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显示了琼佳臧比两种不同的意义：一种是仪式发生的“场所”，是静止的容器或“平台”，另一种却标定了一段最终向着天空而去的漫漫长途的开始。

大多数人第一次看到公元前13世纪的琼佳臧比（Chogha Zanbil），都把它当成某种形式的“建筑”遗址。 据说，这座泥砖砌就的高台是以拦的国王安塔什–那皮瑞萨（Untash–Napirisha）建来纪念大神因苏辛纳卡（Inshushinak）的。以拦是今天伊朗胡齐斯坦省境内的一个古王国，这个国度的名字多次出现在希伯来人的《圣经》里，传统上认为他们是挪亚儿子闪的后代。

即使对一般人而言，伊朗高原上这种壮丽的古代遗址也是颇有些奇趣的。这座高台本来就比它周边的竞争者来得坚固：外围包砌的泥砖并非自然风干而是特地烘焙过的，足有两米多厚，即使三千多年以后这砖作也有一种独特的现代美感。经过文物保护专家的修缮，琼佳臧比更像一座刚刚落成开放的现代主义建筑，神似某些擅长砖作的当代建筑师作品——事实上，它确实也是中东地区保存最完好的同类遗迹。

金色夕阳下，琼佳臧比摩登而富雕塑感的外观，很可能只是现代人的错误印象罢了。这种印象是直观的、感性的，是“以意逆志”。就像埃及沙漠中的金字塔一般，我们既不熟悉那个时代的礼仪和世范，便也无从判断这种壮美的真实内涵。更何况，获取这种深度知识不是没有现实代价的：与胡齐斯坦的以拦古迹紧密相连的是两河流域的历史，当“伊斯兰国”正在系统地摧毁尼尼微的亚述文物时，古巴比伦的硝烟犹未散尽，要去往那个战云密布的多事之区，在非专业人员不会亲至的荒漠之中做现场考察，只怕是一项越来越使人生畏的使命了。

不能身临其境而只能隔岸观火——在这种手机“考古”的兴会中，毫无疑问，摄影师镜头里的琼佳臧比已经包含了一层错解，他们看到的，或是我们隔着屏幕为之感动的被光线魔术师点化了的“现状”，并不真是遥不可及的过去。这情形就像博物馆里通体洁白的希腊雕塑或是质朴无华的兵马俑，它们原先也许都是五彩斑斓的，只怕恢复原状我们反倒不认识了。更有甚者，荒瘠的高原上如今已不着一物，观看照片的我们因为缺乏可以比照之物，也就无从判断它的大小，它越发像个天鹅绒衬布上被托起的摄影棚布景了。

志得意满的观察者，绚烂辉煌的底图，只是缺失了中景……在连接起眼睛和它猎物的视线上，隐藏着一段曾经通往“天堂”的去路。

在中近东区域的早期城址中，人的王国中，即使最尊贵者也只能占据圣城边缘的位置

意味深长的是遗址最早的名字，它不仅仅指这座土台，而是指整个区域，揭示了那艺术品般的体量真实的用途。安塔什–那皮瑞萨给予琼佳臧比的名字其实是“Dur Untash”，意思是“安塔什之城”——原来它不是孤零零的“建筑物”，而是一座古代“城市”的中心，是它的绝对原点！一座“安塔什王建造的城市”，还有环绕着它的若干“环线”，区分了它的内城和外城，乃至更“外围”，就和今天的华盛顿、圣彼得堡一样，这样的命名方式连缀着建造“安塔什之城”的不朽的肉身……

然而，这毕竟是一座历史如此悠远的“城市”，时间似乎从它那里夺走了所有的体温，荡涤了最后一丝残存的人气，包括托体于斯的它的主人的痕迹。如果不是考古学家的提示，人们大概很难把它和今天熙熙攘攘的都会联系在一起——那该是什么样的一种奇特城市啊，除了为天上和人间的神驱使的祭司、仆役，大概不会有多少人真正在那里生活过，成为这座城市的常住民的。无法深入的视觉再现、有限而表面的了解，一切都让现代人感到迷惑，莫衷一是……

这种历史和现实的距离或许是命定的，这种不确定感却在三个不同的物理尺度上标定着琼佳臧比的魅惑——它是拒绝时间进入的古代“雕塑”，还是一座让今天的建筑师感到不可思议的纪念“建筑”，抑或如上文所说，它真的是三千年前人类最古老“城市”生活的容器？虽然那时的小小城市绝不可以今天的人口规模计算，它毕竟是早期文明的发动机，其意义是一个埋葬坑、一座纪念碑、一片宫殿遗址无法比拟的。

