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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我们说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生产力决定了社会形态。
那么，我们该如何衡量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呢？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是渐进的，而是阶梯状的：平时生产力缓慢向上发展，有时遇到革命性的变化，生产力突然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然后再缓慢向上发展。
蒸汽机的发明就是一个台阶，有了蒸汽机，人类进入了工业时代，生产力突飞猛进。
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发明也是一个台阶，人类因此进入了电气化时代，有了各种电器，生产力又一次大发展。
最近几十年里，电脑和网络的发明又各是一个台阶，前者让机器代替了人的部分脑力，后者让信息的交流成本变得极低，两者都让我们的生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蒸汽机、发电机、电脑、网络，它们为什么对生产力这么重要呢？因为它们都是生产工具。
在古代，也可以用生产工具来衡量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准确地说，是用生产工具的材料。
之前我们介绍过了“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这一章主要介绍“青铜时代”。这里的石器和青铜，它们都是生产工具的材料。在农业时代，生产工具主要就是农具。
不要小瞧农具的重要性。比如我想挖一个土坑，如果我用双手去挖，很快手就被磨破，干不下去了。如果我手里抓着一个木片去挖，速度就快多了。如果我在这木片上加上一个长柄，做成锄头的样子，把木片高高地抡起再砸下去，这个过程利用了杠杆原理和势能与动能的转换，锄地更省力气了。要是再把普通的木头锄头换成坚硬的金属锄头，把锄头变锋利，锄头的压强增大，锄地的效果又提高了。
简而言之，工具的本质作用在于为人类提供额外的能量。这和火焰、驯化生物能彻底改变人类的境遇是一个道理。在使用了工具之后，人类耗费同样体力能生产出的粮食增加了，社会的生产力也就提高了。
工具好不好用，就以能提供多少能量为标准。
干农活时，人类大部分能量都消耗在挖、砸、刨、削、割等有破坏性的动作上，所使用的金属材料越坚硬，所能铸造的农具就越锋利，压强就越大，干活时节约的体力就越多金属材料的熔点越低，熔炼时耗费的燃料就越少，也能节约能量；金属材料越是容易开采制造农具所需要的成本也就更少。
青铜器完全符合以上几点。
青铜是一种合金，由铜、锡等金属混合制成。青铜的硬度比铜更高，熔点更低，正好能满足古人的需要。而且中国富含铜矿和锡矿，所以青铜成了商周时期性价比最高的金属材料。青铜农具提高了全社会生产力，使得商朝和周朝出现了更为先进的文明。青铜制成的武器也为商周王室的征服战争立下了汗马功劳。
中国并不是最早使用青铜器的国家。
我们在学中国科技史的时候，如果不时刻把中国文明和世界文明做比较，很容易留下这样的印象：中国的科学技术在古代一直远远领先于全世界，件件发明都是世界第一，好像要不是有喜马拉雅山和太平洋拦着，中华文明当时就能统一全球了。
这个感觉，有时是对的，有时是错的。
其他的不说，只说青铜器。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青铜器文明，是两河流域（今天的伊拉克一带）的苏美尔文明，比夏朝开国的时间还要早两千多年，那时的中国地区还处在新石器时代。不仅是青铜器，包括书写、历法、宗教、建筑、数学、艺术等等文化，苏美尔文明都远比当时的中华文明更先进。
当然，比谁更早也没什么意义，我们比较中外古代史不是为了比谁的祖先更厉害好吹吹牛，而是可以从中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比如对于青铜器的使用，中国和世界其他文明就有一个差别。
世界其他文明的青铜器大多以农具和武器为主。刚才说过，青铜器最大的意义在于可以制成更加优秀的生产工具。把先进的青铜用来制成工具和武器，这是理所当然的想法。
