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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的中国北方气候干燥，陕西省临潼县西杨村的几个村民按照公社的命令，在村子附近挖井取水。谁知挖到一半的时候，村民发现了好多陶制的古代人俑。这些人俑残破不堪，一些人俑的肢体被运到了地面。
这个村子在之前很多年里，已经多次挖出过类似的人俑。当时的村民不知道这些人俑是什么，有人认为是地下的小鬼。为了避邪，村民把人俑吊到大树上抽打，又用锄头把人俑砸成一堆烂碎片。
这次也是一样，有人把人俑的碎片带回了家，有人把碎片随意扔在了地上，还有一些人认为人俑是神像，烧香膜拜。随着人俑一起挖出来的一些铜箭头，被当作废铜卖到了废品收购站。还有几个村民把部分人俑碎片运到了县博物馆。县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大概认为这个发现不重要，并没有向上级报告。正巧一位老家在临潼县的新华社记者返乡探亲时无意中听到了这件事，他回到北京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则消息。直到这个时候，国家考古部门才第一次知道了这件事。
一开始，考古学家们以为发现的是普通的秦代陶俑。随着挖掘的深入，才发现越来越不对劲：这片陶俑区似乎没边没沿，竟然挖掘出了极大的一片区域。直到这时，考古工作者才意识到自己发现了什么级别的宝物：
他们发现了秦始皇的兵马俑。
兵马俑了不起在哪里呢？
首先是规模大。
已经发现的，包括已经损坏的人俑和马俑共有八千多个，这在秦朝算是一支规模不小的部队。已经发现的兵马俑占地两万多平方米，相当于三所中型中学的面积。如果算上整个秦始皇陵的面积，规模更是惊人，兵马俑与其相比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已。而且迄今为止兵马俑还没有挖掘完毕，秦始皇陵更是纹丝未动。整个秦始皇陵到底有多大的规模，有多么豪华的陈设，我们到现在还不能完全了解。
兵马俑更了不起的，是它精湛的技艺。兵马俑是秦始皇近卫军团1∶1的精确复制，不光是人俑上的盔甲、武器完全写实，就连每一个士兵的面貌神态都各不相同。整个兵马俑的布局也是按照秦朝军队的阵容布置。根据兵马俑，历史学家们得以复制出秦军当年的豪华阵容：
这是一支有多兵种协同作战的部队。战车是冲锋的主力，为了弥补战车不够灵活的缺点，每辆战车还分配了一部分步兵辅助作战。弓弩手被安排在军阵的前锋和两翼，负责在两军交战的时候给予敌方第一波杀伤，以及掩护军队的侧翼。那个年代马镫还没有发明，骑兵不能成为作战的主力，而是肩负侦查、警戒、骚扰和通信的任务，因为移动速度最快被安排在军阵的最后方。近距离交战的主力是大量装备完善的重步兵，这些步兵有的持短兵器，有的持长兵器，交错排列，互相掩护，充分发挥每一种兵器的长处。
可以说，秦朝的精锐部队已经达到了当时科技水平下最强的战斗力。在公元前两百多年，秦始皇就是凭借着这样的军队横扫诸侯，统一了中国。
当然，就像前面说的，战争胜负的根本原因是国力的强弱，而非一时一地的战术。秦国能横扫六国，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商鞅等能臣所实行的改革政策。在拥有了更先进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以后，秦国的国力逐渐超过了其他国家，秦国才能建立起这么一支战斗力超强的部队，还有用之不竭的兵员、粮草和器械装备，所以成为了最后的赢家。
秦朝之前的周王朝虽然理论上控制全天下，但实际上周王室只能直接统治首都附近的一小块地方。秦始皇不同，在郡县制下，皇帝可以通过复杂的官僚系统统御帝国的每一块土地。在秦帝国里，不再有什么独立的诸侯王，不再有分家一样的分权模式，君王把自己的权力伸向了帝国的每一个角落。秦始皇是第一个真正做到“家天下”的皇帝，整个中国都是他一个人的私产了。
当时的中国人并不知道世界是圆的，也不知道除了亚洲以外世界上还有其他大洲，还有其他发达的文明。他们只知道中原是天下最文明、最富庶的地方。中原周边的地区要么太冷，要么太干，要么太热，要么是大海，要么是高山，没有一处适合人类生活。那些地区的原住民生活贫困，文化落后，能勉强活下来已经是奇迹了。
换句话说，在秦始皇看来，他已经征服了人类所有的文明世界。
他是全天下最有权力的人。
