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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现在起我和别的君主一样,他们也不过执政终身而已!”

他的地位一直都未稳固。八年后,这位任期十年的执政也许会被对手取而代之。他依赖选举,仰仗民意,他必须这么做,而他又不屑于这么做。与外国元首打交道时,他的地位又是怎样的呢?如果与美国总统的地位相仿的话,人们是不怎么会重视他的。在反复思量后,他给了参议院一个暗示。

参议院一向言听计从,因为它得仰仗波拿巴。于是,参议院提议第一执政在十年任期期满后可以再连任一届。他对此并不满意,又作了一些暗示,于是产生了另一个模式——“终身制”。当然,他跟恺撒一样聪明,将这个想法交由“人民”来定夺,因为是人民赋予了他权力。全民公决的结果是,四百万人表示赞成,只有几十人颇有胆量地投了反对票。他的权力得以扩大:他现在可以独自与其他国家缔结条约,独自任命有解散议会权力的参议员,并且还有权任命他的继任人。当他将自己的权力与欧洲头戴皇(王)冠的其他国家首脑们相比时,他只能装傻似的来安慰自己:“从现在起我和别的君主一样,他们也不过执政终身而已!”

全民公决中投赞成票的并非都是真心拥戴他的。当他在巴黎举行凯旋仪式进入卢森堡宫时,对他表示欢迎的掌声寥寥无几。他之后便质问警务部长:“你为什么不事先安排一下,制造一点气氛呢?”

富歇的回答是:“我们身上流着古高卢人的血,就像传说中的那样,既不能忍受自由,也无法忍受压迫。”

“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在您这位公民执政最近的举措中,巴黎人看到了全部自由的丧失,也看到了绝对专制的迹象。”

“如果我只是权力的奴隶而非主人,那么让我统治六个星期都不可能。”

“如果您能做到仁慈、强大和公正,”这个老狐狸回应道,虽然自己却不具备其中任何一种品质,“您很快就能再次赢得所有人的心。”

“民众的看法总是变化无常的。我会想办法让他们改观的。”说完这句话,他便转过身去。

这次两分钟的谈话足以使拿破仑下定决心。他罢免了富歇的职务,倒不是因为惧怕这个过去的神职人员,而是因为他有点瞧不起富歇。他解散了警务部,将之划归司法部管辖,“这是为了向欧洲显示我的和平政策以及法国人民对我的真心拥戴”。人们必须习惯他的讲话方式,这是他政治手段的外衣。为了安抚富歇,他任命其为参议员。当富歇上交给他二百五十万法郎的储备金时,他大为吃惊,随即把其中一半赠给富歇,以“聊表寸心”。走出会客厅,富歇暗自得意,在脑中将这一百二十五万法郎赠款加上隐瞒没有上交的款项——他捞了一大笔!

第一执政就是这样对待危险的知情者的。至于公众舆论,他知道怎样去顺应。他不想欠任何一个党派或个人的人情。因而他执意由全民公决来任命自己为终身执政,如同当时发动政变后一样。这点也使他确信,革命已经宣告结束。“寻求民众的庇护有两个好处:不仅执政的任期可以延长,而且也明确了我权力的来源。若非如此,这个来源总是名不正言不顺。”这番话表明他处于革命与正统之间的微妙境地:这是一个自始至终都令他不安的问题。他从来无法完全驾驭局势。

波拿巴要求像罗马时期的统帅那样,集国家权力于自己一身。但他的做法与后者不同,因他不是依靠武力获得最高权力,而是凭着自己卓尔不凡的才能。因此,他不依靠拥戴他的军队获取权力,而是从他并不熟知的民众那里获取权力。他希望成为专制君主,像古代或是普鲁士意义上的国王。但他希望这是基于民主基础上的,人民可以自由决定,选举他并将权力交予他。他早已洞悉这个程序的虚伪,但是时代精神促使他作出这样的决定。无论如何,他都能毫不畏惧地沿用对他有利的革命性基本原则,即:大权应由有才者掌控,而不应由贵族世袭。他完全有道理这么做。这个国家里还有谁拥有超越他的才能呢?但他并没有认为通过自己的才能来获得权力是理所应当的,虽然这些才能使他在战争中不断取胜,并大权在握。他在道德的驱使下选择通过全民公决来确定自己权力的来源,并且相信通过这一方式,他的权力会变得合情合理合法。如果说是波拿巴挽救了革命的话,那么同样也是他扼杀了共和国。

