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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两年，因为我当时兼《疾风》杂志的总编和主笔，后来又自办《龙旗》月刊，每天都为写稿、组稿或开会的事忙得不可开交。但不管怎样忙，遇到重要之事，多是拜谒南师向他请教，受益良多。
以下几件事是记在我日记上的真人实事：
初见南师，他就称赞我《古今法律谈》写得很好，有价值。他还说：“我以为你是一位中年学者，想不到你还这么年轻！你今后如果研究佛教的戒律，一定有成就。”那时，我根本不知佛教戒律是什么，他顺手就在一张便条纸上写下了“四分律、五分律、十诵律”等字，说这些都是戒律的名称，要我研究。这些名词我从未见过，心里十分好奇，从此就对戒律的事关注起来了，终于在20年后写成了45万字的（戒律学原理）博士论文《佛教戒律学》，而南老师手写那张便条我一直保存到现在。这篇论文随即在新文文化出版社出版。如果不是南老师的引导，我根本不可能有此念头，更不用说出版此书了。
南老师见了我之后，便对我刻意栽培。只是当时我才30多岁，对人情世故没有深刻的了解，日后想起几件事，才有所领悟。
第一件事是送书给我。初见老师不久，他便命大儿子南一鹏和得力门生古国治两人搬了一套《正统谋略学》来我家。这套书共30多册，是南老师亲自选辑的中国重要典籍奇书，包括《黄石公素书》《太公阴符经》《范子计然》《郁离子》《太白阴经》《长短经》《黄书》《权书》《鹖冠子》《鬼谷子》《魏武兵法》《曾胡兵法》等，是一般人极少读的。我虽自小爱看书，但从未看过这些书，多数连书名都未见过。他主动遣弟子给我送书，当然是希望扩大我的知识领域。至于每次见他，常送我一些他的著作，或送一些坊间罕见的著作，如《谐铎》《二十五史弹词》《初谭集》《曾文正公日记》《增广智囊补》，等等。那时，我的专业是法律，中国法制史是我硕士论文的主题，知识领域其实很狭窄，对南师指引的典籍未能完全看懂，但自此拓宽了自己的视野，觉得法律这个专业实在没有意思，很快辞掉法制编审职务，转行去办《龙旗》杂志。
第二件事是指定研究范域。南老师认为，研究佛教戒律学固然重要，但不能“就戒言戒”，孤立地在这个范畴中研究是不能有所成就的，所以他要我多注意《礼记》中的“访记”“学记”“儒行”和“礼运”等篇的精神，乃至西方哲学中的“伦理学”“道德哲学”等，才可望有较大成就。《礼记》虽是儒家经典，但一般大学毕业生熟习儒家的“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就不错了，极少有人去看《礼记》，老师如此引导，着实令我受益匪浅。
第三件事是刻意安排我接触一些高层人士。1980年底，南师开了一门很特殊的课，即每逢周四晚7：30—9：30讲《春秋左传》。所谓“特殊”，倒不是课程的内容，而是前来听课的有不少高层人士，王升、马纪壮、崔之道、萧政之、阮成章、大学校长余传韬（余家菊之子、陈诚女婿）、大财主蔡辰洲、蔡辰男等
。
南老师特别叮咛我到这个班听课，名义是做记录。根据我的日记，我首次参加的日期是1980年11月27日。老师这一安排，其用心就是让我有机会接触上流社会人士，一来开阔眼界，二来说不定助我更上一层楼。但我当时不识“抬举”，每天忙于筹办《龙旗》
，根本没有心思攀附那班权贵，参加不到10次，就不去了，老师必感失望。此事多年后想来，自觉惭愧不已，实负老师苦心。
南师素来视学生为朋友，一概以和蔼客气相待。但若学生的言行有错误，必加导正；如有原则性大错，则毫不客气地予以严肃苛责，这时才显出他作为一位老师的威严。有些学生受不了老师的严责，便从此离开南门；还有极少数的人心生怨愤，甚至在外发表忤逆师门的言论。我在南门久了才了解到，老师对某人苛责，其实是爱护他，认为“孺子可教也”才会如此。如果他认为此子根本不可教，就不再理他了。其实，他的苛责正是禅宗传统考验方式，它针对你的起心动念的错误，来一记“当头棒喝”，如果你通过了，就会悟到高一层的境界；反之，你如果受不了，就是通不过这种考验。我亲身经历过三次这样的苛责，深感获益匪浅。
