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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封制最大的问题是，中央政府不能直接管理各地的诸侯。诸侯在自己的领地内可以随意征税、选拔官员、指挥军队，权力非常大。
在周朝刚刚开始分封的时候，周王室当然把最大、最好的领地留给自己直辖，所以一开始周王室的实力在诸侯国之中最强。再加上那时候王室和诸侯之间的亲情尚在，又有“周礼”的帮助，所以那时的诸侯都愿意听从周王室的调遣。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亲情渐渐淡漠，礼仪逐渐沦为形式。更关键的是，国家实力这种事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周王室不可能永远保持强大，等到它变得弱小的时候，其他诸侯国就未必要听他的话了。
周王室变得衰弱的标志，是周幽王兵败被杀，西周结束。
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冠之以“东”“西”的朝代名。如东周、西周、东汉、西汉、东晋、西晋。还有一些冠以“南”“北”的朝代，如北宋、南宋。
这里的“东”“西”“南”“北”，指的都是首都的位置。
西周的首都在今天的长安附近，靠西面。东周的首都在今天的洛阳附近，相对在东面。所以一个称为“西周”，一个称为“东周”。
好好的，周朝为什么要换首都呢？
在中国古代史上，外族入侵常年困扰着中原政权。这里的“外族”，主要是位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
上一章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它的社会形态。中原文明和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冲突，本质上在于两者的生产方式不同。
中原文明属于农耕文化，主要的生产方式是种田。北方民族属于游牧文化，主要的生产方式是畜牧。
农耕文化的优势是生产力高，单位土地生产的粮食多，人口密度大，数量多。因为生产力高，所以精神文明也发达，对于礼仪、政治、文艺、宗教这方面下的功夫比较多。
游牧文化的优势主要在于军事。因为整日畜牧，游牧民族的骑兵战斗力远高于农耕民族。
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经常发生冲突。
前面说过，定居对于农业生产的一大好处是食物出产稳定。农耕民族在丰年的时候可以储存粮食，到了灾年，就算没有收成也不会挨饿。但是游牧民族因为要经常迁移，不可能有规模庞大的仓库，主要的粮食储备都是活生生的家畜——这样才好携带。但遇到灾年的时候，家畜大批冻饿而死，游牧民族便要面临饥寒交迫的困境。这时候除了去抢劫富庶的农耕民族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北方出现大面积自然灾害的时候，常常会伴随着游牧民族的大规模南侵。
在这些战争中，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互有优势。农耕民族的优势是钱多，人多，军队数量多，后勤补给源源不断。
游牧民族的优势除了骑兵战斗力强外，还因为居无定所，可以经常采用“一击即撤”的战术，寻找中原王朝的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取得局部战争的胜利，一番劫掠之后立刻撤退。
中原王朝虽然人多钱多，但是边防线也长啊。游牧民族专找防守薄弱的地方进攻，中原王朝要想防守，必须在漫长的防线上，每隔不远的距离就安排一支能和整支游牧兵团对抗的庞大军力。换句话说，为了能达到攻守平衡，中原王朝要比游牧民族多付出几十倍、几百倍的军事成本。古代生产力低下，供养规模庞大的军队是个极为沉重的负担。这也是为什么秦始皇会去建造夸张的长城的愿因——长城花钱再多，也比常年维系一支庞大的边防部队划算。
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在军事上互有优势，两者在长城一线形成了动态的平衡。在整个中国的古代史里，双方争斗不断，互有胜负。在中原王朝强大的时候，如汉朝和明朝，中原的远征军可以深入大漠，把游牧民族赶到遥远的地方。在游牧民族强大的时候，如元朝游牧民族在中原大地上纵横驰骋，将中原王朝取而代之。
周幽王时期，正好是游牧民族强大、农耕民族弱小的时候。于是西北方的游牧民族进兵劫掠，把周朝首都长安抢了，把周幽王杀了。最后，是周朝的其他诸侯国带兵打败了游牧民族，让周王室复国。由于原先的首都已经被劫掠一空，没法再住了，只能换一个首都敌人是从西北来的，东边比较安全。于是新王朝的首都定在了更东边的洛阳，这就是东周。
