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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我是在1979年初因一段奇缘，才见到老师的。自此以后，虽然常去请益，他也对我爱护有加，使我拓宽了视野、检点了一些不良习气，总之是提升了人生境界，这对一个30多岁的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可是，直到1985年7月他远去美国之前，我始终未能成为常侍老师的入室弟子，他因而多次半开玩笑地说：“这个劳政武呵，他来这里是观光的！”
多年以后，我回想起这几年发生的一切，无论对南师的弘教事业，或对我个人的境遇来说，都应验了老师常引用的那句《老子》之言“物壮则老”。
就南老师的弘教事业来说。如前所述，自1980年底他开设了一个“特别班”，学员几乎囊括了当时最有权势的一群人物，其中最受注目的人就是王昇。这个极盛期大约延续了三年，一些流言就出来了，主要是说南怀瑾打算建立一个“新政学系”。流言传到了我的耳朵里，有位胡姓朋友打电话问我：“听说你常到南怀瑾那里听课，你看他是不是在建立一个新政学系呀？”他的话令我大吃一惊，这是对南老师的最大侮辱！南师教人的是从名利场中超脱出来，所谓“敝屣功名，粪土富贵”——把世俗的功名利禄看作一双破鞋，丢掉不足惜；把世俗的荣华富贵看作粪土般一文不值，他怎么会搞“新政学系”呢？我原本对“新政学系”一无所知，恰在此段期间每周三次到滕杰先生寓所听他讲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历史，才知“新政学系”是一个专门研究如何做官的派系，这是国民党在大陆时的一个党内大派系，与之明争暗斗的就是滕杰领导的“复兴社”派系及陈立夫领导的“CC派”。来台的人只有张群为首的少数几个人，势力并不大。如今居然有流言指这个禅宗大师为“新政学系”，未免太可笑了。可是政治上的流言不是空穴来风，不久王昇便被蒋经国解职。
至于我个人的事业，这几年间也起了大变化。如前所述，自1978年底我闹出“中山堂事件”，成为一个新闻人物以后，接着主导了《疾风》杂志，1988年9月8日又闹出一个“中泰宾馆事件”。次年，独资创办《龙旗》月刊，在滕杰先生的指导下，很快成为读者喜爱的刊物。我的“事业高峰期”大约只持续了五年，在别人眼中也许很风光，其实我每天忙得不可开交，而且心中日增彷徨。我有种不祥的预感：“这种日子不会久了。”
先是，早在1982年，南老师就对我说：在天下大运上，过去30年旺在东方，故我们能过这段安定的日子，但未来却转运到西方了，你有机会应向西方走才有发展，云云。他所说的“西方”就是海峡的另一边大陆，但当时的环境，又如何能到大陆呢？老师此言令我好生纳闷，又不好进一步请问。我主编的《疾风》和《龙旗》都是针对“台独”分子的。那时，“台独”分子尚未成立“民进党”，自称为“党外人士”。他们做了两件事：一是办各种杂志，全力攻击蒋经国及其领导的“政府”。二是积极参与所有的选举。他们的煽动性竞选演讲往往造成高票当选。面对这种社会情势，我内心深深感到未来实在不可测了！一个人内心有所恚碍，自然行拂乱其所为，由是招来恶果。我这时正急着如何把《龙旗》撑下去，想尽快成立一个基金会，作为长久维持下去的基础。就是在这种“心有恚碍”下，接受了一个香港曹姓女子的14万美元捐款
，一时而未来得及办有关手续，结果被几名宵小奸人所诬，自1987年7月起打了三年官司。最后虽得清白，但元气大伤，又值李登辉上台，杂志当然很难办下去了。
1988年元月13日，蒋经国逝世，台湾政局进入激烈的动荡期。有先见之明的南老师，早在三年前去美国，又三年转回香港。而我则苦撑《龙旗》，虽把信义路四段的社址卖了700万元，还了印刷费等债务，所剩也维持不了多久；因为每月开支都在30万元以上。支撑到1993年春，我接受南师的训示，才下定决心卸下这份担子。
那是我首次到香港坚尼地道36B四楼，见到了8年未见的南老师。他劈头便问我“现在在干什么”，我告诉他仍在办杂志。他说：“办本杂志专骂李登辉，不是浪费时间吗？如果你办杂志骂蒋介石，他会给你一大笔钱，收买你不要再骂。你骂李登辉有什么用？他的脸皮很厚呵！他根本不在乎人骂，你不是浪费时间吗？”此言使我茅塞顿开，立即回答：“老师，你说不该继续办杂志，我就不办吧！”就这样，我立即决定停刊。这本月刊一共出了146期，是12年零两个月从未间断地出版，只听了老师一句话，就结束了。这是1993年5月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