但是中国古人不这样做。商周时期有大量的青铜器不是用来干活或者打仗的。
那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著名的“司母戊（wù）鼎”和“四羊方尊”
，这两件青铜器都是商代的。它们在青铜器中非常有代表性，司母戊鼎最大，四羊方尊最为精美。
司母戊鼎高一米三，长一米一，宽近一米。你现在可以大致比划一下，司母戊鼎比单人书桌还要大很多。
“鼎”这个东西，原本是一种锅，上面的大肚子用来装食物，下面竖着几条腿是为了在锅下放柴火加热。我们今天去饭馆里点个锅仔吃，那种锅仔下面带有支架的酒精锅，构造就很像鼎。
可如果是锅的话，干吗做成书桌那么大啊？
如果说食物太大，切割开烹饪不就可以了吗，干吗需要那么大的锅呢？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制造这种超大型的青铜器非常困难。因为青铜汁在灌入模具的时候会快速冷却如果青铜器太大，后面的青铜汁还没有灌完，前面的青铜已经冷却了。这样做好的青铜器会有裂纹，容易断裂。商周人采取了一些高超的技术手段，才制成了没有裂纹的大型青铜鼎。至于到底是什么技术，到现在人们还没有完全破解。
总之，古人花费了大量的成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技术困难，造了那么一口大锅，总不会是为了做饭省事吧？
当然不是，司母戊鼎并不是炊具，而是“礼器”。
所谓“礼器”，就是在祭祀仪式时使用的专业用具。我们今天为了祝贺结婚、开业所送的那种一人高的花篮，也可以说是一种礼器。
司母戊鼎是商代进行宗教仪式时用的礼器。古今中外的宗教，都有给神灵献祭食物的习惯。献祭食物需要炊具，久而久之，原本是炊具的鼎就变成了仪式的一部分。司母戊鼎就是专门为祭祀制作的，已经没有烹饪的功能了。
中国古人把很大一部分精力都用在制作成本很高的“礼器”上。
有这个必要吗？
在这一章之前，我们讲的都是物质层面的东西——我们讲能量、讲物资、讲暴力、讲奴隶主对奴隶的压迫是靠鲜血和枷锁。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开始讲一讲精神层面的东西。
对于统治者来说，精神生活有什么好处呢？
好处在于，能降低管理社会的成本。
如果没有精神生活，管理社会只能靠纯粹的暴力。奴隶社会就是这样：奴隶主不和奴隶讲什么道理，只用鞭子和刑具来控制奴隶。这么做的坏处前面已经说了：需要太多的看守，奴隶的劳动积极性很差，还会逃跑和反抗。一言以蔽之，就是监管成本太高。
采用精神手段，可以大大减少国家的管理成本。
最简单的例子是宗教。
世界上的几大文明古国都很看重宗教祭祀。统治者以神灵的名义告诉大众：只要听从统治者的命令，服从社会规范，就可以获得神灵的保佑，否则就会受到惩罚。假如大众相信这番话，那么统治者就可以省掉大量的管理人员，统治效率就大大提高了。
这就是为什么商代的统治者要不惜血本铸造司母戊鼎。
统治者们的宗教仪式规模越庞大、用具越精美，它对大众产生的精神影响就越强。相应的，能省下的管理费用就越高。所以铸造不能吃也不能喝的青铜鼎看上去是在浪费钱，其实是在给统治者省钱。
大型的鼎耗资巨大，只有国家才有能力铸造，久而久之，大鼎本身也成了王权的象征。在周朝，鼎的使用有严格的规定。周王室规定，只有天子才能用九鼎，代表天下九州。其他诸侯、大夫按照相应的级别，只能用七鼎、五鼎、三鼎等等。直到今天，“九鼎”这个词还用来指代王权。
春秋的时候，一次周王派使者去见楚王。楚王看似闲聊地问使者：“周王的鼎有多大、多重呀？”使者一听这话就毛了，生气地对楚王说：“周王鼎的轻重，不是你能随便问的！”
使者为什么反应那么激烈呢？因为鼎是王权的象征。楚王向使者问鼎的大小，就相当于在问：“皇帝的龙袍是什么布料做的呀？皇冠戴上去舒不舒服呀？”表示他有不臣之心是非常挑衅的行为。
因为这个典故，诞生了“问鼎中原”这个成语，表示有在中原称王的念头。另外还有个成语叫“定鼎中原”，意思是已经征服中原，在中原建立王权了。
鼎是国之重器，我们再多说两句。
如果你看到周代的鼎，会发现它和商代的司母戊鼎有明显的区别。商代的鼎造型非常硬朗，多用直角。上面的花纹都是一些张牙舞爪的怪兽，露出狰狞的面目。
周代的鼎不同，改直角为圆角，鼎口是圆的，肚子也是圆形的。上面的装饰很少再有狰狞的怪兽，而代之以柔和的曲线。
简单地说，周代的鼎，造型少了很多戾（lì）气，更偏向圆润儒雅。
