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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明朝的时候，日本处于“战国时代”（别和中国的“春秋战国”搞混了）。当时出现了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叫丰臣秀吉。
丰臣秀吉原本是一个普通农民。在当时的日本，农民属于贱民，连姓氏都不能有，更不用说基本的人身权利了。而且丰臣秀吉他们家在农民里都算是最底层的：穷得叮当响。丰臣秀吉早年丧父，他本人长得矮小丑陋，也没受过教育。总之，丰臣秀吉的出身简直卑贱得不能再卑贱了。
但他最后统一了日本。
丰臣秀吉靠着自己的勤奋、聪明和运气，从社会最底层一路奋斗，最终把全日本大大小小的贵族、官僚、军阀都掌握在手心里。他可以说是全日本最会玩政治和谋略的人之一。
谁都希望自己辛辛苦苦创下的家业能千秋万代地传递下去。但是丰臣秀吉却遇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他的亲生儿子都早夭了。
连后代都没有，这家业该怎么继承呢？丰臣秀吉眼看自己行将就木，无可奈何，只能挑选了一个养子当继承人。要说丰臣秀吉还是会挑人的，无论从年龄还是能力上看，这个养子都比较理想。而且这个养子其实也不是外人，他是丰臣秀吉的外甥。
丰臣秀吉为了培养养子煞费苦心，在世的时候就把权力让给了他，自己退居二线。一切都很顺利，但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在丰臣秀吉晚年，他突然生了一个儿子。
现在的问题是，丰臣秀吉该不该让这个亲生儿子继承权力？
从理智上讲，绝对不应该。因为这个时候丰臣秀吉已经老得不行了，等他撒手人寰后，幼子还来不及长大。你让这么小的孩子独掌大权，等于把他变成了待宰的肥羊，宦官、重臣、军阀都会一拥而上争权夺力。在中国历史上，因为幼子继位导致王朝内乱的例子多得数不清，日本政治家都熟读中国历史，丰臣秀吉不可能不知道这些前车之鉴。让幼子继承大权，其实就是政治自杀。
但是丰臣秀吉偏偏就这么做了。
幼子出生后，丰臣秀吉不惜杀掉养子全家和众多大臣，硬是让尚在襁褓中的幼子继承大位。等到秀吉去世的时候，他的儿子只有五岁。
果然秀吉死后不久，他的丰臣家就被其他大名推翻，他那小儿子也跟着自杀了。
丰臣秀吉是一个极为精明的人，他费了那么大力气得到的权力，就因为自己不顾一切的决定，被轻而易举地葬送了。
是什么导致了他丧失理智？
是基因。
前面我们提到过“进化论”。进化论说的是，我们身体中的基因决定了我们的各种生理特征。基因可以遗传给下一代。同时，大自然特别残酷，大部分基因都在自然竞争中被淘汰，只有特别有利于生存、遗传的基因，才能被保留下来。
说白了，我们的基因都有一种“让自己努力延续下去”的本能。
比如，我们见到大眼睛、宽脑门的小猫，或者类似的卡通形象，会觉得很“萌”，很可爱。其实，“大眼睛、宽脑门”是婴儿的特征，人类的基因里拥有对婴儿呵护、爱怜的冲动，这样才有助于延续后代。
再比如，为什么人们都有私心，见到好的东西都想占为己有？这是因为在饥寒交迫的远古时代，只有多占有财物的人才能生存下去。私心是基因为了保护自己所产生的本能。
为什么天底下对你最好的人是你的父母？为什么父母愿意无条件地为子女付出一切？为什么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很多父母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子女？这都是基因“延续自己”的本能。当一个人拥有了携带自己基因的后代后，他会有一股强烈的冲动，把全部的资源都投入到这个后代中，尽可能增加后代的生存机会。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才能明白“世袭制”的根源。