我们一般人以为，皇帝嘛，全天下最有权力的人，一定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其实在中国大部分的朝代里，皇帝的权力都受到了一定限制，有相当一部分权力掌握在官僚系统的手里。这么分配权力，是为了保证政权的稳定性：作为个人，皇帝可能是笨蛋，可能是暴君，什么邪乎人都有。而一个由很多人组成的官僚系统要相对更稳定，能够按照法律和惯性自己运转。有了官僚系统来制衡皇权，就算皇帝再胡闹，也能保证国家不会出大乱子。
这套分权的模式是古代政治家不断总结前朝得失，反复尝试出来的。但秦始皇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统一全中国的人，他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参考。秦始皇没有想过为了帝国未来的稳定，自己手里的权力应该悠着点用。
他打算痛快地享受独裁者的权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那么，他最想干什么呢？
秦始皇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巩固帝国统治。
平定了最后一个诸侯国后，秦国天下无敌的军团没有了用武之地。于是，秦始皇把目光转向了帝国的边境。前面说过，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是中国古代史的一大主题，为了帝国的万年基业，秦始皇决定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在秦始皇灭六国的时候，诸侯国拼尽全力抵抗秦军的攻势，没有能力再去抵挡北方匈奴的进攻。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匈奴已经趁机占领了原来赵国的一些领土。秦始皇派大将蒙恬把这些匈奴赶跑，然后在边境修筑长城。
秦长城和我们今天见到的长城很不一样。我们今天旅游能登上的长城是明长城。今天的秦长城只剩下很少的一部分，好一点儿的地方可以看出是由石块垒起的矮墙，差一点儿的只能看到一条稍高一点儿的土坡。如果没有人说明，你只会当成是老百姓自己堆的土墙。
相对而言，秦长城的修筑工艺要比明长城差很多——中间差着一千五百多年呢。我们熟悉的明长城由条石和青砖砌成，而秦长城多是用土夯成或用石头垒成，高度也要比明长城矮一些。
长城并不都是像我们在旅游景点见到的那种又高又大的样子——长城这种大工程，能省点是点。一般来说，在游牧民族的骑兵可以驰骋的地段，长城又高又大，上面可以站立士兵。在地势比较险峻的地段，长城比较小，上面不能站人，只能起到遮拦的作用。长城的建材也因地制宜，秦长城在容易取土的地方以土夯成，在不易取土的山区才用石头垒成秦长城也不是从无到有凭空修出来的，而是利用过去北方诸侯用来抵御匈奴所筑的城墙，把它们连在了一起。
即便如此，秦长城也是了不起的奇迹。秦长城东到辽宁，西到甘肃，把整个古代中国的北方边境线都拦上了。在那个没有机械的年代，干这么一件事耗费的人力物力是极为惊人的。那些仅仅用土夯成的城墙，经过两千多年的风吹雨打、人为破坏，还能留下一部分被我们见到，足以说明秦长城的质量是非常靠谱的。
顺便一说，长城的作用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我们都熟悉的，作为屏障阻拦敌人。另一个作用是作为便捷的军事通道。前面说过，游牧民族的一大优势是机动性好，可以集中兵力攻击农耕文明的薄弱环节。崇山峻岭中的长城可以抵消这个优势，提高防守方的机动性游牧民族发现一处打不下来，他想攻击其他地方就得绕过群山。而防守方可以从长城上走近路，这样就减少了驻守的士兵，降低了防守的成本。
秦始皇平定了北方后，还要平定南方。
春秋战国的时候，中原文明的影响力最南只到达长江一线，离今天的广州、广西还有很远的一段距离。这片地区被当时称为“越”的民族统治（所以今天有一个国家称为“越南”，就像“河南”指的是“黄河以南”一样，“越南”指的是比“越”更靠南方的地区）。和匈奴不同，“越”没有强大的骑兵，也没有统一的领导者，对中原文明构不成威胁。但古代的国际关系是不讲道义的，不是说你不欺负我我就不打你了——只要是好欺负的一律都欺负。秦始皇挥军南下，一路打到了今天广西、广州的位置，并且在这里移民设郡，永久驻扎下来。从此以后，今天的广西、广州地区都纳入了中国的版图。
搞定了国外的威胁后，秦始皇还要搞定国内的威胁。
秦帝国统一中国之初，关于采用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帝国内部发生了争执。有的大臣认为，应当像之前的周朝那样分封诸侯，最起码在边境地区分封一些，让这些诸侯帮助帝国抵御境外的敌人。