表面上看，这只是审美上的变化，实际上，这更是国体的变化。
前面说过，鼎其实是王室用精神手段管理臣子和国民的工具。商鼎刻满了狰狞的怪兽，这个思路和原始部落用怪兽的形象装饰盾牌、面具如出一辙——用恐怖的形象恐吓对手。这是控制臣民最直接的思路。
商王朝用这招没什么问题，但是到了周朝就不能用了。周王室把天下分封给了自己的亲戚，对自己的亲戚怎么能靠恐吓来管呢？
在我们今天的家庭里，亲戚们一同生活，互相帮助，靠的当然不是暴力和恐吓，而是血缘和感情。周王室也是一样，希望能靠王室的血缘和感情来维系统治。
但是，光靠血缘和感情还是有缺点。
前几章说过，在分封制下，诸侯的产业可以继承。那你想，第一代诸侯和王室之间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大家感情还不错，可第二代、第三代呢？年代越久，诸侯和王室之间的血缘关系越远，亲情越淡泊，这王室不就岌岌可危了吗？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周王朝逐渐发展出了一套先进的制度，叫作“礼制”。
“礼制”，简单地说就是一套人和人之间相处的规矩。我们看古装电视剧，大臣见了皇帝要三叩九拜，儿子见了爹要恭敬行礼，逢年过节全家都要祭天祭祖，这些都属于礼制。
以我们现代人的观点看，“礼制”似乎既繁琐又迂腐。大臣上朝有事儿就直接说呗，你每次都三叩九拜，山呼万岁，搞那么多形式主义有什么意义呢？
有意义。
“礼制”的本质，是通过道德的手段来指定一种秩序，这是一种比暴力更高效的统治手段。
举个简单的例子。你走在马路上，手里拿着一个垃圾，附近没有垃圾箱，如果把垃圾随手扔在地上，对你来说是最省时间、最省体力的做法。现在马路上也没有戴红箍的卫生稽查员了，就算你真的随手扔垃圾，也不会有人冲上来罚你的钱。对你自己来说，随手扔垃圾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可是这么好的事情，你很可能不愿意去做，反倒要走一段路把垃圾扔到垃圾箱里。
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做出了和“趋利避害”的本能相反的事呢？
是“不能随地扔垃圾”这条道德守则。假如社会没有这条守则，而是靠暴力机关来维护环境卫生的话，那国家就要掏出一大笔钱来养“卫生稽查员”（上个世纪80年代他们到处都是），又掏一大笔钱养更多的环卫工人，最终的效果也不会很好，在看不到的角落里肯定还会堆着大量的垃圾。
类似情况，我们生活中还有“公交车上要给老人小孩让座”“买东西要排队”“不能破坏公物”等等道德守则。有了它们，国家不花一分钱就可以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没有了它们，社会早就乱作一团了。
在古代，道德守则的作用更加强大。
古代社会比今天封闭得多，大部分古人一辈子都生活在自己的村庄里，既听不到外界的消息，也没有能力长途旅行。在这个封闭的小社区里，每个人做过什么，大家都心知肚明。假如你违反了公共道德，那你就彻底地抬不起头了，甚至还会受到肉体上的惩罚。
西周的“礼制”，就是要用官方指定的道德规则去统治群臣和百姓。
具体的办法，是各种看似无用的“礼仪”。
我们小的时候都会被家长教育，见到长辈要问“长辈好”，这就是一种看似无用的礼仪：嘴上问好就等于心里尊敬吗？两者没有关系吧！然而就是这一句被全社会不断重复的“长辈好”，逐渐构成了我们社会默认的道德规则：晚辈要尊敬长辈。
同样的道理，古代的统治者制定了很多繁琐的礼仪，如儿子见爹要磕头，平民见当官的要磕头，大臣见皇帝要磕头。这些看似无用的规矩慢慢构成了“儿子要听爹的话”“百姓要听官的话”“大臣要听皇帝的话”等等道德规范，整个社会规范就建立起来了。道德规范一旦建立，政府不需要雇佣大量的人手，就可以让社会保持秩序，不会出现人们互相乱打乱杀的混乱局面。
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统治方法。
在西周时，“礼制”系统还很粗糙，主要在贵族之间执行，平民还不大懂得这一套。后来，“礼制”被儒家发扬光大，在全民中普及，成为统治中国最重要的手段。
鼎作为“礼器”，看似毫无用处，却能成为“国之重器”，原因也在于此。以鼎为最高代表的礼制，是西周统治中国的一大法宝。
不过，礼制也有局限。
在下一章里，我们讲一讲西周的礼制将受到严重挑战的一些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