这些想法并非源于冷静的政治理念,而只是他所推崇的古代思想所致。这也恰恰是将他引向东方的因素,更是使他在雾月政变之时面对参议院茫然无措的原因。“你就像是普鲁塔克笔下的人物。”保利,作为第一位了解青年波拿巴的人,是这么评价他的。所谓民众统治意义上的民主,在波拿巴看来一无是处。他所向往的是回到古代,天才无须经由两院便可发号施令;或是身处亚洲,在那里,国家仍处在专制统治之下。在位于圣克卢宫的办公室里,他摆放了两尊西庇阿和汉尼拔的半身像。没有什么比罗马皇帝和哈里发更适合他的了。他将追求这两个权力目标。

旧政权的人首先来巴结他了。就在政变发生后不久,波旁王室的人就天真地想拉拢他。被送上断头台的法国国王的弟弟普罗旺斯伯爵——后来即位称路易十八——找到了这位革命之子,向他许以重酬,请他扶持自己登上王位。直到伯爵第三次发出请求时,波拿巴才作了答复:

“先生,我收到了您的来信。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器重。但是,您不应该幻想重登王位,因为这件事情是以十万人付出生命为代价的。如果您为了法国的安宁与幸福而牺牲个人利益,历史将会感谢您。对于您家族的不幸,我并不是无动于衷……我非常乐意使您的退隐生活保持安宁和富足。波拿巴。”波拿巴在甜言蜜语中暗藏讥讽,以这样圆滑又不失礼貌的应答,使这位拥有继承权的王子将一切责任归咎于波旁王室。这位王子从此不再给他写信,并且公开表示妥协。

而波拿巴对待旺代的保王党人的态度却截然不同:他想拉拢他们。在长时间的等待之后,他们终于看到有人朝他们走来,此人身着绿色旧军装,头发凌乱。他们最初竟然没有认出他竟然就是那位命运的宠儿。

“请你们站到我的旗下。我的政府是洋溢着活力、充满着理智的政府!……你们为你们的王公勇敢地战斗……但是王公们自己却并没有为荣誉而战。为什么他们不在旺代领导战斗呢?那里才有他们的一席之地!”

“是政治原因使他们滞留在伦敦。”贵族们解释道。

“那他们应该登上一艘渔船渡海而来!”他激动地大喊,并且据说这是“发自肺腑的呼喊”。是的,伯爵先生们,是发自他内心深处!这句话暗含着一桩与世界历史密切相关的事件,仍令波拿巴记忆犹新。这是只有最勇敢无畏的人才配说出的话。他曾经驾驶一艘小型的军舰,横渡波涛汹涌的地中海,穿梭于敌军的舰队,抵达自己国家的海岸。您听过这位年轻的奇才,这位曾经将欧洲搅得天翻地覆的人是如何恩威并施的吗?

“你们想要什么官职?将军还是省长?只要归顺我,你和你们的部下将如愿以偿地得到官职!——什么也不想当?难道你们认为归顺波拿巴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吗?……如果你们无法缔造和平,那么我会率领十万大军进攻,焚毁你们的城池!”

“如果您这样做的话,”伯爵们以坚定的语气答道,“我们将把您的军队杀得片甲不留。”

“你竟敢威胁我!”他以“恶狠狠的语气”喊道。但在听到一个切实的答复后,他又冷静了下来。伯爵们疑惑不解,无功而返。他的外国口音令他们费解,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令人摸不着头脑,无所适从,他们只能靠猜度来揣摩其意”。

不过,执政还是延揽了许多逃亡到国外的保王党成员,并且以优渥的待遇解除了他们的敌意,很快便有四万余个家庭回国。同样,他也接纳雅各宾派成员,尽管他们的“形而上学哲学理论足以败坏二十个政府”。他感受到了民主主义中间派的拥护,因为他们在他的庇护之下感觉安全,因为巴黎不再像一个资产阶级的大军营,因为他像一位仁慈的君主为民众排忧解难。

