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这号称注之不竭的谷水依然在回转流动一样，洛阳还在，只是改换了含义。

我说的洛阳还在今天洛阳市的东边，它是河南偃师县境内邙山南麓的一大片农田，改了道的古洛河从它的南端滔滔流过，不了解的人，完全不会意识到那是中国古代辉煌的都城遗址。最近一次到那里，是2015年的端午节，天气不算太热，山丘间点缀着初夏正浓郁起来的绿色，收割过冬麦的田野里已经变成一片阡陌交错的金黄。

算起来，古代中国大城市的遗址里，如今只有在脚下的“汉魏洛阳”你还可以真正漫步怀古。尽管地方上宏大的“历史保护工程”的阴影正在逼近，目前这座荒城还保留着基本的未经“修复”的诗意，也没有多少闲人来打扰。缺点就是“两处茫茫皆不见”，一切要全凭想象。除非你认识当地的考古队员，至少能为你指点出古城依稀的轮廓，或者带你去看若干目前还处于封闭状态的发掘现场。

由汉魏洛阳遗址内城的位置向北眺望，邙山已经看不到显著的山形。只剩下一派农耕社会的垦殖景观。远景处的村庄，是20世纪30年代因文物发现和盗掘而名声大噪的洛阳金村。

在今天的汉魏故城，没有专门训练的人很难区分黄土台塬和那些标识着文明遗迹的真正的夯土城墙的遗址。即使正规的考古发掘仍在进行中，近半个世纪以来，当地仍大举平整地形以期冀获得更多的农业用地，这种人力干预自然的进程，已经明显地改变了此地的地貌和风景，使得考古队员找不到昔日的发掘现场。不仅故城的园池不复，昔日的洛阳青山也已经消失了，现在向北眺望，过去那个郁郁葱葱的北邙已经不再清晰可辨，“国破山河在”不再可靠

与此同时，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别的几座城市还在遥忆着洛阳的繁盛，比如日本的京都市。关于京都和洛阳的关系众说纷纭，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平安时代的都城确有意模仿中国的两京（长安和洛阳）。由此古代日本或以“洛阳”代指京都，至今京都的地名中仍有洛中、洛西、洛南、洛北之说，而前往京都也叫作“上洛”。日本室町时代（1336—1573）以来，就一直流传着因洛阳而得名的“洛中洛外”图绘。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日本人从未来过中国，更不用说身临其境地感受洛阳的繁盛，可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在这样的图绘中，雾里看花，把“洛阳”两字当成一切人间锦绣的最高象征——对中国人而言也是一样的，“生在苏杭，葬在北邙”，洛阳的青山是人生最后的理想归宿。

在现实中的洛阳，一切却都是不大可见的。

其实，几句话真说不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洛阳。在鲜卑人的北魏王朝将都城迁到我说的这个洛阳之前，商、周、东汉、曹魏、西晋皆在洛阳营治宫室，加上后来的隋、唐、五代，以及部分学者有不同意见的夏， 洛阳号称“十三朝古都”，是中国古代史中建都时间最长的城市。但是这些“洛阳”的建筑基址并不是一回事，就好似同一水系的河流流向不同的湖泽。东汉建武元年（25）的光武帝所建的洛阳，是脚下这“汉魏故城”系统的开端，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对汉魏故城进行了改造与扩建，基于旧汉的北宫建造了整一的宫城，并加建了巨大的外郭城，其面积甚至远远超过初期的现代洛阳城。至魏宣武帝时，洛阳的光华绚烂至极，也为后来的中国都城规划开创了新的传统。

这以后呢？如果说，为远方人畅想的洛阳是个无始无终的理想的洛阳，眼前的洛阳却是一具彻底失去了生命的躯体，有点像广岛核爆点那永远停在某一时刻的时钟。祸患起自528年的“河阴之变”，自此“天下多事”，洛阳历经劫难，直至东魏天平元年（534）迁都邺城，遂将洛阳宫殿拆毁。元象元年（538），东、西魏战于邙山，北魏洛阳城终化为废墟。隋唐放弃了汉魏洛阳城，转而在西面正对伊阙的洛水两岸营建新都——我脚下的洛阳由此化作了一片空无。

