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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地位一直都未稳固。八年后，这位任期十年的执政也许会被对手取而代之。他依赖选举，仰仗民意，他必须这么做，而他又不屑于这么做。与外国元首打交道时，他的地位又是怎样的呢？如果与美国总统的地位相仿的话，人们是不怎么会重视他的。在反复思量后，他给了参议院一个暗示。
参议院一向言听计从，因为它得仰仗波拿巴。于是，参议院提议第一执政在十年任期期满后可以再连任一届。他对此并不满意，又作了一些暗示，于是产生了另一个模式——“终身制”。当然，他跟恺撒一样聪明，将这个想法交由“人民”来定夺，因为是人民赋予了他权力。全民公决的结果是，四百万人表示赞成，只有几十人颇有胆量地投了反对票。他的权力得以扩大：他现在可以独自与其他国家缔结条约，独自任命有解散议会权力的参议员，并且还有权任命他的继任人。当他将自己的权力与欧洲头戴皇（王）冠的其他国家首脑们相比时，他只能装傻似的来安慰自己：“从现在起我和别的君主一样，他们也不过执政终身而已！”
全民公决中投赞成票的并非都是真心拥戴他的。当他在巴黎举行凯旋仪式进入卢森堡宫时，对他表示欢迎的掌声寥寥无几。他之后便质问警务部长：“你为什么不事先安排一下，制造一点气氛呢？”
富歇的回答是：“我们身上流着古高卢人的血，就像传说中的那样，既不能忍受自由，也无法忍受压迫。”
“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在您这位公民执政最近的举措中，巴黎人看到了全部自由的丧失，也看到了绝对专制的迹象。”
“如果我只是权力的奴隶而非主人，那么让我统治六个星期都不可能。”
“如果您能做到仁慈、强大和公正，”这个老狐狸回应道，虽然自己却不具备其中任何一种品质，“您很快就能再次赢得所有人的心。”
“民众的看法总是变化无常的。我会想办法让他们改观的。”说完这句话，他便转过身去。
这次两分钟的谈话足以使拿破仑下定决心。他罢免了富歇的职务，倒不是因为惧怕这个过去的神职人员，而是因为他有点瞧不起富歇。他解散了警务部，将之划归司法部管辖，“这是为了向欧洲显示我的和平政策以及法国人民对我的真心拥戴”。人们必须习惯他的讲话方式，这是他政治手段的外衣。为了安抚富歇，他任命其为参议员。当富歇上交给他二百五十万法郎的储备金时，他大为吃惊，随即把其中一半赠给富歇，以“聊表寸心”。走出会客厅，富歇暗自得意，在脑中将这一百二十五万法郎赠款加上隐瞒没有上交的款项——他捞了一大笔！
第一执政就是这样对待危险的知情者的。至于公众舆论，他知道怎样去顺应。他不想欠任何一个党派或个人的人情。因而他执意由全民公决来任命自己为终身执政，如同当时发动政变后一样。这点也使他确信，革命已经宣告结束。“寻求民众的庇护有两个好处：不仅执政的任期可以延长，而且也明确了我权力的来源。若非如此，这个来源总是名不正言不顺。”这番话表明他处于革命与正统之间的微妙境地：这是一个自始至终都令他不安的问题。他从来无法完全驾驭局势。
波拿巴要求像罗马时期的统帅那样，集国家权力于自己一身。但他的做法与后者不同，因他不是依靠武力获得最高权力，而是凭着自己卓尔不凡的才能。因此，他不依靠拥戴他的军队获取权力，而是从他并不熟知的民众那里获取权力。他希望成为专制君主，像古代或是普鲁士意义上的国王。但他希望这是基于民主基础上的，人民可以自由决定，选举他并将权力交予他。他早已洞悉这个程序的虚伪，但是时代精神促使他作出这样的决定。无论如何，他都能毫不畏惧地沿用对他有利的革命性基本原则，即：大权应由有才者掌控，而不应由贵族世袭。他完全有道理这么做。这个国家里还有谁拥有超越他的才能呢？但他并没有认为通过自己的才能来获得权力是理所应当的，虽然这些才能使他在战争中不断取胜，并大权在握。他在道德的驱使下选择通过全民公决来确定自己权力的来源，并且相信通过这一方式，他的权力会变得合情合理合法。如果说是波拿巴挽救了革命的话，那么同样也是他扼杀了共和国。