第一次是为求书法家写字。1980年冬，我决定创办《龙旗》月刊，想请一位书法家写刊名。为此事特去请教南老师，他立即爽快答：“可以，请王凤峤书写。”我也知道王先生的书法好，但觉得用他的隶体做刊名不够活泼，所以提出若请李超哉先生写又如何？老师说：“那也可以。”李先生是有名的书法家，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他的行书，气势一流的。于是我对老师说：“不如分别请王、李二位各写一幅，比较一下哪个适合，再决定作刊名如何？”老师一听此言，顿时睁圆双睛大喝一声：“你是在胡闹！竟可以这样对待文化人？你以为自己比他们二人高明吗？”他的态度令我大吃一惊！我的确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完全错误，请大师级的人先拿出作品来让自己比较一番，再决定取舍，如此则是对书法大师的大不敬了。全靠老师的这一棒喝，我从此不敢再犯。
第二次是我心怀善意地带一位会写文章的女子去见老师，结果又被严词苛责。当时，我常与传媒界人士来往，认识了一位颇有才华的黄姓小姐，但她的见解比较偏激，所以我想帮她忙，希望见了南老师会对她有所帮助。老师见了她，只对她说些应酬话，没谈多久，我们只好告辞。隔天我再去看老师，问他对此女子的印象如何，想不到他严肃地苛责：“你不要自以为是观世音菩萨！这种人不是你能改变的。”老师此言令我不明所以，我从未被人如此责备过，一片好心有何不对？老师并不针对我的疑惑而解说，却旁敲侧击地说了一件事：“前几天，一位周同学带了一名女子来我这里，她侃侃而谈，说了一大堆‘女性主义’的话，还送我一本女性主义的书。你知道我怎样回应她吗？我说：‘你的主张我连双脚都举起来赞成！’她走后我对周同学说，这种女子必然照她自己的个性去做的，你休想改变她分毫！”老师的教训，对我一生影响很大，自此领悟到：即便是好事，若超过自己能力的也不可去做，所谓“白费心之事不可为”是也。后来，我学佛深入了，进一步了解到过分好管闲事也是一种自傲，是“我慢”的一种形态。佛教唯识论将此列为六种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不正见）之一，很多能干的人往往犯此毛病而不自知，老师真是一言惊醒了梦中人！
第三次是对我不知健身的苛责。我自幼从未有人指点过怎样锻炼身体，以致小病不断。幸而没有大病，这可能是天生体质还不算差之故。1993年到了香港之后，常常感冒，又患有多年的痛风，双膝常常突然红肿得不能走路，十分痛苦。老师每次见我，常说：“你受风寒了”，并开些中药让我服用。始初他说这话我不太相信，我明明很好，哪有什么“风寒”？但不过三天我便感冒了，几次经验令我认识到：老师真有高明的医术。有一次见他，他竟严肃苛责我：“你这个人怎么搞的？年纪轻轻的就常常生病。你要知道身体是可以锻炼好的嘛。我自小体弱多病，一生靠吃药和锻炼才到今天！”身体可以锻炼好？这种观念我从未有过，我一直误会古人说“生死有命”，人对自己的身体的好坏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就放任了。老师此言好比醍醐灌顶，从此我就留心弄好身体。自1996年夏天开始，我每天睡前吃一枚西柚（又称为葡萄柚），每天早上去九龙葵涌山上练一套“九如操”，更坚决戒了抽烟的习惯，有机会就打坐。这样不断地锻炼了几年，体质渐渐改变，到今天廿几年来什么病都没有了，每天自感精神很好，70多岁还能写作。近年细看了许多道教的典籍，如早期的《太平经》《周易参同契》等，南北朝至隋唐间的《抱朴子内篇》《黄庭经》等，宋元明以后的《性命圭旨》《乐育堂语录》等，这些道教重要典籍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主张“我命由我，不由天”，这里所说的“命”，不是指天命或宿命之“命”，而是指生命，即身体机能。道教向来重视“修命”与佛教重在“修性”有所不同。我这才领悟到，老师是真正通透了佛教和道教的修持原理和方法的。我幸有南老师指点，否则不会有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