但是秦始皇考虑到春秋战国的连年征战就是因为分封制引起的，为了避免天下再次大乱，他决定不再采用分封制，坚持选择了郡县制。
这个决定减少了地方独立的可能性，对中国变成一个统一的大帝国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这一点前面的章节已经说过了。
除了政治，文化也需要统一。
在秦国统一之前，诸侯国各自为政，缺少交流，各国采用的计量单位、文字写法都不统一，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一套。这当然是统一的大帝国不能容忍的。
首当其冲的是货币。铸币是把握国家经济命脉、增加政府收益的重要手段，自然要把持在朝廷手里。秦始皇灭了六国，六国的货币也就跟着统一了。
朝廷要直接从地方收取赋税，考察政绩，这就需要所有上交的钱粮、赋税都使用统一的计量单位，所以还要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度”是长度单位，“量”是容量单位“衡”是重量单位。这样不仅国家管理方便了，各个地区之间的贸易也方便多了。
古代没有柏油马路，道路都用土铺成，车轮在土路上行走会磨出车轮印。遇到下雨，土路变成泥路，车印被压得更深，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两道又深又硬的车辙。古代马车的操控能力很差，行走在前人压好的车辙里，就如同火车行走在铁轨上，非常省力。因为这个原因，一个地区的马车匠人都把车轴造成同一个长度，这样就能适合别人压好的车辙了成语“闭门造车”的典故就来自于此。
“闭门造车”的原句是“闭门造车，出门合辙”。意思是，如果按照同样的标准制造车轮，就算是关起门来造车，出门以后也能让车轮符合标准。今天“闭门造车”指的是关起门来做事，不考虑现实情况，和原意正好相反。
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各国的车轮宽度都是自行其是，本国的车到了外国很不方便。秦始皇统一之后，把全国的车轮宽度也就统一了。这就是“车同轨”。
更重要的，是统一文字。
诸侯国的文字用法本不一致。秦帝国统一后，朝廷要直接指挥国内所有郡县的政务，全国只有使用一模一样的文字才便于管理。秦始皇在全国推行统一的汉字写法，这就是“书同文”。不过由于秦朝灭亡得太快，“书同文”的工作并没有彻底完成，直到汉朝的时候才基本把这件事办完。
“书同文”的意义远远不止“大家写字方便了”这么简单，还对中国的长久统一有巨大的贡献。今天，我们全国人民虽然说的都是“中国话”，但是各地口音有着天壤之别，你让两个说家乡话的东北人和广州人来一番对话，其交流难度跟遇见外国人也差不多了。方言的巨大差异，是由于中国地域广大，地区之间缺乏交流造成的，在古代原始的交通水平下，这种差异就更明显了。
如果地区之间缺乏频繁的文化交流，日久天长，方言各自发展，必然会形成完全不同的语言。今天很多欧洲国家的语言都源自原始日耳曼语，但因为欧洲分裂，同一个原始日耳曼语逐渐分裂出德语、英语等等不同语言。语言的分裂又进一步造成文化的分裂，要想再统一就很难了。
要统一方言，需要改变全国人民与生俱来的生活习惯，这事太难了，就算今天都做不到。但是统一文字却很方便，因为全国的官僚都掌握在皇帝手里，只要皇帝规定官府的往来文件都必须使用相同的文字，就可以实现“书同文”了。
春秋秦汉时代，汉字主要写在竹简和丝绸上，因为竹简空间有限、丝绸价格昂贵，所以必须节约用字，言简意赅，因此形成了和日常用语完全不同的书面文字，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文言文”。文言文是一种脱离生活的文字，和日常用语无关，也就不会受到方言的影响。在秦始皇统一文字后，来自天南地北的两个中国人互相说话可能谁也听不懂，但是他们可以通过笔纸进行毫无障碍的交流。一封信、一本书，都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传播，不会遇到阻碍。文字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流动，文化也就容易统一了。
文化的统一，对国家的统一至关重要。
为什么在秦朝以后的有些时代里，中国分裂成了很多小国，但是绝大部分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认为中华民族仍旧是一个整体呢？是因为所有的知识分子们阅读的都是相同的几本书，他们所学习的知识、所受到的教育是一样的。