他给各级机关做出如下训示:

“如果今年冬天出现像1789年那样的严寒,那么在教堂和市场里必须生火,以供更多的人取暖。”

“冬季气候恶劣,肉价必定上涨,必须在巴黎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可以着手开凿乌克运河,兴建德赛码头,铺就通向码头的街道……”

“原本应该逮捕所有的乞讨者,但这未免太过残酷和荒唐。应该收留他们,给他们提供食物和工作。我们必须在各省建造更多的收容所。”

“有这么多的鞋匠、帽匠、成衣匠和马鞍匠失业了。请采取措施,每天要生产五百双鞋。”同时,他命令陆军部长为炮兵部队的设备签发特别订单。此外还要求内政部长说:

“我们必须创造就业岗位,特别是在本月假日之前。请签发一张订货单,令5月和6月里两千名来自圣安东地区的工人制造椅子、衣橱、靠背椅……明天我就要看到你的计划,这样大家就可以马上开工了。”

他看到一则规定,其中禁止穿工作服的人穿过杜伊勒利宫花园,他马上废除了该条文,并特别强调允许他们通行。他又得知公共阅览室将要关闭,便说道:“这种事我绝不会容忍!我有过亲身体验,在一间温暖的房间里阅读书籍杂志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我绝不能容忍像我当初那样贫苦的人们被剥夺这种享受的权利。”他还让法兰西剧场整个正厅的票价在周日下调,“以便让普通老百姓也能有机会看戏”。他在全国禁止开设赌场,因为“赌博会使人们倾家荡产,如果对其容忍,就无异于树立一个坏榜样”。

他颁布了新的教育法,在全国设立了国民学校、公民学校、高级中学和应用技术大学,共有六千个公费生名额,其中三分之一面向有功之臣的子女。三年后,全国共有四千五百所小学、七百五十所实科学校和四十五所高级中学。第一届参议院的议员有三分之一来自法兰西学院,这足以表明了他对该机构的重视。他还命内务部列出“十位最优秀的画家、雕塑家、作曲家、音乐家、建筑师以及在其他领域才能出众的艺术家”的名单,因为“他们的才能值得我们去支持”。此外,他还下令让人绘制大型的壁画,以描绘他所领导的战役中的种种事迹。对于由国家来制定艺术规则一事,他是这样解释的:“有人抱怨我们没有文学?这是内政部长的失职!”

如果他通过安定富足来安抚各行各业的人,那么在这个国家里还有什么地方存在荣耀呢?如果既没有战争,也没有宫廷生活,人们又如何满足他们的虚荣心呢?为此他设立了荣誉军团。

随着荣誉军团的创立,他拥有了一大批忠心耿耿的拥趸。因为无论是谁,只要曾经郑重宣誓反对任何封建王朝复辟的人,就绝对不会反对波拿巴。而且这个荣誉军团也非军官们的俱乐部,因为它旨在褒奖所有成就辉煌的人。因此他委任一位自然科学家为荣誉军团总长。当有人在参议院会议上说,现在的荣誉奖赏与被推翻的封建王朝的滥赏并无差异时,他非常严肃地回答道:

“我不相信,哪个共和国会没有勋章。有人觉得这是小孩的玩意儿,但它能抓住成人。在国民讲坛上,我不会这么说;但是在一个聚集了贤明人士和政治家的议会里,我可以畅所欲言。我并不觉得法兰西民族是个热爱自由和平等的民族,这个民族的特性在过往的十年里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他们还是像他们的先人一样自负和轻浮,并且只对一件事物敏感,那就是荣誉。因此我们需要勋章……我们必须通过荣耀和酬金来笼络士兵……这是一种新的资本,拥有不同于普通货币的价值。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有这种资本才能奖赏那些无法用金钱衡量的高尚行为。”

在这段意味深长的话语中,我们听到了他灵魂深处的三个声音:对人类的藐视,对民众的关心,以及一个外国人的批判。毕竟他是一个科西嘉人,只是将法兰西选作新的祖国。 YDdh19uydtQACzvDL9Izj6djkQliNouhc7PHrpNhVFRT9vTQXHQLhU8kXNpumX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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