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发现的类似遗迹有一个专门的名字，或许可以暂时翻译成“高台建筑”，因为ziggurat这个词的阿卡得语（Akkadian）词根zaqāru意思是“筑于高冈之上”。今天大部分的ziggurat都发现于伊朗和伊拉克这两个国家，它们是苏美尔人、巴比伦人和亚述人的杰作。然而，类似的高台建筑却广泛地见于早期人类文明，发现的年代从公元前3000年延亘到15世纪。草草一瞥，“高台家族”的成员们形制大体相同，具体的建筑类型却分歧多变。就现存遗迹的实例而言，著名的埃及金字塔和印第安金字塔都可以算成ziggurat的近亲；中国人所熟知的铜雀台、丛台 ，虽然年代晚得多，外观、尺度也不太相同，大概至少可以和它攀上点远亲的关系。

对于另一种空间观念支配下的现代人而言，更古老的高台建筑有趣的地方也是它令人不解之处。中国古代的夯土台基毕竟是为了举起头顶上的空间，“高台榭，美宫室，以鸣得意”，ziggurat和它的表亲们却大多是实心的，几乎没有什么“房间”可言。即使金字塔里藏着的密室可以充作某种意义的“内部”，相对于那山一般的体量，这种“内部”也可以基本忽略不计了。这种状况，和刻在国内某大学建筑系外墙上的老子名言“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大相径庭，似乎证明了某种普适的“空间”定义的不可靠——用今天地产开发的术语来说，这样的建筑的“容积率”，也就是实用面积与总建筑面积的比值简直小得可怜。这样巨大的“无用”建筑还不如说是现代美术馆中偶尔一见的一件“装置”作品。

尽管不乏希望在它的肚腹中寻宝的人们，两河流域的ziggurat的秘密依然在于“众望所归”的高台的“顶端”，如今已经空无一物。在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 的时代，他已经需要猜想高台顶端的用途了，他认为，那里原先应该建有用于祭祀的神庙。ziggurat逐级缩减的外貌暗示着他的猜测大致不差，但是如果实际攀爬一下此类建筑物，就知道上到高台顶端并不容易。埃及的金字塔往往过于巨硕，也没留下什么让人登顶的坡道，很大程度上它的“登顶”是纯然观念性的，而两河流域的ziggurat的尺度相对还算是“宜人”的，它的平顶造型和登道的角度似乎意味着可能存在两种不同的“登临者”：一方面，它身上大部分的“阶梯”层级期待的似乎只是巨人的脚步；另一方面，它仅有的登道又极陡峭，渺小的肉身战战兢兢去往神的居所时，难免有“危乎高哉”的惊悚感。

尽管西扎（Alva Siza）在加泰罗尼亚的现代砖作看起来和琼佳臧比有几分神似，但是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从一般旅游者的摄影机视角，大多数人看到的琼佳臧比是几堵长墙，沿着让人望而生畏的坡度，向垂直的上方迢迢而去，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这座高台遗址其实有个正方形的平面

这种由台基一路高走，又最终消失在天穹之中的视线，正好接续上我们今天打量琼佳臧比的好奇的眼光。

在这里细细考据历史的希望过于渺茫了，我们关心的不是这种“设计”唯一真实的来源，而是它对现代生活的提示。琼佳臧比到底是雕塑、建筑还是城市？其实这三者的精密区分是当代生活所赋予的，这是我们对古代遗迹感到不习惯的根源——当代“艺术”的商品属性，决定了大多数被定位为“雕塑艺术”“建筑艺术”的创作都只能是“外在”的，它们和人的关系可近可远，或者足够小了，可以收藏流通，是为个人拥有并藏之名山的“物品”，要么就大到成为一座进不去的房子，只好“敬而远之”。相形之下，人和他寄居的城市街区的关系还是“内在”的，大多数时候他并不能看到他生活的城市，也不清楚它整体的面貌，他只是生活于其间，有很多片段的感受。建筑和城市除了物理尺度的不同，更多是个体意志与集体系统间“大”和“小”鲜明的差异，以及归属感的多寡之别。

但是，雕塑、建筑和城市间大概多少会有些例外的“突变”，比如雕塑大到一定程度时，便有了为它所影响的空间。因此中国的美术学院之中常常有“环境艺术”的系科。这样的“环境雕塑”并不因其突兀，而企图做藏头露尾的“无”，相反它是一种刻意的“有”，单单“环境雕塑”的体量以及所耗费的金钱就足以撑起它头顶的天空。物理尺度的界限也并不总是无法逾越的，比如中国园林，片石尺水便是高山大泽，芥子中往往蕴藏着山河大地——大和小的关系如此，建筑和城市的关系同样如此。这方面最有名的宣言莫过于意大利建筑师阿尔多·罗西的金句“一座建筑就是一座城市”，而美国理论家凯文·林奇进一步尝试从个体层面去界定城市。两个人的共同点大概是，只有具体的“人”才能构成真正的城市经验，作为事实存在的人类环境只有经由人类感性才能“成像”：一种空间是实在的（它成为旅程开始的原因），另一种空间则是“虚位以待”的（它引导着道路的前行）。在某种意义上，两种空间有着共同的血脉，可以在同一种构物中并存。倘若如此，我们就有了同时拥有“外在”和“内在”的可能：“外在”，是因为它们凝滞的人工品质，即使不能万古长存，也可流传百世；“内在”，则是因为人类感官和物理造境间的那种同构动态——不求永远充满，而渴望瞬间占有。