在基因的驱动下，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把自己的财产、权力留给后代。掌握权力的独裁者也不例外。他们恨不得把全天下都当成自己家的私产，子子孙孙永永远远地传递下去。这就是“家天下”的原始动力。
问题是，要想“家天下”，你得先有“家天下”的能力。
要把整个天下变成自己的私产，光靠个人能力是不够的。
独裁者要管理一村一县的地方，这很简单，所有事情都由他一个人处理就是了。但要是管理好几个省那么大的地方，该怎么办呢？古代没有飞机火车，也没有电话电报，有点什么消息都得靠马、船来传递。中国领土广大，从这头到那头，骑马快跑都要跑上好几个月。独裁者要想给地方上下一道命令，起码得一个多月才能收到地方的回信，这种模式下独裁者不可能管理地方的具体政务。
唯一的办法，是把地方事务委托给属下来管理。
这个模式我们非常熟悉：皇帝坐镇首都，地方上有各种地方大臣，什么知府啊，县官啊……这些地方大臣去管理收税、治水、诉讼、剿匪等等地方琐事。皇帝只负责在大事上下命令就可以了，这皇帝当得多轻松呀！
但轻松是要付出代价的。
代价是，人都有贪财图利的私心（想想那个拼命延续自己的基因），地方官员也不例外。只要有条件，谁都愿意多占有一些财物。遥远的地区和皇帝通个信都要一个多月的时间，皇帝对地方事务所知甚少，他怎么能随时监督那些和自己远隔千里的地方官，防止他们欺上瞒下、贪污财物，甚至起兵造反呢？
要预防“地方官贪污和独立”的问题，这需要制定极为复杂的制度，安排多方势力互相监督和制约，还要有公正全面的考核系统、通达保密的检举系统、高效安全的通讯系统——简而言之，需要一个成熟、庞大的官僚体系。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又必须依赖繁重的文案工作。大量文案工作要求每个官僚都要接受足够的文化教育。大量识字的官僚又要求国家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发达的教育机构。
原始人类没那实力啊！
目前，考古学家们还没有发现夏朝人使用文字的证据
。从已经发掘的遗迹上看，夏朝时期的文化还很落后，甚至国际学术界连“夏”这个朝代存在不存在都还有争议。
夏朝的生产力很落后，在这个时代，想建立一个能统一中国的官僚系统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比夏朝更早的尧、舜、禹时代了。
因此史学界一般认为，尧、舜、禹——假如他们存在的话——不可能是整个华夏地区的统治者，他们只是某个部落的首领。当时各个部落之间有摩擦，有合作，需要有人协调于是各个部落开会商量，大家一起推举一个人作为部落联盟的首领。尧、舜、禹就是被推举出来的。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之前，蒙古各部落就采取类似的推举制度。这些部落开会选出的领袖称为“汗”。
“汗”的推举过程当然不是大公无私的，而是充满了勾心斗角——当上领袖能为自己和部落谋取更大的利益，人们都会争着抢着去当。
因为“汗”是推举产生的，所以“汗”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帝王。“汗”的权力有限，并非独裁者，更像是盟主或是调停人。他负责维护各部落之间的秩序，如果他侵犯了其他部落的权益，其他部落也有可能会推翻他。因为权力有限，所以“汗”也没有能力指定自己的子女为继承人。他只能在退位的时候向其他部落举荐继承人，至于该人能不能继承，那就要看部落大会同不同意了。
这个“推荐继承人”，恐怕就是尧、舜“禅让”的真相。
如果不嫌我啰嗦的话，让我用现代的例子再打一个比方。
这就好比在学校里，一群有共同爱好的学生组织了一个活动小组。学生嘛，谁也不可能去统治其他同学。但是小组总需要有人牵头组织活动，于是大家只能采取推举的办法——大家坐在一起商量，选出一个组长来。这个组长毕业了，必须离开小组了，小组里剩下的成员就要继续开会，继续推选新的组长。前任组长在离开之前，也可以推荐自己看中的继任者，供大家参考。
