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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书籍

南老师一生好学,从他“坐拥书城”的生活方式或可概见。我初见老师不久,他即搬到台北信义路二段271号复青大厦,八楼是居所,九楼是办公室和接待室,十楼至十二楼则作教室、佛堂。老师通常见客、用餐在九楼,除了少数工作人员之外,很少人到过八楼。

有一次不记得是什么原因,要我到八楼去见老师。我一进入,不由吃一惊,这就是一个小型图书馆嘛!整层楼板面积约100坪(300多平方米),摆满了一排排的三层书架,每层整齐地放着各种书籍。我浏览一番,包括各版的《大藏经》、全套《道藏》、《古今图书集成》、廿五史等大部头典籍,也有各种个人单行本著述,甚至有极少见的线装绝版书等,分门别类地放在各个书架上,估计有数万册之多。老师的卧榻和衣物只是摆在一个角落,看来很简陋很狭小,这真是名副其实的“坐拥书城”啊。早在1981年,老师写《辛酉阳春》诗,表达自己“坐拥书城”怡然自适又心怀天下的境界:

吹睛风劲撼窗棂,

坐拥书城意乍胜。

一念关情天下事,

尘心不了滞飞升。

1985年7月间,南老师移居美国,三年后移居香港,10年后移居江苏省吴江市七都镇庙港区的“太湖大学堂”,大量书籍也就随着他移动。南老师有一次郑重地对我说:“你办了十多年的《龙旗》,既是你的心血,也记录了这段时间的历史,如果还有完整的一套,应该搬来香港保存。”这是我连想都未想过的事,老师对学生的爱护,对文章资料的珍惜,实在令人感动!于是,我回到台北家中,把整套《龙旗》搬到了香港铜锣湾一处房子。这时我才知道,南老师在台北的大量书籍就是一包包的堆在这里。香港地方小,不可能有像台北那么大的空间摆“书城”,能有这样的放书籍的专用房子,已了不起了。

老师对书籍非比寻常的重视,源自他内心对文化的真诚崇敬。我经历过两件“小事”,可证实这一点:

有一次,老师在晚餐后照例做不拘形式的讲课,提到一般人喜欢在上厕所时看书。他说这种习惯很不好,他自己从来不这样做,因为这是“对书本的大不敬”!他进而指出,《礼记》第一句便说“毋不敬,俨若思”!这句话是教导我们:君子的一切行为以“敬”为准则,表现在外的态度要端庄持重、像有所沉思的样子;把书拿到厕所看就是对书本的不敬了。一个人如果内心真正重视文化,对书本不可以这样。老师这番话,令我自感羞愧、永生难忘!我也是常常拿书到厕所去看的。在台北家中厕所里,随时放着一堆书,供全家人看,却从来未觉察到这样是“大不敬”。自从听了老师这番话,再也不敢这样做了。《荀子·修身》有道:“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正是印证了这深刻的道理。

我在香港读博士班时,常常在台北或广州、深圳购买新书。有一次,我对南老师说,最近出现一些新书,如霍金的《时间简史》,陈履安推荐的《心智科学》,乃至一位美国人的翻译本《进化——广义综合理论》等等,我看了觉得很好,获益匪浅。他听了立即责备我:“你为什么不替我买?”从此以后,好几次看到有价值的新书,我都购两套,一套送给老师,一套留给自己。老师收到这些书很高兴,必定加倍送回购书款,我不收也不行。老师不断求进步而爱书籍,由此可见一斑。

其实,就我自己当年之所以有缘拜谒老师,就足以证明他是何等重视书籍的了。如前章所述,30多年前,南老师看到我的《古今法律谈》,大概觉得此人可以研究佛教戒律,就要学生找我去见面,自此结下我终生的南门缘。我试自问,几十年来,我的书也传播得相当广泛,但除了老师之外,还有第二个人如此看重的吗? Ea5CXSrMkkyo7Mvn7gPxlDFjCiyK7MDXi4LmdO0gkLmt0HpPzjluQpMED8vzYFT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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