大家的文化是一样的，观点是一样的，想法是一样的，那还有什么理由要分开呢？
统一全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这件事的重要性秦始皇也意识到了。
世界上所有的独裁国家，为了防止被颠覆，都要用暴力强制统一国家的意识形态。说白了，就是要求知识分子不能想不该想的事，不能说不该说的话。知识分子是国家的精英万一他们质疑独裁者的合法性，并且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这独裁者的统治不就岌岌可危了吗？
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干过统一意识形态的事。区别是，秦朝以后的诸朝，钦定的意识形态都是儒家，只有秦朝钦定的是法家。
儒家和法家的区别，在上一章已经简单说过了。在实际操作中，儒法两家的区别其实不是很大。儒家以礼教治国，但在教化老百姓的同时，也要用暴力驯服反叛的个体；法家以刑法治国，但施行刑法的最终目的，是要让百姓的行为符合伦理规范。说到底，古人中国政治的真相其实是“儒表法里”，两个手法都要用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秦始皇和后世的帝王相比，差别并不大。但是因为后世的儒生不遗余力地攻击法家（这也是为了统一意识形态的需要嘛），所以秦始皇成了历史上的反面典型，他的一些行为被挂上了“法家暴君”的名号，被有意无意地夸大了。
最典型的就是“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是两件事，“焚书”和“坑儒”。
“焚书”和郡县制有关。前面说过，秦帝国在刚刚统一中国以后，朝廷内部曾经讨论过应该采取分封制还是郡县制，背后支撑这两种政策的，分别是儒家和法家。
儒家推崇周朝礼制，周朝实行的是分封制，因此当时的儒生多支持分封制。法家是改革家，主张商鞅那样的变法，所以法家支持的是郡县制。秦国以商鞅变法起家，自然偏向法家的观点，最后也选择了郡县制。
这场争论的背后折射出了儒家和法家的矛盾。丞相李斯也是法家人，经过这件事，他意识到在整个国家中还有很多反对法家观点的人，这是讲究权术的法家不能容忍的。
法家主张“轻罪重判”，办事得狠。于是由李斯主导，由秦始皇批准，在全国范围内下达了焚毁非法图书的命令。这就是“焚书”。
“焚书”的史实基本没有争议，“坑儒”是否为史实则有不同的说法。一般的说法是，秦始皇听说有一些知识分子批评皇帝，他想要杀一儆百，给那些管不住嘴的知识分子一点儿颜色瞧瞧，于是杀了首都附近四百多位读书人。这就是“坑儒”。
焚书坑儒是用暴力禁锢言论，性质当然是恶劣的。德国诗人海涅有一句名言：“在他们开始烧书的地方，他们最终会烧人。”秦始皇直接把这两件事儿一起干了，充分展示了独裁者的残忍与蛮横。
但是，相比后世乾隆等朝的文字狱，“焚书坑儒”的破坏力其实有限。
“焚书坑儒”并不是全面地杀人和禁书。
“坑儒”杀了四百多人，固然恐怖异常，但全国有千千万万的读书人，秦始皇只“坑儒”一次，是断不了读书人的血脉的。
“焚书”也不是很彻底。政府搜集禁书的力度有限，而且所焚烧的禁书在皇宫内留有备份，所以秦始皇焚书并没有彻底销毁太多的图书。真正狠的是后来乾隆的那种做法：在全国范围内过筛子一样地查找禁书，找到的彻底销毁。还把一部分禁书编到了《四库全书》里，却在不注明的情况下悄悄把其中“忤逆”的文字给篡改了，让后世的知识分子读的全是修改版还不自知。
秦始皇可以盖长城、征南越，他想做的事就没有做不到的。如果他真要有心灭杀天下文人和书籍，动静不会这么小，次数不会只有一两次。所以“焚书坑儒”主要还是恐吓的成分居多，并没有真跟读书人较劲。不像乾隆等人，是常年的、系统的杀人毁书。可是世人谈论乾隆都是千古一帝，谈论秦始皇却都是独裁暴君，这多少有些不公平。
在秦朝统一中国二百多年后，欧洲出现了一个和秦帝国类似的大一统国家：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的面积比秦帝国更大，统治的时间更长，但是在罗马灭亡之后，欧洲再也没有成为统一的大帝国，而是分裂成了诸多民族国家。
为什么中国能不断地重新统一，而欧洲会陷入分裂？这和秦始皇统一后的国策有很大的关系：
采用郡县制，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
假如秦始皇没有采取这些国策，或许随后的中国不会走向统一。没准儿今天山东人到河北还需要先办个签证，广东人去广西还需要先雇个翻译，那样的生活简直无法想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