自然，我们不能认为这里的组长和古代帝王是一回事；也不能因为组长的推选过程是“大家商量”，就认为这里面都是和睦友善，绝无勾心斗角；更不能因为组长临走的时候推荐了自己的继任者，就认为他大公无私，是个大圣人。
这就是“禅让”的真相。
认为上古禅让是一种礼贤下士的美德，这种说法最早来自于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首的那些学者。
春秋战国是一个社会制度大变革的时代，旧的社会制度逐步瓦解，旧的道德规范被人践踏。用大白话说，就是“世道一天比一天乱”，用孔子的话说，叫作“礼崩乐坏”。生活在这个年代的人们，免不了总念叨着新不如旧，过去比现在好。既然过去总比现在好，按照这个逻辑再进一步推想，在更古老的尧舜禹时代，社会就应该是最美好的了。
所以孔子他们把上古时代的部落盟主推举制度大大美化一番，想象尧、舜是出于高尚的品德，主动让出权力的。至于“尧生活俭朴，克己爱民。舜宽厚待人，以身作则”，这些说法其实来自于孔子以及孔子之后诸学者的美化，并没有特别的根据。当时的史书《竹书纪年》和政论《韩非子》就有不同的说法，认为舜和禹都是通过武力取得权力的。我们按常理推想，尧、舜真正的品行恐怕和普通的部落盟主没什么区别。
如果学历史学得囫囵吞枣，可能会产生这样的印象：
禅让制比世袭制更“先进”。原始部落还是禅让制，到了后来改成了世袭制，这社会怎么越发展越退步了呢？
我们要明白禅让制和现代的选举制有本质的不同。选举制是在现代人有能力当独裁者的情况下，选择不去世袭和独裁。而禅让制是独裁者有心世袭却苦于没有能力的妥协之举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
尧、舜、禹是部落盟主，那么黄帝和炎帝是什么呢？
我们判断一个历史事件是否真实发生过，大致基于两种资料。
一种是古人的史书。古人所处的年代比我们早，和古事相差的年代比我们近，他们对古事的叙述就比今人更可靠些。比如写《史记》的司马迁是汉代的史官，他可以见到皇室收藏的历史资料，可以采访当时健在的老人。时至今日，司马迁见到的那些历史资料和古人都已经不在了，所以他留下的《史记》便成了记录那段历史的最好史料。
但是古人说的话也未必可靠，古文可以伪造，古人可能犯错，甚至故意写错。所以，研究历史要遵守“两重证据法”，除了古文，还需要第二种历史资料——文物古迹，用文物古迹和古人的文字记录互相印证，这样的结论才是比较可靠的。
根据这个标准，商代的存在是可以肯定的。因为我们除了挖掘出大量商代的宫殿、陵墓遗址和商代器具外，还发现了大量来自于商代的文字——甲骨文。这些文字是商代人亲手刻下的，讲述了商代的政治和经济情况，当时的人们称自己的王朝为“商”，说明商朝在历史上的确存在过。
夏朝和三皇五帝的存在就有一些争议了。
关于夏朝，我们今天只发现了一些远古的遗址，知道这些遗址的年代早于商朝，但是一直没有发现夏朝时期的文字，没有看到那时的人称呼自己为“夏”。所以，我们不能证明这些遗迹是属于夏王朝的（当然，不管它叫什么名字，都是早于商朝的华夏文明的一部分）。
实物证据不多，我们再看看古人自己的记录。
关于夏朝和三皇五帝的描述，主要见于春秋战国时的古书。可是，春秋战国距离夏朝已经一千多年了。那时的人谈论夏朝，就好比我们今天的人谈论宋朝一样，年代实在是太久远了。他们声称一千多年前的夏朝如何如何，并不是很可信的。
史学家一般认为，在华夏大地上，在商朝之前的确有文明存在。至于这个文明是不是叫作“夏”，“夏”的统治范围到底有多大，有没有统一华夏地区，这些问题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夏朝已经很难确认，三皇五帝就更是传说了。现在一般认为，“三皇五帝”并非是一种空穴来风的神话传说，黄帝、炎帝可能是某个原始部落的首领，或者是部落的名字。更多的细节我们就不知道了。至于说黄帝发明了种种器具，这应该只是古人对文明渐进过程的一种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