有意味的是，城市的时间停止了，“自然”却依然按照城市的形状在生长：野草侵入闾巷，狗粪涂满门庭，如同一件陶范界定了它所铸造的器物的形状；正负颠倒，荆棘和稗草勾勒出了已经成为空白的城市……只是，这种依托人工范型而成长起来的“自然”，最终将无情地吞没它的“原型”，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实际上不是古代城市，而是它的“阴刻”或者“负像”。

虽然考古方面的发现并不太多，北魏洛阳城据信是最早贯彻“里坊”制度的中国古代都城之一。全城整齐划分了220个方格状的“里坊”，也就是有大体四方的围墙或樊篱环绕的区块规划：“里”包括长度和幅员，含有行政单位的建制和意义；“坊”，有“土”有“方”，则提示着建造方式和形状；两者意义相关，时常相提并论却又不完全严格对应。已经探明的“市域”南北长10公里，东西长5.8公里，这种组织松散的、广义上的“市域”和已经探明的、确凿的“子城”的关系，依然有待探讨

如果你拿到一份考古工作者绘就的地图对照实地，会发现，似乎是着了魔咒一般，在整座洛阳“内郭城”的遗址四围，只环绕着一大摞和“都会”形象没有牵连的“自然村”：翟泉村、保驾庄、白马寺村、太学村、义井铺……“城外”圩场连缀，“城里”倒是一片空白，在昔日洛阳的废墟上，风景的含义被无情地反转了：原本是“洛阳花下”，是文明自身，现在则是它的葬所。

我探访洛阳的行程是从白马寺开始的，只有在这个旅游地，才有现代意义上的“地址”。由此东行，一切就只剩下笼统的“地名”了，“风景”和“地名”之间，往往存有久远的历史信息——我从其中的一个名叫“翟泉”的村子走过，不止一次。之所以注意到这个村子，是因为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特意提到这个地名。翟这个字按说该读作“狄”，也就是墨子名讳中的（墨翟）的“翟”，它的发音意味着这个地名年份的古老。走过一座田舍间灌木丛里的水道桥，砖拱的上方就依稀可见“翟泉”两个字。我试图下到沟边拍清楚那两个字，竟差点滑倒，还好，沟旁浓密的树篱像一张大网兜住了我，不至于跌到那幽深的水涧中。

今天的“翟泉”和它所灌溉的田野，已经不再能使人想象《洛阳伽蓝记》所描绘的神话一般的“华林园”和“天渊池”，它甚至也不在杨炫之已经发生过误会的方位。故城西北这条貌似普通的农业水渠，或者竟曾经是《水经注》中赫赫有名的“谷水”的一部分？

这两个字攫取了我的视线，我猜，它提示着眼前的自然并非毫无意义：洛阳的风景，恰恰是它的闻名之处，是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古代东亚人歆羡的对象。在《撒马尔罕的金桃》一书中，美国汉学家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概括了“花之洛阳”的一般意义：“洛阳古城与它西面的长安城相比，无论规模还是历史都不相上下，但洛阳还有某种更为温馨、更加高雅的精神生活氛围……” 在粗服乱头的现代中原大地，如此的氛围消失已久了，但按道理说，人事虽移但“风景不殊”，也许，在这甚少人工痕迹的郊野中，“自然”还得是黏结洛阳的历史与现实的一种中介物？

但翟泉真的在这里吗？使人狐疑，因为形态和位置都对不上。离北魏末年相去不远的《洛阳伽蓝记》提到“昭仪寺有池，京师学徒谓之翟泉也”，又昭仪尼寺在“东阳门内一里御道南”，很显然是汉魏洛阳城的东部，而非今日翟泉村所在的故城西北角，由此走过去怕还要很久。由城区到村口已经通了公共汽车，但城市里那样方便的定位服务还没有延伸到这里，国道上，滴滴打车唤来的司机根本不知道到哪儿来接我，更不要说在地图上大片的空白里探究一个古地名的过去了。路边的孩童好奇地望着我，对我的各种问题置若罔闻——就是他们的父辈，怕也说不清楚村子的来历了吧？我不禁想到，秘密多半还在风景里，翟泉最初的位置应该和水道流去的方向一致。

