其他方面的权力，或部分权力，可能会阻碍所谓的制约政体的运行速度，但只要它们无法彻底停止它前进的步伐，那么它们的努力就是徒劳的：第一驱动力终将独行其是、为所欲为，而它所需要的发展速度，也会从时间上得以弥补。
国王在英国的政体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这种主导地位仅仅是源于他可以赐人一官半职或是发放津贴，这也是不言而喻的。由此一来，尽管我们已经明智地关闭了君主专政的大门，并挂上了厚重的锁头，但却又愚蠢地把钥匙重新塞到了国王的手里。
英国人一向偏爱他们由国王、上议院和下议院所组成的政府体系，究其原因，恐怕是民族自负与理性思考的共同结果——前者的影响因素甚至会更大一些。与身处其他国家相比，人们在英国无疑会更安全一些——但是，国王的意志就是法律，在这一点上英国与法国的态度是一样的——因为英法两国的区别在于，在英国，国王不会从口中直接表达他的意志，而是通过议会，以令人敬畏的法令决策的形式下达给寻常百姓的。查理一世的命运并不会让国王们变得公正起来，只会让他们变得更加处心积虑而已。
因此，一旦我们将所有的这些民族自负感和对政治体系的偏爱抛到一边，事实真相便显露了出来：英国的国王之所以显得不像土耳其国王那么残暴强权， 完全要归因于人民的品质，而与政府的体制无关 。
当前，我们迫切需要对英国政府体制形式的弊端进行讨论，如果继续被那些强烈的偏爱所误导的话，我们将永远无法对它做出公正的评判。同样，如果继续被那些偏见所束缚，我们也将永远无法公正地评判我们自己。正如一个沉溺娼门的男子不配挑剔或品评妻子一样，对于一个已经腐朽不堪的政体依然持有一种抱残守缺的态度，也会让我们无法辨别出真正优良的政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