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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和数学、物理一样，都是一门学科。
你有没有想过，历史为什么也是一门“学科”？
这个问题很古怪吧？
我们知道，历史研究的是人类过去发生过的事实。可如果历史只是事实的简单罗列，那它不过是把一大堆历史事件钉在一起的资料夹。我们把这厚厚的资料夹读过后，如果没能总结出什么道理来，那就只是记忆了一大堆支离破碎的事实，只是个背书机。这样的历史，怎么能算是一门学科、一门学问呢？
历史既然是学科，不单单要有事实，还必须得有自己的理论。就像是物理学不能光给学生们罗列实验，还必须总结出各种物理定律来。
理论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我们总结出一些规律来，这些规律放到哪里都管用，放到谁身上都管用，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就好比宇宙万物都得遵守物理定律一样。
问题是，历史研究的是人啊！
如果有一种历史理论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就意味着，有这么一类历史事件，无论当事人是怎么想的，是雄才大略还是鼠目寸光，是大公无私还是蝇营狗苟，他们的所作所为都不会影响历史事件的结果。
这就是我们在历史、政治课上，经常听到的“历史的必然性”。
问题是，历史真的存在必然性吗？历史上的那些所谓的大英雄、大豪杰，其实都被历史玩弄于股掌之中吗？
这一章，我们就来聊一聊“历史的必然性”。
周朝分为“西周”和“东周”两部分，“西周”在前，“东周”在后。这一章主要讲的是夏、商和西周三朝。在中学课本里，这三个朝代属于“奴隶制社会”，而从秦朝到清朝这段漫长的历史，属于“封建制社会”。
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是现在的学者为了划分方便，后起的名字。
好比我们在讨论一个班级的时候，可以把所有学生按照成绩分成“优等生”“中等生”“落后生”，也可以按照性别分成“男生”“女生”，怎么划分都可以，就看你想以什么角度来分析这群同学了。
我们对历史的划分也是这样，理论上有无数种划分方式。这种划分的方式，只是众多划分方式中的一种，来自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研究社会的思路很有意思，他认为在一个社会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经济——说白了，就是物资、钱。只要研究好经济问题，就可以把握一个社会的本质。
这么说很有道理。
举个例子：你为什么要听父母的话？为什么家里的大事小情，最后都是爸爸妈妈说了算？
这和武力没有关系。到了高中，男孩子的胳膊差不多就比爸爸粗了，可高中生还是要听父母的话。
这和法律也没有关系。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年满18岁就是成人了。可是那些年满18岁的大学生，很多事情还是要听家里的安排。
根本原因是经济基础。
上中学的孩子一怒之下不听家长话了，离家出走！好不容易跑出家门，然后去哪儿呢？吃什么？住哪里呢？晃荡了几天，饥寒交迫，最后还是得回家。等什么时候这个孩子工作了，经济独立了，这个时候家长再强施威严就不好用了——逼急了孩子一生气：我外面租房去住！
经济，在家庭事务中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大到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刚才说马克思注重研究经济，更严格的说法，应该说马克思注重的是“生产关系”。这个“生产关系”通俗地说有两点：
第一，这个社会的财富都是谁生产的。
第二，这些财富的拥有者是谁。
如果这两者不是同一个人，那么前者就是被剥削阶级，后者就是剥削阶级。
比如从秦朝到清朝这段时间，中国的主要生产方式是农业，主要劳动力是农民，最有钱的人是收地租的地主。所以这段历史被中学课本划分为“封建社会”，社会主要的两个阶级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