变化并不仅仅是今天才发生。在北朝人杨炫之的时代，他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前朝的地名和当时人们所认知的“翟泉”有所不同，因为杜预注《春秋》曰：“翟泉在晋太仓西南。”杨炫之看到，本朝的太仓确在东阳门内，而晋时太仓却是在建春门内，也就是东阳门的更北边，显然，时人依今太仓西南寻找翟泉是刻舟求剑。同书记载了这个地名和洛阳更早历史的瓜葛：“城东北有上商里，殷之顽民所居处也。”汉魏洛阳传为殷人的故地，早在鲜卑人入据洛阳之前很久，翟泉就有了商周王侯的遗迹，联系到春秋晋定公元年（前511），魏献子曾于此地召各诸侯国大夫会盟。如此看来，靠近城东北的建春门确实更像是翟泉的所在。

那么，今天的翟泉何以到了洛阳的西北？同时代的郦道元在《水经注》的谷水篇给出了一点线索，彼时的翟泉，似乎正是从我脚下的土地涓滴一路聚汇：洛阳宫内天渊池水“又东流入洛阳县之南池，池，即故翟泉也”。北魏的谷水应该是条不小的河流，远非眼前这被重重深树遮蔽的水沟可比，而且南池“南北百一十步，东西七十步”，应该是一个不小的湖泊，无法仅仅靠一条水沟滋养，在古时，此地可能是今天“湿地”的那种状态。班固、服虔和皇甫谧异口同声地称翟泉在洛阳东北，附近是周朝贵族的墓地，“周威烈王葬洛阳城内东北隅，景王冢在洛阳太仓中”，且“翟泉在两冢之间”。格局越发清晰了，翟泉就在建春门内大道之北，也是洛阳东宫的内部交通要路之东，紧邻通往北邙山的广莫门内大道。

文明的发源地与它相邻，傍水近山，后来又有意无意和“太仓”相提并论，似乎暗示着它的运输功能。虽然，仅仅这些还难以成为历史地理的总结篇章，我们却多少看出了其中的端倪。显然，景观也不都是茫无头绪难以度量。翟泉，位于两段洛阳历史的十字路口。

我沿着这水渠向东不紧不慢地走着，想象着“又东流”的含义，想要走到历史的深处。但这现代的水渠显已不是原来的情状了，古代的河流也许只是遵循着一个“大约如此”的逻辑，时时溢出它的轨道，将附近的黄土，也将人们对它的认知洗刷得千沟万壑。这不，我目下的去路便时时被农田和蒿草拦住，即使不畏险阻，这条乱线也无法理得更清楚一些——再往南行去，水道干脆就消失了，汇入了密织在平畴里的灌溉系统中。

“风景”本该是有更强大的黏合能力的，汉魏的洛阳消失了，可是洛阳得以命名的洛水还在流淌着，甚至依然可以行舟。无论是“太仓”还是更久远的“大冢”，都已经是不再可见的遗迹，将它们串接在一起的不是别的，是景观内在的逻辑，也是流水所赋予的想象——即使在《洛阳伽蓝记》的时代，这种旖旎的想象也魅力无穷：隐士赵逸将当时太仓旁的小池讹称为“翟泉”，又自作主张地将它和西晋名士石崇的家池联系在一起，于是经过“翟泉”的人便空自多情，仿佛想见了昔日楼上顾盼生姿的美人绿珠。错上加错，彼“翟泉”于是变成了此“翟泉”。

很可能，“金谷园” 实则是往西很远的地方，可是后人更愿聆听风景自己讲述的故事。又三百年后，杜牧在他认定的金谷园地点——差不多也就是汉魏故城西、谷水水道的方位——动情地写道：