“一座建筑就是一座城市”——恐怕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遥远的琼佳臧比才能和今天的建筑或城市发生某种关系。自然，这种关系不是相连相似，而是同情同理，因为古代的社会情境与今相去甚远。公共空间、舒适，这些看来天经地义的设计指标，在琼佳臧比这样的上古建筑那里竟然是不适用的，也正是如此单一的建构才成了环境，不大的尺度竟能统摄无限的体验。两种突变都是各自语境中的“例外”。

最简单的ziggurat，比如古代苏美尔的白庙（White Temple），只是非常简单的两层平台，它的功用不过是为了让神庙离天更近。虽然是微不足道的高度增加，但是，通过陡峭的阶梯，它却和琼佳臧比提供了同样的通往天庭的路径。ziggurat的造型比它的大小更为重要，削峭的自下而上的角度，刀劈斧凿的道路，指示着眼睛也驱动着肢体：向上。这样的四面坡上的阶梯，自然，不仅仅是静态消极的象数，也必然不是为了方便凡夫肉体攀登——按照建筑符号学家的解释，它们只是为了表达出一种建筑符号所独有的、强烈的即刻“行动”的意念。在演员兼导演梅尔·吉普森抒写印加文明的电影《启示录》（Apocalypto）里面，正有对这种行动含义极为刺眼的解说：被束缚驱策的“人牲”艰难地爬上高台，遭到处决，他们的人头留在高台之上，躯体却要掏出心脏，从金字塔顶端推落下去，摔得粉身碎骨，这种“身”和“心”的可怕裂解，不知是否以一种血淋淋的方式体现了肉体和精神彼此的断绝？

于是，ziggurat那充满了我们眼睛的体积不再是坚不可摧的大块，而是一种渺渺乎天人“羁留”的由头，是一段通往上界的道路的路基。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人确实认为这些高台连接着天地，巴比伦的ziggurat最有名的实例，比如为马杜克（Marduk）所建的埃泰曼南尼卡（Etemenankia），意味着它是一座“天地间的台榭”。这座和空中花园一样有名的建筑分为七层，颜色各自不同，最上面的颜色和神庙的颜色是一般的印度靛蓝，象征着青天的色彩；三部阶梯并不是都上到高台顶端，这种依次递增的参差感反而突出了建筑的动态，也显示了这神圣旅途终点的唯一和重要。

如此的天台显示了琼佳臧比两种不同的意义：一种是仪式发生的“场所”，是静止的容器或“平台”，另一种却标定了一段最终向着天空而去的漫漫长途的开始，是动态的。后者怕是要重要得多。作为正方形的安塔什之城的几何原点，整个城市都是为这向上的旅行而存在的，这个看似空无的城市中心，源源不断地吸收着它周遭三重围墙内外的人气和能量——和中国都城类似的“内城”“外城”的同心构造。安塔什王建造这样的围墙时，却把自己也谦卑地放在秩序的外围：最里面是尊贵“大神”的ziggurat，“小神”们的祠庙位于中圈，皇帝贵族们的宫殿和陵墓只能屈居于城市的外围。

估计，他们相信自己也不过是这源源不绝的过客大军中的“暂住者”吧。

而这座城市的一般“居民”呢？他们似乎根本就没有被安塔什之城考虑在内。在三重围墙之外，才是那些平民的栖息地，它的面积理应最大，却像大多早期的城市一样处理得无比潦草，以至于今天很难找到星点遗存。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这样的安排可能匪夷所思，但在真正的“普通人的城市”出现之前，这样的潦草可能有着现代人想象不到的原因。哈佛大学的埃及学家马克·莱纳（Mark Lehner）的一项研究认为，是“志愿者”而不是传统上人们所认为的奴隶修建了吉萨金字塔， 这种新视角也解释了传统上使得考古学家困惑的现象——金字塔附近始终未发现大面积的居住区。依照莱纳的发现类推，人类早期的城市中并不一定有真正的“居住”和“居民”，而城市的兴起，也不一定像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仅仅是靠高密度的经济活动。在安塔什之城中，一切的驻足都不过是临时的，有限的“居民区”之所以可以容纳如此多的“志愿者”，是因为这些人的生活只有一个目标——现代人看来虚无缥缈，在他们却是导向永恒的。为了如此的目标所建造的暂住处，大概是一个土坑加上席棚就可以了。