到了近现代，工业发达了，工业生产的财富大过农业，农业生产要全面依赖工业制造出的机械、化肥。在这样的社会里，主要的劳动力是工人，最有钱的人是工厂主和大商人这样的社会，就称为“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要的两个阶级是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资本家，顾名思义，就是那些靠资本来赚钱的人。工厂主靠的资本是工厂，大商人靠的资本是金钱。
现在来重点说夏、商、西周三朝的“奴隶制社会”。
按照刚才说的思路，奴隶制社会的特点是，社会的财富都是奴隶生产的，生产出来的财富都由奴隶主来享受。
如果说一个社会存在奴隶，但是奴隶生产的财富在社会财富里所占的比重不大，那这样的社会就不属于奴隶制社会。
比如清朝电视剧里常有这样的情节：皇帝下命令，把犯罪的大臣全家“发往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
“宁古塔”位于今天的黑龙江省，是清朝北方的边疆。“披甲人”是当时驻守在边疆的士兵。这些士兵平时除了军事训练外，还要从事农业生产，种粮食给自己吃。那些倒霉的大臣，就要到黑龙江去给披甲人当奴隶，可以被随便打杀役使，这说明清朝仍旧有奴隶可是因为整个清朝社会的大部分财富都是普通农民生产的，所以我们不能说清朝是“奴隶制社会”。
再比如，中国古代的丫鬟、家丁地位也近似于奴隶，可以被主人任意买卖，甚至可以被打骂致死。但是这些家奴不负责农业生产，整个国家没了他们经济也不会崩溃，所以我们也不能说，使用家奴的时代就是奴隶社会。
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社会”只限于夏、商、西周三朝。
为什么只有这三个朝代是奴隶制社会呢？
首要的原因是那个时候部落战争频繁。
战争会有俘虏，该怎么处置俘虏才会让本族人的利益最大化呢？那个年代可不讲什么人权，也不讲什么同情心，对于俘虏最好的办法就是“物尽其用”，尽最大可能奴役他们让他们过最差的生活，干最苦最累的活儿，榨干他们身上最后一点价值。
这就是奴隶。
前几章我们说过，人类从驯化动物中获得各种好处，如果把“驯化”的对象换成人类，这就是奴隶制了。被驯化的动物是能量转换器，被奴役的人类也是——吃进去的是最粗糙的食物，产出的是劳动力和智慧。
前面说过，夏朝是部落联盟。商朝的情况类似，商王也类似于部落盟主。夏、商两朝的君主只是名义上的中华领袖，实际上只能控制本部落，控制不了其他部落。在这两朝中部落和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所以每个部落都会拥有相当数量的奴隶。
奴隶制是在西周时期慢慢消失的，为什么会消失呢？
原因之一，是周王室对天下的控制能力变强了。
前面说过，独裁者要统治的领土面积越大，依赖的官僚系统也就越庞大。这话还可以反过来说：国家的经济实力越强，所能赡养的官僚越多，它能直接控制的领土也就越大。
从夏朝到西周，中间过了好几百年，国家的经济水平提升了不少，周王室不再像夏、商那样只能当部落盟主，而是可以真正控制整个中国地区了。从周朝以后，中国不再有频繁的部落战争，俘虏战俘的机会变少了。
奴隶制消失的另一个原因是，奴隶制对于奴隶主来说并不划算。奴隶是被迫干活的，他们干活没有积极性，一有机会就会偷懒、破坏生产、逃跑，甚至造反。奴隶主还要拿出很多人力物力监管奴隶，这里外里让奴隶主损失了不少钱。
相反，如果能给奴隶一些物质奖励，事情就好办了。比如给奴隶一些人身权力，告诉奴隶，你好好工作，每个月给我交足了税款后，剩下的钱就都是你的了。这样奴隶们发现干活不光是为了奴隶主，也是为了自己的幸福生活。那他不仅不会逃跑，还会加倍努力地多生产、多赚钱。这么一来，奴隶主只赚不赔——反正要奴隶上交多少税款都是奴隶主说了算，奴隶生产得多了，要交的税款也可以相应提高，这样奴隶主也赚得更多了。
这个模式，就是西周开始实行的农奴制。农奴是介于奴隶和农民之间的一种身份，比奴隶好在能有自己的财产，比农民差在人身权利上：农奴仍旧是贵族的私人财产，可以被领主随意买卖。农奴只能种领主的地，他要是想去经商，或者想给别的领主种地，都是不行的。
再到后来，贵族们发现农奴制还是成本太高——农奴是贵族的私人财产，不许自己乱跑，所以贵族还是得雇一群人去看着农奴。贵族们发现，更方便的做法是不占有劳动者人身，而是直接占有土地——反正农业生产离开土地什么都干不了。所以再后来的贵族们不管农奴给谁打工了，而是霸占着土地，规定谁在我的土地上种田，谁就得给我交地租。这样，贵族就变成了地主。这就是从秦朝开始的“地主—农民”的生产模式，也就是平时常说的“封建社会”了
。
还记得刚才说的两种人——劳动者和享乐者吗？