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

一样是流水所赋予的空间意象，可是流水又是那般的变幻不定……在文学史的视角里，你很难就此把杜牧的诗句定位为“错认”。在成周奠基的时刻，“翟泉”可能意味着一条绕城的河流——“翟泉本自在洛阳北苌宏城，成周乃绕之”。 而赵逸声称曾照见绿珠的“翟泉”却是湖泽的意象。就像今人所说的翟泉难以执于一端，回溯“翟泉”的源头，谷水也分明不是一水：“谷水又东经金墉城北……谷水经洛阳小城北……谷水又东，枝分南入华林园。”作为洛阳的母亲河之一，它甚至曾经和洛水交汇在周王城的东北，见证了“九鼎”一类的神话故事。它众多的支脉和径流，为我们勾勒出了与今完全不同的洛阳风景。

无论如何，从翟泉故地画一条线指向今天的翟泉村，我们便掠过了洛阳最美丽的风景，千年前的流水漫汜在其中。建春门内御道以北的古翟泉，“周回三里……水犹澄清，洞底明净，鳞甲潜藏，辨其鱼鳖”。从此西去，有神话一般的中国古代名园华林园：

高祖以泉在园东，因名苍龙海。华林园中有大海，即魏天渊池，池中犹有文帝九华台。高祖于台上造清凉殿。世宗在海内作蓬莱山，山上有仙人馆。上有钓台殿，并作虹蜺阁，乘虚来往。至于三月禊日，季秋巳辰，皇帝驾龙舟鹢首，游于其上。

寥寥数行，未见其详，杨炫之已经道出了一个博大而变幻的造境，用不着翻译为白话，从浅切的文言中，今天的人们就可以想见这造境的魅惑，它们是今日“中国园林”意趣的萌发之处，人的意志对“自然”的持续的和命定的征服。

终于，最初的和最终的洛阳接续上了。

就像这号称“注之不竭”的谷水依然在回转流动一样，洛阳的风景依旧，只是显著地改换了含义。郦道元寻访商周旧迹的时候，成周的“翟泉”已经无水——“坎方九丈六尺，深二丈余，似是人功而不类于泉陂”，明白地预示着一种因人工干预的洛阳风景的开端——但绝不是结束——“王室定，遂徙居，成周小，不受王都，故坏翟泉而广之。”新的翟泉诞生了，而旧的不知去向，“泉源既塞，明无故处”。在此，他看到的，或者说更在意的，已经是文明的赓续或者失序，而非无情的自然的独立运转。难怪《洛阳伽蓝记》中，面对东阳门内“今朝太仓”旁的水池，众人会将它迁想为绿珠照影的胜景，不管不顾，自作多情。

或许，这该是种“主动误取”。流水在哪里，想象就在哪里，由此乃有不同的“翟泉”。

今天呢？其实今天的“翟泉”村还是名副其实的，“翟泉”还是“翟泉”，因为那道水渠依然掩映在绿树深处。人的执拗的存在，是那座“村”所代表的意志，它“改造”了古代的园池，弃绝了它的胜景，彻头彻尾地……只把最后的一点血息留给最基本的生存所需，于是翟泉退出了洛阳的舞台，退守到故城静静的西北一隅。从当地老人的口中我获悉，新中国成立以来，乃至20世纪或更久远以来，“兴修水利，平整耕地”活动已经抹去了昔日华林园或天渊池的最后一点痕迹。上了年纪的当地人或许还记得，就在20世纪50年代末，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村子再次闻名全国，但不是因为它淳美的风景，而是因为它成为“人定胜天”的农业“大跃进”的思想“源泉”。

至于古翟泉的所在，已是一片实实在在的茫茫的麦田。漫步在田间垄头，我按捺不住地想，昔日水道的痕迹不至于一扫而空吧？毕竟，“谷水又东流”，曾经有过那么长的时日，文明的堆积层往往总有数米的深度，总该留下点石崇、绿珠的遗物。或许，它们还埋藏在被深耕过的泥土下面，一年一度，和庄稼一起散发成熟复又衰朽的气息！

一面是“风景不殊”，一面却又是“风景不复”。眼中是没有了，无可挽回了。现在，全看你有没有从“彼”到“此”的心会，若有，或还可以在时光里接续这绵延不绝的流水。 pgWy7PhiTNefvnULv5xSd+gFuipplXLJLixvoCGOBs66KtSyCQGoC4JpcuUWSu8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