虽然最早周王室的国力在诸侯国中最强大，但是经过周幽王这场战争后，周王室整个都被灭掉了，新周王是在诸侯的帮助下才登基的。这种情况下，新的周王室还能谈得上什么实力呢？帮助他的诸侯没把他当作傀儡就已经不错了。
所以从这时开始，中国变成了“周王室说话不管用，诸侯国自行其是”的新时代。历史上称为“东周”或者“春秋战国”。
“春秋”和“战国”是两个时期，春秋在前，战国在后。春秋和战国加在一起，就是东周。
我们先说春秋。
春秋的时候，天下的诸侯国有一百个左右。那时中国的面积要远比今天小，主要围绕着黄河流域。北边一出河北省，西边一出陕西省，南边一过长江，就都不是周王朝的范围了。在这么一小块地区里，存在一百多个诸侯国，可想而知诸侯国的平均面积有多小。有很多小诸侯国不过是一个村镇大小，人口不过一千，还不如现在一所中学的规模大。
因为诸侯国面积小，所以在春秋时期，即便是最强大的诸侯国也不敢公开反对周王室。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口号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前两者我们都明白，是积攒实力的意思。那为什么要“缓称王”呢？这是因为当时群雄并起，起兵造反的势力有很多。假如你公开称王，也就意味着你向天下宣布：你有征服天下、打败所有敌人的野心。既然你都这么叫嚣了，那其他势力不就会一起来打你了吗？
所以在实力不够强的时候，明智的做法是夹起尾巴做人，说话要低调。
春秋时代的诸侯也是这样做的。
我们读春秋的历史，如果细心的话会发现，诸侯的首领都称为什么什么“公”，比如齐桓公、晋文公等等。“公”是周王室分封的爵位。当时的爵位称号有这么几个：公、侯伯、子、男。诸侯都称“公”就意味着，那时的诸侯在名义上都承认自己是周王室的臣子。
在春秋时代，唯一例外的是楚国，楚国是称王的。这是因为楚国位于长江以南，在当时被认为是化外之地。在楚国强大之前，中原各国根本不承认楚国是文明国家，办什么事都把人家排斥在外。再加上楚国的位置也偏，不像中原诸侯那样四面都是邻国，不用担心被诸侯围攻。所以楚国君主一看，你周王室不把我当回事，那我也不把你当回事，他就早早地称王了，意思是地位能和周王室并列。前面说的“问鼎中原”的事，就是楚王干出来的。
先不说楚王，且说中原这些诸侯，在春秋时代没人敢跳出来和天下诸侯为敌，也就没人敢公开称王。
齐桓公称霸打出的口号是“尊王攘（rǎng）夷”。“尊王”，就是尊重周王室。“攘夷”，就是对抗外族入侵。为什么要打出这个口号呢？
前面说过，游牧民族的不断入侵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主题。当初诸侯接受了周王分封的领地后，有一大义务是保卫王室不受外族的入侵。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等于宣称自己是“模范诸侯”，是诸侯的榜样。
齐桓公称霸，还要召集诸侯会盟，周王室也要派使者参加。这表明春秋时代的霸主，有点类似于盟主。
打个比方说，周王室就好像是个老父亲，诸侯国是众兄弟。到了春秋时代，老父亲体弱多病，管不了家族里的事了。这时候如果家族里某个兄弟觉得自己够强大，那就在酒楼里摆个宴席，给所有的兄弟发请帖。在这个宴席上，如果大家没有异议，那么这个兄弟就可以成为整个家族的大哥，负责管理家族事务。这个宴席就是“诸侯会盟”。周王室的使者也会到场，在形式上承认这位诸侯大哥的地位，算是在名义上把这件事儿给办妥了。
光听“春秋五霸”的这个“霸”字，听着好像很有气势，像霸王一样，其实在古汉语里，“霸”字通“伯”字。古人称呼兄弟四人，分别为“伯、仲、叔、季”，“伯”是“长兄”的意思。比如我们现在还习惯称“大伯”“伯伯”，“大伯”就是父亲的长兄。成语“伯仲之间”和“不分伯仲”都是“相差不多”的意思。
所以“春秋五霸”的“霸”，其实不是“街头霸王”，而是“大哥”的意思。
周王室的主要职责是调停诸侯之间的矛盾、组织各诸侯的力量对抗外族入侵。作为家族大哥，齐桓公也是这么干的。他称霸以后，不光为齐国牟利，还这边负责调停诸侯之间的矛盾，那边组织联军和外族战斗，忙个不停。他也只有如此尽责，诸侯才甘愿听从他的调遣。
到了战国时代，情况就不是这样了。
春秋时期，大的国家不断兼并小的国家，到了战国时代，一百多个诸侯国已经兼并为二十多个，其中有七个国家最为强大，称为“战国七雄”。国力的增强增加了诸侯的野心进入战国时代不久，诸侯们开始称王。这意味着诸侯们已经公开表示不服从周王室，有取而代之的想法了。
此后兼并继续，最终秦国消灭了周王室以及其他诸侯，统一了天下，中国进入了秦朝时期。