古代社会从“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的演变，对于劳动者和享乐者来说是一个双赢的变化：
对于劳动者来说，从奴隶变成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人身权利有保障了，甚至还有希望发财买地、读书当官，进入上层社会，自己也有希望变成享乐者。他们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于享乐者来说，他们不用再花大笔的钱雇人监管奴隶，不用再担心奴隶破坏生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单位劳动者生产的财富变多了，享乐者们能够征收到的财富也多了，享乐者变得更加富有了。
既然从“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的变化对大家都有好处，那有什么理由不实行呢？所以才说这个变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只要有些聪明的古人率先发现了这一变化的好处，力排众议、全力实施，天长日久，其他古人见到这么做的好处，自然群起效仿，最后就发生整个社会的变革了。
这个历史趋势，自然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再讲一下“分封制”。
刚才说过，我们分析历史的时候，可以按照不同的角度划分历史。
“奴隶制社会”主要研究的是社会的经济问题，用通俗的话说，研究的是钱怎么分配的问题。
“分封制”是研究社会的政治问题，用通俗的话说，研究的是权力怎么分配的问题。
前面说过，因为人性自私，所以独裁者都希望把自己的权力交给后代。但是在夏、商时代，社会生产力有限，能赡养的官僚有限，独裁者能直接控制的领土也就有限。所以夏商时代的独裁者只能管自己本部落的事，其他部落只能适当干涉，细节事务都管不了。这两个王朝的地位还是接近于部落盟主。只是这盟主是世袭的，而不是大家推举的。
等到周朝，社会生产力提高了，独裁者终于可以控制更大领域了。不过，这个时候生产力还是有限，王室还是不可能赡养全国的官员，地方事务还需要别人来全权负责。派谁去管理呢？周王想来想去，还是亲戚最信得过，于是周王把天下的领土都分封给了自己的亲戚——就像分家一样把天下给分了。
直到这个时候，整个中国地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天下”：全中国都是“周”这个家族的私产
，周王是整个大家族的家长
。
周朝的这个模式，叫作“分封制”
。这个名字很好理解，就是把天下给“分”了嘛。
分封制和大家族分家很像。
好比说，有一个家族占了一处大宅院。宅院太大了，一个人管理不过来，于是家长就把这个宅院分成若干个小宅子，以小家庭为单位把这些宅子一套套分了出去：弟弟家一套侄子家一套，等等。
这样的家族，家长和小家庭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首先，家长最有威信，是所有小家庭里说话最管用的，整个家族里有什么大事，都得听家长的。
但另一方面，宅子既然已经分给小家庭了，那这些宅子就是人家的私宅。人家私宅里的事务，只要不牵扯到其他家庭，那就是人家的私事，家长没有理由去管。
这就好比说，今天有一户人家想要迁祖坟，这是全家族的事，不是他一个人能决定的，他必须找家族里的人商量，由家长来定夺。反过来说，一个家族的家长就算再厉害，甚至于可以指派小辈来他们家帮个忙干个活，但你也不能随便进小辈的家里，上人家里想拿什么就拿什么。因为那是人家的私宅，你家长没权力进去。
分封制也是类似的情况。
分封制里的周王就类似于家族的家长，周王分封的诸侯类似于家族里的小家庭。周王可以要求诸侯进贡财物，可以要求诸侯出兵帮助自己抵御外敌，可以仲裁诸侯之间的大事但是诸侯领地内的事务，周王就不能染指了。诸侯领地内的所有军政大权、任免官员、处罚罪犯等事务，都是诸侯自己决定的，周王不能随便干涉。你想去人家地里征个税，或者随便索要一块领土过来，这些都不行。
既然诸侯的权力和土地都是他的私产，那么诸侯死后，他的后代可以继承这些私产。诸侯也有权力把这些私产再用同样的方式分封给他手下的亲戚、大臣。
这就是“分封制”
。
正因为领土、地位是可以继承的，所以才有了“贵族”这个阶级。
什么叫“贵族”呢？
所谓“族”，有“家族”、“族群”的意思。一个人掌握了权力，如果这个权力不能让子孙继承，那他手中的权力就只属于他个人，而不属于他的家族。那他就只能算是一时的权贵，还称不上是“贵族”。