这些想法并非源于冷静的政治理念，而只是他所推崇的古代思想所致。这也恰恰是将他引向东方的因素，更是使他在雾月政变之时面对参议院茫然无措的原因。“你就像是普鲁塔克笔下的人物。”保利，作为第一位了解青年波拿巴的人，是这么评价他的。所谓民众统治意义上的民主，在波拿巴看来一无是处。他所向往的是回到古代，天才无须经由两院便可发号施令；或是身处亚洲，在那里，国家仍处在专制统治之下。在位于圣克卢宫的办公室里，他摆放了两尊西庇阿和汉尼拔的半身像。没有什么比罗马皇帝和哈里发更适合他的了。他将追求这两个权力目标。
旧政权的人首先来巴结他了。就在政变发生后不久，波旁王室的人就天真地想拉拢他。被送上断头台的法国国王的弟弟普罗旺斯伯爵——后来即位称路易十八——找到了这位革命之子，向他许以重酬，请他扶持自己登上王位。直到伯爵第三次发出请求时，波拿巴才作了答复：
“先生，我收到了您的来信。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器重。但是，您不应该幻想重登王位，因为这件事情是以十万人付出生命为代价的。如果您为了法国的安宁与幸福而牺牲个人利益，历史将会感谢您。对于您家族的不幸，我并不是无动于衷……我非常乐意使您的退隐生活保持安宁和富足。波拿巴。”波拿巴在甜言蜜语中暗藏讥讽，以这样圆滑又不失礼貌的应答，使这位拥有继承权的王子将一切责任归咎于波旁王室。这位王子从此不再给他写信，并且公开表示妥协。
而波拿巴对待旺代的保王党人的态度却截然不同：他想拉拢他们。在长时间的等待之后，他们终于看到有人朝他们走来，此人身着绿色旧军装，头发凌乱。他们最初竟然没有认出他竟然就是那位命运的宠儿。
“请你们站到我的旗下。我的政府是洋溢着活力、充满着理智的政府！……你们为你们的王公勇敢地战斗……但是王公们自己却并没有为荣誉而战。为什么他们不在旺代领导战斗呢？那里才有他们的一席之地！”
“是政治原因使他们滞留在伦敦。”贵族们解释道。
“那他们应该登上一艘渔船渡海而来！”他激动地大喊，并且据说这是“发自肺腑的呼喊”。是的，伯爵先生们，是发自他内心深处！这句话暗含着一桩与世界历史密切相关的事件，仍令波拿巴记忆犹新。这是只有最勇敢无畏的人才配说出的话。他曾经驾驶一艘小型的军舰，横渡波涛汹涌的地中海，穿梭于敌军的舰队，抵达自己国家的海岸。您听过这位年轻的奇才，这位曾经将欧洲搅得天翻地覆的人是如何恩威并施的吗？
“你们想要什么官职？将军还是省长？只要归顺我，你和你们的部下将如愿以偿地得到官职！——什么也不想当？难道你们认为归顺波拿巴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吗？……如果你们无法缔造和平，那么我会率领十万大军进攻，焚毁你们的城池！”
“如果您这样做的话，”伯爵们以坚定的语气答道，“我们将把您的军队杀得片甲不留。”
“你竟敢威胁我！”他以“恶狠狠的语气”喊道。但在听到一个切实的答复后，他又冷静了下来。伯爵们疑惑不解，无功而返。他的外国口音令他们费解，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令人摸不着头脑，无所适从，他们只能靠猜度来揣摩其意”。
不过，执政还是延揽了许多逃亡到国外的保王党成员，并且以优渥的待遇解除了他们的敌意，很快便有四万余个家庭回国。同样，他也接纳雅各宾派成员，尽管他们的“形而上学哲学理论足以败坏二十个政府”。他感受到了民主主义中间派的拥护，因为他们在他的庇护之下感觉安全，因为巴黎不再像一个资产阶级的大军营，因为他像一位仁慈的君主为民众排忧解难。
他给各级机关做出如下训示：