在亚述人摧毁琼佳臧比之后的数千年里，流沙覆盖了这片区域，在探险者的眼中它或许看上去只是一座略微高出地面的土台而已。1935年，英国石油公司在此勘探的时候发现了这座遗址，遗址的上端已被摧毁了，即使如此它也有可观的高度

据说安塔什王建造这座城市的目标，是在以拦当时的首都苏萨（Susa）之外新建一座宗教中心，将以拦的高地部分和低地部分不同的神祇系统统一起来，置于同一“天台”之上。不像汉武帝所置的茂陵，或是埃及旧王朝时期的陵墓，“死人城市”只不过是“生人城市”的配套设施，安塔什之城是卓然自立的，它有着自己完备的庭院、贮藏室、浴室和起居室，周遭里埋藏着宗庙、陵墓、官署……它们似乎是一支统一的、阵容整齐的庞大队伍，为了一个不可见的目的而雄心勃勃地聚集在一起。这座城市奠基在尘土之中，它的眼睛却是望着上界的。

可是，它的缔造者大概没有想象到的是，没用多久，早在公元前7世纪，这座城市就被亚述王巴尼拔 野蛮地毁坏了，对他将征服者踩在脚下踏为齑粉这件事，巴尼拔是颇为自得的，还专门作诗记述。但是，巴尼拔没有想到的是，作为废墟的琼佳臧比也是颇具吸引力的，它最终孤零零地矗立在荒原上，割断了和它使命的联系，变成了一座没有埋葬者的陵墓，一座意义未知的纪念碑。

自此以后，今天为我们所熟知的一些人的马队曾经络绎不绝地经过这里，例如波斯帝国的缔造者居鲁士大帝（他距离巴尼拔毁坏琼佳臧比的时间不过一百来年）、大流士，乃至亚历山大大帝。但是令人困惑的是，他们的远征中没有留下任何关于琼佳臧比的记载，有人说，这是因为这座泥砖建造的城市太容易剥蚀损坏，在这些名人经过的时候，在荒漠中它看上去已经像一块岩石了，完全引不起人的注意。不管这么说是不是有道理，很显然，安塔什王的雄心是彻底地湮没了。从此以后，在两千年的时间里，在这块连接欧亚大陆的土地上，一直都不缺乏各式各样的旅行者，只是这种水平的旅行的意义和天台之路完全不同：它们象征的是人的国度的征服，而不是任何意义的对于天庭的探询。

最终是殖民时期的西方考古学家对这庞然大物重新产生了兴趣——然后就是现代的旅游者。其实，大多数人对琼佳臧比的欣赏也就在于它的陌生，陌生到今天支配我们理解一般城市起源的那些原理都已经失效了，只剩下用于啧啧赞叹的艺术美学——围绕着琼佳臧比的各道围墙基本都坍塌无存了，在透视中，遗址上方正高大的体量匍匐于地平线上，仿佛一只驯服了的病狮；那些齐整密致的砖作水平线条其实有不少是当代的“做工”。这些清理完的建筑轮廓，勾勒出一般人想象中遗址的“原貌”，但是它们已不是被风雨侵蚀的过去应有的样子，不是居鲁士大帝、大流士和亚历山大所看到的样子了。今天，被妥善封存的琼佳臧比的大部分形同博物馆的展墙，是坚不可摧的凝冻于造化中的“时间胶囊”，可见的、被翻新的表面逢迎着游人的目光，也就意味着更深的意义埋藏于下面，或许永远不会为人们知晓了。

巧合的是，对遗址的科学发掘始于1951年，差不多是伊朗最后一个王朝的统治者巴列维崛起的前后，而对遗址的盖棺定论则发生在1979年，那一年又正好是伊朗的宗教革命爆发、国王巴列维流亡海外的年份，这个时间跨度耐人寻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虽已将琼佳臧比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但皈依了伊斯兰教的现代伊朗人和他们的政府对古代波斯之根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们非常警惕西方人会在这种差异里发掘出点别的什么东西，另一方面，对于荒野中这被风吹日晒的“过去”，他们似乎也熟悉不到哪儿去，好像，他们对于这“纪念物”的态度和西方人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各色考古学家和文化旅游者从四面八方涌来，最终将它变为彻头彻尾的“外在”。

这样去往琼佳臧比的旅程将是另外一条跋涉的道路。 wcQYpPy+OUSx2AV1hmAFSfHLnRfe+Cou65gDA/oTwlofN9gStyYbvFMCCFoxPc6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