春秋战国的主题是战争，天下格局的变化主要由战争导致。这就给人一种感觉，好像决定天下大势的是那些驰骋在战场上的武将和谋士。
这个想法是错的。
对于战争，容易引起我们兴趣的是战争中的各种计谋。因为战争这件事是人类破坏级别最高的行为，除了物理规则外，它不用遵守任何规则，任何手段都可以尝试。所以战争中人类使用过的计谋千奇百怪，花样迭出。有很多平时异想天开的想法，人们都在战争中尝试过。
战争又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每个参与者都押上了身家性命，因此人类毫无保留地把一切能力都投入到战争中，使得战争成为人类高智商的演练场。
总而言之，战争中的计谋非常有意思。好比看《三国演义》，奇计百出的诸葛亮引起读者极大兴趣，看诸葛亮如何一次次以少胜多，逆转战场胜负。
但是计谋其实不重要。
决定战争胜负的，绝大多数时候都不是军师的计谋、主帅的能力、武将的英勇，而是国力。
个人的谋略可以影响局部战争，比如一个超级厉害的军师，可以靠一个计谋用几百人打败几千个敌人，取得一次辉煌的胜利。但是，计谋并非战争常态，第一次成功之后，第二次使用未必还会成功。国力强大的一方就算局部吃亏，还可以靠源源不断的补给淹没对手。你用计谋多消灭我几百人，我就多补充几千人、几万人，只要大战略上不出问题，胜利的一定是国力强的一方。
有没有靠一场计谋、一个谋士决定胜负的战争呢？有，但是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太少了。正因为这些战例数量少、戏剧性强，所以它们才会被当成传奇，被人们翻来覆去地提起。所以我们刚接触历史的时候，会发现书里的大部分战争都是靠计谋以少胜多、扭转乾坤的神奇战例。这其实是书本刻意选择造成的错觉。
关于这一点，最简单的例子还是三国。诸葛亮那么厉害，几乎跟谁打仗都能赢，那蜀汉为什么最后还是灭亡了？答案很简单，因为蜀汉的人口少、耕地少、财富少，和曹魏的国力根本不能相比，所以无论多么厉害的人带兵，最终的失败都是必然的。
再说说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的故事。
这是一个典型的励志故事，讲的是勾践如何战胜逆境，卧薪尝胆，最终反败为胜的事。
但是，只要“卧薪尝胆”就一定能成功吗？
“只要吃苦就能成功”，这是显而易见的谎言——假如真是如此，那整日劳作的农民、工人，他们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应该是全社会最高的。事实显然不是这样，古往今来，意志坚定、自找苦吃但是没混出来的人多了去了。勾践能打败夫差，不仅在于他能忍，还在于这么一句话——
当年夫差决定把勾践放回国，夫差手下有个大臣表示万万不可，他说：“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他的意思是，勾践回到越国，如果用十年时间积攒实力，十年时间训练军民，那二十年后就会把吴国消灭了。
果然，勾践回国九年后，越国变得非常强大，把吴国打败了。
勾践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这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上。假如勾践回国后没有发展经济而是急于决战，假如越国没有那么多的资源供勾践发展，假如夫差没有给勾践那么多时间，放了他两年后又把他给灭了，勾践都不可能复仇成功，他的隐忍也就都白费了。
真正让勾践复仇的，是越国强大的国力。
秦赵两国之间的长平之战更是如此。
赵括是长平之战赵国一方的指挥官。关于长平之战，我们一开始最容易关注的是赵括“纸上谈兵”的典故。好像长平之战打败了，全是由于赵括是个蠢货。其实，赵括本人并非毫无经验的指挥官，赵括那个时代，也根本没有纸。
赵括在长平之战中虽然犯了指挥的错误，但赵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国力不够强盛。
长平之战是秦国和赵国的生死决战。战争一共持续了三年，打到最后，两个国家都拼出了全部的家底。赵国倾全国之力，派出了所有能动用的军队，秦国则在情急之下把一个郡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全部拉上前线。最后，是赵国国力支撑不上了，才输掉了整场战争。
秦国的胜利不是偶然。秦国不是单单打败了赵国，而是打败了全天下的诸侯。偶然不会让秦国一而再再而三地获胜，是因为秦国的国力远远超过了其他诸侯国，才让它最终统一了天下。
秦国能提高国力的秘诀，我们在下一章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