“如果今年冬天出现像1789年那样的严寒，那么在教堂和市场里必须生火，以供更多的人取暖。”
“冬季气候恶劣，肉价必定上涨，必须在巴黎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可以着手开凿乌克运河，兴建德赛码头，铺就通向码头的街道……”
“原本应该逮捕所有的乞讨者，但这未免太过残酷和荒唐。应该收留他们，给他们提供食物和工作。我们必须在各省建造更多的收容所。”
“有这么多的鞋匠、帽匠、成衣匠和马鞍匠失业了。请采取措施，每天要生产五百双鞋。”同时，他命令陆军部长为炮兵部队的设备签发特别订单。此外还要求内政部长说：
“我们必须创造就业岗位，特别是在本月假日之前。请签发一张订货单，令5月和6月里两千名来自圣安东地区的工人制造椅子、衣橱、靠背椅……明天我就要看到你的计划，这样大家就可以马上开工了。”
他看到一则规定，其中禁止穿工作服的人穿过杜伊勒利宫花园，他马上废除了该条文，并特别强调允许他们通行。他又得知公共阅览室将要关闭，便说道：“这种事我绝不会容忍！我有过亲身体验，在一间温暖的房间里阅读书籍杂志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我绝不能容忍像我当初那样贫苦的人们被剥夺这种享受的权利。”他还让法兰西剧场整个正厅的票价在周日下调，“以便让普通老百姓也能有机会看戏”。他在全国禁止开设赌场，因为“赌博会使人们倾家荡产，如果对其容忍，就无异于树立一个坏榜样”。
他颁布了新的教育法，在全国设立了国民学校、公民学校、高级中学和应用技术大学，共有六千个公费生名额，其中三分之一面向有功之臣的子女。三年后，全国共有四千五百所小学、七百五十所实科学校和四十五所高级中学。第一届参议院的议员有三分之一来自法兰西学院，这足以表明了他对该机构的重视。他还命内务部列出“十位最优秀的画家、雕塑家、作曲家、音乐家、建筑师以及在其他领域才能出众的艺术家”的名单，因为“他们的才能值得我们去支持”。此外，他还下令让人绘制大型的壁画，以描绘他所领导的战役中的种种事迹。对于由国家来制定艺术规则一事，他是这样解释的：“有人抱怨我们没有文学？这是内政部长的失职！”
如果他通过安定富足来安抚各行各业的人，那么在这个国家里还有什么地方存在荣耀呢？如果既没有战争，也没有宫廷生活，人们又如何满足他们的虚荣心呢？为此他设立了荣誉军团。
随着荣誉军团的创立，他拥有了一大批忠心耿耿的拥趸。因为无论是谁，只要曾经郑重宣誓反对任何封建王朝复辟的人，就绝对不会反对波拿巴。而且这个荣誉军团也非军官们的俱乐部，因为它旨在褒奖所有成就辉煌的人。因此他委任一位自然科学家为荣誉军团总长。当有人在参议院会议上说，现在的荣誉奖赏与被推翻的封建王朝的滥赏并无差异时，他非常严肃地回答道：
“我不相信，哪个共和国会没有勋章。有人觉得这是小孩的玩意儿，但它能抓住成人。在国民讲坛上，我不会这么说；但是在一个聚集了贤明人士和政治家的议会里，我可以畅所欲言。我并不觉得法兰西民族是个热爱自由和平等的民族，这个民族的特性在过往的十年里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他们还是像他们的先人一样自负和轻浮，并且只对一件事物敏感，那就是荣誉。因此我们需要勋章……我们必须通过荣耀和酬金来笼络士兵……这是一种新的资本，拥有不同于普通货币的价值。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有这种资本才能奖赏那些无法用金钱衡量的高尚行为。”
在这段意味深长的话语中，我们听到了他灵魂深处的三个声音：对人类的藐视，对民众的关心，以及一个外国人的批判。毕竟他是一个科西嘉人，只是将法兰西选作新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