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老师一生好学，从他“坐拥书城”的生活方式或可概见。我初见老师不久，他即搬到台北信义路二段271号复青大厦，八楼是居所，九楼是办公室和接待室，十楼至十二楼则作教室、佛堂。老师通常见客、用餐在九楼，除了少数工作人员之外，很少人到过八楼。

有一次不记得是什么原因，要我到八楼去见老师。我一进入，不由吃一惊，这就是一个小型图书馆嘛！整层楼板面积约100坪（300多平方米），摆满了一排排的三层书架，每层整齐地放着各种书籍。我浏览一番，包括各版的《大藏经》、全套《道藏》、《古今图书集成》、廿五史等大部头典籍，也有各种个人单行本著述，甚至有极少见的线装绝版书等，分门别类地放在各个书架上，估计有数万册之多。老师的卧榻和衣物只是摆在一个角落，看来很简陋很狭小，这真是名副其实的“坐拥书城”啊。早在1981年，老师写《辛酉阳春》诗，表达自己“坐拥书城”怡然自适又心怀天下的境界：

吹睛风劲撼窗棂，

坐拥书城意乍胜。

一念关情天下事，

尘心不了滞飞升。

1985年7月间，南老师移居美国，三年后移居香港，10年后移居江苏省吴江市七都镇庙港区的“太湖大学堂”，大量书籍也就随着他移动。南老师有一次郑重地对我说：“你办了十多年的《龙旗》，既是你的心血，也记录了这段时间的历史，如果还有完整的一套，应该搬来香港保存。”这是我连想都未想过的事，老师对学生的爱护，对文章资料的珍惜，实在令人感动！于是，我回到台北家中，把整套《龙旗》搬到了香港铜锣湾一处房子。这时我才知道，南老师在台北的大量书籍就是一包包的堆在这里。香港地方小，不可能有像台北那么大的空间摆“书城”，能有这样的放书籍的专用房子，已了不起了。

老师对书籍非比寻常的重视，源自他内心对文化的真诚崇敬。我经历过两件“小事”，可证实这一点：

有一次，老师在晚餐后照例做不拘形式的讲课，提到一般人喜欢在上厕所时看书。他说这种习惯很不好，他自己从来不这样做，因为这是“对书本的大不敬”！他进而指出，《礼记》第一句便说“毋不敬，俨若思”！这句话是教导我们：君子的一切行为以“敬”为准则，表现在外的态度要端庄持重、像有所沉思的样子；把书拿到厕所看就是对书本的不敬了。一个人如果内心真正重视文化，对书本不可以这样。老师这番话，令我自感羞愧、永生难忘！我也是常常拿书到厕所去看的。在台北家中厕所里，随时放着一堆书，供全家人看，却从来未觉察到这样是“大不敬”。自从听了老师这番话，再也不敢这样做了。《荀子·修身》有道：“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正是印证了这深刻的道理。

我在香港读博士班时，常常在台北或广州、深圳购买新书。有一次，我对南老师说，最近出现一些新书，如霍金的《时间简史》，陈履安推荐的《心智科学》，乃至一位美国人的翻译本《进化——广义综合理论》等等，我看了觉得很好，获益匪浅。他听了立即责备我：“你为什么不替我买？”从此以后，好几次看到有价值的新书，我都购两套，一套送给老师，一套留给自己。老师收到这些书很高兴，必定加倍送回购书款，我不收也不行。老师不断求进步而爱书籍，由此可见一斑。

其实，就我自己当年之所以有缘拜谒老师，就足以证明他是何等重视书籍的了。如前章所述，30多年前，南老师看到我的《古今法律谈》，大概觉得此人可以研究佛教戒律，就要学生找我去见面，自此结下我终生的南门缘。我试自问，几十年来，我的书也传播得相当广泛，但除了老师之外，还有第二个人如此看重的吗？ 4js8HbqumvIvkKp6zFKI/hPK1FHhybB12QugrfDNo0nBK5/ehgAY0O4SUtELnIkW