在分封制下，财富和权力都可以世袭，这种情况下才容易出现贵族。周朝以后，中国不再有大规模的分封制，除了少量皇族外，普通官员不能继承父辈的权力，“贵族”这个阶级也就消失了。不过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中国又出现了一种新形式的贵族，具体的情况我们到那时再讲。
对于国王来说，分封制不是最理想的制度。
我们说过，独裁者巴不得整个天下都是他的私产。分封制只是把国家变成了一个大家族的私产，而不是国王个人的私产。
分封制的坏处是，国王既然无法干涉诸侯领地内的事务，也就没法阻止诸侯变得更加强大。如果有一天诸侯比国王更强大了，那他为什么还要听国王的话呢？话说周王室其实也不傻，刚开始分封诸国的时候，规定各地的兵权都掌握在周王室的手里，没有周王室的命令，诸侯不能随意调动军队。但军队不是凭空变出来的，需要用钱粮来供养，需要百姓来服役。周王室直辖的领土有限，只能供养中央军。地方军队必须由诸侯国供养。久而久之，这些军队也就变成了诸侯国的私人部队，周王室的指挥权就名存实亡了。
有一个成语故事叫“烽火戏诸侯”。
烽火是古人在遇到外敌入侵时用来报警的一种工具。长城的烽火台，用的就是这种报警系统。“烽火戏诸侯”说的是西周的时候，周幽王为了取悦妃子，在没有外敌的情况下命人点起烽火。诸侯见了烽火匆忙派兵来保护周王，结果军队到了京城，却没有见到敌人乱作一团，妃子这才难得一笑。这是一个类似“狼来了”的故事。故事的结局不难猜到：后来真的敌人来了，周幽王再点烽火，就没有诸侯来帮助他啦。
“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来自于《史记》，不过，这则故事多半是杜撰的，历史上并没有这回事。但是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分封制下国王的困境——诸侯相对独立于国王，如果国王把诸侯惹毛了，诸侯在国王受到威胁的时候甚至可以不发兵保护国王。
这样的国家，怎么能稳定呢？
从国王的立场讲，最理想的做法，当然是自己能直接管理全国每一寸领土、每一个臣民，把全天下都变成自己一个人的私产，这才是最合适的。
前面说过，独裁者要想直接统治远离首都的土地，就必须有庞大的官僚系统互相监督；要想有庞大的官僚系统，又需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周朝因为生产力太低，所以不得不把国家分封给亲戚。
但只要经济发展到能供养庞大官僚的程度，独裁者肯定就会抛弃分封制了。自从周朝以后，中国的各朝各代都没有采用大规模的分封制，而是改成了郡县制：由皇帝直接管理全国的每一个郡县，所有的地方官，皇帝都有权力任免。
这个制度我们非常熟悉：中央有一个朝廷，朝廷往下是州、县等等一级一级的地方官员。全国所有的土地都直属于朝廷，全国的税收、官员任免、军队调遣也都是朝廷说了算。
社会制度从夏、商的“部落联盟”，到周朝的“分封制”，再到周以后的“郡县制”，这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独裁者想尽可能扩大自己的权力。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社会能赡养的官员越来越多，独裁者有能力直接管辖的领土不断扩大，社会制度也就随之发生了以上的变化。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的必然性”。
历史的必然性是从哪里来的呢？
马克思主义常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说法很有道理。“趋乐避苦”是人类共有的本性，一个人首先关注的是自己的利益，尽全力扩大它。一般来说，这个“利益”指的是“经济利益”。一个社会的生产力不同，决定了人们要去争夺的利益不同，所能采用的手段不同，社会的形态也就不同了。
历史的必然性在哪里呢？就在于社会的生产力是不断进步、不断发展的。每当生产力发生大的变化，社会制度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那些不愿意进行变化的人，都在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中被淘汰了。就好比周朝末年那些不愿意放弃奴隶的奴隶主们，他们土地的生产力不如新兴的地主，很快就会在战争中被消灭了。
这样的历史大势，个人怎么能阻止得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